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變回顧
一·二八事變 一·二八事變（日本稱上海事變或第一次上海事變、淞滬戰爭），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為了支援和配合其對中國東北的侵略、掩護其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的醜劇，自導自演在上海挑釁引發的衝突，時間長達一個多月。日本海軍陸戰隊在1932年1月28日夜對上海當地中國駐軍第十九路軍發起攻擊，十九路軍隨即起而應戰。
中國方面，1932年1月29日蔣介石復出任國民政府軍委會委員（任委員長在3月6日），同日蔣制定對日應對原則為：“一面預備交涉，一面積極抵抗”，這是國民政府在一二八淞滬抗戰時期的應對總方針。1月30日，國民政府發布《遷都洛陽宣言》，表示絕不屈服。2月1日，蔣介石命令中國空軍參戰。2月4日，軍委會劃分全國為4個防衛區，同時令川、湘、贛、黔、鄂、陝、豫各省出兵做總預備隊。2月8日，蔣介石批示何應欽調炮兵一個營增援十九路軍。2月14日，蔣介石命令將第88、87師、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編為第五軍，任命張治中為軍長調歸十九路軍指揮參戰。為補充十九路軍傷亡減員，蔣介石還先後命令自上官雲相、梁冠英、劉峙等處，運徒手兵2000名以補充十九路軍，並為十九路軍和第五軍補充大批武器彈藥。此後蔣介石先後調動國軍衛立煌第14軍（轄第10師、第83師兩師）、第1師、第9師、第47師及陳誠第18軍（當時下轄第11師、第14師、第52師共三個師）、獨立第36旅等部隊支援上海十九路軍（但因交通和贛州戰役等原因，以上數個師大都未能在停戰前抵達上海附近的指定地點參戰）。十九路軍和第五軍並肩作戰，取得了諸如廟行大捷等勝利，給予日軍一定打擊。但3月1日，日軍援軍在我軍防備薄弱的瀏河一帶登入，形勢逆轉，我軍被迫撤退到第二線防守。3月3日，日軍在英、美、法等國“調停”下，宣布停戰。
戰爭期間，國民政府吸取九一八事變期間不與日本直接交涉專依國聯的教訓，在“一面積極抵抗”之際，也“一面交涉”，與日本進行談判。國民政府認為當時中國軍閥割據內亂不已、軍令政令不統一、財政極端困難，無力與日本全面開戰，希望在“不喪失國權”的情況下以最小代價達成停戰。5月5日，南京政府代表郭泰祺與日本特命全權公使重光葵分別代表中日雙方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協定規定雙方自簽字之日起停戰；取締一切抗日活動，第十九路軍留駐停戰線、劃上海為非武裝區；中國不得在上海至蘇州、崑山一帶駐軍（但中國保留行政權和警察權）；日本軍隊撤退到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築路，即恢復1932年1月28日事變之前的狀態。
停戰談判期間（1932年4月29日），朝鮮人反日誌士尹奉吉在暗殺大王王亞樵的指使下混入慶祝日本天皇生日的天長節暨日軍勝利閱兵慶典，向主賓席投擲炸彈，結果日本陸軍大將、上海派遣軍總司令官白川義則被炸死。
一二八事變後，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等人以事變期間紅軍發動贛州戰役等為藉口，正式確立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背景信息
九一八事變與偽滿洲國的籌建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關東軍蓄謀炸毀瀋陽柳條湖附近一段南滿鐵路，反誣中國軍隊破壞挑釁，悍然發動了對東北軍瀋陽北大營的進攻。事變爆發後，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地方當局採取了不抵抗政策。而南京國民政府鑒於國家軍閥割據、國力孱弱，又為日本若槻禮次郎內閣的“不擴大”聲明所迷惑，採取了“忍痛含憤，訴諸國聯，彌合分裂，準備抵抗”的方針。國民政府雖有助防、抵抗的意願，但限於客觀情況，事實上還是過於依賴國聯和尋找外援，激起國民的不滿，各地紛紛爆發激烈的反日遊行，抵制日貨，甚至發生了赴京學生毆擊國民政府高官的行為。隨著日軍進一步擴展其軍事行動，蔣介石被迫於1931年12月下野，國民黨粵系的孫科繼任行政院長，但卻軟弱無力無法應對時局。日軍進逼錦州時，孫科南京政府再三命令張學良抵抗，張卻於1931年1月公然抗命不戰而退，日軍占領幾乎全部東北。日本礙於國際影響，不敢直接占領中國東北，於1931年11月將前清廢帝溥儀接到東北，企圖建立偽“滿洲國”來掩蓋其侵略事實。但當時國際上對日本的壓力很大，國聯已於1931年12月決定派李頓調查團前往中國東北調查，日本為了轉移中國和世界各國的注意力和輿論，意圖在其他能引起關注的地方挑起新的衝突以掩護偽滿洲國的建立。
日本海陸軍爭功和在上海的挑釁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軍配合其東北行動，從1931年底起，先後在天津、青島、漢口、福州、重慶、上海等中國內地和沿海城市製造一系列事件，以製造混亂、尋找新的侵略藉口和轉移視線。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就長期存在著所謂的“陸海軍之爭”，一直延續到二戰日本戰敗。而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陸軍在東北建立了“功勳”，獲得了大批經費和日本國民的“尊敬”，引起了海軍的妒忌，日本海軍急欲“爭功”。
上海是中國的最大城市和經濟中心，是首都南京的門戶，也是南京政府財政稅收的主要來源地，同時還是英美在華利益最集中的地區。“九·一八”事變以後，上海的學生、工人和人民民眾，集會示威，抵制日貨，組織抗日義勇軍，成立“上海民眾反日救國聯合會”。而上海也是日本在華最大經濟據點，上海民眾抵制日貨給日本廠商和航運業造成據說高達4120.4萬日元的損失（數字據關寬治、島田俊彥《滿洲事變》）。這些正義之舉，便成了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事件的藉口。
日本在滬僑民，以中國排日為由，於1931年10月、11月間連續舉行4次僑民大會，聲稱要懲罰“暴戾”的中國，併到處尋釁滋事。1931年10月，日本海軍派遣軍艦4艘到上海示威，並開進長江，向江陰要塞掃射，接著又將部分軍艦集結在漢口，舉行陸戰隊武裝演習。
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大佐電召日本駐上海公使館陸軍輔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田中於1931年10月1日前往瀋陽。板垣告訴田中，為了在“滿洲獨立”時轉移各國注意力，請田中在上海“搞點事”，並給田中2萬日元經費。田中應允。
寧粵妥協和十九路軍駐防滬寧地區
1931年5月底，國民黨內胡漢民派、孫科派、汪精衛派、西山會議派、兩廣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及其他反蔣勢力聯合起來，在廣州成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和廣州“國民政府”反蔣，與南京國民政府分庭抗禮，同時派人拉攏華北石友三部反蔣，並派其外交部長陳友仁秘密出訪日本會見外相幣原喜重郎，“表示願以東北權益博取日本軍火”。8月5日，中原大戰失敗後蟄伏大連的閻錫山秘密乘日本軍機返回山西重新主政。9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進行總動員，出師討蔣。針對粵方軍事行動，蔣介石急令在江西剿共的何應欽暫停剿共，除以一部監視共軍，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贛州等地集結，準備“討逆”。雙方一時劍拔弩張。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蔣介石於9月21日被迫下令“將討粵和剿總計劃，悉行停緩”，並“推派蔡元培、張繼、陳銘樞三人赴廣東，呼籲統一團結，抵禦外侮”。但廣東國民政府提出，要粵方人士赴南京談判並建立雙方統一的南京政府，必須要蔣下野，並先變更京滬衛戍部隊以保障安全。粵方並提出以粵系出身的陳銘樞麾下的十九路軍為京滬衛戍部隊。陳銘樞是雙方都能接受的人物，蔣介石於是在1931年9月底任命陳銘樞為京滬衛戍總司令兼代淞滬警備司令。10月15日，陳銘樞下令十九路軍從江西開赴京滬地區駐防。寧粵雙方在隨後的談判中互不相讓，胡漢民、孫科等堅持蔣介石必須下野。蔣不得不於12月15日宣布下野，由粵系孫科任行政院長組建政府。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和蘇區發展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共中央委員會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等宣言，譴責日軍侵略。但認為，日軍侵略東北發動九一八事變，第一是為了進攻蘇聯，第二才是為了鎮壓中國革命。九一八之後蔣介石被迫下令中止第三次“圍剿”、將剿總計劃“悉行停緩”時，中共中央開始非常樂觀地談論起革命的前途和形勢來，要求紅軍迅速“儘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蘇區打成一片”，並“在政治軍事順利的條件，取得一兩個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見《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1931年9月20日，見《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7卷，第401—415頁）。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於1931年11月7日在中央蘇區瑞金召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正式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並同時宣布產生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這之後中共中央又提出全面進攻，以逐步攻占國民黨統治區，根本推翻國民政府的戰略部署。在這些檔案指示下，各蘇區的紅軍部隊趁國民政府忙於應付九一八事變之際，不斷進攻國統區以擴大蘇區。如江西中央蘇區在1931年11月蘇維埃共和國宣告成立之時，總共不過控制瑞金、石城、長汀、雩都、會昌5個縣的範圍，“初瑞金全縣赤化外，石汀雩會四縣大部尚是白色”。而到1932年4月之際，江西中央蘇區的面積已經跨有18個縣，完全占有了7個全縣和縣城。僅中央蘇區的面積已達約7萬平方公里，控制人口約240萬左右。加上閩西蘇區近10縣，總共已有面積近10萬平方公里，控制人口300餘萬。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和閩浙贛蘇區，也都有了很大發展。
歷史背景
策劃陰謀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占領了中國東北地區的大量土地，並試圖扶植前清朝皇帝溥儀建立滿洲國。但此一行動剛開始就受到了以國際聯盟為代表的國際社會的普遍反對，於是日本決定在上海這一國際性的大都市製造事端以轉移國際視線，使日本對中國東北地區的侵略與控制行動能夠順利進行。
除日本關東軍的高級參謀、“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之一的板垣征四郎大佐外，東京的裕仁天皇的文官黨羽“十一人俱樂部”（成員包括木戶幸一、近衛文麿、牧野顯聲等），也參與了“一二八事變”的策劃。該組織主張日本在完成對中國東北的征服前，需有一個“思考間歇”期，以應付國內外的許多問題。為此在這期間，日本需要在上海發起一場“假戰爭”。
1932年1月5日，板垣征四郎從中國東北飛回東京，得到裕仁天皇破格接見，並向天皇和日軍參謀本部報告侵占東北的情況。隨後板垣參與制訂在上海發動戰爭的計畫，並從東京給日本駐上海公使館陸軍輔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發了如下電報：“滿洲事變按預計發展，……請利用當前中日間緊張局面進行你策劃之事變，使列強目光轉向上海。”
製造事端
一·二八事變 上海的田中隆吉接電後，將2萬日元經費交給了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即金壁輝），讓她具體策劃實施。1932年1月18日下午，川島芳子唆使2名日本日蓮宗僧人與3名日本信徒到毗鄰上海公共租界東區（楊樹浦）的華界馬玉山路的三友實業社總廠去生事。日方5人在廠外觀看廠內工人義勇軍操練，並投擲石子挑釁，引發衝突。而之前川島芳子早已經僱傭打手扮成工人模樣混入人群。衝突中日方5人遭到不明人士攻擊，一人死亡，一人重傷，然而警察並未成功逮捕犯人，因此日本指控攻擊事件為中國人的工廠糾察隊所為。此即所謂“日僧事件”。
1月20日凌晨2時許，數十名日僑青年同志會成員趁夜放火焚燒了三友實業社，又砍死一名、砍傷兩名前來組織救火的工部局華人巡捕。當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動1200名日本僑民在文監師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團集會，並沿北四川路遊行，前往該路北端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要求日本海軍陸戰隊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時，開始騷亂，襲擊華人商店。
通牒增兵
為擴大事端，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村井倉松1月21日向上海市長吳鐵城承諾緝拿焚燒三友實業社的兇手之餘，同時提出了無理的四項強硬要求：1、上海市長對日僧事件進行公開道歉；2、逮捕和處罰作案者；3、對被害者進行經濟賠償；4、取締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國會為首的一切反日組織和團體。
1932年1月22日，日本駐上海第1遣外艦隊司令鹽澤幸一發表恫嚇性聲明，聲稱上海市長如果對松井所提4點要求不做令日方滿意答覆，日本海軍將採取“適當行動”。
之前板垣征四郎和參謀本部早就安排好了“假戰爭”的準備。“日僧事件”發生後，日本海軍以保護僑民為由首先調兵遣將，向上海增派軍艦。日本海軍除“九·一八”事變後陸續駛抵上海的軍艦外，於1月21日從本土吳港派出巡洋艦“大井”號和第15驅逐隊（驅逐艦4艘）運載第1特別海軍陸戰隊450餘人和大批軍火，於23日抵達上海。24日停泊於旅順港的“能登呂”號特務艦（航母，1.4萬噸，載機6架）也駛抵上海。
1月22日，日本政府開會，“決定立取適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機處置之”。25日，日本海軍省首腦與外務省首腦聯合舉行會議，“協定如中國方面不表示誠意，不實行日本之要求，決以實力務期要求之貫徹，並協定萬一時的具體方策”。26日，海軍省召開最高級會議，“決定在一二日中發揮實力，其方法如下：（一）駐滬兵力如不足，可遣第二艦隊，（二）就地保護留滬日僑，（三）自吳淞至上海航路由日海軍保護，（四）在吳淞口外拘留一切華籍輪船，（五）加派軍艦到南京、漢口、廣州、汕頭、廈門等埠，並使浪人同時暴動。”日海軍的軍事行動得到了裕仁天皇的許可和批准，26日裕仁的最高軍事會議在參謀總長閒院宮（載仁親王）的主持下，訓令在上海的鹽澤幸一“行使自衛權利”。同日（26日）日本海軍省又命令從日本國內急調第1 水雷戰隊（旗艦“夕張”號巡洋艦率第22、第23、第30驅逐隊，共有驅逐艦12艘），運載第2特別海軍陸戰隊460餘人開滬，並於28日下午到達。
至此，日軍在上海集結了軍艦24艘，飛機20餘架，海軍陸戰隊1830餘人及武裝日僑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黃浦江上。（1月28日，日海軍省又下令調航空母艦“加賀號”、“鳳翔號”，巡洋艦“那珂號”、“由良號”和“阿武隈號”3艘及水雷艦4艘從本土出發開赴上海。）
1932年1月24日，日本特務機關派人放火焚燒了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誣稱是中國人所為。27日，村井向上海市當局發出最後通牒，限28日18時以前對四項要求給予滿意答覆，否則採取必要行動。
忍讓避敵
當時負責防衛上海的國軍是粵軍的十九路軍，由蔣光鼐任總指揮、蔡廷鍇任軍長，十九路軍的領袖是京滬衛戍司令陳銘樞。陳銘樞及十九路軍主張應付日軍挑釁。
但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的戰略意圖做了錯誤的判斷，將日本掩護偽滿洲國建立的“假戰爭”行為，誤判為日軍將“占領南京，控制長江流域”（見蔣介石《第二期抵抗方案》），認為戰火將迅速擴展至全國，“中國重要各地亦隨時均有重大危險發生”（見《外交部致國聯及九國公約簽字國駐華公使照會》），甚至認為“國亡即在目前”（見蔣介石《告全國將士電》）。有鑒於這種嚴重判斷，國民政府認為國家軍閥割據內亂不已、軍令政令不統一、財政拮据，無力與日本全面開戰，所以竭力避免衝突，主張忍讓。
一·二八事變 1932年1月23日，新任行政院長孫科在與汪精衛、蔣介石詳商後，急電上海市長吳鐵城“我方應以保全上海經濟中心為前提，對日方要求只有採取和緩態度。應立即召集各界婉為解說，萬不能發生衝突，致使滬市受暴力奪取。”（見《行政院急電市府避免與日本衝突》電稿）同日，軍政部長何應欽亦致電吳鐵城，重申“滬市為我經濟中心，總以和平應付、避免衝突為是”。23日何應欽還下令十九路軍五日內從上海撤防到南翔以西重新布防。一二八事變前四天，張靜江邀請蔡廷鍇到杜月笙家中，勸第19路軍“……最好撤退到南翔一帶，以免與日軍衝突。”蔡廷鍇猜測張是受“蔣介石所授意”。（見蔣光鼐、蔡廷鍇、戴戟《十九路軍淞滬抗戰回憶》
）在得知國民政府的態度後，蔣蔡等人感到沮喪，但是也表示會服從軍令撤出上海。蔣光鼐說：“遵照政府命令就是。”
1月27日下午，參謀總長朱培德、軍政部長何應欽調憲兵第6團接替第十九路軍在上海閘北地區的防務。該團27日晚8時從南京車站上車，28日正午抵達真如，其先頭一個營下午到達上海北站，準備次日（29日）拂曉接替十九路軍第78師第156旅第6團在閘北的防務。
事變爆發
一·二八事變爆發地點 1932年1月27日村井向上海市當局發出最後通牒後，上海市長吳鐵城在國民政府和上海各界的要求下，乃於28日13時45分復文村井，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無理要求。1月28日夜11時零5分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日方村井給吳鐵城和上海市公安局長的回信，對上海方面接受日方四項要求表示"滿意"，卻又以保護僑民為由，要中國軍隊必須撤出閘北。吳鐵城接到該回信已經是11時25分。夜11時30分，不等中方答覆，日軍即向閘北中國駐軍發起攻擊，我十九路軍第78師156旅翁照垣部隨即起而抵抗（前來接防的憲兵第6團一部也一起奮而抵抗），戰爭爆發。
處理方式
事變經過
十九路軍駐防滬寧簡況
京滬衛戍司令陳銘樞 一·二八事變發生時，駐京滬地區的中國軍隊是十九路軍。1931年5月，胡漢民派、孫科派、汪精衛派、桂系等反蔣派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反蔣，與南京政府對峙，史稱寧粵對峙。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下令“將討粵和剿總計劃，悉行停緩”，並派人與粵方談判。寧粵談判中粵係為安全提出由粵籍人士陳銘樞擔任京滬衛戍司令長官，1931年9月30日蔣介石通電同意，陳銘樞麾下的第十九路軍遂由江西贛州（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停止“剿共”留駐在當地）調戍京滬地區，並於11月全部部署於京滬沿線。蔣光鼐任總指揮，蔡廷鍇任軍長，戴戟任京滬警備司令。全軍下轄第60師，師長沈光漢，駐防蘇州、常州一線；第61師，師長毛維壽，駐防南京、鎮江一線；第78師，師長區壽年，駐防上海、吳淞、崑山、嘉定一線。全軍共3萬3千多人。
11月初，十九路軍衛戍京滬後，在上海人民堅決抗日行動的推動和影響下，抗日決心是堅定的，但在組織上，實際上的準備很不充分。當時十九路軍到滬不久，對敵情知之甚少，該軍從自己獲得的情報中判斷出日軍發動侵略戰爭已經不可避免，才於1932年1月15日開始進行應戰的軍事部署，而此時距日軍發動進攻的時間尚不足兩周。
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 由於日軍侵略形勢的日趨嚴重，1932年1月23日，十九路軍在蔣光鼐、蔡廷錯、戴戟主持下，於龍華召開了駐滬部隊營級以上軍官緊急軍事會議，一致決心保衛上海，討論和決定了一切必要的應變措施，並向全軍各部發出了：“我軍以守衛國土，克盡軍人天職之目的，應嚴密備戰。如日本軍隊確實向我駐地部隊攻擊時，應以全力撲滅之”的密令。
1932年1月24日，蔡廷鍇等到達蘇州，又召集駐蘇部隊高級將領沈光漢等人舉行緊急會議，傳達和解釋了23日發出的密令，駐軍將領也一致擁護。但因國民政府力求妥協避免開戰的命令，蔣蔡等最後同意遵令撤出上海，並令駐閘北的守軍29日晨與憲兵第6團換防。因形勢緊張，第78師156旅旅長命令閘北守軍第6團繼續保持警惕。28日晚11時，戴戟也下令防止日軍趁中國換防之際占領閘北，命令各部進入陣地嚴密警戒。
擊退日軍首次挑釁和第一次停戰
1932年1月28日夜11時30分，鹽澤少將統率之日本海軍陸戰隊在北四川路西側突然向中國駐軍發動進攻，十九路軍156旅第6團（團長張君嵩），當即予敵猛烈還擊。此時，日軍以二十餘輛鐵甲車為前導，分兵五路，從閘北各路口發動進攻。
第19路軍總部在接到關於日軍發動進攻的報告後，蔣光鼐、蔡廷鍇、戴戟星夜步行趕至真如車站，設立臨時指揮部，依照原定部署，命令後方部隊迅速向上海推進。
29日天亮以後，日軍在裝甲車的掩護下，連續發起猛攻，日機也由航空母艦“能登呂”號起飛，對閘北、南市一帶狂轟濫炸，戰火迅速漫延。守軍第156旅所部，頑強抗擊日軍的進攻，以集束手榴彈對付日軍的裝甲車，組織敢死隊以潛伏手段炸毀敵裝甲車，堅守每一陣地，並在炮火掩護下適時向敵實施反擊，打退日軍的連續進攻。據日軍自供：“戰鬥極為激烈”，“市街到處起火，火焰漫天，戰場極為悽慘。”
上午10時左右，日機投擲炸彈，商務印書館總廠和東方圖書館被大火焚毀，包括眾多古籍善本在內的30多萬冊館藏圖書被付之一炬。日軍千餘人在強大炮火和裝甲車掩護下，向寶山路、虬江路各路口猛烈衝擊，企圖占領上海火車北站。北站為上海陸上交通樞紐，其得失關係整個閘北的安危。29日下午2時，日軍趁北站火起向北站猛攻，我守軍憲兵一個連與日軍激戰1小時後退出北站。
29日17時，第156旅主力加入戰鬥，進行反擊，奪回北站及天通庵車站，並乘勝追擊，一度攻占日軍上海陸戰隊司令部，迫使日軍退至北四川路以東、靶子路以南地區。日軍首次進攻以失敗而告結束。
日軍進攻受挫後，29日下午英、美國領事出面調停（上海市政府稱是日本領事請求，國聯報告書則稱繫上海市長所請），中日兩軍達成了在29日夜20時停止戰鬥的協定。十九路軍明知其為緩兵待援之計，只因本軍也需調整部署，同意停戰。同時十九路軍也加強部署，急令駐鎮江以東之第60師進駐南翔、真如一線，並將第61師調滬，駐滬之第78師全部投入前線，加強防禦，嚴陣以待。
國民政府軍事部署和對十九路軍的支援
早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時任陸海空軍總司令、行政院長的蔣介石就下令預防日軍在上海發動進攻。
1931年12月，蔣介石因九一八事變下野，由孫科接組南京政府。但孫科政府軟弱無力，難以應付九一八事變後複雜困難的局面，尤其是財政陷入嚴重困境，軍費已積欠2個月未發。因此1932年1月25日，孫科向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提出辭職。1月28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接受孫科辭職，南京國民政府再度改組，以汪精衛繼任行政院長。當夜，一二八事變爆發。
蔣介石 1月29日，之前因九一八事變而於1931年12月下野的蔣介石復出，被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任命為軍委會委員（同時任命馮玉
祥、閻錫山、張學良為委員），負責調動軍隊，指揮滬戰。同日，蔣介石制定對日應對原則，即“一面預備交涉，一面積極抵抗”，並且規定：“交涉必須定一最後防線與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礙行政與領土完整，即不損害九國公約之精神與不喪失國權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讓至不能忍受之防線時，即與之決戰，雖至戰敗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決心與精神，而後方可言交涉也。”同時蔣介石在軍事上作出“十九路軍全力守上海，前警衛軍（即87、88師）全力守南京”的軍事部署。蔣介石於當日（29日）的日記中寫下：“倭寇必欲再侵略我東南乎？我亦唯有與之決一死戰而已！”蔣在日記中亦做出遷都洛陽的決定，以避免城下之盟：“決心遷移政府，與倭長期作戰”
。
同日（29日），蔣介石致電駐武漢的湖北省主席何成浚、第4師師長何庭瑤：“昨夜倭寇向我上海閘北十九路軍防線襲擊，至此刻尚在對戰中。我軍決與死戰，其在漢潯海軍必有軍事行動，務望嚴密戒備自衛，萬勿為其所屈。第四師應集中武漢嚴防，切勿分散。以後軍費困難，惟有地方自籌也。”另有內容相同的電文致江西省主席熊式輝。（見《熊式輝檔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藏。）
同日（29日），國民政府軍委會命令駐蚌埠的第47師（師長上官雲相）調駐南京浦口，防範日軍進攻南京。（見《何應欽、朱培德致蔣光鼐、蔡廷鍇、戴戟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1月30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將士電》，他說，滬戰發生後，“我十九路軍將士既起而為忠勇之自衛，我全軍革命將士處此國亡種滅、患迫燃眉之時，皆應為國家爭人格，為民族求生存，為革命盡責任，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決心，以與此破壞和平、蔑視信義之暴日相周鏇。”蔣介石要求全國將士“淬厲奮發，敵愾同讎……枕戈待命，以救危亡”，並表示他本人“願與諸將士誓同生死，盡我天職”
。此電發布後，影響甚大，“人心士氣，為之大振”。同日，國民政府發布《遷都洛陽宣言》，表示絕不屈服，並自該日起將國民政府部門遷往洛陽，但軍委會和外交部留駐南京，同時命令前方軍隊由軍政部長何應欽和參謀總長朱培德共同指揮。
2月1日，國軍第88師師長俞濟時致電蔣介石主動請求將所部調滬增援，蔣答：“貴師行動，一聽何部長命令，如運滬作戰，務希奮勇自強，以保榮譽。”
同日，蔣介石指示何應欽：“如日軍再攻正式開戰時，飛機亦應參戰，請照軍委會電令辦理為盼。”
2月1日，蔣介石在徐州召開軍事會議，討論對日作戰計畫。4日，軍委會劃分全國為4個防衛區：第一防衛區，其區域為黃河以北，以張學良為司令長官；第二防衛區，其區域為黃河以南、長江以北，以蔣介石為司令長官；第三防衛區，其區域為長江以南與閩浙兩省，何應欽為司令長官；第四防衛區，其區域兩廣，陳濟棠為司令長官。並決定：“各司令長官除酌留部隊綏靖地方外，均應將防區內兵力集結，以便與暴日相周鏇，同時，並電令川、湘、贛、黔、鄂、陝、豫各省出兵做總預備隊。”軍委會還決定，在淞滬前線，除由第三防衛區負責外，並動員第二防衛區兵力為後繼部隊。同時計畫以第一防衛區部隊（司令長官張學良）向東三省挺進，牽制日軍，使其不能有在上海擴大侵略的餘裕（但張學良並未積極行動，川、粵等省也未積極行動，可見不統一難以抵禦外侮）。同時命令沿江、沿海嚴加戒備，並從浦口開始，沿津浦路北上達徐州，西折沿隴海路至洛陽，全都大築工事。
2月2日，何應欽向蔣光鼐等人轉來汪精衛電報，內稱：“昨已電廣州同志，對於淞滬駐軍急速設法增援助餉，軍委會亦已決定增派軍隊淞滬，決不以十九路軍獨立苦戰，敬祈諸兄激勵將士始終堅決抵抗。”
2月5日，蔣介石指示：“如倭以兩師以上陸軍參戰，則我方應另定計畫與之正式作戰，飛機與陸軍需預定協同作戰計畫，突然進攻，使敵猝不及防也。”
同日（5日），蔣介石就作戰計畫向蔣光鼐、蔡廷鍇、戴戟發電，並電慰十九路軍：“兄等惡戰苦鬥，已經一周，每念將士犧牲之大，效命之忠，輒為悲痛。”並表示“如有必要，中（正）可親來指揮也。空軍參戰時，陸軍需與之預定各種符號切實聯絡，俾得協同動作，……”
5日上午9時，中央空軍第6、7隊的飛機9架（轟戰機5架、戰鬥機4架），在第二大隊長石邦蕃率領下，從南京明故宮機場起飛奔赴上海參戰。機群經過崑山時，與日軍海軍航空隊發生短暫空戰。11時，我戰機降落上海虹橋機場，正加油掛彈準備出擊日艦，突然日機來襲，我戰機隨即升空迎戰。戰鬥中剛剛完婚的副隊長黃毓銓因機械故障墜機犧牲，成為中國空軍對日抗戰殉國第一人。
（後廣東空軍組建了混合機隊的第8隊，以丁紀徐為隊長，北上增援。一二八事變期間中央空軍飛機25架參戰，廣東空軍飛機15架參戰。）
同日（5日），國民政府電調九一八事變前在江西剿共的國軍第9師（師長蔣鼎文）赴滬增援。
同日（5日），第88師師長俞濟時自蘇州致電蔣介石，稱全師除一團外（527團）已經在蘇州集結完畢，但是“職師經費元月份只領到十天，給養斷絕”，乞請速撥款維持一伙食。
張治中 2月6日，蔣介石由洛陽來到南京浦口，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張治中前往迎接，表示願率中央部隊增援上海。同日，蔣介石下令第88師進抵南翔，第87師261旅自南京東移到崑山（7日抵達崑山）。7日
，由財政部稅警總團改編而成的第88師獨立旅的2個團集中於虹橋。2月14日，國民政府軍政部下令將當時中央軍精銳第88、87師及中央軍校教導總隊合編為第五軍，由張治中任軍長，隸屬十九路軍總部參加滬戰。16日，張治中率第五軍軍部和第87師259旅從南京出發夜間抵達南翔。
2月7日，蔣介石應陳銘樞請求，批示何應欽調炮兵一個營增援十九路軍。
2月8日，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汪精衛電告十九路軍，已飭令財政部撥款5萬元慰勞前線將士。
2月9日，蔣介石調動陸軍第1師（師長鬍宗南）、第7師（師長王均）準備增援上海十九路軍。
2月10日，為避免中央軍88師在作戰時出現不服從粵軍系統的十九路軍的指揮的情況，蔣介石特地致電88師師長俞濟時，囑咐其“貴部作戰須絕對服從蔣總指揮（指蔣光鼐）命令，並與友軍共同進退為要”。
2月11日，何應欽派中央軍校炮兵一個排開赴南翔，歸蔣光鼐指揮。同日，軍政部派往上海的地雷隊一個中隊抵達十九路軍總部。軍政部並且撥工兵教導隊的架橋爆破兩個隊及中央軍校野炮一個連來滬助戰。
2月14日，陳銘樞按蔣介石囑託，致電蔣光鼐，稱：“若和平無望，敵來犯時，予以一極大懲創，然後別作良圖。現已準備加調八十七師孫元良部增援。總司令（指蔣介石）並電韓向方（韓復榘）、劉經扶（劉峙）、上官雲相、梁冠英共選現役徒手兵三千，輸送來補充代募五千新兵矣。”
隨後，15日、17日、19日，蔣介石分別令十九路軍接收自上官雲相、梁冠英、劉峙等部挑選而來的增援上海的徒手兵2000人。
2月15日，汪精衛致電已至全州的張發奎第四軍（張在九一八事變後原計畫北上支援黑省馬占山），稱：“兄部援黑，志在抗日。今日軍近在淞滬，不如放棄援黑，徑來淞滬，與十九路軍共同作戰，較為直截了當。”
當時因連年戰亂，又逢去歲1931年江淮大水災，國民政府財政窘迫。早在1932年1月下旬時，國軍各將領就紛紛致電，稱“糧彈缺乏，已到斷炊地步”。
但一二八事變爆發後，國民政府準備將九一八事變前在江西剿共的國軍部隊調浙轉滬，又遷都洛陽，皆需款甚急。2月5日，中央軍嫡系88師師長俞濟時就致電蔣介石，稱給養斷絕。2月11日，中央軍嫡系第18軍軍長陳誠也自江西吉安致電蔣介石，稱部隊已經欠餉近2個月，一伙食無著。故2月16日蔣介石不得不致電財政部長宋子文，苦苦哀求經費：“日既在滬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而江西與河南一伙食必日緊一日，接濟必完全斷絕。請兄能在南昌運存一千萬元，鄭州運存二千萬元之中央鈔票，則政府尚可活動，軍隊亦可維持，或能渡此難關，不致崩潰，此為中（正）最後之哀求，望兄設法助成之。”
2月16日，為敦促第五軍和十九路軍加強團結並努力殺敵，蔣介石致電第88師師長俞濟時並轉第五軍張治中軍長：“今日兄等決定在淞滬原陣地抵抗到底，奮鬥精神，至堪嘉慰，望兄等努力團結，為我黨國爭光。……希與十九路軍蔣蔡兩同志，共同一致團結奮鬥，對於蔣總指揮（指蔣光鼐）命令，尤當切實服從，萬不可稍有隔膜。吾人若不於此處表現民族革命精神，決意犧牲，更待何時？可將此意轉告全體將士，努力保持本軍之光榮歷史為要。”
2月18日，蔣介石再電張治中、俞濟時，要求第五軍與十九路軍加強團結，切莫因爭戰功而鬧不愉快：“抗日為民族存亡所關，絕非個人或某一部隊之榮譽問題，我前方將士應徹底明了此義。故十九路軍之榮譽，即為我國民革命軍全體之榮譽，絕無彼此榮譽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之所畏忌，且亦必為反動派（指反南京中央政府者）之污衊，苟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抗戰，更足以表現我國民革命軍戰鬥力之強。生死且與共之，況於榮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實曉諭第五軍各將士，務與我十九路軍團結奮鬥，任何犧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為要。”
同日（18日），日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向蔡廷鍇發出最後通牒，該通牒的要求已經超過南京囯民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囯民政府外交部乃表示：“中國在滬駐軍，為保衛 中國土地計，迫不得已，亦惟有從事自衛，奮鬥到底而已。”
蔣介石同意中 央駐蚌埠的4隊飛機、留江西的2隊飛機，全數連同廣東方面支援上海的飛機飛滬參戰。
2月21日，蔣介石調第14軍衛立煌部第10師（師長李默庵）、第83師（師長蔣伏生）星夜兼程入浙增援滬戰，同時命陳誠第18軍，如不得已，先擊退紅軍對贛州的攻打後迅速增援上海。
2月22日，蔣介石致河南省主席劉峙，命令駐河南的第1師胡宗南部自當夜起秘密啟程，“每夜只開一團至兩團為止，到滁州與浦鎮間各車站下車，徒步行軍至江邊過江”。24日，蔣介石再次命令第1師務必在27日前抵達浦鎮。
2月23日，蔣介石下令第9師（師長蔣鼎文）3月3日前星夜兼程集中至杭州，不得有誤。
2月25日，蔣介石令浙江省主席魯滌平在乍浦、鎮海、溫州等地加強防務，嚴密警戒。
同日，鑒於瀏河一帶河岸適宜日軍登入，蔣介石特地致電囑咐十九路軍，注意瀏河方面防務，應準備3團兵力。（《蔣總統秘錄》第8冊第167頁）
2月26日，因前幾日廟行大捷，蔣介石致電張治中、俞濟時：“各師經費與給養品尚足用否？……自經二十二日廟行鎮一役，我國我軍聲譽在國際上頓增十倍，連日各國輿論莫不稱頌我軍精勇無敵，而倭寇軍譽則一落千丈也。望鼓勵官兵奮鬥努力，並為我代為獎慰也。”
同日，下令駐浙贛邊界的第36旅（旅長戴岳）調滬杭沿線東側地區，以資戒備。
2月27日，蔣介石下令第14軍軍長衛立煌所部第10師、第83師“盡數乘民船秘密東下至荻港以東、蕪湖以西登岸候令”。
2月29日，原駐蚌埠、一二八事變後調至南京鎮江附近的第47師（師長上官雲相）之第4團抵達崑山。3月1日，47師主力齊集崑山，並於當晚馳赴嘉定、太倉間增援。
3月2日，因日軍於瀏河登入攻擊我軍側背，十九路和第五軍被迫撤退至第二防線，蔣介石致電指示蔣光鼐：“現軍既移至南翔、嘉定、太倉一帶，為便於長期抵抗起見，急應構築預備陣地，以資準備。”
3月3日，第9師先頭部隊抵達常山；4日，第9師、第10師部隊抵達杭州。
淞滬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任命陳銘樞擔任京滬鐵路方面防衛，為左翼軍總指揮，蔣鼎文為右翼軍總指揮。蔣鼎文率領第二軍、第十四軍自江西移師滬、杭，在川沙、楓涇、吳江構築第一線陣地，並於嘉善、平湖、乍浦構築第二線陣地，積極布防，策應十九路軍抗戰。
3月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推舉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18日兼參謀總長。
日軍三次增兵及戰鬥詳情
日軍第一次增兵及失敗
日軍停戰後，竭力增兵。日本海軍省立即命令佐世保第二十六隊驅逐艦4艘，由巡洋艦“龍田號”統率，於1月30日抵達上海並於黃浦碼頭登入，隨艦而來的包括佐世保第三特別陸戰隊士兵474人及大批軍火。
1月31日晨，日本航空母艦“加賀號”（26000噸）和“鳳翔號”（7470噸）搭載第一航空隊約30架飛機抵達上海，停泊於上海以東約130公里的馬鞍列島海面；下午4時，巡洋艦“那珂號”（5195噸）、“由良號”（5100噸）和“阿武隈號”（5100噸）3艘及水雷艦4艘抵滬，並載陸戰隊2000多人，分批登入。
2月1日，日本郵輪“照國丸”載來橫須賀第一特別陸戰隊(525人)於上海匯山碼頭登入。
2月2日，日本海軍中央部將長江一帶第一遣外艦隊之外的艦船，以“出雲號”為旗艦（“出雲號”2月6日抵達上海），由海軍中將野村吉三郎為司令官，組成第三艦隊，統一指揮投入戰鬥。
日軍兵力增加後，於2月3日開始，再度向閘北、八字橋等地的中國守軍猛攻，仍被中國守軍擊退。2月4日，日軍發動第一次總攻，戰火擴大到江灣、吳淞一線。激戰竟日，吳淞露天炮台，雖被敵狂轟濫炸摧毀，但在中國守軍抵抗下，日軍始終不能登入。當時調歸十九路軍156旅第4團指揮的第88師高射炮連擊落日機一架。此次總攻被粉碎後，鹽澤幸一被撤職調回本國。
接替鹽澤職務的是新組建的第三艦隊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將。野村到職後，日軍開始增援陸軍。早在上海局勢緊張時，日本就曾打算派遣陸軍，但是為海軍所拒絕。可隨著戰事不利，海軍不得不向陸軍求援。2月2日，日本內閣便決定正式派遣陸軍。由於上海戰況告急，決定派出上海派遣混成旅團(旅團長下元熊彌少將)與第九師團(師團長植田謙吉中將)，並先行運送上海派遣混成旅團和獨立戰車第二中隊等部(此後稱混成第24旅團)。同時，日本海軍也增派橫須賀第2特別陸戰隊赴援上海。混成第24旅團於7日午後在吳淞登入。至此，日本海陸空軍已增至萬人以上。2月8日拂曉，日軍混成第24旅分3路向張華浜、蘊藻浜、吳淞鎮進攻，均被我擊退。
2月10 日，中國守軍第122旅第6團由劉家行進至楊家行，防守胡家莊沿蘊藻浜北岸至吳淞之線。請纓赴援的張治中第5軍第87師第261旅於12日由南翔進至嘉定，並派1個團接替羅店第122旅第4團之防務。
2月11日，野村對西方記者說：“日軍渡過蘊藻浜之日，即為日軍行動終止之時。”又說：“日軍在吳淞踏平華軍濠溝之日，為時不遠。請渚君拭目相觀，屆時即可結束華東之抵抗。”
11日下午，日軍在閘北狂轟溢炸的同時，向蘊藻浜、曹家橋一線大舉進攻，並不斷增援.十九路軍猛烈抗擊，雙方肉搏，戰況極其激烈。至晚，進犯之敵被全部擊退。13日，日軍陸軍一個大隊一度越過蘊藻浜、紀家橋一線，當即遭到第六十一師張炎旅的夜襲。中國軍隊奪獲槍械甚多，終使敵軍潰敗。至此，野村企圖從幾路包抄吳淞中國軍隊的計畫，終被粉碎。
日軍第二次增兵及中方廟行大捷
2月8日，日軍在吳淞遭受重創的訊息傳到東京後，根據日本天皇批准的敕令，日軍參謀總長載仁急令陸軍第九師團（師團長植田謙吉）火速增援上海。2月13日午後，第九師團主力到達上海港，16日，該師團全體官兵於吳淞登入完畢。由此，第九師團長植田中將接替了野村的統帥職務。此時，日本侵略軍海陸空兵力已達3萬餘人，野炮六、七十門，飛機60餘架，並有艦艇數十艘集中於吳淞口。
植田首先於13日深夜發表聲明，宣稱：“如有妨害本師團執行任務者，必將採取果斷措施，決不躊躇。”18日，植田又向蔡廷鍇提出了最後通牒，內稱：“貴軍應立即停止戰鬥行為；並應在2月20日午後5時前，從下列地區撤退完了：在黃浦江西岸地區，從連線租界西端曹家渡鎮、周家橋鎮及蒲淞鎮以北撤退；在黃浦江東岸地區，從連線爛泥渡及張家樓鎮線以北撤退，各撤退至距離各租界邊界線20公里地區(包括獅子林炮台)以外。同時，撤除在以上地區內的炮台等其他軍事設施，並不得再設定。……以上各條如不見實行，日軍不得已將對貴軍採取自由行動，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應由貴軍負責。”
蔡、蔣接到植田的最後通牒後，下令前線部隊向日軍陣地猛烈開炮，作為對植田最後通牒的回答和警告。
20日晨，植田令日軍全線總攻，採取中央突破，兩翼卷擊的戰法，以第9師團主突江灣、廟行結合部，企圖北與久留米旅圍攻吳淞，南與陸戰隊合圍閘北。日軍先以大炮轟擊，繼之以步兵協同坦克部隊，分兩路進犯張華浜一線和楊樹浦一線，均被中國守軍擊退；閘北日軍千餘人和坦克十餘輛，因觸地雷，死傷枕借。21日，植田親自指揮步兵數千人，在飛機、大炮配合下，向中國守軍陣地衝擊，雙方傷亡均重，戰鬥延至23日黎明，日軍試圖從江灣車站包抄江灣鎮，中國守軍英勇抗擊，多次衝鋒，生俘日軍空閒升少佐及士兵數百人，日軍不支始潰退（日軍侵華戰爭P181）。
廟行方面，原十九路軍防地，於16日起為增援的第五軍接防。第五軍軍長張治中，下轄第87師、第88師和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總隊，全軍約二萬多人。第87師(張治中兼師長，副師長王敬九)下轄孫元良的259旅，宋希濂的261旅，擔任胡家莊沿蘊藻浜北岸經曹家橋至吳淞以西之線；第88師(師長俞濟時，副師長李延年)下轄錢倫體的262旅，楊步飛的264旅，擔任由江灣北端經廟行鎮、周巷至蘊藻浜南岸之線，教導總隊(總隊長唐光霽)之一部擔任獅子林南北閘汭、川沙口、瀏河口、楊林口、七丫口沿江一線警戒。
22日，日軍第九師團傾巢出動，進犯第五軍88師之廟行陣地，飛機轟炸竟日不停，數千發炮彈轟擊中國守軍陣地。但在張治中親自指揮下，由孫元良旅、宋希濂旅和十九路軍61師的三面夾擊下，敵遭慘敗，廟行陣地終於轉危為安。日軍第九師團及久留米混成旅團之精銳，傷亡慘重。此即為“廟行大捷”。此後數日，敵軍雖不斷轟擊和進攻，但均被守軍擊退。日軍遭受重創，由全線進攻轉為重點進攻，再由重點進攻被迫中止進攻。至25日，植田的總攻計畫也宣告破產。
日軍第三次增兵及中方撤退
此時，日本海軍第三艦隊旗艦出雲號，被十九路軍敢死隊潛水炸傷，日本國內震動；且因勞師動眾，戰事難以速決。為此，23日，經日本內閣會議決定，火速派遣陸軍增援。於是參謀本部決定成立上海派遣軍司令部，由前田中內閣陸相白川義則大將接替植田，增派第十一師團(師團長厚東篤太郎中將)、第十四師團(師團長松木直亮中將)和飛機一百多架來華，以便在上海發動更大規模的進攻。
經過多次增兵，白川統率下的上海日軍兵力已達7萬餘人、軍艦80艘、飛機300架，戰鬥力驟增。當時中國守軍總兵力不足5萬，裝備又差，而且經一月苦戰，傷亡比較嚴重，左側太倉瀏河地區江防薄弱。白川汲取前三任指揮官正面進攻失利的教訓，決定從翼側瀏河登入，兩面夾擊淞滬守軍。指揮第9師團等部正面進攻淞、滬，以第3艦隊護送第11師團駛入長江口，從瀏河口、楊林口、七丫口突然登入，疾速包抄守軍後路。3月1日，日軍在鬧北、江灣、廟行各方面都發動了進攻，用重炮、野炮、鋼炮以及飛機連續轟炸，步兵則乘勢進擊，白刃相搏，雙方傷亡均重；與此同時，白川密令第11師團，利用瀏河方面中國兵力單薄的弱點，在七丫口、楊林口、六濱口等地強行登入，侵占瀏河。瀏河的失陷，使中國軍隊側、後方均受嚴重威脅，於是，不得已於3月1日晚全軍退守第二道防線(即嘉定、黃渡之線)。2日日軍攻占上海。3月3日，日軍占領真如、南翔後宣布停戰。
國民政府的對日交涉和國聯外交
上海抗戰發生後，南京政府採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因此在抵抗之際，一面照會歐美各國和國聯，要求“履行其條約之責任”。由於上海戰爭直接威脅到各帝國主義利益，因此，迫使他們採取比對待九一八事變較為積極的態度。正因如此，在上海戰爭過程中，由英、美、法出面奔走的“調停”一直不斷。
事變第二天（29日），駐上海的英美領事即出面調停，中日述成停戰三天的口頭協定；但實際上日軍並未停止進攻。2月2日，英、美、法、意、德五國各自照會中日兩國，“提議停止衝突；(一)雙方根據下列條件，立即停止各種暴力行為；(二)兩國間此後不再有動員或準備任何敵對行為；(三)在滬中、日作戰人員，退出彼此接觸地點；(四)設立中立區，分離雙方作戰人員，以保護公共租界，該項地區由中立國軍警駐防，各種辦法．由領事團擬定；(五)兩國一經接受該項條約後，不先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據非戰公約及十二月九日國聯決議案之精神，在中立國觀察者或參與者協助之下，迅速進行商議，以解決一切懸案之事宜……。”南京政府對於這一有損中國領土主權的提議，基本表示同意。而日本卻提出在上海、漢口、天津、廣州、青島等大商埠周圍，劃一不住兵區，寬十五至二十英里，以對抗英、美等五國共管上海的計畫。
1月29日，中國駐國聯總代表顏惠慶受國內指示，在國聯理事會第六次會議上發言，就日本進攻上海提請國聯關注，並聯繫到東北事件，主張國聯章程第十條（關於尊重聯盟各國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的條款）和第十五條（關於聯盟理事會對有斷交之虞的糾紛進行審查的條款），應適用於日本的對華侵略。國聯理事會不顧日本反對受理了中國提案。次日，國聯秘書長提議組織“國聯委員會”赴上海調查中日衝突，後又決定成立“上海調查委員會”。中方代表當即表示同意。南京政府對國聯干預上海戰事抱有很大的希望。
2月4日，蔣介石日記云：“只要不喪國權，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難以接受之條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機，與之交涉；不可以各國干涉而我反出以強硬，致生不利影響也。”
國民政府為及早結束淞滬戰爭，除歐美列強的調停外，還另闢了一條直接談判渠道。何應欽在報請蔣介石同意的情況下，派軍政部次長陳儀和陸軍步兵學校校長王俊直接與日軍謀和。王俊10日同日軍第九師團參謀長（原日本駐滬使館武官）田代皖一郎少將談判。
2月12日，中國代表依據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第九款，請求召集國聯特別大會處理中日糾紛。國聯理事會不顧日本代表的極力反對，20日決定將中日衝突移交國聯大會處理，並以3月3日（日內瓦時間）為大會開會日期。
2月下旬，美國國務卿史汀生也再次出面警告日本，重申《九國公約》等必須維護。2月23日，美國國務卿史汀生以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波拉（William E. Borah）的書信的形式，申述維護中國門戶開放政策及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的重要性，重申“不承認主義”的立場，表示美國政府“不能承認任何影響我們政府及人民在華權利的任何局勢，或任何該兩國所訂立的違反此等公約條款的條約或協定”。24日，美國政府將這封信轉交給國聯秘書長、中日兩國政府及英法等國。同時，美國政府還決定派代表出席即將召開的、討論中日問題的國聯特別大會，希望促成中日雙方的停戰談判，儘早結束上海戰爭。但另一方面，就在日本準備加派軍隊援滬時，史汀生又對日本駐美大使出淵表示，美國政府不鼓勵制裁日本的行動。（中華民國史第8卷第68—69頁）
2月28日晚，中國外交代表顧維鈞應英國駐華艦隊司令凱萊之請，偕十九路軍參謀長黃強到英艦“肯特號”，與日海軍司令野村及日本首相私人代表松岡洋右會晤。在凱萊的居間調停下雙方磋商三小時，達成諒解事項五項：“（一）雙方同時撤兵；（二）日本不提議永久撤出吳淞或獅子林炮台之問題；（三），中日合組委員會，邀第三國視察員參加，監視雙方撤兵；（四）撤退區域由中國繼續行使警察權；（五）中國軍隊退至真如，日本軍隊退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築路地段，完竣後，中國軍隊退至南翔，日本軍隊退回艦上。”29日，中國政府對五項內容做了同意的回覆，但日本政府卻未予回復。
但“肯特號”會談也非毫無意義，國聯理事會主席彭古獲悉“肯特號”會談詳情後，於2月29日召開國聯理事會第十四次會議，會上通過了調停上海事件的四點計畫，大意為：在各國駐上海文武官員的幫助下，迅速締結停戰的地方性協定，然後由在上海有特殊利益的各國代表召開圓桌會議，就公共租界、法租界及居民的安全保證措施和為解決其他問題而進行措施。隨後，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國代表一致表示贊同該計畫，中國代表顏惠慶、日本代表佐藤尚武也都原則上表示大致同意。
但3月2日，因日軍迫使中方後撤到第二防線，日方態度又強硬起來，提出了四項苛刻條件，再次要求中國軍隊先行後撤才停止攻擊，日軍撤兵只先撤至上海及吳淞地區，並不願受中立國監督撤軍。中國政府對此明確表示了拒絕。3日，日軍再次發動進攻。同日，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召見日駐美大使出淵，指責日本一面接受國聯2月29日決議一面又繼續擴大軍事行動的做法。
協定與撤軍
3月初，由於日軍偷襲瀏河登入，中國軍隊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線。3月3日，日軍司令官根據其參謀總長的電示，發錶停戰聲明。同日，國聯決議中日雙方下令停戰。24日，在英領署舉行正式停戰會議。
中國代表為外交部次長郭泰祺、軍事代表戴戟、黃強等七人，日本代表為駐中國公使重光葵、軍事代表植田、田代等九人.英、美、法等公使和武官也列席了會議。談判中雙方爭論之點頗多，而在日軍撤退時間、地點問題上尤為激烈。27日，蘭普森對各款提出折衷方案五條。28日至30日雙方連續討論無結果，會議陷於停頓。中國遂將上述問題提交國聯特別委員會解決。4月19日，國聯特委會通過決議草案十四條，但日方對於其中第十一條聯合委員會職權之規定，陸軍認為乾犯了統帥權，表示堅決反對。經蘭普森的調解，提出折衷方案，日本代表才以在投票時棄權，表示默認。於是30日在國聯大會上，將蘭普森修改的決議草案通過。
由此，中日停戰協定得以在5月5日予上海簽訂。
淞滬停戰協定的主要內容是：
第一條，中國及日本當局，既經下令停戰，茲雙方協定，自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確定停戰．雙方軍隊盡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圍，停止一切及各種敵對行為。關於停戰情形，遇有疑問發生時，由與會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條，中國軍隊，在本協定所涉及區域內之常態恢復，未經決定辦法以前，留駐崑山、蘇州一線。
第三條，日本軍隊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築路區，一如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變之前。但鑒於須待容納之日本軍隊人數，有若干部隊，可暫時駐紮於上述區域之毗連地方。
第四條，為證明雙方之撤退起見，設立共同委員會，列入與會友邦代代為委員。該委員會並協助布置撤退之日本軍隊與接管之中國警察間移交事宜，以便日本軍隊撤退時，中國警察立即接管。
第五條，本協定自簽字之日起，發生效力。
“協定”之二、三、四條均有“附屬檔案”。“附屬檔案一”規定中國軍隊駐紮之具體地點；“附屬檔案二”規定日本軍隊駐紮和可以使用之地區；附屬檔案三”規定共同委員會之組成。
中國代表在宣讀《協定》條文時，發出兩次聲明，但並未作為附屬檔案而附屬於《協定》檔案之內。中國的聲明，一是關於《協定》第二條的聲明，說中國方面在停戰會議討論此條時，曾聲明：“雙方了解，本協定內，對於中國軍隊在其領土內之調動，並不含有任何永久之限制”。並說：“當時雙方同意，此項聲明於該項會議時業經接受。”而是關於《協定》第三條的聲明，說：“雙方了解，按照第三條，日軍暫駐區域內之市行政權，包括警察權在內，仍由中國當局行使之。日軍之暫用該項地點，於上海市政府之工作，不得有任何妨害。”此外，中國政府同日在南京發表了一個有關《協定》的書面聲明，宣布將設定特別警察隊，以維持臨近上海租界的撤兵區域內的治安與秩序。
日軍的撤退分為四批實施。第一批自5月6日起，日軍主力部隊向連線獅子林—楊行—大場—真如之線以東地區撤退。第二批至5月9日中午止，撤出嘉定、南翔、瀏河等地。第三批，至5月10日中午，撤出羅店。第四批，從獅子林—楊行—大場—真如之線全部撤退。5月12日中國首都保全隊接管閘北，19日接管江灣，23日接管真如，24日京滬鐵路恢復全線通車，同日接管吳淞炮台。5月31日，日軍除海軍陸戰隊及憲兵共2500人以外，全部撤離上海。中國調北平保全隊1000人由瑞士教練統帶赴上海維持治安，另派國軍第二軍精銳步兵2營駐淞滬警備司令部所在地龍華。至6月17日，淞滬鐵路以東、沙涇港以西、公共租界以北，虹口方面越界築路周圍地域的日軍海軍陸戰隊，全部撤入越界築路地域以內。至此，除《停戰協定》所允許日軍暫駐的丁區（閘北日本墳山）內的警察權尚未恢復外，所有日軍退出地區，完全恢復上海市政府的行政區與警察權。至7月17日，日軍最後撤離丁區，由中國方面派保全隊予以接收。至此，日軍全部撤出公共租界和虹口越界築路以外之地區，全面恢復“一二八事變”前之原狀。
中共參與
左傾冒險主義的極左思想
一二八事變發生時，中共臨時中央處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之下，產生了一些錯誤認識，如強調在反對日本侵略的同時，必須進行推翻國民黨的鬥爭；將國民黨內反蔣派別視為“反革命的在野派別”，必須打倒；否認中間營壘的存在，否認中間階級的抗日要求，主張以主要力量進行打擊。這些錯誤認識在淞滬會戰中導致了一些錯誤行為。
上海淞滬抗戰剛一打響，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政府就公開發表宣言聲明：“囯民黨各派軍閥和中國資產階級都是日本帝國主義走狗”，聲稱“一些國民黨軍閥及政客（如孫科張發奎陳銘樞及一切的狗蛋）黃色工會的官僚工賊，上海資產階級流氓痞子，現在弄各色各樣的把戲來愚弄勞苦民眾”
，把國民黨一些派系和其他工會、民族資產階級支援十九路軍抗日的行為和主張，統統都說成是愚弄百姓。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極力號召勞苦民眾立起革命戰爭，要求革命民眾要“把子彈向著帝國主義囯民黨開放”（見《中國共產黨中央為上海事變第二次宣言》
），號召士兵“殺掉你們的長官”，號召近郊農民“武裝起來”，奪取土地，“進行游擊戰爭”，號召“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民眾自己的政權”。
在淞滬抗戰正酣，國民黨軍隊奮勇抵抗、流血犧牲之際，中共臨時中央卻依然如此號召，在中共黨內也有很多人不理解。上海部分地方幹部就對此表示消極。他們明確認為：在十九路軍做革命戰爭時，各區不應發動戰爭，否則將成為搗亂後方。但中共臨時中央顯然是把上海事變看成是類似俄國十月革命一樣的重要歷史機遇，當年俄國就處在對德戰爭中，正是利用對外戰爭的亂局，布爾什維克趁機主導革命成功。因此，臨時中央領導人面對這樣千載一時之機，也備感興奮，極力推動士兵工作。顯然，他們的階級鬥爭思維模式使他們認定天下烏鴉一般黑，反動階級中沒好人，認為十九路軍將領的抵抗，不過是為了欺騙士兵和民眾。他們甚至斷言，十九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鍇等人根本上是沽名釣譽，是圖利謀財，是為了“騙取”民族英雄的榮銜和民眾的捐款
。他們甚至硬說十九路軍將領“絲毫不想乘勝追擊日本的軍隊到租界上，根本消滅日軍在陸上的根據地”，說十九路軍將領“有意把士兵放在日本軍隊猛烈的炮火之下，不給士兵以有力的援助，好讓士兵失敗之後自動退卻”，是在故意“犧牲十九路軍士兵，使戰爭遭到失敗！”（見1932年2月26日《請看！！！反日戰爭如何能夠勝利？》
）臨時中央領導人還指斥十九路軍將領是反動的、反革命的“抗日軍閥”（張聞天《上海事變與中國的統治階級》，《鬥爭》第3期，1932年2月9日），提出黨的策略是“擁護士兵自動抗日的鬥爭，而反對他們的長官，利用一切機會揭破這些長官的欺騙”；號召革命的士兵與民眾聯合起來，把軍閥的武裝變為民眾的武裝，甚至認為“要作戰勝利必須殺掉他們反動的長官”。（張聞天《士兵的反日戰爭與我們的策略》，《鬥爭》第2期，1932年1月31日）。
發動贛州戰役
就在淞滬抗戰激戰方酣之際，江西中央紅軍猛攻贛州，此即贛州戰役（1932年2月4日至3月7日）。贛州戰役牽制了一部分國民黨軍隊援滬作戰（如牽制了中央軍陳誠第18軍、第9師等），蔡廷鍇甚表不滿地說：“此次我軍與暴日在淞滬激戰最烈時，江西的‘赤匪’不特不能為國難所激醒以合力御外，反乘機猛攻贛州，企圖奪取贛南重要城市，以搗亂我後方，這種行為，不啻為暴日張目。”（見《蔡軍長對官兵訓話》，《大公報》1932年5月5日）一二八事變期間紅軍的這些進攻，也為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提供了口實。
協定撤軍
停戰談判
3月3日下午2時，日本發布停戰命令。日內瓦時間3日（上海時間4日），國聯按原計畫召開討論中日問題的特別大會，大會通過關於在上海切實停戰、締結協定及日軍撤退的決議。
3月11日，國聯大會再次通過決議，重申國際聯盟的有關規定，再次強調各會員國領土完整、政治獨立的原則，重申3月3日的決議；大會還覺得由十九國組成遠東委員會解決上海停戰問題，並至遲於5月1日前向大會提出第一次報告書。國聯大會決議，明確肯定堅持以和平方法解決中日間的爭端，要求切實停戰，日本應當撤兵，日本非法之取得不能予以承認等各項，對日本在上海進行侵略戰爭和擴張勢力範圍的企圖起來制約作用，對日本走向停戰和撤軍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支持國聯大會採取行動，並訓令美國駐華公使詹森和克寧翰參加上海和談。
日本發動淞滬戰爭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為了轉移國際社會對其侵略中國東北和建立偽滿洲國的視線，而3月1日偽滿洲國已經成立，這個目的已經達到；如要更進一步侵略中國內地，日本當時也還沒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因此日軍3日攻占瀏河鎮、嘉定、南翔鎮、真如鎮一線以東地區後，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坐回談判桌前，同中國進行以停戰和撤軍為主的外交交涉。
在各國調停下，中日先於3月14日、19日、21日舉行了三次非正式會談。
3月24日，中日開始進行正式談判，中國代表為外交部次長郭泰祺、軍事代表戴戟、黃強等七人，日本代表為駐中國公使重光葵、軍事代表植田謙吉、田代皖一郎等九人。英、美、法等公使和武官也列席了會議。談判中雙方爭論之點頗多，雙方就中國軍隊的駐地、日軍的撤兵步驟、地點和時間等進行了一個多月的激烈爭論。由於日本不確定撤軍時間表，中國政府遂於4月11日將上述問題提交國聯十九國委員會解決。4月19日，國聯特委會通過決議草案十四條。但日方認為十九國委員會無權審議和決定停戰條件，尤其對於其中第十一條共同委員會規定撤軍時間的許可權，日本陸軍認為該條幹犯了天皇統帥權，表示堅決反對。經英國公使藍普森和國聯秘書長德魯蒙（E.Drummond）的調解，提出折衷方案，將第十一條內共同委員會的“決定權”改為“促令其注意之權”。於是4月30日，國聯大會一致通過了十九國委員會所擬定的關於上海停戰和撤軍的決議，日本代表在投票時棄權，表示默認，其他各國均投贊成票。
虹口事件
4月29日，日本在上海的軍政要人白川義則、植田謙吉、野村吉三郎、重光葵、村井倉松和日本上海居留民會會長河端等，在虹口公園慶祝天皇生日天長節並舉行閱兵式時，遭朝鮮獨立黨員尹奉吉投擲炸彈，白川和河端重傷後死去，其餘人不同程度受傷。在滬部分日本狂熱分子叫囂這是第二個塞拉耶佛事件，妄圖乘機擴大事態。但東京當局顯然比這些狂熱分子要清醒些，經中英日三國外交當局接洽，決定停戰會議繼續進行。
停戰協定
5月5日，中日雙方正式簽訂停戰和撤軍協定，全稱《中日上海停戰及日方撤軍協定》，通稱《淞滬停戰協定》。
《中日上海停戰及日方撤軍協定》分正文和附屬檔案兩部分，全文如下：
第一條，中國及日本當局，既經下令停戰，茲雙方協定，自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確定停戰。雙方軍隊盡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圍停止一切及各種敵對行為。關於停戰情形，遇有疑問發生時，由與會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條，中國軍隊，在本協定所涉及區域內之常態恢復，未經決定辦法以前，留駐其現在地位。此項地位，在本協定附屬檔案第一號內列明之。
第三條，日本軍隊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築路，一如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變之前。但鑒於須待容納之日本軍隊人數，有若干部隊，可暫時駐紮於上述區域之毗連地方。此項地方在本協定附屬檔案第二號內列明之。
第四條，為證明雙方之撤退起見，設立共同委員會，列入與會友邦代表為委員。該委員會並協助布置撤退之日本軍隊與接管之中國警察間移交事宜，以便日本軍隊撤退時，中國警察立即接管。該委員會之組織，及其辦事程式，在本協定附屬檔案第三號內訂明之。
第五條，本協定自簽字之日起，發生效力。
本協定用中、日、英三國文字繕成，如意義發生疑義時，或中、日、英三文間發生有不同意義時，應以英文本為準。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訂於上海。
中國方面代表：
外交次長
郭泰祺
陸軍中將
戴 戟
陸軍中將
黃 強
日本方面代表：
陸軍中將
植田謙吉
特命全權公使 重光 葵
海軍少將
島田繁太郎
陸軍少將
田代皖一郎
見證人：依據國際聯合會大會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四日決議案協助談判之友邦代表：
英國駐華公使 藍普森
美國駐華公使 詹 森
法國駐華公使 維禮頓
義大利駐華代理公使 齊亞諾
附屬檔案第一號
本協定第二條所規定之中國軍隊地位如下：
查明附連上海區郵政地圖（比例尺十五萬分之一）由安亭鎮正南，蘇州河岸之一點起，向北沿安亭鎮東最近小浜之西岸至望仙橋，由此北過小浜至沙頭東四基羅米突（公里）之一點，再由此向西北至揚子江邊之滸浦口，並包括滸浦口在內。
關於此項地位，遇有疑問發生時，經共同委員會之請求，由該會委員之與會友邦代表查明之。
附屬檔案第二號
本協定第三條所規定之地方如下：
此項地方在附連四地圖分別標誌為甲、乙、丙、丁，並稱為一、二、三、四各地段。
地段（一）見甲圖。雙方訂明：（一）吳淞鎮不在此地段之內；（二）日方不干涉淞滬鐵路既該路工廠之運用。
地段（二）見乙圖。雙方訂明：萬國體育場東北約一英里許之上海公墓，不在日本軍隊使用地段之內。
地段（三）見丙圖。雙方訂明：曹家塞及三友織布廠，不在此地段之內。
地段（四）見丁圖。雙方訂明：使用地段，包括日本人公墓及東面通至該墓之路在內。
關於此項地方，遇有疑問發生時，經共同委員會之請求，由該委員會之與會友邦代表查明之。
日本軍隊向上列地方之撤退，於本協定生效後一星期內開始，並於開始撤退起，四星期內撤完。
依照第四條所設之共同委員會，對於撤退時不能移去之殘疾病人或受傷牲畜，採取必要辦法，以資照料，並辦理其日後之撤退事宜，此項人畜，連同必需之醫藥人員，得遺留原地，由中國當局給予保養。
附屬檔案第三號
共同委員會，以委員十二人組成之，中國及日本兩政府暨依據國際聯合會大會三月四日決議案，協助談判之與會友邦代表即英、美、法、意各駐華外交代表，各派文武官吏代表各一人為委員。該會委員依照委員會之決定，得隨時任用認為必要數之助理員。所有關於程式事宜，由委員會斟酌辦理。該委員會之決定以過半數行之。主席有投票取決權。主席由委員會內與會友邦代表委員中選舉之。委員會依照其決定，以其認為最善之辦法，監視本協定第一、第二、第三各條之履行，並對於履行上述各條之規定，有任何疏懈時，有促使注意之權。
（全文及附屬檔案見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九一八”事變》：中華書局，1988年：第631—634頁）
《淞滬停戰協定》的附屬檔案共有三號。第一號附屬檔案規定了《協定》第二條關於中國軍隊“駐守現在地位”的具體位置，為“由安亭鎮正南，蘇州河岸之一點起，向北沿安亭鎮東最近小浜之西岸至望仙橋，由此北過小浜至沙頭東四公里之一點，再由此向西北至揚子江邊之滸浦口，並包括滸浦口在內”。第二號附屬檔案，是規定《協定》第三條關於日本軍隊“暫駐”的“毗連地方”之具體地域：一為吳淞地區，但“雙方訂明：（一）吳淞鎮不在此地段之內；（二）日方不干涉淞滬鐵路既該路工廠之運用。”二為江灣地區，但“雙方訂明：萬國體育場東北約一英里許之上海公墓，不在日本軍隊使用地段之內。”三為引翔地區，但“雙方訂明：曹家塞及三友織布廠，不在此地段之內。”四為閘北地區，但“雙方訂明：使用地段，包括日本人公墓及東面通至該墓之路在內。”此項附屬檔案並規定：“日本軍隊向上列地方之撤退，於本協定生效後一星期內開始，並於開始撤退起，四星期內撤完。”第三號附屬檔案，則是關於共同委員會的組織、職權和辦事程式的規定。
中國代表在宣讀《協定》條文時，發出兩次聲明，但並未作為附屬檔案而附屬於《協定》檔案之內。中國的聲明，一是關於《協定》第二條的聲明，說中國方面在停戰會議討論此條時，曾聲明：“雙方了解，本協定內，對於中國軍隊在其領土內之調動，並不含有任何永久之限制”。並說：“當時雙方同意，此項聲明於該項會議時業經接受。”而是關於《協定》第三條的聲明，說：“雙方了解，按照第三條，日軍暫駐區域內之市行政權，包括警察權在內，仍由中國當局行使之。日軍之暫用該項地點，於上海市政府之工作，不得有任何妨害。”此外，中國政府同日在南京發表了一個有關《協定》的書面聲明，宣布將設定特別警察隊，以維持臨近上海租界的撤兵區域內的治安與秩序。
日軍撤軍
日軍的撤退分為四批實施。第一批自5月6日起，日軍主力部隊向連線獅子林—楊行—大場—真如之線以東地區撤退。第二批至5月9日中午止，撤出嘉定、南翔、瀏河等地。第三批，至5月10日中午，撤出羅店。第四批，從獅子林—楊行—大場—真如之線全部撤退。5月12日中國首都保全隊接管閘北，19日接管江灣，23日接管真如，24日京滬鐵路恢復全線通車，同日接管吳淞炮台。5月31日，日軍除海軍陸戰隊及憲兵共2500人意外，全部撤離上海。中國調北平保全隊1000人由瑞士教練統帶赴上海維持治安，另派國軍第二軍精銳步兵2營駐淞滬警備司令部所在地龍華。至6月17日，淞滬鐵路以東、沙涇港以西、公共租界以北，虹口方面越界築路周圍地域的日軍海軍陸戰隊，全部撤入越界築路地域以內。至此，除《停戰協定》所允許日軍暫駐的丁區（閘北日本墳山）內的警察權尚未恢復外，所有日軍退出地區，完全恢復上海市政府的行政區與警察權。至7月17日，日軍最後撤離丁區，由中國方面派保全隊予以接收。至此，日軍全部撤出公共租界和虹口越界築路以外之地區，全面恢復“一二八事變”前之原狀。
日軍雖然依據《淞滬停戰協定》完全退到“一二八事變”爆發前的地界，中國也完全恢復了行政區和警察權。但是《淞滬停戰協定》第一條規定“關於停戰情形，遇有疑問發生時，由與會友邦代表查明之”，第二條稱“中國軍隊在本協定所涉及區域內之常態恢復，未經決定辦法以前，留駐其現在地位”，在中國領土發生的停戰疑問，需要第三國查明處理，中國軍隊還無權單方面決定在自己的領土上恢復“常態”，顯然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
中共應對
發動民眾支援反日活動
一二八事變爆發前夕，中共臨時中央洞察日本帝國主義即將侵略上海，於1932年1月27日發出《中央緊急通知》，呼籲“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號召黨組織動員無產階級與一切勞苦民眾給敵人的進攻以致命的打擊，並號召上海工人民眾實行總同盟罷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上海。（見《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8冊第90頁）2月2日，中共發表《關於上海事件的鬥爭綱領》號召舉行罷工、罷市、罷崗、罷操，“民眾自動武裝起來，驅逐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武裝海陸空軍出境！”（見《九一八——一二八上海軍民抗日運動史料》，第261頁）
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組織通過工會、學生會和其他民眾組織，積極支持十九路軍的抗戰。他們通過各社會組織募集前線急需的交通工具、通信器材、工事物資、醫藥用品等。他們還組織郊區人民分區炊制和輸送前線戰士每天的兩頓一伙食。總工會動員募集了幾萬隻空煙罐，趕製“土炸彈”運往前線。
1月30日，中共領導的上海各廠舉行代表大會，決定自31日起全市工人開始總同盟罷工，並建立上海各廠工人抗日總同盟罷工委員會。中共領導的上海民眾反日聯合會（簡稱“民反”）積極支持淞滬抗戰。1月31日，“民反”召集有5000人參加的市民大會，決議自即日起開始總同盟罷工，組織工兵代表會議。“民反”義勇軍在上海市大約有兩三千基本民眾，以閘北、滬西、滬東、浦東四個區受黨團影響較大的工廠為主。
左傾冒險主義的極左思想
一二八事變發生時，中共臨時中央處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之下，產生了一些錯誤認識，如強調在反對日本侵略的同時，必須進行推翻國民黨的鬥爭；將國民黨內反蔣派別視為“反革命的在野派別”，必須打倒；否認中間營壘的存在，否認中間階級的抗日要求，主張以主要力量進行打擊。這些錯誤認識在淞滬會戰中導致了一些錯誤行為。
上海淞滬抗戰剛一打響，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政府就公開發表宣言聲明：“囯民黨各派軍閥和中國資產階級都是日本帝國主義走狗”，聲稱“一些國民黨軍閥及政客（如孫科張發奎陳銘樞及一切的狗蛋）黃色工會的官僚工賊，上海資產階級流氓痞子，現在弄各色各樣的把戲來愚弄勞苦民眾”（見《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8冊第97頁），把國民黨一些派系和其他工會、民族資產階級支援十九路軍抗日的行為和主張，統統都說成是愚弄百姓。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極力號召勞苦民眾立起革命戰爭，要求革命民眾要“把子彈向著帝國主義囯民黨開放”（見《中國共產黨中央為上海事變第二次宣言》，《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8冊》第96頁-98頁），號召士兵“殺掉你們的長官”，號召近郊農民“武裝起來”，奪取土地，“進行游擊戰爭”，號召“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民眾自己的政權”。
在淞滬抗戰正酣，國民黨軍隊奮勇抵抗、流血犧牲之際，中共臨時中央卻依然如此號召，在中共黨內也有很多人不理解。上海部分地方幹部就對此表示消極。他們明確認為：在十九路軍做革命戰爭時，各區不應發動戰爭，否則將成為搗亂後方。但中共臨時中央顯然是把上海事變看成是類似俄國十月革命一樣的重要歷史機遇，當年俄國就處在對德戰爭中，正是利用對外戰爭的亂局，布爾什維克趁機主導革命成功。因此，臨時中央領導人面對這樣千載一時之機，也備感興奮，極力推動士兵工作。顯然，他們的階級鬥爭思維模式使他們認定天下烏鴉一般黑，反動階級中沒好人，認為十九路軍將領的抵抗，不過是為了欺騙士兵和民眾。他們甚至斷言，十九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鍇等人根本上是沽名釣譽，是圖利謀財，是為了“騙取”民族英雄的榮銜和民眾的捐款（見《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8冊第142頁）。他們甚至硬說十九路軍將領“絲毫不想乘勝追擊日本的軍隊到租界上，根本消滅日軍在路上的根據地”，說十九路軍將領“有意把士兵放在日本軍隊猛烈的炮火之下，不給士兵以有力的援助，好讓士兵士兵之後自動退卻”，是在故意“犧牲十九路軍士兵，使戰爭遭到失敗！”（見《請看！！！反日戰爭如何能夠勝利？》，1932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8卷第142-145頁）臨時中央領導人還指斥十九路軍將領是反動的、反革命的“抗日軍閥”（張聞天《上海事變與中國的統治階級》，《鬥爭》第3期，1932年2月9日），提出黨的策略是“擁護士兵自動抗日的鬥爭，而反對他們的長官，利用一切機會揭破這些長官的欺騙”；號召革命的士兵與民眾聯合起來，把軍閥的武裝變為民眾的武裝，甚至認為“要作戰勝利必須殺掉他們反動的長官”。（張聞天《士兵的反日戰爭與我們的策略》，《鬥爭》第2期，1932年1月31日）。
3月2日，因日軍從太倉瀏河登入，十九路軍腹背受敵不得不撤至第二防線時，臨時中央領導人更加認為自己判斷正確，公開聲稱“國民黨及十九路軍的長官是帝國主義的清道夫”，“國民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任何派別、任何軍閥，都是帝國主義的奴隸，南京政府、廣東政府，馬占山、蔡廷鍇，都是一樣的東西。”呼籲士兵們“反抗國民黨軍閥的撤軍命令，槍斃反動的長官，持槍到閘北、吳淞、南市去，與民眾一起繼續與帝國主義決戰到底”（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告上海民眾書》，1932年3月5日）。這些宣傳損傷了共產黨的形象，為國民黨的攻擊留下了把柄。
中共歷史中央還做出了一些脫離實際的決定。2月11日，中共中央在致上海反帝大同盟黨團的一封信中說：“目前反日反帝運動的一切宣傳及行動，必須與武裝擁護蘇聯，反對世界大戰，擁護紅軍、蘇維埃等更緊緊地適合地聯繫起來。”（《九一八——一二八上海軍民抗日運動史料》，第261頁）2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一二八”事變的決議，主張由武裝的工農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抗日民族革命戰爭。（見《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8冊第142頁—144頁）
上述這些錯誤有相當一部分在實際鬥爭中得到貫徹，如左傾領導人計畫趁十九路軍和第五軍3月1日撤離第一道防線之際，翌日發動武裝暴動，占領閘北，結果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鎮壓，造成了嚴重的損失。
發動贛州戰役
就在淞滬抗戰激戰方酣之際，江西中央紅軍猛攻贛州，此即贛州戰役（1932年2月4日至3月7日）。贛州戰役牽制了一部分國民黨軍隊援滬作戰（如牽制了中央軍陳誠第18軍、第9師等），蔡廷鍇甚表不滿地說：“此次我軍與暴日在淞滬激戰最烈時，江西的‘赤匪’不特不能為國難所激醒以合力御外，反乘機猛攻贛州，企圖奪取贛南重要城市，以搗亂我後方，這種行為，不啻為暴日張目。”（見《蔡軍長對官兵訓話》，《大公報》1932年5月5日）一二八事變期間紅軍的這些進攻，也為國民黨實行“攘外必先安內”提供了口實。
民眾支援
上海各界
“一二八”抗戰得到了上海各界人士的熱烈支持。著名愛國人士宋慶齡和何香凝挺身而出，聲援抗戰。她們不僅發動和聯絡海內外力量支援淞滬抗戰，而且親赴前線慰問抗日將士。1月30日，宋慶齡、廖夫人何香凝冒著風雪到真如慰問前線十九路軍。在她們的主持和組織下，僅一天時間就籌設了幾十個傷兵醫院。何香凝見官兵在大雪天只穿單、袷衣各一套，她們回滬後，立即發動捐制棉衣運動，五天內送到前線三萬套全新棉裝。何香凝還組織國難婦女救護訓練班赴前線救護傷員。2月6日，宋慶齡到十九路軍軍部慰問。12日，宋慶齡不懼猛烈炮火和炸彈的危險，赴吳淞前線，在翁照垣和區壽年的陪同下視察慰問將士。
上海民眾一致援助十九路軍。上海市民救國聯合會義勇軍2月2日開赴前線。5日，上海市民聯合會致電國民政府，呼籲支援上海軍民抗戰。18日，由上海81個民眾團體組成的各團體救國聯合會召集全體理事大會，決議派代表北上，敦促張學良帶兵出關收復失地；募集上海一個月房租作為救國捐。參加中華國民救國會組織的義勇軍，稱為國民救國軍，約有5000餘人，分駐閘北太陽廟、引翔港、寶山路一帶，與日軍激戰數次。由翁照垣旅長指揮的上海市民義勇軍，有的在前線奮勇殺敵，有的積極做好戰地勤務工作。上海卡車司機胡阿毛，在被日軍強迫運輸的途中，開足馬力將所載的一車日軍和武器彈藥駛入黃浦江中，與敵人同歸於盡。
上海工人階級站在抗日的前列。1月30日，上海市總工會發布罷工通告。一二八抗戰期間，工人拒絕為日本人裝卸貨物、開駁船、修理汽車等，但積極為十九路軍服務。總工會還組織義勇軍、救護隊、消防隊，通令各工會盡力勸募慰問十九路軍的物品。上海市總工會義勇軍2千與人在李永祥和朱學范的率領下，開赴前線作戰。
上海工商界發動罷市，捐獻財物，維持社會秩序。2月1日，申報館愛國人士史量才和上海實業界、銀行界人士王曉籟、虞洽卿及張嘯林、杜月笙等人發起成立上海地方維持會，專職維持商業秩序，調劑金融，接濟難民的事務。自2月3日至5月31日，該會共為十九路軍募得大洋27萬元。2月8日，永安公司派人向十九路軍送去大量的白蘭地和六十年陳酒。
上海文化界在抗日救亡運動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上海作家2月8日成立中國著作家抗日會，該會並設立經濟委員會、民眾委員會、編輯委員會和國際宣傳委員會。經濟委員會用募捐的錢購買軍需物資，與各民眾團體募集的物資一起每日運往前線；民眾委員會委員每日輪流到前線邊送物資邊向戰士宣傳鼓勵，並將宣傳抗日的唱片帶到前線；宣傳委員會動員全體會員在各種報紙雜誌上發表抗日文章，號召全國民眾支援十九路軍抗戰。
上海新聞界愛國人士在抗日救亡運動中發揮了號角作用。鄒韜奮以《生活》周刊為陣地，積極進行抗日宣傳。史量才主持的《申報》也發表了大量抗日的言論。
全國人民
淞滬抗戰爆發後，全國各界同胞也積極支援十九路軍抗戰。廣大民眾寫信、發電報、寄錢和衣物、食品等慰勞十九路軍。各地運送大批物資到上海，支援抗戰。除積極聲援物援外，愛國民眾還組織義勇軍、救護隊等，趕赴上海參戰。如南京中央大學鐵血義勇軍、西南在野軍人抗日救國北上敢死團、四川敢死隊等在翁照垣的指揮下，分別擔任戰地勤務、後方宣傳、建築防禦工事、直接參戰等任務。
海外華僑
淞滬抗戰爆發後，海外愛國華僑也積極行動起來，從各方面全力支持和援助十九路軍抗戰。廣大僑胞對十九路軍英勇抗戰，莫不熱血沸騰，備受鼓舞。載著“遙聽捷音，欣慰莫名”，“請堅持到底”、“決不後退”、“誓為後盾”的電報，從世界各地如雪片般飛回祖國。海外僑胞不但在精神上鼓勵十九路軍，而且從資金和物力上支援淤滬抗戰。淞滬抗戰爆發後，海外僑胞立即採取各種形式，積極進行募捐，支援祖國抗日。據十九路軍司令部統計，僅捐款一項，在該軍總收捐款1068萬元中，即有3/4為華僑捐款（《中國抗日戰爭史》上）。華僑積極支援淞滬抗戰，還表現在踴躍歸國參戰。淞滬抗戰爆發不久，一支由約200名華僑組成的抗日救國義勇軍就迅速開赴上海，編為華僑義勇軍第一總隊，吳越任總隊長。華僑義勇軍在淞滬抗戰中建立了卓越的戰績。許多華僑志士在淤滬抗戰中奮勇殺敵，以身殉國。歸僑飛行員、軍政部（中央空軍）航空第6隊副隊長黃毓荃，在淞滬抗戰的空戰中，英勇善戰，在2月5日的空戰中，不幸遭數架日機的圍攻，壯烈犧牲，時年28歲。這是中國空軍抵禦外侮英勇獻身的第一人。
損失統計
參戰軍隊及傷亡數字
兩國參戰軍隊： 日軍7.7萬人：第三艦隊、混成第二十四旅團、第九、第十一、第十四師團；
中國軍隊5萬人：十九路軍；第五軍（張治中）。
據中方戰報，一二八淞滬抗戰中一共斃傷日軍10254人。而據日方資料，在侵略上海的戰爭中合計傷亡3091人：其中日軍陸軍戰死620名，負傷1622名；海軍戰死149名，負傷700名。——〔日〕參謀部：《滿洲事變作戰經過概要》第一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76頁
據中方戰報，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合計總傷亡14104名（陣亡4274名、受傷9830名）。其中十九路軍合計傷亡官兵8792名：其中傷亡軍官518名（陣亡117名、受傷401名），傷亡士兵8274名（陣亡2332名、受傷5942名）；第五軍合計傷亡官兵5312人：其中傷亡軍官373人（陣亡97名、受傷276名），傷亡士兵4939人（陣亡1728名、受傷3211名）。——《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九一八”事變》，第581頁
國民政府對十九路軍和第五軍的軍火支援
淞滬抗戰中，國民政府先後補充十九路軍槍彈達1060餘萬發、手槍彈49.8萬餘發、各種炮彈7.34萬餘顆、手榴彈16、7萬餘枚、步槍1500支、機關槍130架、各種火炮73門。補充第五軍槍彈760餘萬發，手槍彈3萬發、各種炮彈1.6萬餘顆、手榴彈5萬枚、步槍1600支、機關槍12挺。——《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九一八”事變》，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594、595頁
民間損失
據統計，事件中中國金錢損失約為十四億元。閘北華界的商號被毀達4204家，房屋被毀1.97萬戶，損失慘重。（5年後八一三淞滬會戰，閘北華界幾乎全部被毀）同濟大學（吳淞）、復旦大學（江灣）、上海法學院等均遭轟炸。
意義影響
積極的影響
1，促進了國內團結。一二八事變前，蔣介石下野，國民黨內寧粵對峙並未結束，群龍無首。事變後，國民黨各派系達成了一定程度的團結，汪蔣合作，蔣介石復出，自此南京政府的地位相對穩固。而國內各階層、各界人士，也因支援淞滬抗戰，激發了民族精神，促進了團結。
2，建立了抗戰的信心，轉變了國際觀念。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對外戰爭幾乎逢戰必敗，而且幾乎每次都以割地賠款告終。淞滬抗戰期間，國軍屢挫強敵，迫使日軍三易主帥，而最後的停戰協定中，既無割地內容，又無賠款條款，實為百年來所罕見。一二八抗戰中，十九路軍和第五軍的廣大愛國官兵表現的高度愛國熱情和抗日救國的英勇犧牲精神，表明了為民族生存而戰的中國軍隊，雖然武器裝備遠不如敵軍，但抗日衛國的正義性質，和廣大人民的支援，使中國軍隊發揮出強大的戰鬥力，在中國的抗日戰爭史上寫下了光榮的一頁。中國軍隊的英勇表現，也為在滬西方人所親見，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自清末以來西方人輕視中國軍隊的心理，提高了中國軍隊的形象，改變了中國的國際觀感。
不利的影響
1，日本借上海事件，成功地轉移了中國和西方列強的焦點，完成了籌備偽滿洲國的工作。1932年3月1日，日本策劃的偽滿洲國宣布成立。3月8日，溥儀在“新京”正式宣布就任“偽滿洲國”執政，“偽滿洲國”宣布正式成立。
2，日軍雖然依據《淞滬停戰協定》完全退到“一二八事變”爆發前的地界，中國也完全恢復了日軍曾經占領地區的行政區和警察權。但是《淞滬停戰協定》第一條規定“關於停戰情形，遇有疑問發生時，由與會友邦代表查明之”，第二條稱“中國軍隊在本協定所涉及區域內之常態恢復，未經決定辦法以前，留駐其現在地位”，在中國領土發生的停戰疑問，需要第三國查明處理，中國軍隊還無權單方面決定在自己的領土上恢復“常態”，顯然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但中國軍隊後來以保全隊的名義仍然進入了該區域。）
一二八淞滬抗戰後，日軍在上海租界仍保有一定的陸戰隊兵力，據日本防衛廳《中國事變海軍作戰史》第156頁記載，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前，日軍在上海保有陸戰隊2200餘人。（該數字與一二八事變前的日軍駐滬陸戰隊人數差不多。見上書119頁）
“攘外必先安內”政策
一二八事變時，國民黨指責中共又乘國軍在上海浴血抗戰之時，擴大湘、贛、粵、閩蘇區。國民黨驚呼“中共豫鄂皖邊區曠繼勛部，與鄂中段德昌部、鄂西賀龍部、湘東贛西李明瑞部，互相呼應企圖包圍武漢。一時擾亂範圍，遍及七省；‘赤化’面積，達200，000方里。大有燎原之火，不可收拾之勢。”
蔣介石聲稱鑒於“九一八”、“一二八”兩次事變，中共皆乘機“擴大叛亂，塗炭生民”，國軍難以全力抵禦外侮，乃於1932年6月9日，在廬山召開“五省‘剿匪’會議”，宣布“攘外必先安內”政策。
蔣介石胡亂地類比歷史稱：“大家都要明白，我們這次剿匪戡亂，就是抗日禦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沒有基礎。因為一方面抵禦外侮，一方面還要分力剿匪，那就與明末的情形一樣，明末之時，陝西的土匪猖獗，明朝沒有先去繳清，因之滿清乘機入關。假使當時明朝只是在山海關以全力抗戰，何嘗不能抵禦外侮。可是後方的土匪李闖猖獗，打到了北京，結果只有亡國。多爾袞寫給史可法的信也說：他的天下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這雖然是他的狡辯，可是我們細按當時的情形，卻不得不承認明朝的亡，不是亡於滿清，而是亡於匪亂。現在我們的困難，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樣。所以我們要以明朝為前車之鑑。只要把國內的匪剿清，使全國團結一致，無論倭寇怎樣侵略，我們也能夠穩固自強，終久是可以挽救轉來的，如果我們內部意志不一，步驟零亂，既要對內打土匪，同時又要對外御外侮，試問我們究竟有多少力量！恐怕結果也只好重演一次明朝亡國的故事。……”
6月11日，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在北平外交大樓接見新聞記者，以江西紅 軍在淞滬抗戰中不僅不支持抗戰反而攻擊援軍為藉口，說：“中央認定不‘剿共’不能抗日，故派蔣委員長、何應欽同志擔任剿匪工作，努力進行，務期消滅。”（《抗日必須剿共》，《大公報》，1932年6月12日）
同年12月14日蔣介石又在內政會議稱：“攘外必須安內，是古來立國的一個信條。如果內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禦外侮，而且是誘致外侮的媒介。我們要明了：‘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希望大家共同一致，認定目標，對外是日寇，對內是赤匪。我以為如果赤匪的禍亂能夠消滅，我們國內就可以安定；如果國內安定，我們一致對外，那么，日本就沒有問題了。”——見蔣緯國《抗戰禦侮》第一卷第41-42頁
相關人物
蔣介石
一·二八事變 蔣介石(1887—1975) 浙江奉化人。名中正，原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1907年入保定全國陸軍速成學堂。1908年留學日本。1908年加入同盟會。1910年日本振武學校畢業後，入日本陸軍第十三師團第十九聯隊為士官候 補生。辛亥革命後追隨孫中山，曾參加反對袁世凱的活動。1923年赴蘇聯考察軍事政治。1924年回國後任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1926 年先後製造“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打擊共產黨勢力。後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率師北伐途中，於 1927年發動了“四一二”政變，在各地清黨，第一次國共合作公開破裂。1928年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不斷進行統一戰爭。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推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圍攻紅軍革命根據地。1936年“西安事變”後，被迫接受聯共抗日主張，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1938年任中國國民黨總裁，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
抗日戰爭期間，任國防最高委員會主席，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1943年參加美、英、中三國開羅會議。抗日戰爭勝利後，與中共代表團在重慶進行和平談判。1946年撕毀《停戰協定》、《政協決議》，命令進攻解放區，召開制憲國民大會，通過憲法。1948年召開第一屆國民大會，當選“總統”。1949年1月21日，被迫發表《引退謀和文告》，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
1949年敗退台灣後，歷任“總統”與國民黨總裁。1975年4月5日於台北去世。
張治中
一·二八事變 張治中（1890 年—1969年）愛國將領，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領導人之一。原名本堯，字文白。生於1890年10月27日（清光緒十六年九月十四）。安徽巢縣（今巢湖市）人。其祖父是農民，父親是手工業者。張治中六歲入塾，讀書十年。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在揚州參加反清起義。1912年進入陸軍第二預備學堂。1916年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第三 期步兵科，次年到廣東參加護法運動。歷任駐粵滇軍連長、營長、駐粵桂軍總部參謀、師參謀長和桂軍軍校參謀長等職。1924年初，對孫中山確立三大革命政策表示擁護。6月任黃埔軍校學生總隊長、軍團團長，同時兼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師參謀長，廣州衛戍區司令部參謀長等職，與中國共產黨人周恩來、惲代英密切合作，結成深厚友誼。1926年7月參加北伐戰爭，先後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副官處處長、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教育長等職。後曾一度到歐美進行考察。1928年7月後歷任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訓練部主任、教育長，同時兼任教導第二師師長，參加蔣介石對馮玉祥、閻錫山等的戰爭。1932年1月兼任第五軍軍長，率部參加上海“一·二八”之役，曾予日軍以沉重打擊。1933年12月任國民黨第四軍總指揮，率軍入閩，參與圍攻福建人民政府，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時，他主張和平解決。
抗日戰爭爆發後，張任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兼左翼軍總司令，參加上海”八·一三”抗戰。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1940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兼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長。1941年皖南事變後向蔣介石上書，主張繼續國共合作，共同抗日。1945年5月在國民黨六大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常務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後，任國民黨政府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曾營救過被盛世才囚禁於新疆的一批共產黨員回延安。他曾多次代表國民黨去延安同共產黨談判。1946年1月代表國民黨參加軍調處三人小組，主張和平解決國內問題。1949年4月任國民黨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國共產黨代表談判，雙方議定了《國內和平協定》八條二十四款。此協定遭國民黨政府拒絕後，他毅然留在北平，並發表《對時局的聲明》。同年9月，應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歷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等職，對促進民族團結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