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子強

金子強，出生於雲南昆明，教授、碩士生導師。祖籍海城，祖父時由北京遷至江西，父輩時由江西遷至雲南。1978年9月，他由工廠的一名職工考入雲南大學歷史系學習，1982年畢業留雲南大學任教至今。曾任雲南大學馬列部主任，主管教學工作，現任馬列部正處級調研員。

他先後開設過中國通史、中國黨史、中國革命史、中國民主黨派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文化概論、中國社會思想史、雲南飲食文化等八門課，對於教學，他好之且樂之。
迄今為止，他主編、參著或合著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中國革命史論》、《現代旅遊美學》、《雲南名食文化》、《轉型季風》、《文化氣息中的審美與社會》等專著，逾100餘萬字，他也發表過有關政治學、教育學等論文20餘篇，短文100餘篇。
1993年至今，金教授利用業餘時間策劃、主持雲南大學校園文化大型系列講座——《東陸講壇》，每學期約14講左右，已經堅持了14年，形成校園一道靚麗的風景線。另外，經金老師策劃的校園演講錄已公開出版5本。同時，從1994年開始，以策劃者、組織者、主持者的身份，金教授參與了雲南省圖書館、昆明市圖書館主辦的免費公益講座，讓校園文化邁出院牆，走向社會。《春秋十講》至今已有100多講，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應。由此，在1998年度，它榮獲社區“精神文明獎”。
與聽眾相忘於江湖
在雲大，提到金子強教授，大家就會想到座無虛席的東陸講壇和他見多識廣、幽默詼諧的“名嘴”風采。
“東陸講壇”的名字由雲南大學的前身——東陸大學衍引而來。經歷了八十多年風風雨雨的雲南大學，不僅有會澤院、貢院、銀杏苑等風華物貌，還有王國維、熊慶來、華羅庚等一批大師級的專家人物，更有十年風雨滄桑所凝聚的科學思想和人文精神。而“東陸講壇”正是應這種濃厚的文化積澱而誕生的。
金子強教授作為“東陸講壇”的策劃者和主講人，他始終堅持著這樣的理想：大學的特徵是大圖書館、大操場、大講座、小沙龍。講座是高校的一道文化風景，在高校創辦講壇，就是要讓他成為學生的第二課堂，形成高校文化氛圍。
在“東陸”成長的過程中，曾遭遇了很多挫折。關於場地，“東陸講壇”曾在北學樓階梯教室待過，在至公堂待過，在科學館待過，最終才落腳文津樓。關於主講者，市場經濟大潮下，人心浮躁。難能可貴的是，在今天這個全民追逐物質利益的時代，仍然有這樣一些不計報酬、以學術傳播為己任，為同學提供免費講座，秉承人文關懷的學者，實屬不易。而金教授作為“東陸講壇”的創辦者，始終懷揣自己的理想，嘔心瀝血，奔走操勞，讓大學生除了學好專業知識外，能夠分享各行業領軍人物的成功之處，擴大他們的知識層面，同時營造大學校園的學術氛圍，以促進學生的學習熱情。.金教授感慨地說：“要堅持一年不那么容易，要堅持五年尤其不容易，要堅持十年更加不容易。”
金子強教授所策劃的“東陸講壇”自始至終反映出了他對於講壇的理解，東陸講壇是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平台，它涉及到文化、觀念、教育、社會、法律等各個方面，這裡有不同觀點的碰撞，它總能讓人有所收穫，誠如金教授在一次講座中所說：“聽進去了使你有所收穫，沒聽進去，也是你的收穫，因為你在思考。”
在不同的時間，金教授為聽眾所講的專題都不一樣。歷年來，他講過《大學學習論》、《人體交往與體態語言》、《情·愛·戀與青年》、《飲食與養生文化》、《歷史名城說昆明》、《中國百年歷史大趨勢》等精彩紛呈的題目。當筆者問及金教授這些題目之間的關係時，才知道他在開每一個講題前，都是作了透徹的研究的。這些題目毫無例外都是他某一階段研究的成果。例如講到學習論的時候，金教授看了不少於50本書，從《論語》到《孟子》，從《紅樓夢》到《三國演義》，從《魯迅雜文》到《激流三部曲》，台上的2小時，可能台下是2年的積累和思索。所以當筆者又問到有人說講座是一種快餐文化時，金教授露出憤慨的神情，他嚴肅地說：“講座怎么可能是快餐，什麼是快餐？快餐是營養不夠的，只限於充飢的消費，而講座是一種文化的衝擊，無論在內容組構、語言表達、思想積累、文化衝擊、觀點濡染上都稱得上是大餐，誰要把大餐當快餐，誰就是愚蠢的。”
昆明這座城市歷史悠久，同樣，昆明講壇歷史也跑在國內其他城市的前面。早在民國時代，大型演講集會已經司空見慣，名人學士慷慨成詞，激情飛揚，聞一多的演講更是感動了多少人的熱腸。1993年，在金教授的費心籌劃下，《東陸講壇》開始成為雲大學子眼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時下，當人們從電視上聽《百家講壇》如醉如痴的時候，有很多昆明人對自己城市舉辦的各個講壇仍然流連忘返。百家講壇在金教授的眼中，有很多優點。他認為《百家講壇》通過現代傳媒的手段，讓更多人了解了講座，具體來說有三點：一是主講的人是大家；二是大題材；三是製作精美。但是他也認為《百家講壇〉有些地方有待改進，一是題材陳舊，和現實聯繫不是很大；二是容量小，一場傳統講座可以夠《百家講壇》製作10集了。談到《百家講壇》，金教授說，他非常遺憾，因為昆明的媒體非常麻木，非常遲鈍，對這種講壇文化視而不見，甚至缺乏文化良心。
不能選擇生活，但可以選擇怎樣的生活
金子強這一代人對於“文革”這個字眼，有著一種複雜的情感。金教授說“我剛剛成年就跨入了文革，我剛剛思考就進入了大學。”對於親身經歷過這場浩劫的金教授而言，文革，他們是最有發言權的。金教授對文革持否定態度，但他卻認為文革有一個好處是不能否認的：他把一切都推倒了極端，因此促進了改革的到來。1968—1978，整整十年，金教授在昆明冶煉廠作了十年的冶煉工人。回憶起那段經歷，金子強教授說了這樣一句話：“一個人無法選擇生活，但他可以選擇怎樣去生活。做什麼並不重要，好好地做才重要。”正是因為持有這樣的想法，金子強教授成為當年廠中的一位好工人。煉鋼廠幹得是一種重體力的活，半夜就要起來上工，可金教授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卻從不叫苦叫累。他們這一代人，比起我們這一代來更能吃苦。
談到他那一代人，金教授認為，他們是團隊精神的。他認為太強調集體精神和太強調個人主義都是一種偏頗。而恰恰是他們這一代人能讓二者達到一個很好的平衡——在團隊精神中強調個人。金教授同時認為他們也是持有理想主義信念的。人不能沒有信念，但理想主義並不是空想，需要腳踏實地地去做事，一步一步步地把事情做好。1978年金教授考入了雲南大學歷史系，在70年代，在歷史書籍相當匱乏的情況下，選擇歷史純屬是一種個人情趣，就這樣，金教授以較高的分數考入了雲南大學。當時，剛過而立之年的金教授，有著豐富的社會閱歷，也充分明白讀書的重要。在那個知識貧乏的年代，金子強對知識的汲取可以說是如饑似渴。他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天天泡在圖書館，有時熄燈了還要在路燈下孜孜不倦地讀書，這就是他們那一代人不同於我們的地方，也是值得我們學習之處。
土生土長的昆明人
金子強教授是土生土長的昆明人，對昆明的理解不但感性也很理性。昆明的陽光，風土人情更多地給予他一份靜思的時空。他認為昆明人的個性不像山東人那樣豪邁，上海人那樣精明，更多的是一份平和與溫暖，也就更能用寧靜的心態和充裕的時間去辨別是非真偽。這種平和的性格造就了昆明人過於與世無爭的性格，顯得平和過度，競爭進取精神不足。從明代開始，邊遠的昆明人才逐漸隨著漢族的大量進入出現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現象。最初的昆明土著多為少數民族，當漢族到來時，他們用自己寬容、純樸的包容心，接納了漢族，並與漢族在文化、經濟、聯姻等方面不斷融合，一代代昆明人也受此文化的薰陶，具有了有別於其他地域的包容度，所有外來的東西，昆明人都能很寬容地接受它，並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獨特文化。
由於歷史地原因，昆明人的“小城”、“家鄉寶”心態非常突出。金子強教授認為：只有打破狹小地域的界限，將昆明小城擴大成為一個“大城”，昆明人的小城意識才可能突破，這些都是完全可以改變的，昆明不能再為“小城故事”的浪漫而陶醉。
文：戚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