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戰時的審美主義者--紐約書評論文選》

一個戰時的審美主義者--紐約書評論文選 內容簡介

《紐約書評》是美國一本質量很高的雜誌，它雖沒有華麗的外表，卻囊括了幾乎所有世界級的知識人物成為其作者，可見它在西方知識圈中具有什麼樣的影響地位。同時它所持有的獨立思考、尖銳、富於創見性、社會批判責任、前沿思潮、美文和恰當的幽默等特點，則更是引起越來越多讀者地注意。
本書所收入的作品便其中較為傑出的一部分，希望藉此可以為中國讀者多提供一些國外的學術動態及其思想流變。

一個戰時的審美主義者--紐約書評論文選 本書前言

嚴肅而有趣：喧鬧時代的獨特聲音
這是一個媒體泛濫的年代。雖然電視正以壓倒優勢席捲人們的媒體視野，但還是有很多人喜愛雜誌，因為前者太快，轉瞬即逝，而雜誌則能在你的手中逗留數天，儘管它無法像書一樣在你的生活里逗留數周、數月、乃至終生。但如果有人告訴你，世界上居然存在可以像書一樣被人珍視的"好"雜誌，你立刻會露出玩世不恭的表情：好雜誌？
如果有人問你：什麼樣的雜誌算是好雜誌？你的回答可能很難，因為在你看來，能夠稱之為"好"的刊物已經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或者從來不曾出現過。這裡的關鍵字是"好"，而"好"的標準太難以界定了。不過，就我此生讀過的無數刊物中，確實有一本可以當之無愧地用"好"字來形容，那就是《紐約書評》。
它的譯名很容易使人把它同《紐約時報書評》混淆。不光是在中國，即使是在它的出版地美國，也一樣會遭遇到這種混淆。當這種情形發生時，《紐約書評》的讀者會感到莫名的傷心；畢竟，商業時代的讀者只青睞大發行量的報刊。當然，將兩者混淆的人肯定是《紐約時報書評》的讀者，他們不光沒有讀過《紐約書評》，甚至沒有聽說過這份雜誌。
這是一份雜誌，卻沒能雜誌的外觀。《紐約書評》樸實的外表看上去更像一份報紙，比四開略小，但比八開大，新聞紙印刷，沒有裝訂，像報紙一樣對摺疊在一起，每兩個星期出一份，除了訂閱，你只能在書店或比較有規模的報刊店才有買到。當然，此刊真正的讀者群幾乎都是訂戶，因為怕來不及去買而錯過了某一期。這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誰會在乎一期雜誌呢？事實上的確有人在乎，他們就是《紐約書評》的讀者。如果有一天他或她不再訂閱《紐約書評》，那定是由於他們或者窮得快沒飯吃了，或者失去了獲得的渠道，比如我的情況。
第一次讀《紐約書評》大約是在1991年，那時我剛剛從學校畢業，搬到紐約住下來。在此之前我也像其他許多人一樣，只知道《紐約時報書評》的存在，並且是它的讀者。在美國，只要是關心圖書出版的人，誰會不讀它呢？之後有一天，有個朋友告訴我，《紐約書評》上刊登了一篇昆德拉的文章。我於是找來《紐約時報書評》，發現沒有昆德拉的文章。我打電話問這個朋友，他聽後笑著告訴我不是《紐約時報書評》，而是《紐約書評》。於是我的生活里第一次出現了《紐約書評》，於是我成為它的踏實訂戶，直到我離開美國。
如果要我指出這本雜誌的最重要的特點，我想我會用這樣兩個詞：嚴肅和有趣。作為一份專給讀書人看的以文字為主的雜誌，兼具這兩個特點是極為不易的事情。一份雜誌嚴肅而無趣，令人覺得沉悶、厭倦，但如果有趣而不嚴肅，又會讓人覺得無聊和淺薄。如果《紐約時報書評》的評論對象主要是商業暢銷書的話。那么《紐約書評》的評論對象大體可以說是知識階層的"熱讀書"。所謂"熱讀"指的是文化閱讀意義上的廣受關注，而不是商業銷售上的輝煌業績。這一分野，使《紐約書評》與《紐約時報書評》成為風格截然不同的刊物。從某種向度上，它也許和英國泰晤士報的周日文學增刊存在親緣關係，儘管後者的商業性正在變得越來越濃厚。
雖說是以書評為主，但每期都會有一兩篇重頭文章，由名家撰寫，對社會文化和時事政治進行批評。這么一份樸實無華紙張粗糙的雜誌，什麼樣的名家會為它撰稿呢？從我開始閱讀《紐約書評》的時候起，出現在作者名單上的人包括：昆德拉、米沃什、哈維爾、布羅茨基、蘇珊・桑塔格、薩義德、亨廷頓、阿蘭・布盧姆、奈波爾、索忍尼辛、富恩特斯、帕斯、納丁・戈迪默、費正清、史景遷、托多羅夫、布爾迪厄、索爾・貝婁、戈爾・維達、以塞亞・伯林……幾乎所有世界級的知識人物都是這綿作者。可想而知，它在西方知識圈裡具有什麼樣的影響。與其說是因為它的作者群讓人刮目相看，不如說是因為它所代表的思想立場吸引著讀者。簡言之，就是我們稱之為人文知識分子的立場：獨立思考、尖銳、富於創見性、社會批判責任、前沿思潮、美文和恰當的幽默（這最後的特點，突出地表現在它的專職漫畫家大衛・列文的插圖上）。對好書的關注和鍾愛，不但成為《紐約書評》的宗旨和知識階層閱讀的航標，也從思想著述的角度為這個動盪的世界作了獨特的見證。記得1994年初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樣從信報箱裡取出了信件、郵寄廣告、《紐約書評》和一個用硬紙板包裝的結結實實的郵件。我先瀏覽了一遍《紐約書評》的目錄，然後打開郵件。我原以為裡邊是我郵購的音樂CD，但滑落到我手上的是一本書，封面上的標題是：ANTHOLOGY：Selected Essays from Thirty Years of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文集：紐約書評三十年文選）。《紐約書評》雜誌社為自己三十年的成長畫了一幅肖像。讀過之後，這本書我一直珍藏在身邊。六年後的今天，我把它奉獻給中國讀者。

一個戰時的審美主義者--紐約書評論文選 本書目錄

譯者序言
政治與社會
漢娜・阿倫特　關於暴力的思考
安德列・薩哈羅夫我為什麼不屈服於權力
以塞亞・伯林　愛因斯坦和以色列
W・H・奧登　偏頭痛
伊莉莎白・哈德維克瓦茲事件之後
瓊・迪迪安　在薩爾瓦多
文學與藝術
蘇珊・桑塔格論攝影
羅伯特・洛威爾兩個詩人
約瑟夫・布羅茨基娜傑日達・曼德爾施塔姆
布魯斯・查特溫一個戰時的審美主義者
斯特拉文斯基　生命之泉�D�D關於貝多芬的一次訪談
羅伯特・休斯　安迪・沃荷的崛起
戈爾・維達　熱愛飛翔
彼埃爾・布萊茲　馬勒的重現
加布里埃爾・安南　來自德國的女孩
Thich Nhat Hanh 一個僧侶詩人在越南

一個戰時的審美主義者--紐約書評論文選 文章節選

我為什麼不屈服於權力

安德列・薩哈羅夫

我在這裡自傳性地介紹一下我的個人情況，希望藉此澄清，新聞界由於不熟悉事實的原因和製造轟動效應的目的對有關我的一些事實進行錯誤報導。 我於1921年出生在莫斯科一個親密和睦的知識分子家庭里。我的父親是一個物理教師，他寫過幾本廣為人知的教科書和大眾科學書籍。我從小就生活在一個優雅的家庭氛圍中。我的家人之間互相幫助、互相出謀劃策。我們熱愛工作並敬佩每個人對自己選擇的職業的精通與熟練。1938年，我從高中畢業，考進莫斯科國立大學；1942年，我從這所大學畢業。1942年至1945年，我在一愛軍工廠擔任工程師，在此期間研究出幾項有關質量管理方法的發明。 1945年至1947年期間，我在一位著名的蘇聯科學家�D�D理論物理學家伊戈爾・葉夫根耶維奇・塔姆的指導下進行研究生課業。1948年春，我完成了論文答辯。幾個月後，我被編入一個致力於熱核武器問題的研究小組。我毫不懷疑製造自己的超級武器的至關重要性�D�D這既是為了我們的國家，也是為了全球力量的平衡。這一任務的艱巨性使我激動不已，我埋頭苦幹，單獨或與人合作提出了幾項關鍵性建議。西方新聞界經常把我稱作"氫彈之父"，這種說法是對真實（而且複雜）的集體創造情況的極不準確的描述。對於當時的情況，我將不在這裡贅述。 1950年夏，幾乎就在我開始參予研製熱核武器的同時，我和塔姆也開始了對可控的熱核反應的攻關�D�D也就是利用種種輕元素中的核能為工業服務，使之成為工業能量。1950年，我們構想出對高溫等離子進行磁性隔離的方法，並且完成了對熱核合成裝置的參量的估計。庫爾恰托夫1956年在哈韋爾宣讀的一份論文和首屆日內瓦和平利用原子能大會上的資料，把這項研究傳播到了國外，國際上認為這項研究在該領域具有開創性意義。1961年，同時為了達到製造工業能量的目的，我提議用脈衝雷射的光束加熱重氫。我之所以提到這些事情，就是要解釋一下我的貢獻並不局限在軍事問題方面。 1950年，我們的研究小組成為一個特殊機構的一部分。接下來的十八年，我發現自己被圍困在一個特殊的鏇轉的世界當中，一個由軍事設計家和發明家、特殊機構、各種委員會和學術會議、小規模試驗性工廠和新武器試驗場組成的世界。每天我都目睹那龐大的材料�D�D幾千人的智力資源和緊張之源�D�D匯集成堆，製造全面毀滅的手段。這種力量潛在著將整個人類文明滅絕的可能。我注意到操縱桿掌握在那些儘管在某些方面富有才華、卻冷酷乖戾的人手裡。到1953年夏天為止，原子能工程的最高指揮者一直是貝利亞，他統管著上百萬名勞役犯。幾乎所有的建築工作都是由這些勞役犯完成的。從五十年代開始，軍工綜合體強大的集體力量越來越明顯，人們也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那些除"工作"外對一切都不予理睬的領導者們是多么精力旺盛而又肆無忌憚。 我那時處於一種相當特殊的境地。作為一個理論科學家和發明者，我相對來說比較年輕，（況且）又不是黨員，因此我沒有參予行政管理事務，也不受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紀律約束。我的職位允許我知道和看到很多東西，這使我感到自身必須擁有某種責任；與此同時，我又能夠以一個組織以外的人的身份來看待這整個錯亂反常的系統。所以這一切都使我對人類問題與和平問題、特別是對熱核戰爭及其惡果進行總體的思考（在史達林逝世和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屆大會之後形成的那種意識形態氣氛尤其促進了我的思考）。1957年，我開始覺得自己對由核爆炸造成的放射性污染問題負有責任（這與阿爾伯特・施韋策、萊納斯・泡令等人和其他人在全世界範圍內就這一問題發表的聲明對我產生的影響不無關係）。事實表明，核爆炸時產生的放射性物質，如果被地球上生存的上億人所吸收將會導致幾種疾病的發病率增長和更多的嬰兒出生時帶有缺陷。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所謂的閾下生物效果，例如對遺傳的負荷者�D�DDNA分子的破壞。核爆炸時產生的放射性物質進入大氣時，每一百萬噸級的爆炸力就意味著上千人成為未知受害者。而每一系列核武器試驗（無論是在美國、蘇聯、英國、中國還是法國進行的）都會產生幾百萬噸級的爆炸力，也就是說，將會使十幾萬人成為受害者。 我在嘗試解釋這個問題的過程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難，而且沒人願意理解我。我寫了許多份備忘錄（其中的一份致使I・V・庫爾恰托夫前往雅爾達與赫魯雪夫見面。他試圖阻止1958年的系列核試驗，結果失敗了），還在各種會議上發表看法。我記得1961年夏天部長會議主席赫魯雪夫召集原子能科學家們開了一個會。這次會議的目的原來是讓我們為一系列支持蘇聯對德問題（柏林圍牆）新政策的核試驗做準備。我寫了一張便條給赫魯雪夫，在便條中我這樣寫道："在核試驗中止三年之後又重新開始將會削弱關於禁止核試驗和裁軍問題談判的力量，而且還會導致新一輪的軍備競賽�D�D尤其是在陸對陸飛彈和反彈道飛彈防禦領域。"我把這張條子向前傳去。赫魯雪夫把條子放進胸前的口袋裡，然後邀請所有與會者進餐。 在餐桌旁，他發表了一次即席演說。這說演說因其直白而使我牢記在心，而且它表明的不僅僅是赫魯雪夫的個人立場。他說的基本上是下面這些話：薩哈羅夫是個優秀的科學家，但是制定外交政策卻要靠我們這些善於應付這種微妙局勢的專家。只有武力能讓敵人迷失方向。我們不能大聲說我們是在執行軍事力量競賽的政策，但是事情必須是這個樣子。假如我聽從薩哈羅夫這類人的話，我就是個冒失鬼，而不是現在的部長會議主席了。1960年我們運用自己的政策幫助甘迺迪當選為美國總統，但是現在我們可不在乎他是否陷入窘境�D�D是否隨時都可能被顛覆下台。 另一同樣富於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1962年。原子工業部基於官僚利益的考慮，發布了繼續進行常規核爆炸試驗的指令，可是從技術角度來看，這種試驗實際上是毫無用處的。這次爆炸必須力量強大，以便能使預期的受害者數目驚人之多。我意識到這個計畫的無理和犯罪的本質，便使出渾身解數、不顧一切地想阻止它。我的努力持續幾個星期�D�D這幾個星期對我來說充滿了緊張與不安。在試驗前夜我打電話給部長，以辭職來威脅他放棄這個計畫。部長回答說："我們又沒掐著你的喉嚨讓你來幹這件事情。"我又把電話撥到阿什哈巴德，赫魯雪夫的一個親密的顧問談了一次話，可是那時核試驗時間已經提前了一小時，航空母艦已經把裝載物運送到了指定的爆炸地點。那一天，無能與恐懼的感覺攫住了我，並從此存留在我的記憶中。這使我的內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使我一步步地形成今天這樣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