《華北新報》是日本侵華後於華北地區先後出現的日偽報紙中地位較高的報紙。該報之重要，不但因為它是在新聞新體制驅動下由若干份日偽報紙集合而成的綜合體，還因為它是日本投降前華北地區(乃至全國)頗具影響的最後一份親日報紙。
背景
政治軍事背景
自1942年6月以來，隨著日軍在中途島海戰和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的失敗，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的局勢逐漸陷入被動。另一方面日本在中國戰場的泥沼中也是越陷越深，無法自拔。為了從中國榨取更多的戰略資源，同時調走滯留在中國的軍隊增兵太平洋戰場，日本政府提出“對華新政策”。新政策的主要內容是在強化汪偽政府的自治權增加其“獨立性”的同時，迫使其對英美宣戰並通過以華制華的手段增加其在中國領土上的資源掠奪。為回響這樣的政策，汪偽政府出台了《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並以此為基礎鼓吹大東亞共榮圈，動員文化宣傳的力量，促進東亞戰爭之完成。[1]
經濟背景
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後，日本進口紙張急劇減少，至1941年完全斷絕。為此，日本國內自1938年起開始實行紙張控制，並從小報開始推行報紙合併。1941年5月28日，日本社團法人報紙聯盟成立，其任務就是分配紙張，實施報紙的統一銷售制，加強對報紙的調整和控制。[1]
日本在華的新聞管制
日本侵略軍極為重視對輿論宣傳的控制，並把它列為所謂“宣傳戰”、“思想戰”的主要內容。在日本帝國主義方面，日本內閣情報部主導其事，凡有關輿論宣傳方面的大政方針及新聞出版業的主要設施，都由其負責巨觀指導。在華北占領區,統制新聞出版業的主要機構是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情報局和華北方面軍報導部以及各地日軍特務機關。日偽政府在華北地區也設有系統的宣傳組織和新聞統制機構。1940年汪精衛偽國民政府在南京開張後，專門設立宣傳部，下轄總務司、宣傳指導司、宣傳事業司、國際宣傳局等機構，並直接統轄偽中央電訊社、偽新聞檢查處、偽中華廣播事業協會、偽中央書報發行所、偽中央報業經理處、偽中央宣傳講習所、偽中國聯合出版公司等機構。[2]
創刊
自1944年1月l日起，北平、天津除《新民報》、《實報》、《民眾報》、《庸報》和《新天津報》外，其餘報紙均宣告停刊。同年5月l日，日本軍部又命令這五家報紙一律停刊，合併改組為《華北新報》。當天《華北新報》北京總社及天津分社同時成立。社長管翼賢，副社長大川幸之助，編輯與發行人張道本。同年11月11日，《華北新報》石門分社成立，12月1日，保定及山西分社成立。1945年5月1日唐山分社成立，其後各地相繼成立分社。它集合五報的人力財力物力，形成華北地區頗具影響力的一份報紙。
主要內容及思想
《華北新報》為日報，創刊號（1944年5月1日)為兩大張(八版)，次日改為1大張(四版)。隨後報紙的版面不斷縮減，至1945年5月1日，“為戰時節約物資起見”，改為每日出版8開1小張。《華北新報》一般為四個版：第一版為要聞版，第二版為地方版，第三版為副刊,第四版為社會新聞版。要聞版以刊登戰況訊息、時政新聞、重要講話、社論、國際述評為主。地方版主要內容為地方分社發來的華北各地有關社會政治等方面的新聞和華北地區經濟形勢及經濟政策進行說明、解釋。副刊的內容比較複雜，設有“新國民”、“大觀”、“文藝”等板塊。社會新聞版設有“讀者來函”、“廣播”（廣播節目預告）、“戲劇短評”、“社會調查”等欄目。其主要目的仍是宣傳戰爭的正義性，鼓舞日本軍隊的士氣，提升戰鬥力，搞所謂的“中日聯合”。
報紙特點
鼓吹大東亞戰爭的正義性
《華北新報》作為汪偽政府宣傳的重要工具，為了能夠掩蓋真相、爭取民心，一直將日軍對東南亞各國的侵略戰爭描繪為“解放英美帝國主義支配下的遠東諸民族”的正義戰爭。這種鼓吹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欺騙性的宣傳貫穿於《華北新報》的始終。
樹立“皇軍”優良形象，宣傳“皇軍”必勝信念[編輯]
《華北新報》成立之時，日本軍國主義敗局已定，然而報紙仍舊不遺餘力地進行宣傳工作，對每一次失敗三緘其口，對每一次勝利高唱讚歌。例如：1945年1月，日軍在太平洋上節節敗退，然而新聞標題卻一直刊出“敵軍喪亡慘重”，“遭受日軍沉重打擊”或者“日軍損失輕微”等標題
力主“中日聯合”，共赴生死
為了把“抗日救國”和“三民主義”等思想趕出中國人的腦海，《華北新報》使出渾身解數。他主動地承擔了“教導者”的角色，不斷地發布文章，告誡民眾“實現大東亞建設最重要者是中日兩國民族及大東亞各民族，應把握中日同盟真精神,共同努力,尤其是中國政府要人方面更要把握這種精神”。
積極推進“新國民運動”
戰爭後期,為了補充日軍大量消耗的人力物力,日本占領者要求淪陷區“動員所有精神的、物質的總力,協助友邦參加大東亞戰爭之決戰”。而《華北新報》則提出，在“心”的方面，要“革新生活”，要“自肅自戒節約消費”；在“物”的方面,要更大限度地“增產”、“增運”、“供出”，以充國力。在紙張供應緊張的情況下《華北新報》甚至辟出新版面，宣傳日、德等國的民眾是如何為戰爭而勤勞節儉和與國家共患難的精神。[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