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壟斷資本》
保羅×巴蘭與保羅×斯威奇合著的《壟斷資本》一書初版於1966年。他經多次重印，並被譯成多種文字，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大量出版發行，產生了很大影響。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在《千年之交的壟斷資本》開篇寫道：“我個人深信，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的《壟斷資本》（1966年出版）至今仍然是觀察美國和其他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演進的最有價值的起點。它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克萊基和熊彼特對資本積累和危機的分析。”
保羅×巴蘭出生於俄國，祖籍波蘭。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他離開蘇聯轉到德國。後為逃避納粹黨迫害，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離開德國到美國定居。他以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身份，在美國史丹福大學擔任了十四年的教授職位，已於1964年去世。他的《成長的政治經濟學》一書（1957年出版）也產生了很大反響。
保羅×斯威齊（Paul Marlor Sweezy，1910-2004）被譽為二十世紀美國最為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方面頗有成就。斯威齊於1910年4月10生於紐約，在兄弟三人中他排行第三，父親是紐約國民銀行副總裁，後來他繼承了父親一大筆遺產。他1931年從哈佛大學獲得學士學位，1937年又從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1932年至1933年他曾在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進修，這期間他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他認識到：西方的主流派經濟學無助於理解二十世紀的重大事變和社會發展趨勢。然而，能夠解釋這些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在英、美又受到忽視和淺薄對待，這方面的英文出版物也極少。這種現狀激起了斯威齊要建立“嚴肅的和真正的北美牌馬克思主義”的願望。194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發展論》（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正是由這個願望所結出的第一個碩果，這本書奠定了他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地位，也結束了他在哈佛大學的多年教學生涯。二戰期間，他在戰略服務局服役4年，二戰後，回到哈佛大學任教，後因未能謀得終身教職，而於1946年離開哈佛大學，除了在一些大學或研究機構擔任客座教授外，專心於創立嚴肅的、真正的北美牌馬克思主義的事業，這主要體現在他於1949年創辦左翼雜誌《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並任該刊主編直至辭世。幾十年來，在《每月評論》雜誌社，他同幾位志同道合者共事，發表了大量揭露和批判現代資本主義的文章和專著，其中最為著名的有《作為歷史的現在》（1953）、《壟斷資本》（與保羅·巴蘭合著，1966年）、《繁榮的終結》（與哈里·麥格道夫合著，1981年）、《革命後社會》（1982年）、《馬克思主義四講》（1982年）。這些論著有著極為廣泛的影響，故此，日本現代經濟研究會曾把他列為自魁奈以來30位大經濟學家之一。
斯威齊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領域最為重要的貢獻體現在他與保羅×巴蘭合著的《壟斷資本》（Monopoly Capital）。《壟斷資本》被認為是戰後西方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著作之一，它代表著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中一個學派----壟斷資本學派----的形成。此書所闡述的理論，尤其是其中所闡述的壟斷資本主義“停滯理論”，對西方學術界特別是激進經濟學派產生了更為重大的影響。
保羅×巴蘭與保羅×斯威奇力圖在一個巨型公司和大政府的時代中抓住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它主要關注美國----正如馬克思在他的時代中關注於英國----並將其作為最重要和最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本書以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與40年代由戰爭引致的經濟復甦作為背景，論述了壟斷資本統治的特徵及其經濟規律，揭露和分析了戰後美帝擴軍備戰、大搞國民經濟軍事化、充當世界“反動堡壘”以及美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矛盾與腐朽沒落情況，最後表明應為反對和推翻美國的壟斷資本主義制度而鬥爭。作者的這種嘗試和努力以及在本書中提供的一些情況和統計資料引起了廣泛的注意。本書被認為是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或所謂的“新馬克思主義學派”的重要代表著作。
但作者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些基本觀點給予轉變，而這種“理論轉變”和由其轉變後理論得出的結論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相悖的。
首先，作者企圖用“經濟剩餘”取代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他們的理論的中心範疇是經濟剩餘（即剩餘），整個理論“是環繞著一個中心論題來組織並獲得本質上的統一的：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經濟剩餘的產生和吸收”。所謂經濟剩餘，它的“最簡短的定義，就是一個社會所生產的產品與生產它的成本之間的差額”。作者錯誤地把剩餘價值總量稱為“全部財產收入”（納稅後），並列做所謂的“經濟剩餘”一項，這就完全掩蓋了這些剝削收入的根源和實質。同時，作者把屬於國民收入再分配過程的項目，特別是把由國家控制和調節的日益增大的再分配項目，劃在剩餘價值之外，作為“經濟剩餘”的其餘部分。從而，作者用擴大了的、混沌的“經濟剩餘”概念來包括其所謂的全部“剩餘”。
其次，作者用“剩餘價值增大趨勢規律”來代替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而且聲稱只有這樣才能從理論上表明由競爭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的本質。斯威齊和巴蘭認為，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存在著“剩余增長”的趨勢，而不是“利潤率下降”趨勢。剩餘趨於增長是因為巨型公司具有壟斷定價權力，所以它們可以從美國經濟中的非壟斷部門和欠已開發國家剝削剩餘。對於這個系統的內部邏輯的基礎性問題就是所謂的“剩餘吸收”問題，即誰將購買這些壟斷巨型公司生產出來的物品。作者認為，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不再能直接套用於出現在二十世紀初的壟斷資本主義經濟，而必須由“剩餘上升趨勢規律”代替。“剩餘價值增大趨勢規律”就是“經濟剩餘”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不僅其絕對量，而且其作為國民收入（或總產量）的份額（或百分比）都趨於增長。這裡，剩餘被定義為生產工人的工資和全部增加價值之間的差額。因此，在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的關鍵矛盾，是增長的剩餘和相應的剩餘吸收問題的矛盾。而馬克思揭示的“資本主義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實際上是資本積累一般規律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決定的。一方面，此規律是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及由它規定的各種矛盾的表現，另一方面又促使這些矛盾日益尖銳化。作者將這一規律取代，不僅是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及由此引起的各種深刻矛盾的否定，而且還是對資本主義內在運動規律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的否定。
再次，作者認為，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經濟剩餘”總量中尋找投資出路的那部分比重會日益增大。剩餘資本的吸收就成為越來越突出、越來越困難的問題，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勢將由此而陷入停滯。由剩餘增長和剩餘吸收難題，他們進一步推論，壟斷資本主義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制度。“它總是形成越來越多的剩餘，可是它不能提供為吸收日益增長的剩餘所需要的、因而是為使這個制度和諧運轉所需要的消費和投資出路”，所以壟斷資本主義必然存在著停滯的趨勢。作者強調，如果不存在對停滯趨勢的抵消力量，壟斷資本主義制度早就應當自行崩潰了。本書中作者指出了三種一般的抵消力量：企業的銷售努力、政府的民用支出和政府的軍事支出，而且將大政府和帝國主義拉進其壟斷資本主義模型的作用之中，尤其認為軍事支出對於購買剩餘產品是必要的，這樣就需要冷戰和帝國主義，以阻止經濟再次滑入蕭條。但作者只是看到了流通與分配領域中的一些現象，而這些現象所表現的矛盾正是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所決定的。所以，作者有此來斷定壟斷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合理性”的根本錯誤就在於無視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沒有看到正是由於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和金融資本的統治，決定了壟斷資產階級在任意處理“剩餘”和“自由”。
最後，作者否認了工業無產階級起來革命並推翻資產階級統治這種馬克思主義正統觀點，而聲稱壟斷資本主義這種“不合理的制度”只能在世界革命中被推翻。這又是作者與馬克思主義的一次背離。
《壟斷資本》這本書對於我們了解國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些情況是很有幫助的。我們要批判的吸收其中的觀點。
本文中的引用，除特別註明外，均出自《壟斷資本》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