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文革壺”的時間概念不清。作為一場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有10年之久，從沒有停工停產的宜興紫砂工藝廠，在這10年期間至少也產生了數十萬計的茶壺。如果把“文革”10年期間生產的紫砂壺全部算作“文革壺”，那么，10年“文革”期間發行的所有郵票和產生的瓷器，是不是也應照此算作“文革郵票”、“文革瓷器”？如果是這樣，這么多的茶壺、郵票、瓷品是否都具備超過本身價值的特殊價值？如果“文革壺”僅指從1966年“文革”開始的最早幾年，那又具體是從哪一年到哪一年？紫砂壺的產生沒有年限的印記，不像書畫作品有時間款識，又何以具體認定年限？
其次，就質量而言，作為當時宜興唯一的紫砂生產企業，“文革”開始後，紫砂工藝廠的整體生產並未受到影響，半成品質量檢驗制度沒有被衝掉，成型工人製作的所有半成品坯件，仍要送到半成品庫一件一件驗收，茶壺成型的質量基本沒有下降，何來“做工極其粗糙”之特徵？倒是“文革”開始後，強調為工農兵服務，除設計製作參展作品外，全廠上下不論技藝高低，藝人們無一例外地都投入到面向農兵的產品生產中去，其中就包含了很多現今高級工藝師甚至是工藝美術大師的作品，如已故大師朱可心就曾在那段時間裡做過近百把“矮竹鼓”商品壺。顧景舟、高海庚、徐漢棠等名藝人也經常為產品打樣，提供製作模型的母模，以及審定生產造型的的母模。應該說，“文革”期間紫砂工藝廠倒是出現了特別的產品現象，即產品的品種檔次低、價格便宜，但造型特別，生產的質量與數總體水平沒有下降，一些普通的商品壺為名藝人所作。
其三，“文革”期間紫砂茶壺和蓋杯的陶刻裝飾有所變化，所用銘文一改過去常用的唐詩宋詞等古典名句，多用毛主席詩詞、語錄或政治口號，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之類；因為涉及政治，工人們都刻得非常認真、精美，決不敢馬虎草率。
其四，就紫砂壺的品種而言，“文革”期間的1966年下半年到1972年，工廠生產的茶壺品種大體有：竹段、竹鼓、竹鼎、高梅花、矮梅花、新蓮貢、上合梅、蓮子、菊珠、魚化龍、壽星、洋桶、龍蛋、盤底等。茶壺底印則統一為“中國宜興”四字，茶壺蓋內多有木質楷書印章，有名而無姓，如“金風”“洪英”“順英”“碧芳”等等。因為“破四舊，立四新”得“革命”要求，一些茶壺名稱有所改變，如魚化龍壺改叫魚龍壺，壽星壺改叫圓形壺，洋桶壺改叫直形壺，龍蛋壺改叫蛋形壺等。以壽星壺為例，因其有1—4號4個規格，分稱海壽星、放壽星、中壽星、小壽星，壺蓋上鈐有長方形“壽星壺”楷書木章。“文革”改名後，則稱1號、2號、3號、4號圓形壺，壺蓋上鈐楷書印章為“圓形壺”。洋桶壺的情況亦如壽星壺，壺蓋上易名為楷書長方形木章“直型壺”。如此等等。
綜上所述，“文革壺”是一個炒作概念，它不具有經濟價值上的特殊意義，也不具有特別的收藏意義。目前，市場上的所謂“文革壺”大都製作粗俗、草率，有的還搬用領袖頭像，以此來強化它的“革命”意義，顯然與時代的實際情況大相逕庭。認真一點說，炒作者實際是紫砂收藏、研究的門外漢。紫砂茶壺的價值在於它的工藝水平，而不在於附庸其間的政治涵義，甚至不完全在於它的歷史價值。因而，現在大師們的高水平作品，往往比歷史作品更有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