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丁燕在南北對峙中撐開空間，讓不同質的文化共居一體，引發深思，既有生存的勇氣，又有靈魂的悸動，還有為捍衛尊嚴和價值的抗爭，絕非一般紀實散文可比。
可以說，這本書所挾帶的信息之豐富，壓倒任何通訊文字，所攜帶的中國經驗之雜多，也是一些自命不凡的小說家所無法企及的。
這本書是當下中國最具現實感和生活密度、情感濃度的散文，也是一份現實中國的人心、人情、生態、環境、物流、氣候的最佳報告。
——雷達
從西北到東南，在別人習以為常，習焉不察的環境裡，我看到了陌生與驚詫。而陌生化，不一定就是新奇，總令人愉悅，有時，它甚至是危險的。常常，我會感覺自己冒犯了某種界限，而這種跨界的行為，又逼迫著我，放棄以往靠幻想的寫作，而更喜歡真實的故事，真實的人物，真實的場景。這種做法，不啻為一種令人生畏的挑戰：如從現實的禿鷲嘴裡，搶奪回滴血的鮮肉。
——丁燕
作者簡介
丁燕
詩人、作家。
上世紀七十年代生於新疆哈密，漢族。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本科，新疆師範大學人文學院研究生。1987年開始詩歌創作。1993年移居烏魯木齊。2010年移居廣東東莞，系東莞文學藝術院簽約作家。
著有詩集《午夜葡萄園》，詩作入選百種詩歌選本，獲多種詩歌獎項，2011年獲“中國當代十大傑出青年詩人”；同時從事小說、散文、評論創作，著有長篇小說《木蘭》、散文集《工廠女孩》、《和生命約會四十周》、《王洛賓音樂地圖》、《飢餓是一塊飛翔的石頭》、《生命中第一個365天》等，被視為中國當代最具特色的女性作家之一。她的作品語言風格洗鍊，充滿陡峭張力，以敏銳觀察和深刻反思而著稱。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俗世的眾生相與地域文化的穿越 雷達
丁燕的這部《雙重生活》，當屬長篇系列散文，也可稱為非虛構文本。以東莞樟木頭鎮為原點，將視域向四周擴散，不僅講述了自己的定居經歷，還包括目光所及的他人命運。她不僅擷取事象表面，更力圖穿透現象，進行精神的、形而上的、地域文化的穿越，將中國經濟轉型、社會矛盾、政治實態、風俗習慣、情感結構，皆描摹得玲瓏剔透。從某種角度來看，作者完成的是一個人類學家的田野考察；然而，因其詩人底色，其文字銳利、深邃、充滿張力，又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可以說，這次定居史，也是一次脫胎換骨史、自我揚棄史，不但極大地改變了作者的生活方式，還改變了精神生活方式。
這部作品絕不是所謂“零度敘述”，相反，作者的主體相當活躍——從西北至東南，對其個人而言，不啻為天翻地覆之變局，作者不是來旅遊，而是要紮根，變成新居民。這種“住下來，慢慢觀察”的狀態，令她目擊到大量電視畫面里從未有過的場景，最終，
促成了這一重構。這部作品凝結了作者的血淚真情，廣納了社會底層的最新信息，寄託了深刻的人文關懷，提供出一份栩栩如生的南方日常生活的精神檔案，是一部改革開放前沿地區的民情備忘錄，不僅展現了作者獨特的觀察與體驗、感悟與深思，還具有較高的文化含量。
“從西北到東南，在別人習以為常、習焉不察的環境裡，我看到了陌生與驚詫。而陌生化，不一定就是新奇，總令人愉悅，有時，它甚至是危險的。常常，我會感覺自己冒犯了某種界限，而這種跨界的行為，又逼迫著我，放棄以往靠幻想的寫作，而更喜歡真實的故事、真實的人物、真實的場景。這種做法，是一種令人生畏的挑戰：如從現實的禿鷲嘴裡，搶奪回滴血的鮮肉。”（《南方寫作之夢》）對作者丁燕來說，慨嘆的基礎是堅實的物象，而這物象，又因和自身命運息息相關，有著連骨帶肉的痛。正是這種切膚感，構成了她文章的思想脊骨和詩性源泉。在我看來，沒有感同身受，絕不會寫出好文章。我至今仍服膺魯迅先生的那句話：“煤油大王哪會知道北京撿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賈府上的焦大，也是不愛林妹妹的。”
站在湍急的人流中心，四周為浩蕩街景，人們在買菜、爭吵、坐車、拉客戶、閒聊、打麻將、訓斥孩子、做飯……煙火騰騰的俗世圖景，令丁燕的身心全方位展開，所目擊之怪現象，宛若漂流難民遭逢孤島般震撼。作者曾諳熟遊牧和農耕文化（那些經驗構成了她精神的鐵資本），突然置身於城鄉交匯處，為“茅草與酒店共存”之現象所驚詫，於是，她寫下了她所感受的一切。在銀行，因身份證上的特別文字，而引來女職員的尖叫（《追夢到嶺南》）；為辦理居住證，不得不去衛生所做婦檢……最初的嶺南生活，令丁
燕感覺自己像個白痴。在這個新到達的城市，她是最沒有競爭力的那類人——沒有戶籍、不懂方言、沒有親戚，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作者逐漸意識到，作為軟弱的丁燕，對那個隱藏的作家丁燕來說，是有好處的。
被冷落，被疏離，被放逐……反而，保證了作者以更放鬆的心態去觀察，這使得這部作品交織著小說的跌宕、紀實的精準、詩歌的抒情，而她對日常街景、普通市民的細緻觀察、個性描述，正是這部作品的魅力之源。因為種種細節，若非親歷，完全無法虛構。若僅僅沉湎於報紙、電視、網路所提供的信息，那就只能活在“二手生活”中，絕對無法目擊到生活中赤橙黃綠青藍紫的雜然紛呈局面。當丁燕以敏銳之眼，將嶺南市象刻錄下來時，不僅呈現出它的外部機制，還有其互相吻合和交錯的內在肌理。那些邊走邊吃便當的女工、遛狗的老婦、長腿的女郎、電子廠的清潔工、職場白領……她們並非清晰的“高、大、全”人物，而總處於非清晰，但又衝突頻仍的情形中。當丁燕將她們的猶疑、恍惚、掙扎、拒絕和反抗描繪下來時，不僅對遷徙狀態中人的弱點和失敗進行了探索，同時，還抓住了人性中的那束光。
這部作品的結構是大圓環套小圓環：文章開篇，從北至南；結尾，從南向北，形成閉合循環；而每一個篇章，都講述了一個獨立的故事——每當“我”或“她”，在遭遇挫折、打擊、意外、驚恐，乃至被剝奪了外在尊嚴後，總能奇蹟般獲得重新站起的力量。多個小環裹在最大的環中，如大樹的不同枝椏，緊緊圍繞根系。
“遷徙”一詞，是本書的文眼。正因為“遷徙”，才引出之後的系列變動：住進出租屋，四處找房，和女房主交易，不堪忍受的鄰居，換房至最終定居。由此，作者感慨：“在異地定居，並非只
是住進一間房屋那么簡單。”（《隱形芳鄰》）這個連鎖反應，滲透著現代人生存之艱難。不斷被敲打的鄰居的房門，成為作者的噩夢。未曾謀面的“劉小姐”，作者對她一無所知，也無法打聽到任何關於她的信息。在各種揣測、追問和質疑中，一種迥異於鄉村生活的經驗得以呈現：城市人的疏離、人際關係的異化。
及至搬家，更充滿懸念，起伏跌宕（《半山定居記》）：虛擬的大車，似乎是“為防止將樹枝掛斷”而停在看不見的地方；“開門，還是不開？”這是個堪比哈姆雷特的問題。三個口音不同、形態各異的陌生男人，將帶來怎樣的不測？最終來的搬家的人，卻根本不會搬家；修理工出現了，他是陌生人，卻和孩子一起去找水龍頭的總閘。在大人們互相警覺，揣測對方是否小偷或強盜時，孩子卻如陽光，是無蔽的、燦爛的。最終，一根管子被當成禮物送給孩子時，引得一陣雀躍，成為此文中最柔軟、最溫暖的一筆。
住的問題解決了，竹筍怎么吃？什麼是水蟑螂？怎樣和鄰居交流？如何在被細化的車站，進行“六選一”？當黑夜乘車去某地，一路經過三十多個站，所睹街景皆為第一次時，如何做到不驚慌？如何面對不斷湧來的各色人等？在我看來，丁燕的寫作像手拿放大鏡，以一種超乎尋常的耐心進行觀察；同時，還給予被觀察者濃烈的關切。作者發現，“東莞一帶是中國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雖工廠雲集，但舊的審美方式，生活理念，禁忌習俗，並未因土地變成廠房，連根拔起，某些執拗的部分，如紅頭繩，以一種化石般的堅韌，遺留下來。”（《莞女紅繩》）而在我看來，呈現這些小鎮街景和小鎮人物，將別具深意：當下中國，大城市已格外森嚴，而鄉村又太過封閉，正是這種城鄉交匯處的小鎮，才是了解中國改革進程的絕佳標本。在那些被遮蔽的小人物身上，也許，更能
體現當代中國之巨變。
春節返疆，從東莞出發回到哈密時，作者發現父母新遷的小區也名為“東莞小區”。從“此東莞”到“彼東莞”，五千公里挪移，好像從起點又回到了終點，這是怎樣的隱喻！一路上，從飛機到火車，從中產階級的爭執，到虛偽愛國者的漫談，至普通人的謙遜與良善，一幅當代中國各階層的寫意圖，活生生呈現出來（《五千公里回家路》）。
讀《漂流在街道》，光有欣賞美文的優雅是不夠的，還得準備一副堅強的神經，不然會大受刺激。文章從一隻老鼠在南方街道上被碾死的極度形容開始，至最後，一個神經錯亂者開寶馬車製造了血肉橫飛的大案終結，始終不離“街道”。時而新疆，時而南方小鎮，閃回交錯。作者抓住“街道”這個人們熟視無睹的意象不放，視之為日常生活的載體，人性變幻的場域，生活與情感方式展露的平台，最公共但也最個人的生存之象徵——你固然無法推開人家的窗戶去窺秘，卻可以在逛街的瞬間，獲取足夠的能量和信息。風俗史和風俗畫並不總在婚喪嫁娶時表現，川流不息的街道隱藏的文化密碼，足夠品味。作者的捕獲能力無疑是極為驚人的，現場感和毫髮畢現的無盡形容，處處在延伸感覺，膨脹想像，使一條路活了起來。貫穿全篇的殘酷物語，血腥敘述，沒有精細的觀察是無法保證的。街道上並不都是鶯歌燕舞，還有血、欲望、死亡和混亂，在向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在資本的累積中，街道深處有新與舊交戰的慘景，只有正視它並且發現它，才能真正體悟中國之巨變。
《雙重生活》的獨特之處，在於作者提供了一個此前從未被重視的觀察視角：主婦視角。作者不是從大處和高處來發出巨觀論調，而是深刻地把握了“主婦”這個特定身份中的特定感覺，通過
自身經歷，作為溝通南北的橋樑。本書非常個性化，但是卻沒有一點說教色彩，所呈現的是細節精準，思考尖銳，飽含豐富的人類經驗成分。主婦要管理衣食住行，樣樣操心，事事盤算，這些經驗不是都發生在心靈上，還要發生在身體上，發生在作者和世界的物質關係上。通過這個獨特視角，讀者所看到的，是日常的、平實的、細部的嶺南。
作者貌似在講述一個主婦的遷徙生活，實際上，是在講述這個時代的寓言。出租屋中的尷尬，公車內的困惑，身處邊緣的絕望……每個身處大遷徙狀態中的中國人，都曾經歷，但在丁燕這裡，卻遭到了最仔細的拷問。“在中國，沒有任何一座城市會像東莞這樣，擁有如此之多的誤解。這是一種殘酷的共生關係：陌生人攜帶來鮮活，同時，攜帶來偏見。當陌生人鍾情於這個城市的迥異之處，通過逸聞趣事來對它進行典型化時，居住其間的普通人，他們的日常生活，欣喜與憂傷，皆被忽略不計。”（《莞女紅繩》）在丁燕看來，世界上的大事，不僅僅是政治和經濟，還包括吃飯、穿衣、坐車、閒談、逛街……忽視了這些，就是忽視了生活的複雜性，生活豐滿的質地。當長期被忽視的日常生活，像俘虜般被釋放出來後，世界陡然變了模樣：熟悉的變得陌生，無趣的變得有趣。
文學性的豐沛，是此書的另一大特點。閱讀此書，讀者會感到進入到一個語言的狂歡化場域，處處是酣暢淋漓的誇飾與形容。作者擅長精妙的細節刻畫，善於貼著人物寫，無論形容或描繪，都有滋有味。有時，一個細節要寫到上千字，真是到了窮形盡相之極致。作者對文體駕輕就熟，將才智與激情巧妙黏合，最終達到渾圓。書中每一篇文章，雖字數皆過萬，但因其鮮活事例，具有張力的情感，開闊的知識幅度，讀起來，能一氣呵成。這種藝術風格的
形成，不僅與作者是位詩人有關，還與她審慎的寫作姿態有關。面對毛茸茸的生活切片，丁燕似乎比一般人更有長足耐心，進行深度透視。在我看來，這種狀態非常難得。當今中國，無論南北，每個人都似乎處於極度繁忙中，都頂著巨大的生活壓力，根本沒時間坐下來，將所經歷之事，一件件釐清。
丁燕的寫作是謹慎的，思考是深邃的，她似乎想要留給讀者一種記錄，然而，又是暴風雨式的記錄；她講述了一個又一個場景和故事，並呈現出包含其中的內心危機、沉澱、轉變、精神的再生、獲得救贖後的欣慰……這些經驗，絕非公共，而是她的獨有發現。每當她沉迷於南方的當下，都會引起對北方的思索，這種聯想，絕不是簡單地對比現代與落後，更多時候，恰恰相反：都市遍地粗暴，而蠻荒之地卻處處閃現文明。在丁燕看來，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和互補，是必要和可能的，而交流是為了互相了解，求同存異，並非傾軋與取代。作者寫到沙漠之夜停車，等待救援，聽到異族女子呼喊“胡大爺”時的震驚——“我知道，她是在召喚她信仰的真主。我的心突然被揪了起來，感覺一股熱流涌過。”（《最暗的夜，最亮的光》）只這么一句節制的抒情，便將人和人之間雖語言不通但暖意猶存的真相，深刻地呈現出來。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之巨變，就是中心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城市不僅在政治、經濟，也在文化上獲得了覆蓋性的宰制地位；然而，城市生活卻讓國人疲憊和焦慮，渴望從文學作品中獲得某種緩解和共鳴，並從中認識自我和世界。甚為遺憾的是，很多作家對描述當代生活都感到發怵，感覺無力把握當下的繁雜與混亂，而《雙重生活》卻是份意外的答卷。作者丁燕在南北對照中撐開空間，讓不同質的文化共居一體，引發深思，既有生存的勇氣，又有
靈魂的悸動，還有為捍衛尊嚴和價值的抗爭，絕非一般紀實散文可比。可以說，這本書所挾帶的信息之豐富，壓倒任何通訊文字，所攜帶的中國經驗之雜多，也是一些自命不凡的小說家所無法企及的，這本書是當下中國最具現實感和生活密度、情感濃度的散文，也是一份現實中國的人心、人情、生態、環境、物流、氣候的最佳報告。
我還要感慨的是，近年來非虛構文本的興旺局面，大大出乎意料。在讀了《巨流河》、《中國在梁莊》、《尋路中國》等佳作後，這部《雙重生活》也毫不遜色。我們只能說，一個非虛構創作的高潮來到了。相比之下，長篇小說的現實感和時代色彩要弱很多。我相信，只有表現了一個時代人們最關心的精神問題，直指人心，不但寫出事件的過程，還寫出人的命運感的作品，才是真正優秀的作品。
名人推薦
丁燕在南北對峙中撐開空間，讓不同質的文化共居一體，引發深思，既有生存的勇氣，又有靈魂的悸動，還有為捍衛尊嚴和價值的抗爭，絕非一般紀實散文可比。可以說，這本書所挾帶的信息之豐富，壓倒任何通訊文字，所攜帶的中國經驗之雜多，也是一些自命不凡的小說家所無法企及的。這本書是當下中國最具現實感和生活密度、情感濃度的散文，也是一份現實中國的人心、人情、生態、環境、物流、氣候的最佳報告。
——雷達
從西北到東南，在別人習以為常，習焉不察的環境裡，我看到了陌生與驚詫。而陌生化，不一定就是新奇，總令人愉悅，有時，它甚至是危險的。常常，我會感覺自己冒犯了某種界限，而這種跨界的行為，又逼迫著我，放棄以往靠幻想的寫作，而更喜歡真實的故事，真實的人物，真實的場景。這種做法，不啻為一種令人生畏的挑戰：如從現實的禿鷲嘴裡，搶奪回滴血的鮮肉。
——丁燕
圖書目錄
001序俗世的眾生相與地域文化的穿越
001
追夢到嶺南
015
從氈房到出租屋
029
有陽台的房間
045
隱形芳鄰
063
半山定居記
081
誰與公車同行
097
漂流在街道
113
舌尖上的陷落
129
旋轉飯桌
147
舞蹈的邊疆
161
大海是沙漠的一滴淚
177
最暗的夜，最亮的光
193
穿東江
211
穿雨靴的大姐
227
百變化妝店
251
公主江欣
269
莞女紅繩
285
一個夏娃，兩張面孔
301
五千公里回家路
321
東疆之年
339
南方寫作之夢
序言
俗世的眾生相與地域文化的穿越
丁燕的這部《雙重生活》，當屬長篇系列散文，也可稱為非虛構文本。以東莞樟木頭鎮為原點，將視域向四周擴散，不僅講述了自己的定居經歷，還包括目光所及的他人命運。她不僅擷取事象表面，更力圖穿透現象，進行精神的、形而上的、地域文化的穿越，將中國經濟轉型、社會矛盾、政治實態、風俗習慣、情感結構，皆描摹得玲瓏剔透。從某種角度來看，作者完成的是一個人類學家的田野考察：然而，因其詩人底色，其文字銳利、深邃、充滿張力，又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可以說，這次定居史，也是一次脫胎換骨史、自我揚棄史，不但極大地改變了作者的生活方式，還改變了精神生活方式。
這部作品絕不是所謂“零度敘述”，相反，作者的主體相當活躍——從西北至東南，對其個人而言，不啻為天翻地覆之變局，作者不是來旅遊，而是要紮根，變成新居民。這種“住下來，慢慢觀察”的狀態，令她目擊到大量電視畫面里從未有過的場景，最終，促成了這一重構。這部作品凝結了作者的血淚真情，廣納了社會底層的最新信息，寄託了深刻的人文關懷，提供出～份栩栩如生的南方日常生活的精神檔案，是一部改革開放前沿地區的民情備忘錄，不僅展現了作者獨特的觀察與體驗、感悟與深思，還具有較高的文化含量。
“從西北到東南，在別人習以為常、習焉不察的環境裡，我看到了陌生與驚詫。而陌生化，不一定就是新奇，總令人愉悅，有時，它甚至是危險的。常常，我會感覺自己冒犯了某種界限，而這種跨界的行為，又逼迫著我，放棄以往靠幻想的寫作，而更喜歡真實的故事、真實的人物、真實的場景。這種做法，是一種令人生畏的挑戰如從現實的禿鷲嘴裡，搶奪回滴血的鮮肉。“（《南方寫作之夢》）對作者丁燕來說，慨嘆的基礎是堅實的物象，而這物象，又因和自身命運息息相關，有著連骨帶肉的痛。正是這種切膚感，構成了她文章的思想脊骨和詩性源泉。在我看來，沒有感周身受，絕不會寫出好文章。我至今仍服膺魯迅先生的那句話：“煤油大王哪會知道北京撿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賈府上的焦大，也是不愛林妹妹的。”
站在湍急的人流中心，四周為浩蕩街景，人們在買菜、爭吵、坐車、拉客戶、閒聊、打麻將、訓斥孩子、做飯……煙火騰騰的俗世圖景，令丁燕的身心全方位展開，所目擊之怪現象，宛若漂流難民遭逢孤島般震撼。作者曾諳熟遊牧和農耕文化（那些經驗構成了她精神的鐵資本），突然置身於城鄉交匯處，為“茅草與酒店共存”之現象所驚詫，於是，她寫下了她所感受的一切。在銀行，因身份證上的特別文字，而引來女職員的尖叫（《追夢到嶺南》），為辦理居住證，不得不去衛生所做婦檢…最初的嶺南生活，令丁燕感覺自己像個白痴。在這個新到達的城市，她是最沒有競爭力的那類人——沒有戶籍、不懂方言、沒有親戚，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作者逐漸意識到，作為軟弱的丁燕，對那個隱藏的作家丁燕來說，是有好處的。
被冷落，被疏離，被放運……反而，保證了作者以更放鬆的心態去觀察，這使得這部作品交織著小說的跌宕、紀實的精準、詩歌的抒情，而她對日常街景、普通市民的細緻觀察、個性描述，正是這部作品的魅力之源。因為種種細節，若非親歷，完全無法虛構。若僅僅沉湎於報紙、電視、網路所提供的信息，那就只能活在“二手生活”中，絕對無法目擊到生活中赤橙黃綠青藍紫的雜然紛呈局面。當丁燕以敏銳之眼，將嶺南市象刻錄下來時，不僅呈現出它的外部機制，還有其互相吻合和交錯的內在肌理。那些邊走邊吃便當的女工、遛狗的老婦、長腿的女郎、電子廠的清潔工、職場白領。。她們並非清晰的“高、大、全”人物，而總處於非清晰，但又衝突頻仍的情形中。當丁燕將她們的猶疑、恍惚、掙扎、拒絕和反抗描繪下來時，不僅對遷徙狀態中人的弱點和失敗進行了探索，同時，還抓住了人性中的那束光。
這部作品的結構是大圓環套小圓環：文章開篇，從北至南：結尾，從南向北，形成閉合循環，而每一個篇章，都講述了一個獨立的故事——每當“我”或”她”，在遭遇挫折、打擊、意外、驚恐，乃至被剝奪了外在尊嚴後，總能奇蹟般獲得重新站起的力量。多個小環裹在最大的環中，如大樹的不同枝椏，緊緊圍繞根系。
“遷徙”一詞，是本書的文眼。正因為“遷徙”，才引出之後的系列變動住進出租屋，四處找房，和女房主交易，不堪忍受的鄰居，換房至最終定居。由此，作者感慨：“在異地定居，並非只形成，不僅與作者是位詩人有關，還與她審慎的寫作姿態有關。面對毛茸茸的生活切片，丁燕似乎比一般人更有長足耐心，進行深度透視。在我看來，這種狀態非常難得。當今中國，無論南北，每個人都似乎處於極度繁忙中，都頂著巨大的生活壓力，根本沒時間坐下來，將所經歷之事，一件件釐清。
丁燕的寫作是謹慎的，思考是深邃的，她似乎想要留給讀者一種記錄，然而，又是暴風雨式的記錄：她講述了一個又一個場景和故事，並呈現出包含其中的內心危機、沉澱、轉變、精神的再生、獲得救贖後的欣慰……這些經驗，絕非公共，而是她的獨有發現。每當她沉迷於南方的當下，都會引起對北方的思索，這種聯想，絕不是簡單地對比現代與落後，更多時候，恰恰相反都市遍地粗暴，而蠻荒之地卻處處閃現文明。在丁燕看來，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和互補，是必要和可能的，而交流是為了互相了解，求同存異，並非傾軋與取代。作者寫到沙漠之夜停車，等待救援，聽到異族女子呼喊“胡大爺“時的震驚——“我知道，她是在召喚她信仰的真主。我的心突然被揪了起來，感覺一股熱流涌過。”（《最暗的夜，最亮的光》）只這么一句節制的抒情，便將人和人之間雖語言不通但暖意猶存的真相，深刻地呈現出來。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之巨變，就是中心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城市不僅在政治、經濟，也在文化上獲得了覆蓋性的宰制地位，然而，城市生活卻讓國人疲憊和焦慮，渴望從文學作品中獲得某種緩解和共鳴，並從中認識自我和世界。甚為遺憾的是，很多作家對描述當代生活都感到發怵，感覺無力把握當下的繁雜與混亂，而《雙重生活》卻是份意外的答卷。作者丁燕在南北對照中撐開空間，讓不同質的文化共居一體，引發深思，既有生存的勇氣，又有靈魂的悸動，還有為捍衛尊嚴和價值的抗爭，絕非一般紀實散文可比。可以說，這本書所挾帶的信息之豐富，壓倒任何通訊文字，所攜帶的中國經驗之雜多，是平庸的小說家所無法企及的。這本書是當下中國最具現實感和生活密度、情感濃度的散文，也是一份現實中國的人心、人情、生態、環境、物流、氣候的最佳報告。
我還要感慨的是，近年來非虛構文本的興旺局面，大大出乎意料。在讀了《巨流河》、《中國在梁莊》、《尋路中國》等佳作後，這部《雙重生活》也毫不遜色。我們只能說，一個非虛構創作的高潮來到了。相比之下，長篇小說的現實感和時代色彩要弱很多。我相信，只有表現了一個時代人們最關心的精神問題，直指人心，不但寫出事件的過程，還寫出人的命運感的作品，才是真正優秀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