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中共八大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里程碑式的會議。“中共八大確定了現代化和經濟改革的方針，通過了把中國變為現代化的高度發達社會主義國家的長期綱領。”全黨和全國人民把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領導建設“從落後的農業國到先進的工業國”的重任歷史地託付給黨的八屆中央委員會。
因此，作為領導機構的中央委員會成員的構成，就直接影響到八大路線能否堅定地貫徹執行。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的年齡、知識結構、性格特徵、個性心理等都會對實際工作產生極大的影響。
關於選舉原則，毛澤東在考慮到方方面面的情況後，作了這樣的說明：“現在，很多很有用的人才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培養起來的，這就是所謂‘三八式'的幹部。他們是我們現在工作的很重要的基礎，沒有他們不行。但是這部分幹部人數很多，如果要安排，這屆中委的名額就要增加到好幾百人。所以這次就不考慮安排了。”也就是說，這次中央委員會的選舉一般不考慮“三八式”以後的同志。
關於選舉方針，要充分發揚民主，採取與以往不同的方式。先由各代表團提名候選人，再集中到中央討論，又經過代表們的預選，再經過中央提出正式候選人，最後由代表們民主投票產生新的中央委員會。這種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結合的方式，既體現了民主又是集中的產物，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反映。同時，毛澤東對這次未能當選的"名落孫山"的同志也給予鼓勵，給予厚望。毛澤東還說，“我們這個名單要管二十世紀”。
指導思想
),董必武(右一)在大會休息時交談;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56年9月15日至9月27日在北京舉行。大會一致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了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圖為朱德（左二）、林伯渠（左一）、鄧小平（右二）、董必武（右一）在大會休息時交談。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成為全國的執政黨，這更需要從組織上團結全黨，為恢復國民經濟、穩定社會秩序、繼續完成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而奮鬥。伴隨著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和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一方面我們的國家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廣大人民民眾在黨的領導之下，煥發了自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強烈願望，這對畢生為共產主義奮鬥的黨的領袖們來說是無比地歡欣鼓舞。
因此，從如何引導人民民眾走社會主義道路，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角度，有必要從組織上團結全黨，把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認識統一到迎接即將到來的大規模經濟建設上來，這就有必要通過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重新確立中央集體的領導。新的中央委員會必須是深受人民民眾愛戴，又能較好地領導和組織全國人民為實現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而努力工作的強有力的集體。另一方面由於社會主義改造工作後期的過急、過粗、過快，誘發了一些社會問題，社會上一度出現了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退社、民眾上訪等不穩定因素，加上蘇共二十大引發的衝擊波，無疑加深了中共領袖們的憂慮：蘇聯模式到底靈不靈？怎樣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如何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現實要求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人從理論上、制度上和組織原則上作出明確的回答。
中共八大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召開的。因此，如何從組織制度方面保證黨對社會主義的領導就顯得更加迫切和重要。“現在的建設問題解決得好不好，關鍵也在於黨的領導”。而黨的領導是通過黨的中央委員會來實施，所以選好中央委員會就顯得尤為重要。什麼樣的人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決策者、組織者、執行者？什麼樣的集體成為經濟建設的引路人？這始終是毛澤東等中共領袖們思考的首要問題。因此，他們在籌備八大時一直將選舉工作作為八大準備工作的“三大工程”之一。在八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講"預備會議要開十幾天，要做的主要事情，一是準備大會檔案，二是進行中央委員會的預選，三是準備大會發言稿。
那么如何選舉好黨的中央委員會呢？毛澤東在充分肯定七屆中央委員會選舉的經驗與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卓有成效的工作後，分析了七大以來黨的發展變化，在通盤考慮方方面面的現實情況後，於1956年8月30日在八大預備會議上對黨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選舉的指導思想作了原則性講話，對選舉原則、選舉方式、中央委員會的人數等作了原則性說明。
毛澤東的建議顯然被大會的代表們所接受。按照中央及毛澤東的部署，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工作緊張有序地進行，經過充分民主提名，到候選人預選，到正式黨內提名，一直到最後選舉，各個程式的工作是有條不紊地進行的。
結構分析
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的結構分析
黨的中央委員會是全黨的最高領導機構，它負責制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擔負著組織、協調、指揮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重任。所以，黨的中央委員會成員的結構是否最佳最優，就直接關係到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能否得到行之有效的貫徹執行。黨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是經過全國代表大會民主選舉產生的，應當說它是深受全黨和全國人民愛戴和充分信賴的。但中央委員會成員的現實結構狀況肯定會影響它作為指揮機關應發揮的作用。下面即對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構成作一些分析。
首先，從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的知識結構來看，知識分子和經濟建設的專家級人才不多。在170名正式中委和候補中委中，有深謀遠慮的政治家，有運籌帷幄的軍事家，有縱橫捭闔的外交家，有思想深邃的理論家。他們大多是中央各部委及省級的主要領導，是“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的領導。毫無疑問，他們的這種威信、影響和經驗是黨和全國人民的寶貴財富。他們大都有幾十年的革命經歷，經過了革命戰爭的洗禮。這些人是中國革命的脊樑，沒有他們領導中國人民浴血奮戰，就不可能有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他們大都是職業革命家，多半是脫下軍裝的軍事將領，有豐富的軍事鬥爭和階級鬥爭的經驗，但是他們中恰恰缺乏經濟建設的行家裡手。
實事求是地講，黨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是一個團結的戰鬥集體，政治性強，立場堅定，對革命事業忠貞不二，但就其知識結構來看，的確缺乏經濟建設的專門人才。以這些經濟知識相對匱乏、對現代化大生產了解不夠的人充任經濟建設的組織者、指揮者和具體社會實踐的參與者，無疑難以適應經濟建設的快速健康發展。毛澤東本人對這屆中央委員會也流露出不滿情緒："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我看還是一個政治中央委員會，還不是一個科學中央委員會。
所以，有人懷疑我們黨能領導科學工作、能領導衛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為你就是不曉得，你就是不懂。現在我們這箇中央的確有這個缺點，沒有多少科學家，沒有多少專家。作為黨的領導機構的中央委員會，缺乏全面經濟建設的各方面的人才，這與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急需各種人才是背道而馳的，也與黨提出的“向科學進軍”、“向自然開戰”是相悖的。這種狀況的存在使黨的領袖們憂心忡忡，當時作為黨的總書記的鄧小平也明確指出：黨必須特別注意培養精通生產技術和其他各種專門業務知識的幹部，因為這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力量。中央委員會裡缺乏知識分子和懂經濟建設的人才，這勢必導致在執行八大的路線時，由於既缺少科技力量做支撐又不能很好地按經濟規律辦事，從而發生違背八大路線或因力不從心偏離八大的正確建設方針的情況。
其次，從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的階級出身來看，絕大部分出身於農民階級，來自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的較少。毛澤東曾講過：就我黨的主要成分來看"是無產階級和過去半無產階級為主要成分的黨，還有一部分中農和知識分子"（註：《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頁。）。劉少奇在八大的政治報告中也指出："現在黨已經有一千零七十三萬黨員，其中工人黨員占百分之十四，農民黨員占百分之六十九，知識分子黨員占百分之十二。"（註：《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頁。）這種結構也會影響八大路線的貫徹執行。
農民出身的職業革命家，經過戰爭的洗禮，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樹立了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這是他們的共同特點，但是傳統的小農意識仍時不時地在這些人身上顯現出來。小農意識的重熱情，輕規律，急躁冒進思想，一遇到合適的土壤就會迅速膨脹，他們以為單憑熱情和民眾運動的方式，就可以搞好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因而不那么尊重經濟建設的客觀規律。八大以後，中央主要領導急於改變中國落後面貌的急躁冒進的“左”的思想的發展，正好迎合了那些帶有小農意識的中央委員們，而他們積極回響及某些人的推波助瀾又反過來感染和影響了黨的主要領導人。這種不良的互相感染及循環運動，勢必導致“左”的浮泛。因而八大確立的由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完成，國家的主要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的認識很容易動搖和改變，致使八大的正確決策得不到很好的貫徹。
再次，從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的職業構成和社會心理來看，他們大多是職業軍人出身，而軍人的特點是服從命令和權威。這批人在革命戰爭年代，在軍隊里養成了對上級忠誠和強烈的紀律感，他們慣於接受上級領導的命令，同時，他們又是省、地、縣級幹部的老領導、老上級，也慣於以命令的方式向下級發出指令。這就不能不影響到在具體貫徹執行八大路線方針時，不分條件和時間，只要上面有什麼號召、指示，下面就大力推行，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經濟建設會變成民眾運動了。此外，軍人出身的中央委員們，大多服從權威和迷信上級。他們敬仰、尊重、服從中央和毛澤東，特別是對毛澤東，他們有時到了迷信和盲從的地步。在他們看來，服從毛澤東就是服從中央。
毛澤東的指示被絕對地貫徹：毛澤東認為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鬥爭是社會的主要矛盾，這種認識馬上被全黨所接受，八大的正確判斷"我們國內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狀況之間的矛盾"馬上被拋棄了；毛澤東認為反冒進離右派只有五十米，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於是全黨“躍進”，全民“躍進”；還有毛澤東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反右傾、反黨內“走資派”、反修防修等主張無一例外地被全盤認可。後來的“服從毛主席要到盲從的地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等觀念盛行，雖是陰謀家、別有用心之人的阿諛之詞，但如果沒有一定的民眾基礎（包括黨的第八屆中央委員們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這種荒謬的論調豈可盛行？當然，這並不表明八屆中央委員會沒有是非判斷能力，只是由於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毛澤東一貫正確，所以後來有位黨的高級幹部在檢討時說：只要毛主席在思考，全黨就不思考。
綜上所述，一方面，從總體上講，可以說第八屆中委是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事實上，第八屆中委在領導我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作出了極富成果的貢獻，八屆中央委員會作出了許多科學的決策和富有創見性的探索，儘管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未能貫徹到底，但它為以後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借鑑和啟迪，許多內容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第二代領導集體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先導。正如鄧小平所言：“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
但是從另一方面考察，第八屆中央委員會並非最佳結構，其中畢竟缺乏大規模經濟建設所需的各種專門人才，當然，這是由種種原因造成的，對此不能苛求。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歷史只給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提供了這樣的條件。長期的革命戰爭，使加入革命隊伍的是那些為解放全中國而奮鬥的具有高度覺悟的工人階級、為求翻身做主的廣大農民民眾和一部分追求真理的知識分子。他們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經風歷雨，逐步鍛鍊成為具有堅定共產主義信念，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的先鋒戰士。他們在中國革命的各個關頭都有出色的表現，其中一部分精英分子脫穎而出成為領導者。但長期的戰爭環境又使他們沒有機會坐下來學習現代化大生產所需的專門知識。建國後，我們只有依靠現有的這些革命者搞建設，他們脫下軍裝，深入一線，去從事他們很不熟悉的經濟建設，邊探索邊學習。由於是“將軍管經濟”，雖然他們付出了艱辛的勞動，但經濟建設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顯然並不比指揮打仗更容易。歷史的條件決定了歷史只能這么發展。
第二，50年代是一個英雄崇拜的年代，共產黨因使中國走上了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道路而在人民民眾中的威信如日中天。人們崇拜英雄，敬重那些為中國革命作出傑出貢獻的人們，英雄們昔日的光環尚在。所以，當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上提出第八屆中委只選“三八式”以前的老幹部時，黨的代表們毫不猶豫地將領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重任託付給了他們尊敬、信賴的老領導、老上級。
對於黨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我們不能苛求，因為歷史只給中國共產黨提供了這些條件，我們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位中委都是通曉各方面知識的專門人才。事實上毛澤東也曾講過：“不一定要求每個人都通曉各方面的知識，通曉一個方面或者稍微多幾個方面的知識就行了，把這些人集中起來，就變成了通曉各方面知識的中央委員會。”（註：《黨的文獻》1995年第2期，第7頁。）這樣的認識應該說是深刻的。
第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的結構分析
中共中央政治局是黨的領導核心機關和決策機關，政治局成員的構成直接影響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與否。黨的第八屆中央政治局成員一共17人，他們是中國革命的精英，其中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是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客觀地講，他們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無論是從資歷，還是從威望，以及領導水平來講都是眾望所歸的。他們對中國革命的巨大貢獻使他們被公推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引路人，這也反映了全黨是尊重他們和信任他們的。從政治上講，這個政治局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堅強保證，但從他們對社會主義建設應承擔的責任看，還存在一些遺憾。
首先，政治局委員們的經濟知識和經濟建設的經驗與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不相適應。作為黨的主席和對重大事情有最終決定權的毛澤東曾講到："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很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中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註：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修訂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4頁。）此外，劉少奇主管黨務工作，對經濟建設相對過問得少一些；朱德戎馬一生，對經濟建設也不太在行；作為總書記的鄧小平由地方進入中央不久，對於全面建設社會主義，也缺乏經驗。對此鄧小平有清醒的認識，他曾說："搞建設這件事情比我們過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來說要困難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全黨還是小學生，我們的本領差得很。
在政治局裡面，只有周恩來、陳雲是全面主管經濟的，他們對經濟比較懂，但由於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時間比較短，又沒有很好的經驗可供借鑑，對於如何組織和領導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周恩來、陳雲也有時顯得力不從心。政治局裡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不多的幾位同志也具備一些經濟知識和經濟經驗，除他們之外的領導人，經濟理論與經濟實踐的知識更少一些。因此可以說，第八屆中央政治局成員懂經濟的占較小的比例。另外，政治局委員們經濟建設的經驗也有限，他們之中有些人除了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一五”時期積累了少許的經驗外，對現代化大生產的知識和規律知之甚少。所以，作為全國經濟建設的總的指揮機關，政治局的組織、指揮、協調、規劃等功能未能充分發揮出來，這勢必影響八大路線的行之有效的推行。因此，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八大路線在貫徹時會走樣，甚至中斷。
其次，政治局委員的思維方式和領導工作方式也有些不利於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彭德懷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上書，曾講過這樣的話，為什麼我們搞經濟建設就不如炮擊金門那樣得心應手？這固然反映了黨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經濟規律還不熟悉，沒有經驗，但從另一個角度也折射出人們的思維方式：將經濟建設與軍事鬥爭相類比，以為經濟建設也像戰爭一樣，一兩個戰役就可以決出勝負。這種思維方式顯然將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了。以指揮戰爭的方式來指揮經濟建設這種思維方式和工作方式的人在黨內大有人在。就連毛澤東有時也不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他曾說過：我就不相信搞經濟建設比打仗更難？而且事實上他也是這么做的，企圖依靠一兩次大的民眾運動的方式就會改變我國的面貌：“超英趕美”一聲令下，全民大煉鋼鐵；“大躍進”，萬馬奔騰；人民公社化運動，舉國風行。以這種突擊式的搞運動的方式搞經濟建設，固然在短時間內動員了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而且可能會取得一些成效，但從長遠來看，這種輕視經濟規律的行為，必然要遭到客觀規律的懲罰，"大躍進"的後果是大倒退，"共產風"的結果是人心的恐慌和全民的貧困。長期革命中形成的依靠民眾，搞民眾運動的方式本是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但是使政治局委員們意想不到的是以往的經驗卻成為今天經濟建設的障礙。
全文內容
我們這次大會跟七大有相同的性質。那一次，為了革命在全國的勝利，我們開了一個團結的大會。那一次對政治問題的解決、對黨內歷史問題的解決，那一次的選舉，達到了團結全黨、使革命在全國勝利的目的。
我們的民主革命搞的時間很長，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一共二十八年。二十八年中間，我們走過很多曲折的道路，犯過多少次路線錯誤，使革命遭受過大的損失，吃過很多苦頭，死了多少人，犧牲了多少革命的人民，犧牲了多少黨員和幹部。犯錯誤，受損失，不單是犯錯誤的人要負責，不犯錯誤的人也有責任。為什麼呢?如果是我們都覺悟，我們黨內的人都覺悟，幹部都覺悟，那個錯誤路線就行不通。錯誤路線在一個時候能夠風行，就證明我們那個時候還不覺悟，一直要到錯誤路線發展得非常顯明、非常清楚了，我們才弄明白，才作出結論來。但是作出一個結論來也還會犯錯誤。
所以，有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有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有張國燾路線的錯誤，還有王明右傾路線的錯誤。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經過十四年的時間，才結束了多次錯誤路線對全黨的統治。經過延安整風，我們全黨才覺悟起來。我們民主革命的時間那么長，打了那么久的仗，犯了那么多的錯誤，才搞出一套正確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我們才逐步學會如何處理黨內關係，如何處理黨跟非黨人員的關係，如何搞統一戰線，如何搞民眾路線，等等。這就是說，我們有了經驗，才能寫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是不可能寫出來的，因為沒有經驗。所以，那些失敗，那些挫折，給了我們很大的教育，沒有那些挫折，我們黨是不會被教育過來的。
現在是搞建設，搞建設對於我們是比較新的事情。早幾年在中央範圍內就談過，我們希望建設中所犯的錯誤，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錯誤那么多、時間那么長。我們搞建設，是不是還要經過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說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為過去栽筋斗主要是個思想問題，是不認識、不覺悟的問題。
搞經濟，我們也有了一些經驗，現在搞這些新的科學技術我們還沒有經驗。安排經濟，對人、對資本家、對民主黨派、對知識分子的工作，我們比較學會了，我們有二十二年根據地的經驗。世界上新的工業技術、農業技術我們還沒有學會，雖然我們已經有了六年的經驗，學會了許多東西，但是從根本上說，我們還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個五年計畫和第三個五年計畫來學會更多的東西。
我們要造就知識分子。現在我們只有很少的知識分子。舊中國留下來的高級知識分子只有十萬，我們計畫在三個五年計畫之內造就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高級知識分子(包括大學畢業生和專科畢業生)。到那個時候，我們在這個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經驗，有了很多的科學家和很多的工程師。那時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成分也會改變，中央委員會中應該有許多工程師，許多科學家。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我看還是一個政治中央委員會，還不是一個科學中央委員會。所以，有人懷疑我們黨能領導科學工作、能領導衛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為你就是不曉得，你就是不懂。現在我們這箇中央的確有這個缺點，沒有多少科學家，沒有多少專家。
我想，我們應該避免而且可以避免走那么多彎曲道路，主觀主義這個東西可以更多地肅清，宗派主義也可以更少一點。我們這個黨，在最近若干年以來，就中央來說，就高級幹部來說，是個宗派主義比較少的黨，也是主觀主義比較少的黨。你說主觀主義有那么多，你就不能解釋，為什麼革命搞勝利了，現在搞建設又有了成績。你說宗派主義有那么多，那為什麼我們沒有陷於孤立?在革命時期沒有陷於孤立，在建設時期也沒有陷於孤立。可見我們的主觀主義不是那么多，宗派主義也比較少。但是我們還是有主觀主義，還是有宗派主義，包括中央發布的檔案中間也有。例如一長制[9]，中央曾經批轉過某些地區的經驗，認為可以試行。那個時候對這個問題還沒有經驗，就不能下一個斷語，說一長制不好。一直到不久以前，我們才斷定一長制不好，集體領導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好。
現在講黨內的關係。黨內的關係如何，關係極大，關係到能不能團結全國人民、團結全世界人民。所以，這一次的大會有一點跟七大相同，就是要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
關於中央委員會的名單，剛才陳雲同志說了，幾位同志也說了，這個名單眼映了我們的革命過程。這個名單裡頭，工人少，上海工人差不多沒有，天津工人也沒有，武漢、重慶、廣州、瀋陽、鞍山、大連、青島的工人也沒有，北京工人也沒有。那好，你這箇中央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央?是不是無產階級的中央?我們這箇中央歷來就是無產階級成分很少。現在開八大，全國搞工業化建設，無產階級成分還這么少，為什麼?因為中國革命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革命在農村先發展先勝利。許多同志在根據地搞了很久，二十多年，也有一部分同志是在白區奮鬥，有的長期坐班房。這些人在鬥爭中積累了經驗，學會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發展得成熟了，有一部分便進入了中央委員會。而在產業工人集中的城市，革命是最後勝利的，到現在才有幾年時間。
所以現在，也許到九大、十大，都不可能有很多工人選到中央委員會裡頭來。剛才陳雲同志講了，有些工人將來發展起來，做了一些負責工作，當了工程師或者廠長，表現出他們的能力了，那時候，我們中央委員會的成分就會要起變化。所以，不能因為工人成分少就說我們這箇中央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央。不能說我們的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但又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我們的中央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中央。你說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央，我們為什麼會反對帝國主義呀?為什麼會搞社會主義呀?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這幾位也都不是工人出身。我們的黨按成分來說，是無產階級和過去的半無產階級為主要成分的黨，還有一部分中農和知識分子。應該肯定，我們的中央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央，我們的黨是馬克思主義的黨。我們的黨能夠領導民主革命，這已經在歷史上證明了，又能夠領導社會主義革命，現在也證明了，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上勝利了。我們黨能夠領導經濟建設，這一點還沒有完全證明，需要經過三個五年計畫。現在我們已經差不多完成第一個五年計畫了，連恢復國民經濟的三年，搞經濟建設也有七年了。根據我們在革命時期自己的覺悟，即覺悟到過去犯的錯誤是什麼，後頭改正錯誤應該怎么改法，現在我們雖然還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殘餘，這些東西是可能減少的。完全肅清很難說，肅清了還會有，但是可以減少，可以大為減少。
關於一百七十個人的中央委員會名單，有很多同志，才也好，德也好，錯誤犯得也比較少，論才、論德、論犯錯誤的情況，他們都很好，但是沒有列上，是否不公道呢?這一點陳雲同志講了，別的同志也講了，問題是這個名單如果要擴大，就要擴大到二百多、二百五六十，一擴大到二百五六十，就要擴大到三百多。我們取得革命勝利還只有七年，如果照蘇聯那樣算下去，到革命勝利四十年那個時候，可能要搞個兩三千人的中央委員會!那就只開中央委員會會議，不要開代表大會了。
我還想起一個理由，應該再加以解釋。別人的例子很多，我想我這個人也可以作為一個例子。有些話我過去也沒有講過，想在今天跟你們談一談。我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只有發言權，沒有選舉權。我這個人也是犯錯誤不少，但是當時他們又不講我的錯誤在哪個地方，只讓當個候補代表。第一次代表大會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會沒有到。第三次代表大會是在廣州開的，又到了，被選為中央委員。第四次代表大會又沒有到，丟了中央委員。大概我這個人逢雙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會到了，當候補代表，也很好，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這對於我有壞處沒有呢?我說是有好處，沒有什麼壞處。至於其他，主要是三次“左”傾路線時期，給我的各種處分、打擊，包括“開除黨籍”、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趕出紅軍等，有多少次呢?記得起來的有二十次。
比如，不選作中央委員，只給發言權不給表決權撤銷一些職務，如中央農民委員會書記、黨代表(井岡山時候)、前委書記等。“開除黨籍”了又不能不安個職務，就讓我當師長。我這個人當師長，就不那么能幹，沒有學過軍事，因為你是個黨外民主人士了，沒有辦法，我就當了一陣師長。你說開除黨籍對於一個人是高興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興。井岡山時期一個誤傳訊息來了，說中央開除了我的黨籍，這就不能過黨的生活了，只能當師長，開支部會我也不能去。後頭又說這是謠傳，是開除出政治局，不是開除黨籍。啊呀，我這才鬆了一口氣!那個時候，給我安了一個名字叫“槍桿子主義”，因為我說了一句“槍桿子裡頭出政權”。他們說政權哪裡是槍桿子裡頭出來的呢?馬克思沒有講過，書上沒有那么一句現成的話，因此就說我犯了錯誤，就封我一個“槍桿子主義”。
的確，馬克思沒有這么講過，但是馬克思講過“武裝奪取政權”，我那個意思也就是武裝奪取政權，並不是講步槍、機關槍那裡頭就跑出一個政權來。後頭又被封為“一貫機會主義”。對我最有益處的，就是封我為“狹隘經驗論”。我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那本書中就學魯迅的辦法，“報復”了一筆，批評那些罵狹隘經驗論”的人是錯誤的。所謂“狹隘經驗論”就不是馬克思主義。那個時候他們認為山裡頭沒有馬克思主義，因為我們在山裡頭，城市裡頭就有馬克思主義。他們就忘記了，他們也來到山上了，而我們從前也是在城裡的。我們早到山上兩三年，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了。他們剛剛來，因為是在城市裡待的時間長，就有那么多馬克思主義。填表的時候不是要填過去受過什麼處罰嗎?這些事情，現在填表我都不填，因為這樣多，要填一大堆，而且這些沒有一條是我承認的。我是犯過錯誤的。比如打仗，高興圩打了敗仗，那是我指揮的；南雄打了敗仗，是我指揮的；長征時候的土城戰役是我指揮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揮的。在井岡山時我提的那個土地法很蹩腳，不是一個徹底的土地綱領。肅反時我犯了錯誤，第一次肅反肅錯了人。如此等等。這些真錯誤他們不處罰，而那大約二十次左右的處罰和打擊，都是沒有確實根據的。特別是那個“狹隘經驗論”刺激了我。似乎馬克思主義只有一家，別無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點馬克思主義呢?我又不懂外國文，外國也沒有去過，只是看了一些翻譯的書。我總是跟一些同志講，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可以學到的，即便學不到那么多，多少總可以學到一點。
我想同志們中間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過冤枉受過委屈的。對於那些冤枉和委屈，對於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麼“機會主義”，撤銷自己的職務，調離自己的職務等等，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不滿意；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作一種有益的教育，當作一種鍛鍊。你曉得，這個世界就是這么個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永遠也不可能。我是這么看，也許我比較悲觀。有那么一些人非常樂觀，說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一點矛盾也沒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觀主義，就要犯錯誤。那些人並不是跟我們前世有冤，今世有仇，從前都不認識，他為什麼要整你呢?就是因為思想不同，對問題的看法不一樣。
後來證明，政策問題上思想統一了，就完全團結了。所謂不團結，都是思想上有距離，政治問題、政策問題上有爭論。除開極個別的別有用心鑽到黨內來破壞的敵對分子以外，所有犯錯誤的人，不管他犯的錯誤怎么嚴重，哪怕是路線錯誤，也只是思想不對頭。既是思想問題，那末改正錯誤就是改正思想的問題，就是整風學習的問題，討論研究的問題。而各種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會都是難免的。那怎么辦呢?我們就是力爭求得一個比較的公平。應該說，我們黨的七大的選舉，七大以後到現在黨內是比較地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較的，不是絕對的，絕對的公平或者絕對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說中央搞得不好，那末，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點不公平都沒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錯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當，是難免的。
事情往往有很大的偶然性。有這樣一個故事，一些人去考試，一個名叫孫山的人去看了榜回來，別人問他自己的兒子考上沒有，他說“解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孫山外”。意思是說最後一名是我孫山，你的兒子在我孫山後面，沒有考取。這就是所謂“名落孫山”的典故。我說今天沒有列上名單的同志，即名落孫山的同志，很可能是將來在中國起很大作用的同志。當然這是說可能，也不一定是這樣。也許是孫山以內的人將來起很大作用。這有兩種可能。至於將來幾十年以後怎么樣，那是二十一世紀的事，我們可以不去管他。我們這個名單管不了。我們這個名單大概只管到二十世紀。同志們，我並不是許願，也不是說你們現在不選上更好一些，是說要斟酌，要各方面平衡。至於哪個起作用大一點，哪個起作用小一點，這裡頭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剛才講的名單中上海工人、天津工人、大城市的工人很少，這就是一種偶然性。必然性是經過偶然性來表現的。因為大革命失敗後中國的革命是在鄉村裡頭先搞的，鄉村里搞革命的人學到了馬克思主義。你說山上沒有馬克思主義，我看山上確有馬克思主義，因為大家都上了山，有這么多根據地嘛!
剛才政治局跟各代表團的負責同志商量，覺得可以增加少數人，如果通不過，也可以減少幾個人。七大就是這樣，有兩位同志，幾次在候選名單上提了他們，最後就是沒有選上。這次也可能有個別同志雖然在名單中提出了，但是選不上。我們可以建議，但不能強加於人，不能強加於代表們，權利完全在代表們手裡頭。因此，代表們在預選時，這張一百七十人的名單裡頭可以調換某些人，可以減少某些人，就是不要超過這個總人數。為了開票的時候好計算，不混在一起，可以在另外一張紙上寫上你認為可以增加的人選，增加幾個也可以，增加十幾個也可以，你愛增加多少就增加多少。這樣搞有什麼好處呢?可以提供一些情況讓中央考慮正式名單裡頭是否要增加若干同志。這樣，中央可以根據得票數的多少，根據各方面情況，斟酌出一個正式的候選人名單，並且分出正式中央委員候選人和候補中央委員候選人，提出最後確定的名額。比如不是一百七十人，而是一百七十幾，或者還是一百七十，或者如果劃掉的多，就再減少幾個。這些都請同志們考慮。
歷史的啟示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回顧歷史是為了借鑑歷史。今天我們研討八大以後的這段歷史，正是希望從中得到某種啟示。
第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始終是黨的各項工作的靈魂和精髓。
黨的七大貫徹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原則，把一大批德才兼備的同志選拔到中央領導的崗位上來，也沒有輕易拋棄曾經犯過錯誤的同志，結果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成功。
黨的八大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即將全面展開的時候召開的。這更需要黨一切從實際出發，充分發揮每一個人的才能，因此，在選拔幹部時，更要注重量才錄用。可是毛澤東提出的“三八式”幹部一般不選的原則，被代表們所接受。結果還是陷入了中國共產黨一直反對的“論資排輩”的誤區，把一大批有才華、具備現代化科技、懂管理的中青年幹部排除在中央委員會之外，這確實是一大憾事，不能說這種因素對八大路線的中斷沒有影響。反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將一大批德高望重具有豐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經驗的老同志和一些掌握現代科技、善經營、會管理的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同志選進了中央委員會，他們在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黨的十四大、十五大，更是著眼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依託“科教興國”、“依法治國”，更多的年輕有為、通曉各種知識的專門人才進入了中央委員會，專家治國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堅強保證。
第二，在幹部的選拔任用方面不能整齊劃一，一刀切，要注重五湖四海，四面八方。
毛澤東在黨的七大總結報告時說了這樣一段話：“在我們黨內，我想這樣講：‘我勸馬列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們的黨員成了紙糊泥塑的人，什麼都是一樣的，那就不好了“不拘一格”有主張多樣化、不主張一種形式的意思，又有不注重論資排輩；而重在取人所長、量能授職的意思，目的是為了發揮各種人才的才能和優勢的作用。如果按照毛澤東七大的講話精神和黨的五湖四海乾部政策，黨的八屆中委的結構可能會有所改變。但是毛澤東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正式選舉前夕提出了以“三八線”劃線，這固然體現了毛澤東等中共領袖對老幹部這種黨的寶貴財富的高度重視，另一方面又出現了一刀切、論功行賞的弊端，使黨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結構過度“政治化”，其他方面的人才沒能進入中央委員會。如果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真的按照毛澤東"就是要由能夠保證實行大會路線的同志來組成中央委員會。採取這樣一個原則比較好，比較恰當"（註：《黨的文獻》1995年第2期，第3頁。）。可能是另一種結果。當然，歷史不能假設。但這件事情本身給我們的教訓是深刻的，應該從中得到某種啟迪。
第三，講學習、提高領導幹部隊伍的整體素質，始終是黨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的源泉。
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核心力量，黨的領導主要是通過廣大的黨員幹部的正確領導，黨的領導的整體素質直接決定了黨如何去帶領民眾實現黨的方針政策。黨的八屆中央委員會的結構沒有達到最佳，這是歷史的原因造成的，我們無權責備歷史，重要的是要通過一定的方式改善和提高中央委員會的整體素質，以彌補結構的欠佳狀況。其中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講學習，從實踐中學習，在探索中提高。其實毛澤東也講過這樣的話：“選舉中央委員會，就要選有學習精神的人，他不懂得這不要緊，我們選他，讓他去學。”八大之後，我國開始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在建設中毛澤東等中共領袖們也感到缺乏經濟建設的知識，曾在全黨範圍內開展了大規模的學習活動，並特別要求黨的高級幹部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等經濟學知識，這樣的認識可謂是清醒的。經過學習，黨的高級幹部的理論知識得以提高，但後來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沖斷了剛剛興起的學習和調查研究之風。歷史的機遇就這樣喪失，令人扼腕嘆惜。黨的第二代、第三代領導集體就吸取了這方面的經驗教訓，非常注重黨的高級幹部的理論學習。江澤民提出的“講政治、講正氣、講學習”正是這種認識的反映。事實證明，學習、學習、再學習是提高我們認識水平的關鍵所在。這就是我們今天應從中得到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