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一共兩件，大小相同，形制一樣。其形似虎首，猙獰恐怖，張口吐舌，利齒虬角，闊鼻短耳，雙目鼓凸，給人以威風凜凜之感。
外形
外飾以雲雷紋為主的蟠螭紋，其紋飾也達到豪華繁縟的地步。其齒呈三角形，犬齒稍大。以旋渦紋內加三角紋組成二鼻孔，以粗壯凸起的方框構成眼眶，眼球鼓凸。舌面、下顎及面部三角區飾點紋，吻緣及鼻間飾繩紋，內加三角紋，眉間飾三角紋。耳短小，捲成筒狀。頭有雙角，角上飾三角紋、雲雷紋。頸下凹，上有二釘孔。頸背有兩條縱棱，背、腹兩側皆飾蟠螭紋，末端有三齒，其上飾蟬尾紋。兩側有圓形釘孔。體寬11.6厘米、長24厘米、通高16.5厘米。相似之器，1980年9月於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也曾出土一件，定名為“獸首形器”。迄今為止，在全國範圍內，此類器物只發現這三件，是國家一級文物。對於這兩件銅器，過去我們一直認為是車輿上的銅飾，並命名為“較首”。直到2004年7月淮安運河村戰國墓的發掘，出土了木雕鼓車。通過對木雕鼓車的復原研究，才使我們豁然開朗，認為是木雕鼓車上的鼓座銅飾。淮安運河村戰國墓，在高莊墓之北三公里，二者具有很深的淵源，是性質相同、年代相近的戰國墓葬。所出土的木雕鼓車，雖在地下埋藏了二千多年，但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木質構件保存相對較好，是國家一級文物。其中的木質建鼓鼓座(圖2)，雖有朽爛斷裂現象，但經過現代科學手段脫水處理後，其木質堅挺，經保護修復後恢復了原狀，是研究古代建鼓的實物資料之一。通過對該車的組裝復原，其鼓座上的刻槽引起我們的注意(圖3)。
圖3 戰國鑲嵌獸首形銅飾側面圖
圖4 出土的鼓座這些刻槽，論形制，和獸首形銅飾相似;論深度，和獸首形銅飾相合;頸上有二孔，係為安裝獸首形銅飾所預留;背上有三齒，亦和獸首形銅飾的末端三齒一致。只是其具體尺寸稍有不同，這是因構件不同而存在的差異。通過對二墓出土之器物進行對比研究，以運河墓之木質構件來比對高莊墓之銅飾，進而認定這兩件銅飾都是鼓座之銅飾，都是為裝飾建鼓鼓座而製作的銅器。進而糾正了以往“較首”之命名，重新將該器命名為鑲嵌獸首形鼓座銅飾，給予了新的名稱。與此同時，也發現高莊墓的青銅插座也是安裝在鼓座上的插座(圖4)，以此來承插建鼓鼓柱，從而也結束了有關此器的“車蓋插座”或“羽葆礎”之紛爭，獲得了一致認識。這樣，這三件銅器都得到準確命名和定位，都是安裝於建鼓鼓座上的鑲嵌銅飾。在安裝的時候，其青銅插座在中間，而獸首形銅飾在兩頭，都是刻槽鑲嵌，套合在木質鼓座之上，然後用竹釘固定。其安裝情形大致如圖5所示。
圖5 鼓座刻痕跡
圖6 鑲嵌青銅鼓柱插座淮陰高莊墓鑲嵌獸首形銅飾是建鼓鼓座銅飾，這樣的鼓座銅飾是先秦考古中首次發現，從而為研究古代建鼓提供了實物。建鼓，古稱足鼓、晉鼓、楹鼓、植鼓，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就有發現，是我國出現最早的鼓種之一，春秋戰國時代已廣泛套用。《國語·吳語》中有：“載常建鼓，挾經秉枹，萬人以為方陣。”韋昭註：“鼓，晉鼓也，《周禮》：‘將軍執晉鼓’。建，謂為楹而樹之。”《禮記·明堂位》載：“殷楹鼓”。注曰：“楹，貫之以柱也。”建鼓鼓座在考古中亦有發現，如湖北曾侯乙墓、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都有出土。但這些建鼓鼓座都是滿飾龍虎雕塑的圓球狀銅器，是安裝於地上的鼓座。而高莊墓的鑲嵌獸首形銅飾，是車載建鼓木質鼓座上的銅飾。其建鼓鼓座只能安裝於車上，裝有建鼓的車即是鼓車。鼓車在漢畫上多有發現，如山東沂南畫像石和遼陽棒台子屯漢墓壁畫都有鼓車的圖像出土。由於鼓車和地上所立的建鼓存在差異，故和上述青銅建鼓鼓座不同，形制亦異。從而為研究先秦鼓車提供了實物例證，在考古學和歷史學研究中具重要意義。
圖7 戰國鑲嵌獸首形器安裝圖淮陰高莊墓鑲嵌獸首形銅飾，其形似虎首，但又有雙角，由此可見不是現實中的動物，應是古代神話中的山神怪獸形象，這在《考工記》中多有記述。《考工記》中有關於制鼓工藝的專門記載，但沒有談到鼓座的問題。其中的“梓人”講到了編鐘、編磬懸架的製作，也沒有講到鼓座的製作問題。但是，作為懸掛樂器的支架來說，鍾架、磬架的製作原理應該是適用於鼓座的，故我們以鍾架、磬架來考察鼓座。《考工記》曰：“梓人為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蠃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蠃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虡。”鄭玄註：“樂器所懸，橫曰筍，植曰虡。”“蠃者，謂虎豹貔螭為獸淺毛者之屬;羽，鳥屬;鱗，龍蛇之屬。”按《考工記》所載，虎豹之類的淺毛獸，適合雕作編鐘的立柱，鳥類適合做編磬的橫樑。這已為出土資料所佐證，如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編磬，保存著比較古老的形制，其鍾虡為銅人;磬虡為一“龍首、鶴頸、鳥身、鱉足”的“怪獸”;鍾筍、磬筍兩端均飾透雕或浮雕的青銅龍首或蟠龍紋，其中鍾筍、磬筍、磬虡皆與《考工記》相合。《考工記》中沒有關於鼓虡的記載，但其他較早的文獻中關於鼓虡的零星記載還是有的。《禮記·明堂位》“周懸鼓”鄭玄註：“懸於筍虡也”。此說很有見地。這也為出土器物所證實，如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的青銅鼓座、湖北曾侯乙墓的青銅鼓座，皆有虎的圖像。此外，湖北江陵出土的虎座鳥架鼓，也是以虎形雕塑作為鼓座。因此，淮陰高莊墓的獸首形鼓座銅飾採取虎首的形象，正和《考工記》中“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其匪色必似鳴矣”的記述相符。不過在虎首之上，再加上雙角，產生震撼性的視覺效果。總之，這兩件鑲嵌獸首形銅飾有同期墓葬出土的木質鼓座佐證，其形象也符合古籍記載和考古學的論述，在考古學和歷史學的研究中意義非凡，是研究古代樂器的實物例證，故彌足珍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