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在80年代末寫了兩冊關於中國性問題及其歷史情況的小書之後[1]，又轉而埋首於幾部天文學史著作的撰寫中——天文學史畢竟是我的“主業”。不過在此期間，我仍在前一領域保持了相當程度的參與。如今當我終於又能夠調用一部分主業之餘的時間和精力，重新回到先前構想已久的課題上來時，很高興看到國內在這一領域也有了一些新的進展。就中國性文化史而言，近幾年的新進展主要表現在高羅佩(R.H.van Gulik)兩種著作的中譯本以及大陸學者幾種格局相似之作的出版(參見本書附錄，特別是其文末注17)。
幾年來，隨著對中國性問題及其歷史狀況的觀察與思考之進一步深入，我常常會有一種“時間停滯”之感——與古人相比，我們今天在性問題上所面對的局面、所感到的困惑、甚至所見到的表現等等，實際上竟沒有太大的不同。其實這也不足為怪：無論經歷了多少天翻地覆的巨變，今天的社會畢竟是從昨天演變而來的，傳統的“根”是不可能徹底一刀斬斷的，況且中國傳統文化之“根”又是如此源遠流長，底蘊深厚。有人歸納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徵之一是“表層極容易變，深層幾乎不變”，確實有其道理。而性心理、性觀念、乃至廣義的性生活等等，顯然與傳統文化的深層有密不可分的聯繫，它們是不太容易變的。在這一出以千百年計的長劇中，人物衣冠固屢異於昔時，基本劇情卻大體上依舊。
在一些以當代情況為論述主題的著作中，追述一些歷史材料，是常見的做法。但是反過來，在以歷史情況為主題的著作中，怎樣適當安排對當代情況的論述，並且不至顯得生硬突兀，就不太容易措手了。因為前者哪怕僅以歷史材料聊作點綴，也顯得順理成章——至少需要交代一些來龍去脈；但對於後者而言，當代情況並非必不可少的內容。
現在，本書的主題和我對這一主題的認識，使我陷入必須勉為其難的境地：我的立足點在很大程度上將放在歷史情況的研討分析之中，但同時將引入對當代情況的觀察和思考，或者說對當代情況保持某種“觀照”。這種做法與一些西方學者的所謂“歷史方法”(指用追溯歷史的方法去理解或分析某些現存問題)可能稍有相似之處。不過另一方面，在對歷史情況的論述中，我更願意適度使用文化人類學的目光和著眼點。
近幾年來，我一直在為本書所論主題尋找一種新的視角、或者說新的分析思路。“性張力”的概念在我腦際盤桓了四五年之久，逐漸在此基礎上浮現出一個看起來較為可行的“工作假說”。按照科學史和科學哲學領域中普遍被接受的看法，“工作假說”和客觀實際不是一回事；客觀實際(或歷史真相)是尚待探索認識的對象，而只要有助於增進對這一對象的理解，或者能導致新的發現，就可以是一個有用的(成功的)“工作假說”。將此“工作假說”之法用於人文學術，在現代學術史中也已經極為常見。對於本書中以“性張力”概念為基礎的分析思路、視點或框架，亦作如是觀可矣。
“工作假說”使我聯想到對待西方學術理論的態度問題。常見的做法，似乎大致可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句古訓來概括。這古訓固然不錯，但至少並不全面。因為它隱含著對“石”盲從偏信的可能傾向——不問“石”之好壞利鈍以及是否陳舊過時，拿起來就“攻”。結果常常並未能真正攻玉，而只是(很少有說服力地)去佐證“石”之鋒利或正確。其實“他山之石”本身往往同時也是一塊待攻之玉，比如文化人類學理論，本身就在不斷發展；而另一方面，中國古代史料在作為“玉”的同時，又何嘗不能起到攻玉之“石”的作用?中國史料之豐富、久遠和持續，是世界眾多古代文明中罕見的，但理解中國古代史料又需要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長期浸淫，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西方學者對這些史料的套用。因此，在研究中國古代各方面問題(不僅是本書所論的領域)時，視中國史料與西方理論互為石玉，應該是可取之道。
1994年1月8日於上海
作者簡介
江曉原，1955年生於上海。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科學史系主任，人文學院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副理事長，上海性教育協會副會長。“科學?歷史?文化”網站主持人。
1982年畢業於南京大學天文系天體物理專業，後投身於科學史研究，1988年在中國科學院獲科學史博士，1994年中國科學院破格晉升為教授。科學史研究之外又涉足性學研究。1999年調入上海交通大學，創建了中國第一個科學史系。
近年在科學史研究之外，頗致力於科學文化和科學傳播方面的研究。已在海內外出版專著、譯著、文集等約30種,發表學術論文100餘篇，還撰寫了大量隨筆、書評和雜文，並在京滬多家報刊雜誌開設有個人專欄。較重要的著作有：《12宮與28宿》（立品推出）《天學真原》《性感：一種文化解釋》《年年歲歲一床書》《中華科學文明史》（譯著）《劍橋插圖天文學史》（譯著）等。
目錄
內容摘要
一、性張力：一個新概念的提出與試用
太極圖是一個性的象徵，並且是一個性交合的象徵，有道學家的過分的抑制或禁慾的行為於先，斯不能沒有“令太極常在眼前”的舉動於後，這卻不失為一個情理上可有的事實。
二、多妻、人慾、子嗣與房中術
中國古代社會中，是實行一夫一妻制還是一夫多妻制，對這一問題的解答，影響到對本書此後所論一些問題的理解。但是要正確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像表面看起來那么容易。
三、坦蕩時代：往日及其餘韻
先秦時代，是從上古性關係鬆弛狀態到性規範逐漸確立的轉化時期。中國古代社會中長期存在的性規範大致確立於漢代??僅僅是理論上如此，實際上人們常常不加遵守，上層社會尤其如此。
前 言
本書初版於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轉眼之間竟然已經十年過去，而離開我寫第一篇研究房中術科學價值的文章(《中國十世紀前的性科學初探》)，已經20年了！驀然回首，真有令人十分惆悵的感覺。
本書問世之後，十年之間，既得到過國內外真正的性學研究者的好評，也曾很榮幸地被盜版書商垂青。我迄今已經出版過三十餘種書籍，有幸被盜版書商垂青的，據書業朋友告訴我，只有兩種——其一就是本書，其二是2003年的《性感：一種文化解釋》(海南出版社)。這樣看來，所謂“雙效益圖書”，本書或許差能近之矣。
在寫作本書之前，我原有一個頗為宏大的“中國性史三部曲”研究、著述計畫。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已經寫了十餘萬字，而本書的主要內容則是三部曲中的第三部。由於寫作順序顛倒，更重要的是考慮到讓每一部都可以獨立閱讀，我在本書中對前面兩部的主旨也有簡要論述。今後另兩部也打算如此安排。
然而，由於性史研究畢竟不是我的本業(本來是業餘的，至多也就如朋友們所美言的算是“第二專業”)，所以儘管20年來我收集了大量的文字和圖像資料，並且隨時將它們置於詳細的分類之中，也不時寫一些有關性史的文章，甚至還出版過嘗試“時尚寫作”的《性感：一種文化解釋》一書，但是我經常苦於拿不出大塊時間來用於性史著述，以至於彈指間十年過去，計畫中的前兩部始終未能寫成。而國內性學界及有關方面依舊對我十分關愛(我至今仍屍位中國性學會常務理事、上海市性教育協會副會長等)，每念及此，既愧對友人，也愧對自己——日日陷溺紅塵，蹉跎歲月，近幾年尤為嚴重。
在本書中，我曾認為，中國人在性觀念的解放道路上，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這個結論放到十年後的今天來看，也依舊是正確的。事實上，這十年我們又有了更大的進步。但是，毋庸諱言，繼續進步的餘地還是很大的。這裡僅拿手邊一件小事為例，以見一斑：
在本書完稿後，上海有一家雜誌向我約稿，命題作文，要我寫張競生。熱心的編輯還向我提供了有關的資料。於是我寫了長文《張競生其人其事》，不料交稿後雜誌卻不敢刊用了，據說是“怕出問題”——其實後來該文多次在別處發表和轉載，從來沒有出過任何問題。可見對於開放的程度，不同的人認識是大相逕庭的。
前些日子，很意外地接到張競生哲嗣(次子)張超的來信，告訴我台灣大辣出版社徵得他的同意，出版了《性史1926》(即張競生當年《性史》第一集的新版)。張超要求一定要將我的《張競生其人其事》一文冠諸篇首，出版社也同意了。因為張超認為，拙文《張競生其人其事》“是改革開放以來數百篇對家父(張競生)的評價文章中最全面、準確和最有學術價值者”。能得張競生後人如此推許，在我自己來說，當然深感榮幸。
在接到此信之前，我已經收到大辣出版社送來的《性史1926》，書中收入《張競生其人其事》一文也是事先徵得了我的同意的。
本書初版之前，曾經過全面的嚴格審查——由出版社將書稿全文送呈上海市出版局有關部門審讀。這是審查中最嚴格的一種。據說是由一位女同志審閱的。但是審閱者沒有要求我對書稿作任何修改，甚至連書稿中原先安排的若干幅插圖也被容忍了，真是讓人充分體會到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的春風。其實這些明清時代的線描插圖，放到今天來看，作為說明問題的技術性插圖，早就不算出格，甚至已經顯得太缺乏美感了。
因本書完稿於1995年初，其中有些信息今天看來未免有點陳舊落伍(主要表現在最後一章)，但是為存其真，我決定不作補充或更新。只是極個別錯誤之處作了改正。
至於這些年我在性史方面的文字，除了《性感：一種文化解釋》一書之外，還可以散見於我的幾種文集之中：《東邊日出西邊雨》(2000)、《江曉原自選集》(2001)、《走來走去》(2001)、《年年歲歲一床書》(2003)、《交界上的對話》(2004)、《小樓一夜聽春雨》(2005)。內容包括隨筆、書評、文化評論等等。這也算是一個將性史當做“第二專業”的研究者在無奈之中保持“參與”的一種形式吧。
江曉原 2005年11月2日於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