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中[原中國奧委會副主席]

個人簡介

黃中（1915——1996年2月15日），原名黃耀中，滿族，奉天（今遼寧）鳳城縣人（今屬岫巖）。輔仁大學肄業。1938年去延安抗大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東北救亡總會戰地服務團。曾任八路軍冀中軍區火線劇社政治指導員。後從事教育工作任抗大二分校三團指導員、政治教員。

解放戰爭期間，從事幹部教育和東北地區共青團的組建和發展工作。歷任瀋陽市中蘇友好協會秘書長、安東省建國學院教育處長、遼南省教育科長和建國學院教育長、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建國後，歷任青年團中央軍體部部長，國家體委副秘書長、副主任、顧問，全國體總、中國奧委會副主席，中國體育科學學會理事長，中國高爾夫球協會副主席。是中紀委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1986年獲國際奧林匹克運動銀質勳章。

人物生平

青年時期就讀於北平匯文中學、輔仁大學，酷愛體育運動，曾代表北平市參加全國運動會，還赴日本參加足球比賽。抗日戰爭初期受革命思想薰陶，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於1938年4月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11月赴冀中區東北救亡總會戰地服務團及冀中軍區工作。歷任冀中軍區火線劇社、冀中軍區教導團、冀中區抗大總校3團和2分校3團指導員、政治教導員等職。解放戰爭期間，從事幹部教育和東北地區青年團的組建和發展工作。歷任瀋陽市中蘇友好協會秘書長，安東省建國學院教育處長，遼南省教育科長和建國學院教育長。遼寧省青委書記，東北團委秘書長。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做出了貢獻。建國後，先後任青年團中央軍體部長兼中國全國體育總會副秘書長、代秘書長，中央國防體育俱樂部主任，同時參與籌備組建國家體委。1952年人國家體委副秘書長、黨組成員。1956年起任國家體委副主任、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副主席、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副主席併兼任中國足球協會主席、中國武術協會主席、中國體育科學學會第一、第二屆理事會理事長，1978年擔任第5屆全國政協委員，1982年在中國共產黨第12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同年任國家體委顧問、併兼中國體育科學學會、中國足球協會、中國登山協會和中國武術協會顧問。

黃中同志為創建和發展新中國體育事業奮鬥40餘年，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參與體育大政方針的制定，為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是新中國體育事業創建者之一。他從體育工作的實際情況出發，認真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積極宣傳和落實毛澤東同志關於“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指示，對發展體育事業有眾多建樹。他出任團中央軍事體育部長和體總副秘書長之初就著重投入到國防體育的創建和我國第一套廣播體操的編制和推廣工作。他主持籌備了第一、二、三、四屆全國運動會，為全運會的成功舉行嘔心瀝血，功不可沒。他是我國首次成功攀登珠穆朗瑪峰的組織者、指揮者，實現了人類第一次從北坡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的壯舉。他是第一任中國足球協會主席，長期主管足球工作，積極倡導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和開展小足球運動，從基層、從少年抓起，為我國足球運動的發展和提高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在主管體委外事工作期間，多次率領體育團隊參加重大國際比賽體育會議，在國際體壇上顯示了出色的體育外交才華和堅定地原則性。增進了我國與各國體育界的團結和友誼，同時在國際體壇上旗幟鮮明地進行反對“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的鬥爭，維護了我國在國際體育組織中的合法權益。他作為新中國首次排出的體育代表團領導成員之一，參加了1952年在赫爾辛基舉辦的地15屆奧林匹克運動會，並出席在奧運會上首次升起五星紅旗的莊嚴儀式。他曾先後擔任在印尼舉辦的新興力量運動會聯合會副主席和在高棉舉行的亞洲新興力量運動會聯合會主席，這兩次體育盛會的成功舉辦，衝破了當時國際體壇某些人對國際體育組織及其活動的控制和壟斷。

黃中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身心備受摧殘，但他立場堅定，同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進行堅決的鬥爭，經受了嚴峻的考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不顧自己年老多病，仍堅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主持召開了一系列有關體育工作的全國會議，為體育事業的撥亂反正和迅速恢復與發展，投入了大量心血和精力。擔任國家體委顧問以後，他仍然繼續關心體育事業的反戰，為新的歷史時期體育騰飛與改革出謀獻策。根據組織安排，他還做了很多團結境外人士的統戰工作。

黃中同志具有豐富的體育業務知識和組織、領導及管理經驗，是卓越的體育活動家和專家，在國內外體育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幾十年來，他為促進我國體育的發展，為增進我國人民和體育工作者與世界人民的團結、友誼，為推動亞洲和世界體育的交往奮鬥了一生。為了表彰他為體育事業做出的突出貢獻，國家體委先後授予他“新中國體育事業開拓者獎章”和“體育工作榮譽獎章”，1986年國際奧委會授予他“奧林匹克銀質獎章”。

1996年2月15日7時6分在黃中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80歲。他在病重期間仍關心體育事業的發展，在逝世之前還留下遺言，將自己的遺體獻給祖國的醫學事業。他的逝世使我國體育事 業失去了一位優秀的領導者。

個人事跡

編自 董連柯 《遼寧黨史人物傳》第十一輯

黃中，原名黃耀中，滿族。1915年生於遼寧省鳳城縣石廟子葦山河村(今岫巖滿族自治縣石廟子鎮蘭家村)一個地主官僚的家庭。抗日戰爭時期受革命思想薰陶，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於1938年4月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他1956年起任國家體委副主任、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副主席、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副主席併兼任中國足球協會主席、中國武術協會主席，中國體育科學學會第一、第二屆理事會理事長。1978年擔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1982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同年任國家體委顧問。

瀟灑少年時

黃中的少年、青年時期，他的父輩們或經商或做官，都是社會上知名人物。叔父黃顯聲是東北軍的高級將領，三爺黃恆浩曾作嫩江省政府主席，他的父親黃顯文也曾就任秦皇島市公安局長。在同輩份弟兄中，黃中居長，加之他自幼聰明伶俐，俊秀健壯，家族長對他格外垂愛，也寄以厚望。

1927年，他到瀋陽張學良辦的同澤中學就讀。在這所貴族學校里，他接受了資產階級民主、民族觀教育，過著舒適的生活，每天除正常讀書學習，他還愛好體育，不管是網球、足球，還是籃球、游泳，他樣樣玩出了些名堂。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黃顯聲率公安總隊在遼西抗日，並組織抗日義勇軍，在遼寧各地燃起了抗日烽火。日軍憤恨黃顯聲，抄了黃家老宅，少年的黃中也是集國難家仇於一身。翌年，父親病故，母親回鳳城老家，從此他就住到叔父黃顯聲家，由其撫養，就讀於北平匯文中學。黃顯聲的黃公館在東城西揚威胡同，占地6畝多。公館內有花園，有網球場，因而黃中在叔父家過著優越的生活。此時，他身高體長，風度翩翩，談吐超俗，令叔父關愛有加，勝過己出。當時有共產黨人劉瀾波、孫致遠、康健生等常年住在黃顯聲家，這些人的思想行為，處處以國家利益為重，對他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也令他從思想感情上崇敬他們，親近他們。

但這時的他，除學好功課，相當一部分時間放在喜愛的體育運動上。1934年，他作為北平隊一員參加了第18屆華北運動會足球比賽，司職中鋒，取得較好名次。1935年參加在上海舉行的舊中國第6屆全國運動會，獲游泳比賽第一名。1936年1月，代表北平“輔友”足球隊訪問日本，他仍踢中鋒。隊友李鳳樓評價他：身體好，作風兇猛，是員虎將。

1936年他入北平輔仁大學學習。

被逼上“梁山”

盧溝橋事變後，北平的大中學生，再也無法安心上課，紛紛上街宣傳抗日，但也有的人主張，讀好書才是正事。黃中受到劉瀾波等人的言傳身教，比一般同學更明白抗日事理，國難當頭之際，他決定放棄學業，於1937年11月來到西安黃顯奎叔父家(黃顯聲胞弟)。此時，黃中的三爺黃恆浩從南京來信，力勸他到南京航空學校就讀；而在武漢的黃顯聲叔叔卻托人帶信來，希望他速去延安，叔侄將在那裡匯合。他當即痛下決心：奔赴延安!邁出他人生關鍵的一步。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日本鬼子和國民黨把我逼上了“梁山”。

1938年4月，黃中到達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在黨的關心教育和老同志的幫助下，他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以超常的熱情學習革命理論，思想上從原來對資產階級民族、民主的追求，逐步升華到對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的信仰，頑強地實現著自己的脫胎換骨的轉變。? 同年5月，黃中因表現突出，經“抗大”教師陳秉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八年指導員

1938年11月，黃中從“抗大”畢業，被分配到東北救亡總會戰地服務團，隨團立即奔赴冀中區東北救亡總會敵後抗日根據地，先後在冀中軍區教導團、冀中教導團、冀中區抗大總校三團和二分校三團任指導員。那時到延安的青年，都渴望能到前線殺敵，黃中尤其如此。但革命偏偏選擇了他到非戰鬥部隊的地方去，他也只好不甘心地去“火線劇社”再當指導員，指導員這個崗位他共幹了8年。

那時的火線劇社，社長、指導員與演員朝夕相處，患難與共。18歲的小演員吳力也與黃指導員經常在一起，她很欽佩喜愛這位大學生出身的指導員，溫文爾雅、風度翩翩。但慢慢地發現指導員對她也格外關心，眼中流露出別樣的情感，吳力又激動又緊張，他為什麼不去追貌美的“陳白露”而偏要追她這個“小東西”(吳力扮演的角色)呢?以後，她總躲著他，當同志們問她與黃指導員的關係時，她更矢口否認。這給黃中帶來了麻煩，以至全社大會上對他展開了批評。最後有位同志問他的態度，黃中說：“我還是要與她保持關係，我就是喜歡她嘛!”這位游泳冠軍，一旦投入到愛河中，就要奮力劃到終點!散會後，吳力好慚愧好感動，晚飯後她有意等著他，並試探著問：“在大學……你就沒有一個……”說罷，焦急地等待下文。“原來你擔心這個啊，”黃中坦然一笑，“確實有位小姐愛過我，還是位校花呢!但一旦我選擇了革命道路奔赴延安時，她不願離開大城市，她不具備革命的覺悟。我如今選擇的是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侶……” 經上級批准，他們終於結合了。

東北五年間

日本投降後，中央決定：東北籍幹部奔赴東北開闢工作。黃中接到命令，帶吳力急速到軍區報到。組織上給他們一匹馬，黃中牽著馬，吳力騎著行，經兩天的急行軍，攆上軍區參謀長沙克率領的一團人馬。以後隨大隊日夜兼程，連續行軍一個月到達東北。

1947年夏，遼南省委在復縣瓦房店成立建國學院，黃中出任學院教育長

1947年10月，解放戰爭進入反攻階段。根據形勢需要，建國學院全體學員編為遼南行署工作隊，黃中任總指揮。

1948年夏，遼寧省委調他任省委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籌建共青團工作，後又臨時抽調到遼陽搞土改。當時遼中、台安、盤山三縣尚未解放，敵軍還占據遼陽的華子溝、煙臺(現名燈塔)等地區，黃中主動要求到離敵人只有二十幾里的佟二堡工作。他是東北人，講話又風趣幽默，老百姓很喜歡聽他講話。

瀋陽解放後，黃中開始從事青年工作，曾任遼寧省委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等職，1951年調往北京。

新中國體育事業的開拓者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的體育工作由共青團中央代管，在團中央的組織機構中設軍事體育部。1951年5月，黃中就任軍體部第一任部長兼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副秘書長、代秘書長，中央國防體育俱樂部主任。他協同榮高棠主持體總的日常工作，為開創新中國體育事業做出了貢獻。

當有的親友問他為什麼要乾體育這行時，黃中動情地說，我當然是要服從組織安排的，但根本的還是要自己清楚所做事情的意義。過去，外國人叫我們“ 東亞病夫”，這么個大國在國外各種運動會連塊獎牌都拿不到，這個狀況必須翻過來。就是通過工作使全民的素質迅速提高。你可不要小看體育比賽，它會激發人們奮發向上的精神、集體榮譽感、民族的自豪感……現在，國外有股勢力極力在政治、經濟上封鎖孤立我們，我們就得反封鎖，通過體育比賽擴大與國外交往，擴大國際影響打開局面啊!

情系足球

黃中的體育天賦是多方面的。在舊中國，這位曾代表輔仁大學校隊出訪日本的足球中鋒，在體委成立之初，自然而然地分管了體委的足球工作。從1955年到1979年，黃中擔任了25年足球協會主席，而後繼續任顧問，直至終身。他對中國的足球事業有著特殊的感情，也為中國的足球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1951年12月，黃中主持了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屆全國足球比賽大會。1952年，率中國足球隊訪問蘇聯和波蘭。1953年，作為我國第一個拿著紅皮護照的中國代表進入法國巴黎參加了國際足球聯合會召開的臨時代表大會。

20世紀50年代初期，我國足球水平低，為適應國際比賽的需要，集中全國力量辦國家隊。隨著足球運動的發展和技術水平的提高，長年集中的國家足球隊體制，已不符合足球發展的規律，挫傷了地方辦隊的積極性，也降低了全國比賽的質量和水平，不能使更多的優秀運動員，特別是調到國家隊的替補隊員得到更好的鍛鍊，影響了國家隊整體水平的提高。因此，根據黃中的意見，國家隊改長期集訓為根據任務需要的短時集中。1956年，曾根據他的意見將國家一、二隊(紅隊和白隊)，分別下放到天津和北京，形成了多強對抗的機制，到1959年、1960年，我國足球水平有明顯提高。中國足球隊在中朝越蒙四國對抗賽中榮獲冠軍。

不停的攀登者

登山運動也是黃中主管的項目之一，他既指導登山事業全面、健康地發展，又十分重視對重大登山活動的組織和指揮。1960年成功地攀登珠穆朗瑪峰，就是在他的具體組織指揮下進行的。

1958年，在賀龍副總理的倡導和主持下，成立了全國的民眾性登山組織——中國登山協會。國家體委相應成立了登山處，黃中受命於賀龍和體委黨組，或運籌帷幄，或親自奔波，積極招兵買馬，為登山組織的建設不懈操勞。

1960年，本來計畫同蘇聯組織聯合探險隊，從北坡攀登珠峰，後因蘇聯提出推遲進行，國家體委決定由我國單獨進行攀登。黨中央國務院對這次攀登活動極為重視。早在1958年，周總理就與鄧小平、賀龍、陳毅副總理在北戴河聽取了黃中有關攀登珠峰的詳細匯報，並對有關問題作了重要指示。黃中深知首次攀登，意義重大，但風險和責任也很大。

這次攀登雖然取得成功，但由於經驗不足，準備不夠，又是在子夜登上頂峰的，因而沒有拿下運動員在頂峰的照片，這樣就引起了外界的懷疑，有的不友好國家還利用這點對我國進行誣衊和攻擊。這一直成為黃中的一塊心病，他憋著一股勁兒，一旦條件成熟，一定進行一次完美的攀登!

1972年，黃中從幹校回北京時，醫院檢查發現他患有冠心病、肺氣腫，囑咐他要好好休息一段時間。可他都把假條鎖在抽屜里，瞞著組織，瞞著同志，瞞著親人，若無其事地工作出差，他只想把那段失去的時間，貽誤了的工作儘快搶回來。他深深知道，自己這把年紀，為黨工作的時間不多了。為此，他不顧年老多病，堅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解決各種問題，同志們都習慣叫他“老黃忠”，這種親切稱呼恰當反映了他老驥伏櫪，求實務實和拼搏的作風。

1975年，我國決定進行第二次攀登珠峰。此時黃中雖然恢復了工作，但他既無職也無位，身後還拖著一個“叛嫌”“特嫌”的長尾巴。在體委領導會議上，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堅持提出讓黃中任總指揮，黃中開始時堅辭不受。他知道，一旦指揮失敗，等待他的就是有意破壞的大帽子，甚至進大獄。但他還是以大局為重，把個人得失丟在一邊，接受了這一重擔。

體育戰線的卓越領導人

黃中的體育天賦更表現在他對體育事業的遠見卓識、非凡的組織能力和指揮能力。從1959年至1979年，在北京舉辦了1～4屆全國運動會，在此期間還有1961年第26屆世界桌球錦標賽。這些史無前例的大型競賽活動，都由黃中分工負責，具體籌辦。那時沒有電子計算機，從總體計畫到實施方案，從競賽總規程到各單項競賽規程，從機構設定、人員調配到場地、器材、食宿、交通與安全，從大型團體操的編排訓練到開、閉幕式重大活動安排，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他嘔心瀝血、精心設計、精密組織，使全運會和世界桌球錦標賽等重大活動都獲得了圓滿成功，在國內外都產生了重大影響，表現了黃中非凡的組織工作才能和豐富的體育競賽工作經驗。

1975年舉行第3屆全國運動會，黃中針對十年動亂後，運動隊伍青黃不接的嚴重狀況，制定了一條特別重要的措施，這就是參加全運會的代表隊要以老帶青，青老結合，以青為主，並做出了在足球等20個項目代表隊中22歲以下的隊員不少於70%的具體規定，還增設了少年組比賽。黃中解釋說，國內比賽要著眼於國際比賽的需要，1975年22歲的運動員到1978年亞運會是25歲，到1980年奧運會是27歲，是出成績的最佳時期。黃中的遠見在1980年奧運會上得到證實。

1984年，黃中作為參觀團團長出席了第23屆奧運會。當許海峰奪得第一枚金牌，實現零的突破時，黃中一躍而起，沖向場地，與許海峰緊緊擁抱。他老淚縱橫地說：“這塊金牌，我盼了30年啊!

1987年，他的身體狀況惡化，住院中猝然昏倒，心臟停跳達5分鐘之久，幸虧搶救及時，得以脫險。住院時，衣袋中還揣著出差的機票。出院後，他被限定“活動半徑”，但他初衷不改，自己一步步放寬活動範圍，儘量爭取多做些工作。他常半開玩笑地說：“我現在實踐著少先隊口號：時刻準備著。我已經死過一次了，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以後的時間都是白賺的。”他在繼續貢獻自己的全部的熱量。

殷殷不了情

在長期的工作中，黃中的作風一貫是平易近人，寬以待人，以理服人。對戰友對同志以致對親友總是以誠相待，以情感人，在力所能及前提下，儘量給以關照。

1975年，召開第3屆全運會時，還沒出來工作的宋任窮、程子華、汪鋒等老同志都希望看看開幕式。黃中知道後，馬上為他們發了請柬。臨近開幕時，這幾位老同志因沒有車子而沒能到場，他立即派配給自己的臨時指揮車把他們接來。

“文化大革命”期間，胡耀邦、呂正操、劉瀾波、王尚榮、薛明等同志處境猶為艱難，有的住在臨時住處，有的住在醫院(監外就醫)，黃中惦念著他們，常去探望，讓他們感受到一些溫暖。而胡耀邦復出後，他再沒去他家，他說：“耀邦同志拚命乾工作，怎忍心打擾呢?”

同年，鄧小平復出的檔案剛剛下達，正值工人體育場有足球比賽，黃中利用比賽前的時間，充滿激情一字一句宣讀這一訊息。每讀到恢復鄧小平同志一項職務時，全場就響起暴風雨般的掌聲，足足有十多次，全場人歡聲雷動，心潮澎湃，黃中也異常欣喜。

“文化大革命”後，弟弟耀剛再次來看他。了解到有位“文革”中犯了嚴重錯誤的人被放出來並給予合理的安排。耀剛問黃中，怎能讓這樣的人出來?黃中說：“我就是極力主張這么做的，有些事責任不能都算在他頭上。那個時期，他有他的錯，但也有身不由己的難處。

對待子女，黃中再忙也要過問他們的學習情況。每到期末，總要開個小座談會，亮亮成績單，讓孩子們總結一下。毛毛的專業是跳芭蕾舞，一次特地給爸媽兩張票。她多想在父母面前跳得好些，偏偏那次出了錯，腳一滑，一隻手扶了地，但她還是馬上鎮靜下來，堅持跳完。晚上回家的時候，毛毛等待爸爸的批評，沒想到爸爸表揚她摔倒了能立即爬起來，堅持下去，情緒未受到影響。並說：“你在舞台上是這樣，生活中也是這樣，不要怕摔倒，重要的是摔倒了自己馬上爬起來。”

1982年春夏之交的一天，黃中剛在瀋陽主持完少數民族運動會，在遼陽市副市長朴景安的陪同下，僅帶一名秘書，回到故鄉岫巖縣石廟子鄉。臨近中午，他見到公社黨委書記王建樹之後，希望能滿足他三條：(1)在他走前不公開他的身份。(2)借一間辦公室中午休息一下，不要招待飯，打兩瓶開水，喝點家鄉水。(3)他走後代他向全公社人民問候，向他的同宗同族問候。王建樹一一應允，才知道他就是黃中。王建樹做了簡單安排，急忙到後院食堂轉了一圈兒。當時公社正召開三級幹部會，頭一天殺了豬，食堂尚有大餅子，還剩些豬肉酸菜血腸，想讓黃中嘗嘗家鄉菜。他敲開黃中休息的辦公室，見黃中幾個人正就著開水吃麵包、香腸。見國家體委領導就吃這個，王建樹直搖頭。他誠懇相讓，一再表示，一切都是現成的，決不現做，希望黃中能吃口家鄉飯菜。大餅子、酸湯子，豬肉燉酸菜血腸 ，這都是小時候滿族人最愛吃的飯菜啊!黃中猶豫了一下，但還是說：“我這次回來，定了一條，就是不擾民。”他謝絕了家鄉父母官的好意。

生前文章

對足球改革的意見

黃中

（摘自1991年2月25日在中國體育報舉行的足球改革座談會上的講話）

我管足球時間最長（從建國開始），對足球還是有體會的。

當前足球形勢好幹了這么多年足球，形勢從來沒有現在這么好，輿論界對足球很熱心，中央領導也很關心足球。去年世界盃賽時，對小平同志看球，議論足球。我建議足協搞個智囊團，搞一個比較有份量的改革方案報上去，爭取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支持，加快足球項目改革。

國家隊不應長期集中國家隊相當要害的問題就是長期集中。1956年我就意識到長期集中的國家隊不利於中國足球的發展。1951年中央體訓班建立後，國家隊長期從地方隊調人，甚至把地方隊調垮了，1957年國家隊下放，紅隊在北京，白隊在天津。當時賀老總支持這個方案。於是，國內聯賽情況發生了變化。陳復賚緊盯張宏根，每場都是硬仗。那時還沒有競爭機制這個詞，但競爭實際已經有了。紅軍是打惡仗壯大的，所以我提出要讓隊員多打惡仗。

集中的國家隊，把國內的尖子隊員搞垮了，國家隊的主力隊員打不了多少硬仗，替補隊員常常打不上比賽，不知道耽誤了多少人。集中後，國內所向無敵，驕傲，嬌氣，硬仗打不了，弱仗打得好，就是缺少打惡仗的鍛鍊。中國這么大，請外國隊來訪，多了請不起。不像歐洲，開汽車出國就可以打國際比賽。所以我提出，要把國內的省市隊、俱樂部隊搞好，形成“東周列國”。

1957年下放了國家隊，1957、1958年我國聯賽的水平提高了。1959年、1960年我們的足球隊水平出現了第一次高潮。那時歐洲的甲級隊和我們比賽，也不能隨便贏球。當然，不應否認有去匈牙利訓練的積極作用。

此後不久，又把國家隊長期集中起來。我無力改變。1963年新興力量運動會又栽了跟頭。當時，我又想恢復我以前的思路，苦心經營幾個重點隊。同時把張宏根等國家隊員派到全國去培養少年隊，1966年開始了“文革”，沒有進行下去。國家隊當然要搞，關鍵是怎么搞。國家隊不能長期集中，這一點不能動搖。

只要有了高水平的基礎雄厚的省市隊和俱樂部隊，國家隊就好辦。

全局性規劃不要圖大重點城市、地區太多了，等於沒有重點。如果有5、6個真正下功夫的重點地區就足夠了。太多了，財力、人力都不夠，紙上談兵。沒有用。

在全局性規劃中，要找姊妹地區搞協作。我曾經在南京到國小看場地，想把南京和上海建成足球姊妹城。建立經常的對抗競賽，形成制度。

重點要力求基礎深厚，足協的工作也要力求深入。既要抓國家隊，專業隊，也要抓中國小。企業也要關心，他們有雄厚的資金，可以成為開發足球的骨幹力量。

訓練不要迷信外國足球訓練不要迷信外國，我們已有成功的訓練方法和手段，但沒能堅持下來。外國教練可以請，但中國足球最終還要靠我們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