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順遺址
關東軍司令部舊址陳列館位於旅順口區太陽溝萬樂街10號，是一座歷經百年的歐式建築，1906年為關東都督府陸軍部，從1919年4月12日改為關東軍司令部，旅順的司令部曇花一現，為配合日本組建偽滿州國，1932年遷至長春，修建了關東軍司令部主樓和大院以及司令部官邸，司令部主樓和大院位於長春市人民大街55號，吉林省省委所在地，司令部官邸為松苑賓館。
至1931年9月18日，先後有9任關東軍司令官入主該樓，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就是在此密謀策劃的。
關東軍司令部遺址旅順侵華日軍關東軍司令部舊址的開發，對系統反映日軍侵華的戰爭罪惡，進一步揭露日本右翼勢力歪曲歷史的罪惡企圖，對青少年進行最直觀的愛國主義教育，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旅順關東軍舊址博物館由3個大展廳、3個復原室和1個音像室組成，通過近300幅珍貴歷史圖片、圖表和100多件實物，進行"罪孽之師----關東軍"展覽，展示日本關東軍從其建立至滅亡的歷史，深刻揭露了侵華日軍、特別是關東軍的罪行。
瀋陽遺址
1931年九一八事變，9月19日關東軍司令部由旅順遷往瀋陽（今瀋陽市中山廣場瀋陽總工會大樓）。
長春遺址
“新京”司令部：舊址位於長春市寬城區新發路577號，現由吉林省委使用。1983年，日本關東軍司令部舊址由吉林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第三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長春“新京”日本關東軍司令部舊址日本關東軍司令部舊址由關東軍經理部設計、監督，大林組施工，1932年8月動工，1934年 8月竣工，造價170萬元。舊址主題上三層，地下一層，兩翼局部四層，塔樓五層，占地76500平方米，建築面積13424平方米。建築最高點距地31.50米，樓內共有房間221間，工程造價170萬元。整個工程用時兩年，工程作業人數達30萬人次。
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是日本關東軍最高權力機構，1932年10月30日由瀋陽遷至長春，1934年遷入舊址。1945年8月9日，日本關東軍司令部遷至日軍南嶺地下司令所。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後，蘇軍駐中國東北總司令部設定於舊址。1946年至1948年10月間，國民黨新一軍、新七軍軍部先後設治於此。1948年10月長春解放後，舊址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九航校使用。1955年，舊址劃歸中共吉林省委使用。
關東軍司令部
日本關東軍司令部1919年在旅順成立，1932年遷至長春，它的前身是1904年日俄戰爭時期成立的滿洲軍總司令部。當時關東軍司令部的任務，名義上是防衛關東州（山海關以東的區域），保護南滿鐵路，實際上是在日本天皇的直接領導下，在中國東北全面進行武裝干涉和軍事侵略。
為達到侵占東北進而侵吞整箇中國的目的，關東軍司令部精心密謀、策劃，不斷挑起事端，製造戰爭藉口，如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1931年的“萬寶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等等，終於在1931年9月18日藉口“柳條湖”事件，蓄意製造了“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前，關東軍的兵力一直保持著1個師團和6個獨立守備大隊，共10400餘人。“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的勢力日益膨脹，為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和積極準備進攻蘇聯，關東軍的兵力不斷增加，1931年有3 個師團，1940年增至12個師團，至1945年，關東軍人數達70餘萬人。關東軍司令部的內轄機構在它存在的20多年間也在不斷變化，到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投降時，關東軍司令部下設五部四課即參謀部、兵器部、經理部、醫務部、獸醫部。參謀部下設四課，分別承擔作戰、情報、交通、對偽滿政策等多項任務。
關東軍司令部直接策劃、指揮了“九一八事變”，是屠殺和鎮壓中國人民的劊子手。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獨立守備隊在關東軍司令部的密謀、策劃、指揮下，炸毀瀋陽郊外柳條湖附近的一段南滿鐵路，然後嫁禍給中國軍隊。以此為藉口，早已準備好的日本關東軍全面進攻東北軍北大營，攻占瀋陽，翌日占領長春。“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使東北人民陷入了苦難的深淵。為維護其法西斯殖民統治，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關東軍對東北人民實行了殘酷的軍事鎮壓，製造了無數起慘案、血案，屠殺的中國人不計其數。尤其是關東軍司令部指揮下的關東軍憲兵隊，更是血腥屠殺、鎮壓中國人民的急先鋒，在東北淪陷的14年間，日偽軍警屠殺和鎮壓中國人民的所有暴行都是在它的直接指揮和參加之下進行的。關東軍司令部直屬的另外兩個殺人魔窟是分別設在哈爾濱的 “731部隊”和設在長春的“100部隊”，他們專門從事毒害人、畜的細菌研究，用活人作人體實驗，這兩個血盆大口，到底吞噬了多少中國人的生命誰也說不清楚。1949年春，原“100部隊”駐地附近的農民在挖土時，挖出了大量人骨和整屍，挖到6尺至1丈深，還有人的屍體。
關東軍司令部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實行殖民統治的最高權力機構，是偽滿洲國的“太上皇”。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策劃、建立了一個由關東軍操縱的“獨立國家”——偽“滿洲國”，定“國都”長春，並將長春改名“新京”。1932年3月10日，溥儀出任偽滿洲國“執政”的第二天，在與關東軍司令官簽訂的密約中就決定，“滿洲國”的“國防和治安”委諸日本管理，所需經費由偽滿負擔；中央及地方各署要任用日本人，“而其人物之選定”要徵得關東軍司令官的同意。1933年8月，日本內閣又炮製了《滿洲國指導方針要綱》，決定“對滿洲國的指導，在現行體制下，在關東軍司令官兼帝國駐滿“大使”的內部統轄下，主要通過日籍官吏實際進行”。偽滿洲國建國後，在行政上實行由關東軍統轄的“總務廳中心制”和“次長制”，即在偽國務院和各省政府中，其行政工作都由總務廳、總務司實際主持，這些總務廳、總務司的長官都由關東軍指定的日本人擔任，並且在偽國務院之下的各部，省、縣、旗政府中設次長。次長也一律由日本人擔任，代表日本政府的利益發號施令，對關東軍負責。不僅如此，為了充分控制偽滿皇帝溥儀，關東軍司令部對溥儀採取了特別措施，即在溥儀身邊設一名關東軍的常住代表,被稱為“帝室御用掛”的日本軍人，負責控制和監督溥儀的一切言行。由此可以看出，關東軍司令部是名副其實的偽滿洲國的“太上皇”。
在1931年——1945年的14年間，日本先後任命了7任關東軍司令官，但不論是本庄繁、武藤信義、菱刈隆、南次郎、還是植田謙吉、梅津美治郎、山田乙三都挽救不了關東軍覆滅的厄運。
1945年，日寇在戰場上節節敗退，8月11日，關東軍開始準備“後事”，司令部院內燃起了焚燒檔案、檔案的大火，一片鬼哭狼嚎之聲。日本戰敗投降後，70萬關東軍成了蘇聯紅軍的俘虜，司令官山田乙三也落得個被遠東軍事法庭判處最高刑期25年的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