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歷
1927～1932年 上海國立同濟大學學習。
1932～1937年 任上海國立同濟大實習工廠技術員兼指導老師。
1937～1941年 任重慶50兵工廠技術員。
1941～1942年 任香港南華鐵工廠工程師。
1942～1945年 任桂林43兵工廠檢驗課長。
1945～1946年 任寶雞31兵工廠工程師。
1946～1947年 任重慶50兵工廠工程師。
1948～1958年 任上海汽輪機廠技術檢查科科長。
1958～1960年 任上海氮肥廠籌備處總工程師。
1960～1965年 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第三設計部技術副主任。
1965～1981年 任七機部第三研究院159廠副廠長兼總工程師、廠長。
1981年 離休。
1991年12月7日 逝世於北京。
人物生平
駱維駒，出生於一個農村富裕家庭。童年起他目睹農民的艱辛、貧窮，受欺壓、受剝削，求學起又受老師“人貴自立”的教育，在幼小心靈里就想做一個自食其力的人。
1927年6月在安徽省立第十二中學讀完國中就離開家鄉到上海，考取國立同濟大學機師科，學習5年，1932年4月畢業。畢業後留校任同濟大學實習工廠技術員兼實習指導教師。從此，他圓了童年的夢，成了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不為虛偽的道德觀念所束縛，解放時將家裡留給他的一份遺產全部上交政府，並衷心擁護土改，痛恨不勞而獲的剝削階級思想。
1937年2月離校，先後赴重慶、桂林、寶雞等兵工廠供職，時任技術員、工程師。秉性耿直、作風樸實的他，輾轉南北十餘年仍是前途渺茫，找不到一個施展才華報效國家的立足之地。在那個年代見到的是一些終日辛勤、兢兢自守的人群，結果是僅可溫飽，然而一些耍嘴皮、靠手腕、不學無術者倒是飽食終日、高人一等。
1946年12月在重慶50兵工廠工作期間，正值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國民黨發動內戰已成事實，他認識到參加武器製造就是自己殘殺自己人，於是就以身體衰弱為藉口，於1947年離開兵工廠。1948 年幾經周折回到上海，經同學介紹到上海通用機器廠工作，沒過一年，上海解放。柳暗花明，通用機器廠擴展改建為上海汽輪機廠，報效國家有望了。不久上級任命他為技術檢查科科長，他以飽滿的工作熱情、豐富的管理經驗，積極開展業務：領導組建了理化試驗室；制訂了產品質量檢驗制度，從原材料進廠到產品出廠都進行嚴格檢驗，管理井井有條；為提高效益積極開展標準化工作，推廣生產互換性產品，使定型產品的主要零件達到互換的裝配要求，為汽輪機廠的發展和生產優質產品創造了條件。1958年3月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對他是莫大的信任和鼓舞。
1958年4月他被調往上海氮肥廠（後改為上海吳涇化工廠）籌備處任總工程師。在此期間，由於他工作業績顯著，同年光榮地代表科技界當選為上海市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60年5月調赴北京，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液體火箭發動機設計部技術副主任。從民用企業調到軍工單位，並任領導工作，對他產生了很大的震動，意識到責任的重大。發動機堪稱是飛彈的“心臟”，飛彈的射程、飛行速度全靠發動機的性能。1960年蘇聯撤走了專家，帶走了資料，當時，全靠自力更生，獨立研製。他以從事汽輪機工作多年的豐富經驗和同事們一起夜以繼日、刻苦鑽研，很快掌握了設計和製造領域的技術，起到了一個技術指揮員的應有作用。1961年11月被授予技術中校軍銜。在短短几年中，克服了材料、工藝、設備及推進劑等方面的重重困難，至1964年6月先後仿製和研製成功了近程彈道飛彈、中近程彈道飛彈的液體火箭發動機。
1965年五院改為第七機械工業部，同年6月調到第三研究院159廠任副廠長兼總工程師。到任不久被任命為廠長，領導組建我國第一個飛航飛彈總裝廠。159廠原是為研究所服務的一個非標準設備加工廠，基礎較差，要把它改建成飛彈總裝廠，困難重重，這時他已年過半百，還患有較重的胃病，但他仍以飽滿的政治熱情、豐富的辦廠經驗，組織隊伍、制訂規劃、訂立制度、組織實施，使各項工作做到忙而不亂，有條不紊。邊設計、邊改造、邊試製，在部、院大力支持下，用不到1年時間生產出了符合驗收條件的靜力試驗彈，又用1年時間拿出了用作飛行試驗的自飛彈。在“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個非常時期，用不到5年我國第一代改型設計的岸艦飛彈，以7發6中的優異成績達到設計定型標準。從此，我國有了飛航飛彈試製、生產基地，為後續多種型號研製和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1978年這一飛彈榮獲全國科學大會獎。
在“文化大革命”年代，駱維駒也受到衝擊，離職又復職。他工作到1981年離休，已是古稀之年，他為航天事業嘔心瀝血整整奮鬥了21年。1991年病逝於北京。
人物貢獻
組建飛航飛彈總裝廠
我國岸艦飛彈的發展始於50年代末6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已具備改型設計的能力，第一個自行設計的岸艦飛彈是改型設計的飛彈。飛彈是一項高科技產品。當時，總裝廠的前身是一個為701所（空氣動力研究所）等研究所服務的非標準設備加工廠，隸屬於三院。原有廠房、設備、技術和人員都不具備生產飛彈的條件，困難之大可想而知，當時惟一的有利條件是廣大職工以極大的政治熱情和高度的工作責任感迎接挑戰，願為國防事業作出貢獻。這為完成這一艱巨任務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駱維駒受命於困難時刻，艱辛的創業也就從這裡開始，他以求實的科學態度，豐富的辦廠經驗，首先組織制訂了“自行設計的岸艦飛彈試製總方案”，根據總方案要求又制訂了“廠房技術改造規劃”，使各項工作有條不紊地展開。採取主要措施如下：
1.調整原有生產線，增加車間數量，重新明確分工。充分利用原有庫房、平房、天井改建擴大生產面積。建立配套工種，如模線樣板、有色飯金、非金屬製造、部裝、總裝、測試等生產線。
2.對各類技術人員、工人進行專業歸口。從外單位抽調和借調一批專業對口的技術人員和缺門技術工人，並派部分技術人員、工人到對口廠進行短期培訓。
3.提前組織工藝人員利用“上游一號”（與這一岸艦飛彈相似型號）產品圖紙和工藝資料進行全面模擬練兵（因當時飛彈圖紙還未下廠）。為以後這一岸艦飛彈工藝準備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4.邀請設計部設計人員當技術顧問，下廠進行技術指導，併兼任部分工藝工作，幫助組建測試隊伍。密切了設計與工藝的關係，促進了技術關鍵的解決。
5.列出技術關鍵項目，提前成立攻關組。全彈共列出關鍵項目67項，其中車間級關鍵59項，廠級關鍵8項，如薄板化學銑切、玻璃鋼泡沫塑膠天線罩、承力式油箱、高壓氣瓶等，集中力量分層次進行攻關，確保了試製工作順利進行。
6.大協作趕製工藝裝備。飛彈不同於一般機械產品，這一岸艦飛彈彈體是一個薄殼輕合金結構，有嚴格氣動外形要求，裝配協調關係複雜，零件離散度大，全靠模具、型架鉚接（焊接）組合裝配而成。工裝數量大，而絕大部分工裝的製作是通過飛彈理論外形（曲線方程）繪製成1∶1理論模線進行傳遞，加工成具有一定剛度的各種金屬樣板。它既是製作工裝型面的依據，又是檢驗工裝和零件的量具，是開展型號試製的重要物質基礎。據“上游一號”資料統計“0”批共選用工裝1721套，製作工時349806小時。同屬海防飛彈，結構類同，如參考“上游一號”工裝係數，任憑當時159廠的條件，完成工裝製造任務用兩年時間也難以實現。為加快試製進度，必須控制工裝數量，結合159廠實際，摸索自己的道路，確定了工裝的選用原則，經三結合研究，這一岸艦飛彈“0”批選用工裝877套，樣板約3500塊。作出這樣的決定，需要一定的膽略和勇氣。雖然減少了工裝，單靠自己乾，短時間也無力完成，於是決定在院內外、部內外開展大協作趕製工裝。為此，奏出了一曲大協作的凱歌。
六大措施的實施大大推進了試製進度。終於，在1966年8月20日比原計畫提前10天拿出了靜力彈。靜力彈是用作考核彈體結構強度、剛度的一種試驗彈，也是對工廠製造工藝和製造質量的總體能力的考核。所以，靜力彈的試製成功，極大地鼓舞了職工的鬥志。繼而又投入地面試驗用的熱試車彈、振動彈的生產。
正當向新的目標邁進時，“文化大革命”浪潮席捲全國，生產受到嚴重影響，駱維駒也受到衝擊，但他仍堅守崗位，繼續履行指揮員的職責。1967年9月29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自行設計的岸艦飛彈首次靶試成功，時隔不到一個月，10月27日再次發射又命中目標。兩年、僅用了兩年時間，速度之快，質量之高是空前的，從廠房改造、組建隊伍、制訂規範、攻克難關、組織生產、挑燈夜戰……這一曲曲，一幕幕包含了他（他們）多少心血啊！這一岸艦飛彈靶試的成功顯示了它強大的生命力，1968年靶試又獲得成功。這一連串成功的喜訊傳到了國防科委，傳到了中央，引起中央領導的關心和重視。為中國國防科學技術發展作出卓越貢獻的聶總在1969 年親臨基地視察，觀看了這一岸艦飛彈靶試。至1970年3月這一岸艦飛彈以7發6中成績通過了設計定型飛行試驗。艱苦創業既出了成果，又出了人才，通過這一岸艦飛彈試製生產，鍛鍊了隊伍，逐步掌握了飛彈生產領域的技術。以至若干年後，一個外國代表團到廠參觀後，面對簡陋的廠房、設備，不敢相信享譽中外的“蠶式”飛彈是從這裡飛出來的，以為廠里留一手，沒把最關鍵、最先進的設施給他們看。
這一岸艦飛彈的誕生，使我國飛航飛彈走上了一條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特別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對我們以後飛彈事業的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走中國特色主義道路
60年代初，我國飛彈研製程式，基本參照前蘇聯模式，包括飛彈地面試驗項目以及數量。眾所周知，不充分做完地面試驗，飛彈是不能上天的。
自行研製的岸艦飛彈靜力試驗成功後，接著要用兩發彈做全彈地面熱試車。當時迫於形勢，無力提供兩發彈，但試驗又不能停，駱維駒召集有關人員討論，提出一發彈兩次試車的建議，即一個彈體，兩套成件，第一次試車完後返回廠內，更換內部成件，再次試車。這一建議得到梁守槃（當時任三院副院長）和設計部的支持、肯定，最後順利地完成了地面熱試車。
熱試車完後，接踵而至要做全彈振動試驗。當時仍沒有彈體可提供，又經大家群策群力，首先對經兩次熱試車的彈體進行全面檢查，確認無問題後，向設計部提出改裝成振動彈的意見，設計部經分析，同意改裝，試驗結果達到大綱要求。最後，工廠還將這發彈改裝成衝擊試驗用的過載試驗彈。“一彈多用”成了159廠飛彈生產史上的創舉，這不僅為1967年9月首次飛行贏得了時間，也是同我國國情相結合，艱苦奮鬥走自己飛彈發展道路的一次成功嘗試。
人物評價
駱維駒為人正直，待人誠懇，作風樸實，辦事果斷。自飛彈試製以來，他基本上在廠里度過。辦公室搭一張床，吃住在廠，生活很簡樸，胃病犯了由秘書上門診開些藥。工作中非常注重深入一線，了解實情作出決斷，車間、工地都留有他的足跡。
在攻克技術關鍵階段，最為艱苦並帶有一定危險的是油箱封頭成形（封頭是一個直徑為700多毫米的橢圓體鈑金件）。當時工廠沒有大噸位沖床，沒有具備安全設施的廠房，只好採用上馬快的爆炸成形新工藝，用最簡單的辦法，在露天找一塊偏僻場地，加上一個手拉葫蘆。試驗正趕上寒風呼嘯、滴水成凍的隆冬季節。操作者（都是大學生）手觸冰水和金屬，凍得發麻（因要將藥柱放人臨時用油氈製作的水帽里），有時還被粘掉一層皮，一個封頭從初爆至最後貼型，要爆炸多次，還不允許有任何雜物掉人模腔和水帽內，否則會形成坑點。他們一聲不吭，默默地工作著。駱維駒多次到現場，看在眼裡，疼在心裡，無疑他的到來對現場人員是一種支持、鼓勵和讚譽。同樣，操作者艱苦的工作環境和不怕危險的精神也深深地感染著他。
1966年初，飛彈試製進入樣板製造階段，樣板數量多、精度高，全憑工人手藝修銼掌握。眼看進度拖後，樣板出不來，工裝就無法製造，他當機立斷，調集全廠高級鉗工集中製造。生產場地不夠，就啟用暫空的總裝測試廠房。加班加點，挑燈夜戰，趕製樣板。
1967年8月按計畫要求輸送兩發彈進行靶試。由於飛彈彈體結構中承力式油箱製造難度大，工序多，進度跟不上，只能完成一個油箱，當時惟一的辦法是，將為地面熱試車準備而未用的一個內部結構簡化了的油箱改裝，用於飛行試驗彈。這個問題提出後，他不貿然定奪，提出進度不能影響質量，疑點不能帶到靶場，這是三院第一個型號，也是第一次飛行試驗，非同小可，須報總師和設計部。大家以嚴謹的科學態度，查閱了“上游一號”歷次飛行試驗記錄，分析了飛行中側向風對飛彈滾動姿態的影響，最後取得一致意見，同意改裝地面熱試車的油箱用於飛行試驗彈，這樣如期提供了參加飛行試驗的飛彈。
自行研製的岸艦飛彈的試製成功，傾注了一代人的心血，正當大家分享勝利的喜悅時刻，駱維駒離開了領導崗位，被隔離審查。1970年下放勞動鍛鍊，1973年復職。停職幾年，歷經磨難，他終於從艱難歲月中挺了過來，他堅信中國共產黨會還他以清白，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堅強信念。
復職後，他已年愈花甲，仍以旺盛的熱情，兢兢業業地投入工作。1973年組織參加了這一岸艦飛彈設計定型審定會，1974年中央軍委批准該彈定型，飛彈由試製轉入批量生產，裝備部隊。飛彈射程遠、威力大、精度高，保衛海疆由願望變成了現實。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飛彈技術日新月異。為提高飛彈的突防能力和抗電子干擾能力，1974年起又相繼組織試製生產了兩種飛彈改進型的岸艦飛彈。1976年起又有我國第一個空艦型飛彈投入試製。同時還試製了我國自行設計的超音速、超低空兩種海防飛彈。
159廠隨著飛彈系列和型號的增加，工廠也由小變大，由弱變強，並有了一支經過創業磨鍊的能打硬仗的職工隊伍，如今已成為我國重要的飛航飛彈試製生產基地。
歲月催人老，駱維駒1981年離休，1991年12月7日病逝於北京。駱維駒趕上這不幸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他沒有亮麗的光環、沒有獎章、沒有榮譽。然而，他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寬闊胸懷，一個老專家對黨的忠誠、對事業的追求，默默無聞地為航天事業服務了數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