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起草財經問題報告給南漢宸[1]的信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漢宸同志:
請你寫的東西不知著手否?我要的是關於糧草、稅收、金融、貿易四部分，每樣要說政策，說工作，是向廣大的幹部說話，使他們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說政策說工作時，要批評錯誤意見，批評工作缺點，使他們有所警惕。每樣要有點歷史，有點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應如何作法。請你從今天至星期四四天之內下一番苦功趕一下，於星期五日交我就好了，或在星期二三先將糧草一件交我，余在星期四五交我。金融、貿易二件請找銀行與貿易局的人研究一下，糧、稅你是熟的。你前交報告很好，只是向少數人說的，不是向廣大幹部說的，故須重寫。
敬禮!
毛澤東
十二月二十日夜
你寫的被服部分我已采入工業問題里去了。[2]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注釋
[1]南漢宸（一八九五——一九六七），山西洪洞人。當時任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廳長。
[2]指毛澤東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第七部分<關於發展自給工業>中，採用了南漢宸此前寫的報告中關於被服問題的內容。
人民銀行首任行長南漢宸
傳奇南漢宸,1895年出生於山西省趙城縣(現洪洞縣)韓家莊的一個農民家庭,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參加了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南漢宸出生入死,浴血奮戰,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了不朽功勳。南漢宸更是一位卓越的經濟工作領導者,作為中國人民銀行的創立者和奠基者、新中國金融體系的奠基人,以籌組中國人民銀行為起點,他推動並帶領新中國金融事業走上了光明坦途,其功績彪炳千秋。
邊區好管家 1940年底,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實行經濟封鎖,一粒糧食、一兩棉花、一塊布頭也不準運進來。毛澤東回憶說:“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邊區好管家
在這最困難的時刻,1941年2月的一天,毛澤東親自點將,把面手南漢宸找到他的窯洞,讓他出任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長,承擔起邊區財經工作重任。
南漢宸受命之後,立即著手扭轉邊區財政窘境,採取了一系列開闢財源的措施:第一,糾正“片面施行仁政”的做法,組織征糧工作,並大力向民眾宣傳。當時,毛澤東召見南漢宸說:“我們要向人民說清楚,向全體幹部說清楚,使大家都了解,我們不得不這樣做,完全是為了抗日和革命”。民眾表示“寧肯以野菜度日,也不讓八路軍子弟兵挨餓”。第二,集中收購陝甘寧地區生產的食鹽,實行專賣,嚴禁走私,集中對國統區交易。第三,經營“土特產”。以陝北土特產從國統區交換大量革命所必不可少的軍用和民用物資。
南漢宸上任不久,還採取“借”的辦法,籌集到幾萬石糧食解了燃眉之急。後來,他經過仔細的調查研究,在不影響農民基本生活的基礎上,採取征糧的辦法,派出工作團做細緻的動員工作,發動民眾交納糧食支援革命。
為了保證供給,解決財政與發展生產的資金需求,南漢宸提出了禁止法幣流通,由邊區銀行發行邊幣的建議。中央支持南漢宸的主張,肯定了這一特殊情況下的特殊手段。由於在邊幣發行的數量上掌握好了尺度,不僅沒有引起恐慌和通貨膨脹,還對促進邊區生產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南漢宸開創了我黨通過經濟金融手段開展革命鬥爭的偉大實踐。
無規矩不成方圓。南漢宸在開展各項具體工作的同時,在財經制度建設方面也傾注了很多心血。在制定稅收政策的問題上,既做到保障財政支出需要,又不加重民眾負擔,把民眾勞動生產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
為了打破國民黨的封鎖,將物資運進邊區,南漢宸發揮自己的統戰特長,在淪陷區和國統區建立起了以協和貿易公司為代表的商品貿易網路,打通了邊區與外界物資交流的通道。同時,他積極組織邊區出口物資的生產,不斷提高邊區食鹽和土特產等出口物資的產量和質量。就這樣,一支支運輸隊把邊區出產的各類物資運到國統區和敵占區賣出後,再購買各種物資運回邊區。很多革命青年就是這樣扮作馬夫,隨運輸隊穿越封鎖線,來到革命聖地延安的。
在邊區黨政軍民的共同努力下,陝甘寧邊區1941年財政收支達到了平衡,1942年總收入3.49億元,總支出2.40億元,收支盈餘1.09億元。1942年的收入與1941年總收入0.23億元相比,增加了近16倍。1943年,財政總收入32.01億元,總支出31.85億元,盈餘0.16億元,如果將各單位自收自支的生產收入統計在內,1943年實際收入61億元,支出為60億元,盈餘1億元,加上上年度盈餘1億元,二年累積盈餘2億元,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節餘。財政收入中稅收占9%,貿易占22%,公鹽1%,生產自給64%。1944年收支均為5.08億元,也做到了收支平衡。能取得這樣的成績,財政廳長南漢宸功不可沒。
參與創立新中國中央銀行 抗日戰爭勝利後,南漢宸擔任晉察冀邊區政府財政處長,以後又任華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協助主任董必武工作,繼而擔任華北銀行總經理、華北人民政府委員。他肩負為解放區政府理財的重任,有力支持了解放戰爭的順利進行。
參與創立新中國中央銀行
1947年秋,人民解放軍從戰略防禦轉入進攻,各解放區迅速連成一片,物資交流和經濟往來恢復正常,但各解放區的貨幣不統一,比價不固定,給經濟貿易帶來很大的困難。人民解放軍轉入全線出擊後,各兵團協同作戰,因為貨幣不統一給後勤供應帶來很多困難。而在新解放區,扶植工商、恢復生產、安定百姓生活都需要解決貨幣問題。1947年12月2日,董必武向黨中央發電,建議成立中央銀行,發行統一的貨幣。12月18日中央回電批示:“目前建立統一的銀行是否有點過早,進行準備工作是必要的,至於銀行名稱,可以用中國人民銀行。”董必武接電後,立即著手中國人民銀行的籌備工作。不久,在董必武、南漢宸領導下的中國人民銀行籌備處宣告成立,並從晉察冀邊區銀行和晉冀魯豫的冀南銀行抽調幹部何松亭、武子文、孫及民、石雷、秦炎等著手工作。他們首先從統一各解放區的貨幣開始,在鄰近或相接解放區之間,對幾種不同的通貨實行固定比價流通,或實行混合流通,或以一種通貨為主,然後逐步合併統一。7月22日,在石家莊市聯合辦公的冀南銀行和晉察冀銀行正式合併,成立華北銀行(10月3日正式啟用華北銀行印章),成為中國人民銀行的前身,南漢宸擔任總經理。
1948年11月18日,董必武主持召開了華北人民政府第二次政務會議,中心議題是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統一的貨幣。會上,董必武再一次慎重地詢問南漢宸:“漢宸,眼下已是時不我待呀!你們的籌備工作做得怎么樣了?可不可以明天就把人民銀行的牌子掛出去呢?”南漢宸胸有成竹地回答:“我看可以了!經過這一年來的籌備,各項工作都已經就緒了,12種面額的鈔票版面,已經請中央幾位領導同志看過,我們已托晉察冀邊區印製局給印製出來了,存放在發行準備庫里,明天就可以把鈔票發行出去。為了準備北平解放後立即由我們的人民幣占領市場,我們城工部的同志已經派人攜帶印版進入北平,同那裡的一家印製廠談妥,已秘密地代我們印出一批鈔票,等我解放軍一進城,人民幣就可以在市場上流通。”董必武高興地說:“好!馬上對外宣布中國人民銀行成立。”會議決議:“發行統一貨幣,現已刻不容緩,應立即成立中國人民銀行,並任命南漢宸為中國人民銀行總經理,一面加緊與各解放區銀行的磋商,一面加速準備人民幣的發行。”華北人民政府政務會議的決議上報到中央後,中央完全同意。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在石家莊正式宣告成立。南漢宸出任第一任總經理,董必武親筆題寫了行名。首套人民幣上的“中國人民銀行”字樣就是董必武的題字。
12月14日,人民銀行組織金融接管工作組開赴北平、天津,接管國民黨政府的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中央信託局、金融管理局及其印刷廠等官僚資本金融機構。12月15日,人民銀行在石家莊、鄭州分別召開華北分行經理會議,貫徹新民主主義經濟總方針,安排來年工作,決定設立合作銀行,要求必須保證人民幣在新解放區的統一發行和城市金融業務的運行。
1949年2月2日,人民銀行由石家莊遷入北京前國民黨政府中央銀行舊址。當時人民銀行採取的措施是:邊接管、邊建行;先後布告社會民眾,宣布人民幣是唯一合法貨幣,嚴禁一切國民黨發行的貨幣、外國貨幣流通,所有公款一律存入人民銀行,不得存入私營行莊,公私團體與個人可以保存銀元,但不得變相買賣。2月7日,指定中國銀行統一辦理外匯業務;2月27日,開始對私營銀錢業實行金融管理檢查,對銀行利率實行調整管理;5月26日,試行供給制改薪金制;5月28日,接管上海中國銀行;6月16日,致電中國銀行倫敦、紐約、新加坡、東京、香港、加爾各答等行處,通知其總行已被接管,要求駐外分支行及其員工堅守崗位、遵守新民主主義經濟金融政策,保護財產,拒絕向國民黨借墊款項。華北全境解放後,發展生產已成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南漢宸要求銀行的工作也必須適時地轉變:要從扶植小生產,發展小農業、手工業,轉變為大力扶植工業生產,推進農業生產、內外互惠的對外貿易;要從以爭奪市場為主的對敵貨幣鬥爭,轉變為大力扶植出口,完全為生產服務的外匯工作,逐步實現金融工作的統一集中、調劑籌碼、反對投機、穩定金融的目標。7月20日,南漢宸在人民銀行華北區分行經理會議上作了《中國人民銀行華北區上半年工作基本總結》的報告,總結了接收國統區銀行、人民幣占領市場、金融管理、金融支持發展生產、外匯經營與管理、人民幣折實儲蓄等6條基本經驗;提出了下半年的工作:辦理工業貸款、農副產品收購貸款、扶植出口、吸收儲蓄、金融市場管理等5項主要任務。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南漢宸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胡景沄為副行長。至1949年底,中國人民銀行建立了華東、中南、西北、西南4個區行、40個省(市)分行、1200多個縣(市)支行及辦事處,加上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在全國已設有金融機構1308個,職工8萬多人。南漢宸為開創新中國的金融事業,嘔心瀝血,歷盡艱辛。
嘔心瀝血創建新中國金融秩序 新中國成立初期,南漢宸多次平息了奸商的投機倒把活動:查抄證券大樓,平息了銀元炒賣風潮;巧設奇謀於糧食、紗布市場,打退奸商的囤積居奇,平穩了物價,徹底根治了國民黨留下的20年之久的惡性通貨膨脹。
嘔心瀝血創建新中國金融秩序
1949年,隨著解放戰爭的推進,解放區迅速擴大,加強解放區的金融管理任務緊迫。南漢宸帶領人民銀行嚴厲打擊地下錢莊和投機資本的不法活動,僅在上海就查獲地下錢莊26家,抄出大量支票、黃金、銀元與美鈔。同時,南漢宸積極組織推進合作社信用部的發展,幫助農民恢復和發展生產。
1950年2月21日,人民銀行總行召開第一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總行行長南漢宸在總結報告中強調,銀行工作的中心任務是用一切方法去爭取存款,積累儘可能多的資金,支持工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根據政務院統一財經工作,實行“三平”(財政收支平衡、物資調撥平衡、現金收支平衡)的決定,必須實行現金管理,因此1950年銀行工作的中心工作是“收存款、建金庫、靈活調撥”。
8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召開全國金融業聯席會議,在南漢宸的主持下,根據中央調整工商業關係的總方針,研究調整金融業中的公私關係、金融業與工商業的關係以及金融業中的勞資關係,以使金融業獲得調整與好轉,適應達到爭取國家財政經濟情況基本好轉時期的需要。會議明確了國家銀行與私營行莊業務範圍的分工,規定了對私營行莊的原則要求與意見,擬定了對私營行莊的管理辦法。當天,人民銀行的第二次會計工作會議總結會計制度試行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修訂會計制度的原則,隨後頒發了新的會計制度和出納制度等一系列相關制度。10月10日召開全國第一次現金管理會議,總結現金管理經驗教訓,研究了加強現金管理的辦法,之後頒布了《貨幣管理實施辦法》。11月25日召開了全國銀行計畫、放款聯席會議,規定了全國統一的放款章程,隨後又頒發了放款原則及對工業、農業、商業、外貿等放款具體辦法。12月2日召開了第一屆全國銀行人事會議,通過了《人事工作暫行草案》。在很短的時間內,南漢宸組織創製了新中國銀行工作的各項規章制度,穩定了金融秩序。
1951年5月10日,人民銀行總行在北京皇城根總行大禮堂召開全國第一次農村金融工作會議,會議自始至終由南漢宸親自主持。這次會議的成功召開為農村金融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是確定了“深入農村,幫助農民,解決困難,發展生產”的指導方針,提出深入是前提,幫助是手段,發展是目的、是要務。二是銀行機構在縣以下鄉鎮普遍建立營業所。這為如今銀行系統的網路建立奠定了堅實基礎。三是開展農村金融事業,大力發展農村信用合作社,避免了蘇聯把信用社併入國家銀行的錯誤做法。
在隨後開展的“三反”、“五反”鬥爭中,南漢宸領導的金融部門涉及面很寬,任務尤為艱巨。1952年2月14日,南漢宸和副行長鬍景沄就“三反”以來的金融情況向中央匯報,提出了銀行擬採取的6項應對措施:第一,結合私營工商業的“五反”,請各地黨政部門積極掌握合營及私營銀行錢莊的“五反”運動,徹底整頓改造行莊。第二,適應物價穩定的新情況,將對私利率及時下降20%,貨幣儲蓄月利率降至1.2%左右。第三,根據目前物價穩定、貨幣不斷回籠的情況,貨幣發行不應緊縮,銀行可適當增加貿易放款,以活躍市場,擴大國營貿易陣地,用以扶持生產。第四,在保持一定外匯庫存情況下,應加強外匯的運用,以避免風險。第五,銀行的“三反”運動繼續開展,下一階段檢查資產階級思想、修改章則制度,擬主要建立預算監理和集中信貸制度。第六,本年公債可考慮不發,印製債券工作似可停止。2月19日,中央將南漢宸等的報告批轉給各中央局、大軍區,並分局、省市區黨委。毛澤東在批示中指出:(一)銀行負責同志這一報告,如同中財委所說,除對國營和私營工業最近減產情況沒有正確反映外,其餘各項估計及所提意見都是正確的;(二)請各中央局和省市區黨委注意這個報告建議各項中有關當地能做的幾項,領導金融機關在“三反”和“五反”中予以解決。
5月21日,全國區行行長會議召開,會議研究了“三反”、“五反”運動後的經濟金融形勢,作出了降低利率、擴大對私放款和整頓私營金融業的《若干問題的決議》。南漢宸作了《迎接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的到來》的報告,提出銀行要為國家有計畫的經濟建設做好金融準備。
1952年後半年,中國人民銀行根據中財委指示,對金融業進行全面改造,根據不同情況,對私營銀行分別給予合併或淘汰。考慮到對整個資產階級的影響及其在國外的影響力,對華僑商業銀行等3家僑資銀行仍予保留營業。對於已實行公私合營的銀行,在其勞資雙方醞釀成熟後,對原已合併的十二行聯合總管理處、北五行聯合總管理處、公私合營上海銀行和上海中小行莊第一聯營總管理處、第二聯營總管理處等5個系統及60家行莊,進行了人員整編和機構合併,組成公私銀行總管理處。對資本主義金融業的改造,不僅促進了金融秩序整頓,而且為國家有計畫的經濟建設做好了金融準備。
1954年,由於身體多病,南漢宸辭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職務,專門從事新中國的對外貿易工作。早在1952年5月,南漢宸就擔任了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前任主席。此後,南漢宸將全部心血傾注在新中國的外貿事業上,先後率團訪問過蘇聯、東歐國家、埃及、敘利亞、古巴、阿根廷、巴西、智利、巴基斯坦、馬里、日本、朝鮮、阿爾及利亞、科威特等國,為新中國的國際金融與貿易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南漢宸受到康生、陳伯達一夥的打擊迫害,於1967年1月27日含冤逝世。1979年1月,南漢宸逝世近12年後,黨中央隆重舉行追悼會,為南漢宸徹底平反昭雪。鄧小平在悼詞中說:“南漢宸同志是我黨的優秀黨員,好乾部。”“為我國人民的金融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來源：《黨史縱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