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老子畫像當人類面臨生態危機、環境污染、軍備競賽等危及自身生存的世界難題時，不能不在文化的層次上尋求一種共同的觀念。近些年，世界各國的有識之士越來越重視中國古老的道家文化;在世界各國學者眼中中國的道學文化無疑是屬於"過去"的，這種過去的古老文化能通向新時代"未來"嗎?"道"文化的價值觀念體系是否能寄託全人類對人生價值的關切?這些問題令人深思。
生活中，我們有時總會忽略一些很重要的東西;而思想又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的重要問題。至今為止，道家思想的研究主要注重對於老莊，黃老學，玄學等個別研究，道教基本排除在外，而處於道家和道教的分水嶺"黃老道學"卻被思想界長時間忽略了。
中國戰國時的哲學、政治思想流派。尊傳說中的黃帝和老子為創始人，故名。黃老之術始於戰國盛於西漢，假託黃帝和老子的思想，實為道家和法家思想結合，併兼采陰陽、儒、 墨等諸家觀點而成。
黃老之術"黃老道學"，顧名思義，應是關於黃老道的學問，是黃老道的理論學說(黃老道之學--黃老之術)。然而我們以往研究黃老道時，只考察它的宗教信仰或宗教祭祀活動，而沒有涉及到它的理論學說，視黃老道只是一種社會上流行的宗教信仰活動，只是一種打著黃帝與老子之名的方術(神仙方術)。
黃老道學的提出，則不僅把黃老道看作是一種宗教信仰活動，而且認為黃老道還有自己的一套理論學說，有自己的思想體系的。
在社會上曾經流行過兩次有關黃帝與老子學的熱潮:一次為西漢初年的黃老學，一次為發端於西漢活躍於東漢的黃老道。漢初的黃老學主要是用老子的清靜無為思想來治理國家的一種政治學說(所謂黃帝之書，實也是用黃帝之名宣傳老子思想而已)。之後的黃老道則與黃老學有著很大的不同，黃老道是黃老學與神仙學相結合的產物，屬於神仙學範圍，是道教的前身。
自秦統一中國以來，中國主流意識形態也相應發生巨變。法家(秦)、道家(漢初)、儒家(漢唐後)文化相繼成為中國大一統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不同發展模式在政治領域的偉大試驗，這段歷史往往被人忽視。從主流意識形態的流變中，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文化並非一定如後來的兩千年那樣，中國未必一定會在以後的發展中落後於西方。
緣起
黃老之術戰國後期、 秦漢之初，是一個思想融合的時代，如呂氏春秋、淮南子。要形成一個包容各派理論的鴻篇巨製，必然對形而上有較高的要求，這樣才能有機的容納各派理論。而道家的“道”無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呂氏春秋和淮南子都是黃老之術的代表作品。（這點在以後的道教發展史上也很明顯，如在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出來之前，包容典籍最多的就是道家的作品——道藏，諸子百家無所不包。）以淮南子為例（淮南子比呂氏春秋要更為成熟），在道的太上地位基礎上，又將宇宙的起源、宇宙的空間（天象、地形）與時間（時令、立法）、宇宙與人類的對應、天地人關係、社會問題等等作為道在自然、社會、人類的呈現加以論述，博採眾家之長，以成一家之言。即使後來的 董仲舒，其立論宏遠，也是要藉助黃老之學的宇宙支持系統確立自己學問的最終依據。
政治基礎
一種政治思想如果僅僅停留在形而上的層面，對政治無疑作用不大。但黃老之術在秉承道家思想的同時，發展成為具體的政治手段，這就給黃老之術被倡導提供了可能性。
黃老之術的興盛還離不開政治人物的倡導，比如竇太后干政數十年，結果景帝、武帝、諸竇氏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還有，就是教科書里講到的當時百業待興，在這種情況下，無為而治就顯的比較有吸引力。
漢初社會
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在相繼消滅了專制集權的秦王朝和企圖返回到戰國諸侯並立時代的 項羽勢力之後，究竟採取何種思想進行統治以穩妥地解決一系列現實問題，就成為擺在 劉邦及其統治集團面前的重大問題。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秦王朝推行法家路線，大搞嚴刑酷法，推行思想專制，最終導致二世而亡。從亡秦的廢墟中衝殺出來的劉邦集團對這一深刻教訓有著切身的感受，這就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按照法家的政治思想來治國理政。而劉邦集團大多來自社會下層，“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留子孫哉”（《 史記·樊酈滕灌列傳》），因而對儒家治國的高 深理論也不可能產生濃厚的興趣。劉邦本人儘管沒有完全排斥儒學，但儒生的信而好古、脫離現實、高自標置也令其厭惡。這時，惟有主張清靜無為、以柔制剛、以靜制動、以退為進、以守為攻、 刑德相輔的黃老之術比較切合劉邦集團的需要，能夠為漢初 統治者提供最合理、最有效的統治手段和制定政策的理論依據。
黃老之術最初是作為戰國諸子中的一個學派而存在的。到了漢初，由於它切合漢初政治的需要而被統治者當作治國理政之術加以鼓吹和推行。歷史使劉邦成為運用黃老之術以治國的第一人。據史載，劉邦入關之初，即宣布 約法省禁，“悉除去秦法”（《史記·高祖本紀》）。
漢政權建立後，劉邦成功地運用黃老之術 ，在全國推行 郡國並行制，又以柔制剛，以守為攻，次第消滅了有嚴重分裂傾向的異姓王勢力，並分封子弟，以擴大和鞏固西漢政權的統治基礎。他又利用和親政策，減輕了匈奴對漢朝邊防的壓力；在經濟上則推行“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的輕徭薄賦政策，使漢初經濟得以復甦與發展。劉邦推行的黃老之術為其繼任者所發揚光大，從實際效果看也取得了顯著的社會成效。
兩漢時期，方術和儒術之間也遠非相互融合的傾向，方士和儒生之間高度的緊張和對立關係仍然根深蒂固。這些矛盾在西漢中期開始表面化。儘管儒生對方術的批判不絕於耳，方士的影響力絲毫都不受影響。儒生的不斷攻擊，反倒是推動了方士們對於零散存在而隱私傳授的方術的整理和整合，方術的理論思想結構因此更加完備和體系化。
雖然黃老道致力於養生治身，但治身並不是黃老道思想的全部。黃老道在治國就是治身的文派中闡述其獨特的政治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治身為治國的根本；第二，以治身方法治國；第三，正確的治世有助於治身；第四，治國和治身的目標相同，既與道合而為一；第五，治身與治世都要順應自然秩序。
社會影響
穩定和諧
由於漢初統治者在政治上推崇黃老之術，因而對秦以來的嚴刑酷法進行了清理，形成了一個穩定、和諧、可持續發展的政治局面。
漢初幾代統治者常常以秦亡為戒，認識到要取得一個相對穩定和持續發展的政治局面，就必須努力緩和 階級矛盾，與民休息，實行無為而治。於是，來自於 黃老思想的君道無為、刑德相輔、節慾崇儉、愛民養民的觀念就很快轉化成一系列切實可行的統治政策。劉邦去世後，孝惠、高后相繼當政。《漢書》說：“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而天下 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文景二帝繼統之後，也繼續將黃老之術作為治國方針。文帝以一藩王繼承大統，其時羽翼未豐，所以他特別注意信任和依靠前朝重臣，故劉邦時代的功臣周勃、 陳平、灌嬰、中屠嘉等人相繼被任命為相。這樣既融洽了新舊君臣之間的關係，又保證了高層統治集團的團結一致。文帝還多次下昭“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使一大批年輕有為的 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進入統治集團，擴大了漢政權的統治基礎。 班固曾高度評價說：“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 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寢息。”（《漢書·刑法志》）景帝長期生活在黃老之術氛圍中，其母 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在文景二帝統治時期，朝野內外，對黃老之術從之者甚眾，著名者除膠西蓋公、 曹參之外，尚有陳平、 陸賈、黃生、 田叔等人。在處理與諸侯王關係問題上，黃老之術的以柔克剛、以靜制動觀念也成為一種非常有效的潤滑劑。漢初諸侯王的勢力十分強大，其中尤以吳、楚、齊為最，其領地幾近“天下之半”。漢初全國人口大約有一千三百萬，而屬於諸侯王國的就有八百五十多萬。這種政治格局，不僅使政府大量的納稅人口被剝奪，國家財政被嚴重侵蝕，而其存在及明顯的獨立傾向也使 中央集權時刻面臨著被分裂的威脅。但文景二帝不是急於削藩，而是對諸侯王採取了長期的優容政策，如吳王 劉濞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文帝反賜其几杖，允許其不預朝會。如果我們注意到漢國中央政權以靜制動、以守為攻的策略，注意到 吳楚七國之亂不過三個月即被鎮壓的歷史事實，就不難理解黃老之術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了。
在對待匈奴入侵的問題上，漢初由於人力、物力的嚴重不足，漢高祖曾接受 婁敬建議，以和親通關市的方式換取邊境的安寧。文帝時，匈奴勢力更為強大，“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 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文帝十四年，匈奴長驅南下，“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擄人民畜產甚多，遂至 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侯騎至雍甘泉。”（《漢書·匈奴傳》）如何阻止匈奴南侵以保證人民的生產生活安寧？ 漢文帝在繼續推行和親政策的同時，又接受 晁錯募民實邊、入粟塞下、屯田積穀、耕作結合的建議，積極組織起大批墾戍部隊，從而既方便了漢王朝集中力量做好內部工作，又減輕了內地人民的兵役、徭役負擔，更重要的是使漢王朝有充足的時間去發展經濟、積蓄力量，為以後大規模的反擊匈奴鋪平道路。黃老之術中的“因變”思想在這裡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道德律的核心
黃老道認為生命既是貫通天地和人事的最高價值，又是道德律的核心。黃老道的政治思想的最終理想是"致太平"。根據《太平經》，“太平”就是萬物無一受傷的狀態，其具體內容也離不開黃老道的世界觀。太平就是實現三合相通而陰陽中和之氣保持完美的協調和統一的狀態。值得一提的是，漢朝的方士們還充滿了救世之責任感，冒著一切風險積極干預政治，期望實現“致太平”，但這不僅僅是政治行為，其目標在於陰、陽、中和三氣和諧統一。“黃老道”著重批判了背離以協調、平衡、統一為基本原理的自然法則的人類社會中的許多矛盾。比如執著權力或者名譽等社會價值，施行有暴力性的制度，無節制地獨占資源，輕視和破壞生命等。而“黃老道學”則以天人合一與可持續相結合為情懷，物質享受但求節制有度等作為追求的目標，實在是難能可貴。
經濟繁榮
其次，由於漢初統治者推崇黃老之術，實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政策，有力地促進了漢初社會經濟的繁榮。
漢初統治者鑒於秦亡的教訓及漢初社會經濟的殘敗，將黃老之術中的無為而治、節慾崇儉、與民休息的觀念轉化成一系列有利於社會經濟發展的政策。黃老之術反對窮奢極欲，提倡“卑宮室而高道德，惡衣服而勤仁義”，因而，漢初推崇黃老的幾位皇帝都十分儉樸。最具代表性的是漢文帝，他“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文帝在建設自己的陵墓時，還明確告訴後人不許起墳，不得以金銀作裝飾，陪葬品都用瓦器。漢初諸帝為了達到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的目的，對農業更是十分重視。劉邦在統一戰爭剛一結束時就宣布復員軍隊，釋放奴婢，要求因戰爭而流亡的人口返鄉歸農，復故爵田宅。文景二帝多次在詔書中強調：“農，天下之大本，務莫大焉。”他認為，“道民之路，在於務本。”他們還制定了許多具體的措施，如把務勸農桑、人口增加、土地開墾與否作為地方官吏考核的標準；設立“力田”官以勸農；將十五稅一改為三十稅一，以減輕農民負擔；實行貴粟政策以提高農產品價格；又允許百姓入粟拜爵、入粟贖罪；將一年服一個月的徭役改為三年服一月，在“募民徙塞下”、實行屯戍制度後，甚至一度取消了戍卒令。這些政策的實施，使漢初社會經濟迅速得到復甦與發展。 司馬遷在《史記·律書》中毫不掩飾地稱讚說：“故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而到 漢武帝即位之時，“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漢書·食貨志》）在傳統的農業結構未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情況下，漢初社會經濟取得如此成就，除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外，我們不能不考慮到黃老之術及其指導下所實行的各項政策的槓桿作用。
時代局限
綜上所述，黃老思想由學術而政治，對穩定漢初社會秩序及漢初經濟的發展確實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同時我們也應當注意到，任何一種思想和理論都會受到時代的局限。以往人們較多地注意到黃老思想在漢初的積極作用，對其他方面的消極影響則關注較少。而這些影響至少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黃老之術講清靜無為、貴柔守雌、不為物累等，導致封建等級權威制被削弱。等級制是封建倫理制度的核心內容，是維護封建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
但漢初推崇黃老之術，在“君弱臣強”的形勢下，使諸侯王的勢力急劇膨脹，對漢政權構成極大威脅。此後相繼發生的濟北王劉興居叛亂、淮南王 劉長的起兵和景帝即位不久發生的吳楚七國之亂，即證實了這一點。二是由於無為而治導致經濟上的自由放任政策，造就了一大批暴發戶，許多不法商人與諸侯王或地方官吏相勾結，或經營鹽鐵，或冶銅鑄錢，大量侵吞國家資產，壟斷了國家經濟命脈。在生活上他們競相奢侈，嚴重敗壞社會風氣，“今雖刑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人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腐朽的社會風習還導致社會治安狀況日益惡化。三是引起時人對當時政治、文化及習俗的激烈批判。在黃老因循自然、無為而治的原則下，漢初百姓生活得以安寧，生產得以發展，但侵蝕社會、危及西漢政權的異己力量也因此而惡性膨脹起來，從而引起許多敏銳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 賈誼、賈山等的高度重視，對當時的政治現實多所批評與 匡建。他們的批評預示了漢代歷史上統治思想的又一次大的轉折即將到來。
在當時，對於正在大張旗鼓地推進文化巨變中的漢武帝來說，他怎能容忍一個聞名全國、影響極大的“黃老道學”的主張者？因此，黃老道學被統治階層扣上了“不合正統”的帽子，長期被“打入冷宮”，幾近湮沒在冰冷的歷史長河中。但他總不會消失。縱觀我國古老的歷史，無論是“善通機巧”的科學巨匠 張衡，還是聲名顯赫的文人墨客，甚至治國安邦、叱吒風雲的 文臣武將，都無不通曉此道。
在過去的一百年中，人類歷史似乎將千萬年來積蓄的能量加速爆發，使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劇變，每個人都目不暇接地忙著適應這個飛速變化的世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地發展，人類靠工具理性幾乎改變了整個地球的面貌，自然資源的高度開發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的生活，但生態危機、環境污染、災疫流行、戰爭危險等威脅人類生存的難題也成為21世紀人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付出代價
過去一個世紀人類創造了高度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但也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和諸多殘酷戰爭及野蠻屠殺民眾的罪行，乃至各國流行的貪污腐敗、毒品泛濫、恐怖犯罪、道德淪喪、唯利是圖等醜惡現象。至今，以工業化、城市化為主要內涵的現代化極大地削弱了人的個體生存能力和獨立的人性，將個體的人禁錮到群體的機械化程式之中，使人的勞動變得工具化和公式化，失去了社會生活的詩情畫意；國際間弱肉強食的 社會達爾文主義政治理念使人類普遍缺乏安全感；一百年前人們以為可以無償享用，取之不盡的空氣、水、陽光、土地、石頭、野草、樹木，今天也迫使人們憂心重重地付出代價。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 中國學術領域就愈加需要掙脫政治與宗教的枷鎖，重新煥發出光彩照人的力量！以此促進“重塑中國人的價值觀”的進程。我們推測，中華民族貢獻於人類的，遠不止“四大發明”，更有可能是比西方早無數年的“科學體系”的誕生，並與“黃老道學”相關聯。
最後結局
黃老之術將道統放在政統之上。道家之學，以道、自然為思想的最終依據，又把人即個人生存的合理性上通於天。（呂氏春秋這裡比較有意思。包含百家，當然也含養形貴生之說。它把個人的價值取向放在了社會之上或者至少是平等，因為二者都是取法於天，並列關係。）這無疑對世俗權威產生消解意味。在君主政治和社會規範之上存在一個價值更高的天道，而這個天道又是由知識階層來把握，當然君王會不爽了。況且知識分子以天道為憑藉，有道則現，無道則隱，游離專制王權之外，確實是要被體制消滅的對象。黃老之術中還有一些比較自由的觀念對抗著體制思想，最典型的就是老莊並舉。 莊子是個典型的反體制人物，如逍遙、如齊物，使淮南子有很明顯的反中心、反一尊、追求自由的思想。特別是主張因時而異， 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這將天下一統的意識形態、中央集權置於何處。最後，淮南王的結局無疑象徵著黃老之術的最終沒落。前122年， 劉安自殺，王后、王子徙諸所，與謀反者皆誅，國除為九江郡，列侯、兩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儒學代替黃老之術何嘗不是一個血腥的過程。自此之後，黃老之術就離開了意識形態的中心。
黃老之術有它的用武之地，但很快君王就湮沒了它的終極價值依據。天取代了道，而天很快又被天子放在了幕後。人們在不經意間放棄了追問其合理性來源的思想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