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祝三

霍祝三(1897.10~1956.06),男,原名居華,字祝三,陝西省綏德義合鎮樓溝村人。中國共產黨黨員,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各界愛國人士的光輝榜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第二屆、第三屆委員會副主席,原綏德、榆林專署專員,清末秀才,革命烈士。

人物生平

霍祝三 (1879~1965)原名居華。陝西綏德人。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考入綏德中學堂,三十三年(1907)畢業後在家鄉辦私塾,宣統二年(1910)在義合兩等國小堂任教,後任校長。

辛亥革命後,霍擁護孫中山的政治主張,在農村宣傳新思想。1924年冬,李子洲在綏德省立四師點燃了革命火種,義合完小進步學生積極回響,反軍閥,鬧學潮,被反動軍警逮捕。霍支持革命,營救被捕學生。

大革命失敗後,白色恐怖籠罩陝北。霍不畏強暴,支持他的侄子霍世傑、大兒子霍世英(均為中共黨員)同國民黨新軍閥英勇鬥爭;還多次資助被反動當局軟禁的綏德省立四師校長、共產黨員常漢三。1932年後,革命武裝鬥爭在陝北興起。在綏德縣境活動的陝北游擊隊第五支隊曾在霍家隱蔽。霍為他們提供食宿條件,幫助渡過難關。

抗日戰爭爆發後,霍任義合區橋上鄉徵募委員,在徵兵、征糧、動員擔架支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深得陝甘寧邊區政府的信任和讚揚。1941年8月,他被選為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參議員,後調任邊區政府民政廳優撫科科長,負責支前、優撫、安置及擁軍優屬方面的工作。1942年8月,被選為綏德縣縣長。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他團結各階層抗日愛國力量,組織和領導全縣人民開展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為打破日軍和國民黨頑固派的經濟封鎖而努力工作。1944年,由楊和亭介紹,65歲的霍祝三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霍任綏德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副專員兼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綏德分院院長。次年5月,任綏德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雖年愈七旬,仍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工作,迎接全國的解放。

新中國成立後,他於1950年初帶領綏德專區各縣縣長去延安開會,一路步行,不進飯館,只買些家常便飯食用, 保持著戰爭年代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1951年,他帶領延安、綏德、榆林3個專區的20多位代表前往北京參加國慶觀禮。林伯渠到車站迎接,並報告毛澤東主席:“陝北的霍老先生來了。”毛澤東專門把他接到辦公室,懇談了一個多小時。回綏德後,他在匯報進京觀禮盛況時,激動得流下熱淚。1956年綏德專區撤銷,霍調任榆林專員公署專員。他狠抓陝北的水利建設,把織女渠修成連線數縣的大幹渠,使無定河沿岸的大部分平川旱地成為水澆田。同時,還指揮建成了綏德縣通往西山寺的大理河橋。

1959年8月,80歲高齡的霍祝三被選為政協陝西省第二屆委員會副主席。1963年12月,再次當選為政協第三屆委員會副主席。他積極參政、議政,直到85歲時,還在工工整整地寫文章、寫建議,為振興陝西操勞。

1965年6月11日因病逝世。

人物傳略

霍祝三,原名居華,字祝三,1879年(清光緒五年)10月出生在陝西省綏德義合鎮樓溝村一戶貧苦農民家庭。父霍善修,勤勞、善良,生4子2女,祝三為長。

霍祝三自幼喜愛讀書,迫於家境貧困,他一邊幫父母幹家活,一邊到義合鎮走讀,時斷時續,"耕讀"12年,讀完了國小全部課程,結業後在家鄉周圍村莊任教。

1903年,綏德辦起了中學堂,霍祝三隨即考入。在校4年,他刻苦精讀古典經籍,同時在當時洋學流行的情況下,看了不少新書,豐富了自己的知識,成為聞名鄉里的飽學之士。

1907年,霍祝三中學畢業。其後兩年,他在家鄉辦私墊,在縣紡織加工廠當辦事員。這時,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螢聲中外,受三民主義影響,霍祝三立志從事教育,1910年在義合鎮高小任教,後擔任校長。

辛亥革命爆發後,他擁護孫中山的政治主張,在農村宣傳新思想,鼓動民眾破除迷信,興辦學校,在學生和家屬親友中提倡剪髮、放足、禁賭。他治學嚴謹,鼓勵學生全面發展,教育學生首先要學會寫農村套用文、珠算,學以致用;教導學生要關心國家大事,熱愛勞動,尊重父老,做一個於國於民有用的人。

霍祝三身為國小校長,20多年,深知民間疾苦,樂於扶助百姓。民眾有事,如寫對聯、書信、文約、訟狀等,只要有求於他,他一一照辦。遇有貧苦人家婚喪災病之事,他慷慨解囊相助,故深得父老敬重,稱他為“善人”、“好人”。

1924年冬,李子洲在綏德四師播種革命火種,建立了黨團組織。其後,一批又一批黨團員離開四師,走向社會,宣傳革命,義合一帶也來了不少黨團員、進步學生。他們一到義合,就選定以義合高小為陣地,決定在學校秘密建立黨團組織。在黨組織的領導下,義合高小鬧起了學潮,學生們把校長霍祝三的被褥捲起,丟在校門外,勒令他立即離校,為此,軍閥政府派出軍隊,逮捕大批學生。在這急風暴雨的革命運動面前,霍祝三毅然站在革命學生一邊。他幾次托人買了上萬斤油餅,接濟被捕學生,一面到縣政府周旋,說:"娃娃們根本沒有造反行為。我的鋪蓋是娃娃們幫我晾曬時,不小心掉在地上的。"當局見他這樣說,只好釋放學生作罷。自此,黨團組織占領了義合高小這個陣地,霍學光擔任了校長,實為中共地下區委書記。由於霍祝三在學潮中經受了考驗,態度明朗,仍然聘請回校任教。後來,義合高小一直是綏德東區黨組織的指揮中心,霍學光、謝選民、李芬圃、劉漢武、劉成武、高農斧、霍維德、馬南豐(化磷)、高振東等人,先後在這裡擔任中共義合地下區委的主要職務,馬明方、崔田民、李景波等多次來這裡巡視工作,指導革命運動。由於有霍祝三這樣同情革命、支持革命的知名人士保護,這裡從來沒有出過事。

大革命失敗後,一些黨員叛變投敵,而霍祝三這位黨外人士,卻始終如一地支持著革命。在霍祝三的家裡,侄子霍世傑在榆林中學讀書期間,與劉志丹一起被派往廣州黃埔軍校,後轉入毛澤東主辦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為第6期學員;1928年他領導三原交農運動,參加渭華暴動後,霍世傑返回陝北參加陝北特委工作,後受北方局委派,以華洋義娠會運娠糧人員身份,到陝北神府、榆、"佳、吳、清一帶,宣傳黨的政策,發展黨的組織;他還到抗日同盟軍任十八師少將軍需長,失敗後,被派往內蒙河套一帶任綏西工委書記。霍祝三的大兒子霍世英1927年在綏德四師參加了共產黨,1928年領導和參加了義合一帶廣大農民民眾的抗煙畝稅鬥爭。在當時,霍祝三雖然不知道全面情況,可從他們的言論和行動中,完全明白自己後代在乾什麼事。他支持他們,在精神和物質上做他們的後盾,在他們離開陝北後,寄錢全力支持他們革命。不僅如此,他還多次資助被軍閥政府軟禁的四師校長常漢三先生;三十年代他多次跑到縣政府、專署,找杭毅(專員)等國民黨要員,要回了被無辜關押的革命民眾;1934年陝北武裝鬥爭興起後,他的家隱蔽過崔正冉帶領的紅五支隊、紅十四支隊的游擊隊員,並給他們吃飯、穿衣,支援緊缺物資。

1934年春,在內蒙臨河擔任中共綏西工委書記的霍世傑,得急腹症以身殉職;1935年,打入北京蔣系二十五師為我黨搞重要軍機情報工作的霍世英因叛徒告密,與馬雲程等一起於5月初在北京英勇就義。不幸訊息接連傳來,霍祝三十分悲痛。在黨組織的關懷下,他憤然進京,領回了兒子霍世英的遺體,隆重安葬。出濱這天,人們攙扶著年近六旬的霍祝三到大門外,他只痛哭了幾聲,即刻收淚,對鄉親們說:“我兒子的路走得對,死得光榮。”事後,他辭去教師職務,回到鄉里。至此,人們對霍祝三更為敬重,尊稱他為“霍老先生”。

抗日戰爭爆發後,霍祝三擔任了義合區橋上鄉徵募 委員會的委員,成為我黨在這一帶聯繫民眾的骨幹。那時,倪偉、田紹光、劉國進等工作人員,經常在"霍老先生" 家出入。他協助我黨在徵兵、征糧;動員擔架運輸等支前工作中做出顯著成績。為此,在1939年10月,中共綏德特委專門為"霍老先生"舉辦了"六十大慶"。在綏德知名進步民主人士中,霍祝三是第一個堅持抗戰、堅持統戰、堅決跟共產黨走的"一邊倒"人物。

1941年8月,陝甘寧邊區進行了普選運動,各級三三制政權普遍建立起來。經過選舉,霍祝三被選舉為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參議員,同時11月,在延安參加了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第二屆第一次會議。在開幕大會上,毛澤東向大會發表演說,說明參議會的目的,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設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並闡述了邊區實行革命的三民主義的涵義和各項政策。霍祝三以無比喜悅的心情玲聽了毛主席的講話及邊區政府首長所做的各個工作報告,積極討論,參與制定了相應的決議。會議期間,毛主席得知霍世傑的伯父霍祝三到會時,立即接見,並談話讚揚霍世傑在農講所是個好學員,對革命作出了貢獻,並對霍祝三進行了安慰和鼓勵。這件事,使霍祝三深受感動,很長時間心情難以平靜。他覺得自己雖年過六旬,這才開始了新的革命道路。此後,霍祝三擔任了邊區民政廳的優撫科長,在支前、優撫、安置及擁軍優屬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42年8月,綏德縣按三三制建政原則,選舉左派進步民主人士霍祝三為綏德縣政府縣長。在黨的領導下,霍祝三團結各階層抗日愛國力量,組織領導綏德人民開展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有計畫地開展了大生產運動,粉碎國民黨的經濟封鎖。1944年,由楊和亭介紹,霍祝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他更自覺地領導綏德邊區人民進行民主建設和經濟建設。在胡宗南大舉進犯陝甘寧邊區的日子裡,他回響黨申央號召,在1946~1948年這3年中,徵集新兵3859人,連同已在部隊的共6801人;支差平均每人10次,畜力平均每頭5次;每人做一雙草鞋,每戶熬6斤火硝;1947年征公糧7次,勞負擔16.46斗(493·8斤)。這么繁重的工作,都是在霍祝三親自布置、督促、檢查下勝利完成的。當時為了打"胡匪",父子、兄弟爭先,母送子、妻送夫的動人事跡不勝枚舉,尤其沙家店戰役前後,霍祝三領導綏德人民在天旱歉收、物質困難情況下,節衣縮食,踴躍繳納公糧公草,保障戰地後勤供應,組織擔架、牲口、民工等戰勤工作,全力支援戰爭。綏德民眾為支援北線作戰,將剛剛割下來的穀子、高粱不分晝夜趕打、趕碾、趕送前線。在黨的領導下,霍祝三和綏德人民一道趕走"胡馬",解放西北,為全國的解放英勇奮鬥,做出了貢獻。

1948年1月,霍祝三被升任為綏德專署副專員。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和生產的過程中,霍祝三尤其注意放手發動民眾和依靠民眾。當年夏天,綏德貿易公司向榆林一次發了30多匹駱駝的布匹貨物,走到上鹽灣不幸遇暴雨,貨物被衝到綏德四十鋪一帶,被民眾打撈上岸。如何從民眾手中收回這批貨物,綏德專署、縣政府和貿易公司召開專門會議研究。會上,不少人提出先搞個調查,掌握情況後強行收回,或逐戶搜查追回。霍祝三說,我們決不能幹傷害民眾感情的事情。在全面聽取意見後,他採用了說服教育辦法,用國家正在給這裡大量運小米救災的事,教育民眾自覺保護國家財產。在霍祝三的主持下,通過做民眾思想工作,結果四十鋪民眾把打撈的公物迅速全部無代價地交了回來。

1948年6月後的一年多時間內,霍祝三兼任了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綏德分庭庭長,在領導審理法院案件的過程中,霍祝三尤其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當時,清澗縣高傑村胡朝坪有兩戶農民鬥毆,一方的一個老太婆騎上毛驢來專署告狀,說對方把她打了不算,還進家把藏在芝麻罐里的七十塊銀元拿走了。專署派了公安處長同清澗公安人員一起前往調查,回來匯報說,原告所述屬實,已把被告帶回關了起來。可這個被告堅決不招,說冤枉了他。霍祝三知道此案後,便派專署檢查處長及法院綏德分庭推事崔正冉、清澗縣檢查室主任李光榮第二次複查,調查結果是假案,被告沒有打人,也沒有進家拿銀元。把前次調查的公安處長找來,各方各述原由,各執已見,爭論不休。在這種情況下,霍又派出第三次調查組,即民政科康光福和婦女主任艾英蘭,調查結果與第二次一致,而且在準備驗傷時,這個老太婆承認了自己是誣告。案情真相大白後,被告得以釋放,並決定賠償冤押四個月費用小米四石。被告感激地說:“小米一顆也不要,共產黨把真理求出來,我就十分感謝了。”這件事一時傳為佳話。

1949年5月,霍祝三升任為綏德專署專員。隨著全國的解放,霍祝三以更高的熱情投身到綏德老區的戰爭創傷醫治、恢復和發展生產等建設事業中。

1950年初,霍祝三帶領各縣縣長去延安開會,一路上有馬不騎,專操近道,走羊腸山路比年輕的縣長都自如、順當。吃飯他不進飯館,專買簡便的軟黃米糕,保持著戰爭年代的那么一股精神。

由於年高,平時機關為他設定了有靠背的墊椅,可他把腰背挺直,從不後靠,兩腿正放,三四個鐘頭,全神貫注,毫元懈怠。每天晚飯後,他家中休息一會,一入夜,他又起來辦公、看書、學習、批辦檔案、看來信,有時通宵達旦,當天的事辦不完不睡覺。有時睡定靜思,覺得當天有定下來不妥的事,便又翻身下床,擰大油燈芯,用紅筆勾記下來,第二天一早,召集有關人重新研究定奪。

1951年,國慶3周年大慶時,霍祝三應邀帶了延安、綏德、榆林3個專署的20多位國慶觀禮代表,前往北京。到北京後,林伯渠親自到車站迎接,並轉告毛主席,"陝北的霍老來了"。毛主席在政協會議期間接見了他,還專門派車接他到主席辦公處談話一個多小時。毛主席稱霍祝三是"全國現任專員中,年齡最老的一個"。毛主席的親切接見和關懷,使霍祝三倍受鼓舞,回綏德後在綏師禮堂傳達此行經過時,他激動地流下了熱淚,並決心為綏德老區的經濟建設和文明建設,鞠躬盡瘁,乾一番事業。

建國後不久,為提高工農千部的文化水平,綏德辦起了"工農速成中學",霍祝三把自己身邊和專署的一些優秀青年幹部選送到學校深造。他給學校校長王立功說:“王立功!凡專署選送去的年輕娃娃,一定要把嚴格!”他還要這些青年,每過一段時間,回專署向他匯報一次學習情況。

陝北十年九旱,這是霍祝三最為憂慮的事。每逢大旱時,他每天心焦地跑到綏德城南門洞的含硝岩石下觀察。這城門洞頂石料,無雨乾燥,雨前潮濕,當觀察到石料乾燥,他心急如焚,多方組織民眾抗旱;如發現洞頂石料潮濕有水時,他就高興地告訴大家,並組織雨後生產。

1951年春,霍祝三從省里要來了20石小米,作為水利專項資金,並用這筆資金,修成了從園條起水,經崔家溝、龍花寺、許家坪到崔家坊,全長71華里,可澆灌800畝平川地的渠道灌溉水利工程。這項工程土法上馬,投資省,進度快,受益面積大,是全區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

從1951年至1956年,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在霍祝三的熱心領導下,綏德專區凡有大片溝條地、平川地的地方都有了水利設施,甚至修起了像織女渠這樣連線數縣的大幹渠,變旱田為水澆地。同時,綏德縣城通往西山寺的大理河橋,也在他的領導下修了起來。根據他的意見,這座橋一橋兩用,上面走人通車輛,下面留渡槽,橋建成後,堅實壯觀,至今還車水馬龍,成為綏德縣城繁華區之一在操辦水利事業時,他重視聽取技術人員的意見,遇到問題,常把榆林專署的水利總工程師李富豐請來出主意,搞設計。在共建綏惠渠從鄧家樓延長到郝家溝這段工程時,李富豐提出,過淮寧河不要搞渡槽大橋,在河底下搞一個道虹就可以把水引過去。好多同志不理解,說,這水怎能翻溝呢?李富豐拿著一把茶壺,從上面不住地往裡倒水,快滿時壺嘴上就往外流水,不停地倒,不停地流。"壺裡通嘴的孔在下面,為什麼會下進上出呢擴霍祝三聽了他的解釋後,第一個表示贊同。淮濘河上的"水翻溝",成為綏德專署第一處道虹建築。

在領導工程施工中,霍祝三尤其注意民眾的生命安全。修綏惠渠炸石畔時,由於安全措施不力,死了兩個人。霍祝三牢記這個教訓。炸蘇家溝石畔時他給施工人員反覆強調,打炮眼的工人,一律要系安全繩,以防萬一,並親自到工地察看。工人們不在意,見霍老來了,趕快繫上,見他走了,就又解脫。這一情況被霍祝三知道後,就帶上縣裡負責人,一連就地照看了幾天,直到工人們也感到不能把自己的生命當兒戲,注意系安全繩,霍祝三才為之放心。工程全部竣工,一宗傷亡事故也沒有發生。

1956年綏德、榆林兩專署合併後,霍祝三給綏德縣批專款兩萬元,一萬元將綏德縣城街道的薄石板換成墩石,用另一萬元保護"扶蘇墓"、"蒙恬墓"等文物古蹟,這些專款用得得當,至今受益。在機關大院,霍祝三關心著每一個同志的家庭生活和健康。縣委書記楊吱山,在土地革命時掙破了鼻腔的一條血管,手術後引起了失眠。霍祝三得知後,請了名醫,找來偏方,多方治療無效。這使霍老很為焦慮,每天晚上跑去聽動靜,早上間情況,“昨晚睡著了沒有?”當對方回答沒有時,他著急地說:“這該怎么辦呀?”不久省醫療隊赴米脂下鄉,治療工作結束,來專署總結匯報,霍祝三間,“你們有沒有能治失眠的醫生?”當一個針灸醫生提出可以試試時,他立即令人帶領前往。經初步治療能睡兩小時後,他馬上徵求這個大夫和醫療隊意見,打電話向省衛生廳給這個大夫請了一段時間假,直至把楊歧山的失眠症徹底治癒。
一次半夜裡霍祝三聽到一個小孩子不住地咳嗽,就馬上叫起通訊員霍世銀:“快去看看,誰家的小孩咳成那個樣子?”原來是專署三科長丁錫吱的8歲的孩子得了急性氣管炎,在霍老的催促下,及時得到了治療。

霍祝三生活儉樸,嚴於律已。他下鄉從來不吃特殊飯,只吃豆錢錢稀飯和雜麵葉一類農家普通飯食。在家、出外,不讓別人給他吃上等白面,只吃普通麵粉。1951年,他病休了5個月。為照顧他迅速恢復,專署買了一頭奶牛供他喝奶,他勉強喝到上班後,就讓人把牛賣了。在病休中,他不準超一伙食標準買肉食等補。由於霍祝三品德高尚,在廣大幹部民眾中享有很高聲望。黨和上級領導對他很尊重,很關心。有一次,霍祝三騎騾子赴省開會,不慎跌在淮寧河中,一隻腳還套在騾鏡上。這事被省領導同志知道後,很快給他配備了一輛美國造小吉普,並囑咐他,年老了,以後再不要騎牲口下鄉了。

1959年8月,八十高齡的霍祝三被選為陝西省政協副主席。他年高不忘刻苦學習,戴著老花鏡,孜孜不倦地學習馬列和毛澤東著作,閱讀黨的檔案,閱辦政協有關材料。

霍祝三病危期間,綏德縣委、縣人委的負責同志到西安前往看望。霍祝三第一句就間:“綏德的吃水問題解決了沒有?”當聽說正在搞自來水塔時,高興地說,“這就好了。”又問:“燒炭問題呢?”縣裡同志說:“子洲縣何家集,準備給咱縣辦一個煤礦。”他聽了說,“應該這樣辦。”

1956年6月11日下午5月40分,霍祝三病逝,享年86歲。

霍祝三病逝後,陝西省人民政府追認他為革命烈士。1965年6月13日上午,在西安殯儀館舉行了“西安各界公祭霍祝三同志大會”。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胡耀邦和陝西省省長李啟明等黨政領導人送花圈。公祭大會田中共陝西省委第二書記、政協陝西省委員會主席趙守一主祭,政協陝西省委員會副主席張漢武致悼詞。張漢武高度評價了霍祝三的一生,稱他是“各界愛國人士的光輝榜樣”。公祭大會後,霍祝三的遺體移往西安南郊烈士陵園安葬。

社會評價

霍祝三為人正派,扶危濟困,團結同志,聯繫民眾,德高望重,受人尊重;他對黨忠誠,立場堅定,廉潔奉公,艱苦樸素,終生奮鬥,業績昭著。

霍祝三是由一個善良正直的鄉間文人,走上了同情、支持革命道路的,至65歲高齡時,又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成為各界進步民主人士的光輝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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