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1916年佐藤三郎編著傳記《民國之精華》載：馮“賦性溫厚和平，工於交際，然又篤實不欺，動止以禮自持。為人精明強幹，富於忍耐。與人交，鯁直不阿。人有過，輒直言不諱；人告以過，雖未盡當，必欣然謝之。少好義，喜為人鳴不平。里人有以金錢受窘者，輒解囊助之不復望報。遠近每稱其名。中年，慨然有志以挽回危亡自任。”
1916年6月，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褀瑞任國務總理，重開國會，馮遇伯再次去北平，復為眾議院議員。在此期間的“參戰”(指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反“參戰”的“府院”之爭中，因開罪段褀瑞，被譏諷為“馮贊成”。1917年7 月，孫中山先生揭起護法運動旗幟，馮遇伯等150多位國會議員，積極回響護法號召，先後南下廣州，參加在廣州舉行的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為海陸軍大元帥，成立護法軍政府。護法運動失敗，馮遇伯浪跡京津，閉居北京前門外。其間，以平民身份先後與李大釗、毛澤東、馮玉祥結識交往。1928年馮玉祥舉兵反蔣期間，馮遇伯常出入於馮玉祥將軍府，作過短期的幕僚。1933年，出於對蔣介石為首的新軍閥的日益反感，又聞知自己的母親雷二姐被土匪“捉肥”，家庭以重金贖取未成而被折磨而死的訊息後，馮思親心切，加之囊中積蓄罄盡，於是兩袖清風、孑然一身回歸桑梓。
回鄉後，馮遇伯致力於地方教育事業。1934年馮勸說外祖父、養母捐資興學，將新建的馮家新屋闢為八間大教室，馮親自任校長，併兼教課。馮力主對舊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加以改良，力主“循循善誘焉”，不搞體罰。使校容、校譽一新。馮還為一百多學生統一製作校服“以壯觀瞻”。該校師生平等，男女合校，班級教學，成為一所遠離城鎮的鄉村新型國小。1935年4月，該校改名為縣立第五國小，馮親任校長，學生也由創辦初期的30餘人逐漸發展到104人。1941年，自武漢西遷建始縣長粱子的省立笫一國小遷至茅田，馮又將庭前一大場地贈給。馮並為學校義務講授語文課，學校所缺少的生活用具也多由馮無償支援。省小教師多來自省立六高的流亡青年，有的還是地下黨員，一些教師困難，馮即慷慨解囊。在民生凋敝的四十年代，省立一小在馮的熱心支持下，辦得十分出色。國難當頭，遠離茅田百里的川鄂邊界學生，爭相負笈來學，學校很快發展到12個班，學生500餘人。
馮遇伯回鄉後，其扶危濟困、疏財仗義、平易簡樸的一慣作風，鄉人有口皆碑。在家鄉生活十多年的時間，他生活素樸，常著士林布衫，套黑色馬褂，扎對角手巾。家具簡陋，一具架子床從未漆過，性喜粗茶淡飯，閒時常以奕棋為樂。此時，馮遇伯對國民黨官場早已厭惡。1943年，馮的老友湖北元老居正(司法院院長)路過茅田，特停車來訪，兩人攜手至車站，在站長會客室暢敘時居正問：“你甘心享受田園自在?”馮答：“三哥，國民黨在，我站不住腳，蔣介石心目中沒有我馮遇伯這個人！”
馮遇伯一生樂施好善，他家有佃戶三十餘，如逢荒年或災害欠收，均由佃戶自報租稞，甚至一顆不交。而遇有困難相求者，馮無不解囊周濟。馮遇伯十分同情貧苦民眾。一次外出，遇一失火人家，他詢問後開了一石包穀的條子(十斗為一石，一斗約30斤)，囑其到就近莊戶去背，分文不取。1945年秋，茅田發生大飢餓，有龍姓農戶一家6口全靠守寡的母親獨立支撐，挖蕨搗蒿，朝夕難繼。保長趁機欲併吞其家僅有的兩畝薄田，便百般縱恿脅迫龍母典當田地。此事為馮遇伯所知，他便當面斥責保長，並立即將自己家裡的穀子20石借給其家渡荒，同時還親臨龍家劃策，建議龍母先利用借來的部分穀子整成糙米，作成熱飯，在茅田街上薄利賣食。當龍母問及馮所借出稻穀需多少錢一石時，馮以商量口氣說：“你看，給一塊錢一石行不行?” 馮就這樣以一塊洋銀一擔谷的價格主動再賣十石給龍母。而當時的谷價是洋銀3塊一石。
1950年實行減租退息，馮主動將財產退還給民眾，深得民眾諒解。清匪反霸中，他交出了由日本左藤三郎編輯發行的《中華民國議員傳》，內有他本人詳實傳略和照片。人們從傳略中才發現他是同盟會會員、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的首任議員之一。1956年，馮遇伯以民主人士身份被選為建始縣人民政府副縣長，分管文教工作。他在工作期間，衷誠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心情愉快。他發自肺腑地表示要“以信奉三民主義之虔誠，信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要以熱愛先總理之真情，熱愛黨和毛主席”。1958年，馮遇伯因年老多病離職，1960年7月，於業州鎮西街病逝，享年73歲。
（ 建始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供稿）（責任編輯宋傳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