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和家庭背景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生於奧匈帝國的蘭堡，也就是現在的利沃夫。他的父親在那裡擔任建築工程師。後來成為物理學家的理察·馮·米塞斯（Richard von Mises）也是路德維希的弟弟。另一名弟弟則死於嬰兒時期。當路德維希和理察還小的時候，全家搬回了他們原先的祖居地 維也納。在1900年他就讀了維也納大學，在那裡他受到了 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的大量影響。米塞斯的父親死於1903年。他在1906年取得了博士學位。
職業生涯
米塞斯1900年入維也納大學，1906年獲法律和經濟學博士學位。1909～1934年，他是維也納商會的經濟學家。其間，一戰後，他任職於奧地利工業委員會；1921年還擔任了一個政府機關的法律顧問之職，負責起草終戰條約的條款——以解決交戰國間戰前的私人債務問題。1927年元旦，他創建的經濟（商業周期）研究所正式成立，哈耶克出任第一任所長。
1934～1940年他移居日內瓦，任日內瓦國際問題研究院的教授。
他在1940年移居美國的紐約市。此時美國學術界的“ 凱恩斯主義”盛行，米塞斯的 自由主義顯然不合主流，不為任何學術組織所聘用，1945年通過Lawrence. Fertig & William Volker基金會的推薦進入紐約大學擔任訪問教授，所謂“訪問教授”，就是對他的學術成就不認可，但由於礙於情面而給的虛職。當時的紐約大學甚至拒絕給他薪水，他的薪水一直是由這家基金會提供的。1949年，米塞斯出版了《人類行為》，即便如此，他仍然只能當他的訪問教授（至1969年退休為止）。1973年10月10日逝世。
對經濟學的貢獻
米塞斯以 古典自由主義者自居，撰寫了大量的作品、也進行了許多的授課，他被視為 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領導人之一。在上個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經濟學界爆發了一場關於計畫經濟是否可行的辯論，當時知名的經濟學家都捲入了這場辯論。米塞斯用他的理論宣稱： 計畫經濟必定失敗。當時主流的學術思想是相信計畫經濟的可行性或者相信計畫經濟和市場經濟能夠兼容。
米塞斯的經濟學理論體系構造和研究範式：1、貨幣經濟與通貨膨脹。他認為對於貨幣的需求純粹是出自於它能用以購買其他貨物的功能而產生的，而非為了貨幣本身的目的，也因此任何在沒有黃金支撐下對於貨幣供給的擴張都會導致商業周期。1912年他在《貨幣與信用理論》一書中用邊際效用理論解釋貨幣問題——隨著貨幣量增加，其邊際效用遞減，貨幣就會貶值。當銀行發行的貨幣量太多，邊際效用為零時，貨幣將一文不值，發行銀行必然倒閉。
政府控制的經濟體制與自由貿易之間的差異。他認為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因為經濟計算問題注定了社會主義的政府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複雜萬分的經濟體系，由於失去了價格機制，社會主義政府根本無從得知市場需求的情報，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計畫的失敗和經濟的徹底崩潰。1922年他在《 社會主義》一書中說：“沒有 自由市場，就沒有價格制度，就不能進行經濟計算。”
他在《Interventionism，An Economic Analysis》（1940年）一書中寫道：一般人對於政治術語的使用是相當無知的。什麼叫做“左派”，而什麼又是“右派”？為什麼 希特勒會是“右”，而 史達林會是“左”？誰是“反動派”和誰是“革新派”？對抗一個愚蠢的政策絕不應該被譴責，而推行會導致大混亂的“革新”絕非可取的行為。任何東西並不會因為它是新出現的、激進的、和時尚的就會被接受。“正統”的原則如果真的正統那也絕非邪惡。究竟是誰在反對勞工？是美國的那些資本家嗎？還是那些企圖將勞工地位降至和俄國一樣水平的人？誰才是“ 民族主義”？是那些希望保持國家獨立的人？還是那些企圖將自己國家置於納粹魔爪之下的人？
米塞斯說：“他的主要學術成就”就是他的“私人研討會。研討會始於1920年，從當年10月到次年6月間，有一群年輕人每兩周聚集一次。我在商業委員會的辦公室比較寬敞，足以容納二十多個人。我們通常是晚上7點鐘到場，在這些聚會上，我們不是那么很正式地討論經濟學、社會哲學、社會學、邏輯及人類行為科學的認識論等領域的所有重大問題……這些群體的所有人都是自願參加的，完全出於對知識的渴望。他們剛來的時候還是我的學生，幾年後就都成了我的朋友。”在這個研討會中，除了出了米塞斯、 哈耶克、哈貝爾勒、馬赫盧普、莫爾根斯泰因等後來著名的經濟學家外，還出了一批傑出的哲學家，如 考夫曼、 舒茨、弗格林等。
1927年元旦，他創建的經濟（商業周期）研究所正式成立，哈耶克出任第一任所長。他的好學生哈耶克沒有辜負他的栽培，於1974年代表自由主義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1949年，米塞斯出版了《人的行為》一書。
評價
在20世紀經濟學的殿堂中，奧地利學派第三代領軍人物和精神領袖米塞斯是一位極其重要的 思想家。長期以來，儘管米塞斯的思想一直不大為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們所接受，但他對20世紀人類社會的思想影響以及知識貢獻卻是是無人能忽視、無人能置否的。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今天可以說，講述20世紀人類社會的經濟思想史，如果缺了米塞斯，就不可能講出一個完整的故事。2000年美國的《自由》雜誌把米塞斯稱作為“自由至上主義的世紀人物”，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這一點。米塞斯之所以在人類社會的當代思想史上占據這樣一個重要的地位，主要是在對理解人類經濟社會運作基本原理方面，米塞斯曾做出過諸多理論貢獻。除了他在通貨膨脹、經濟周期、經濟學認識論和方法論以及他自己獨特的市場交易學（Catallactics）和人類行動學（Praxeology）的理論貢獻外，米塞斯的最主要理論貢獻還在於他在20世紀20年代初就獨具慧眼地提出了這樣一個重大理論洞識：在缺乏市場價格機制條件下，經濟計算的不可能性會導致中央計畫經濟的非可行性（infeasibility）。米塞斯的這一深刻洞識，構成了20世紀30年代米塞斯、哈耶克（F. A. Hayek）與 蘭格（Oskar R. Lange）、 勒納（Abba P. Lerner）和 泰勒（Fredrick Taylor）關於社會主義大論戰的爭論焦點和核心問題。具體說來，在1922年的《社會主義》一書中，米塞斯提出，沒有自由市場，就沒有價格制度，就不能進行經濟計算。經濟計算問題注定了中央計畫者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複雜萬分的經濟體系的運作。由於失去了價格機制，政府根本無從得知市場需求的情報和信息，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中央計畫體制的失靈以及經濟的低效率乃至瓦解。米塞斯的這一洞識，曾使當時許多對中央計畫經濟抱有一些天真幻象的經濟學家們（包括還是一個年輕社會主義者哈耶克）從迷夢中甦醒過來。正如哈耶克在為米塞斯1978 年再版的這本書所寫的序言中所言：“《社會主義》一書在當時震驚了我們整整一代人，而且我們只是漸漸地和痛苦地才相信了這部論著的核心命題。”
20世紀80年代末前蘇聯的解體、東歐各國的改制以及1978年以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以一些毋庸置疑的歷史史實證明了米塞斯－哈耶克在20世紀20~30年代對中央計畫經濟非可行性的理論判斷，以至於到了21世紀初的今天，很少有經濟學家還懷疑市場經濟是人類目前所能發現的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了。然而，2007年以來的全球金融風暴發生，2008年下半年以來全球陷入自1929~1933年大衰退以來前所未見的世界經濟大衰退，又使一些經濟學家和政府決策層人士對市場經濟運行的效率極其優長產生了這樣和那樣的懷疑。在2008~2009年世界性的經濟衰退中，以及在目前的所謂“後危機”時期，無論在西方已開發國家，還是在中國這一轉型國家中，政府均採取了“大劑量”的經濟刺激措施和手段，以至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巨觀干預政策大行其道，乃至過去已經棄而不用的政府行政控制和駕馭經濟的做法又在各國大肆回潮。尤其是在中國這個處於轉型和發展雙重變奏曲中的大國，在2008年下半年以來中國外貿出口的急速下滑所導致的巨觀經濟增速銳降的情況下，政府提出了“四萬億”的刺激計畫，強勢參與和干預市場經濟的運行，加上近年來實際發生的各種形式的“國進民退”，導致一種強勢政府統御社會的所謂獨特“中國模式”正在沿著一種自身演變邏輯而漸進成型。伴隨這種強勢政府參與並統御經濟的體制模式的漸進成型，在中國內部各種社會問題和弊端也不斷發生，並正在積累，以至社會的內在緊張不斷增強。因而，當今中國社會面臨著制度變遷和社會演化是否沿著市場化改革的方向繼續前行還是掉頭倒轉逆行的選擇問題。在一些西方發達和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中，目前政府管理乃至調控經濟運作的形式和範圍也在發生一些明顯的變化。這主要表現為各國政府決策層和一些諮詢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的自發運轉、自我調節以及自我平衡的運轉效率產生了諸多懷疑，政府干預和參與市場經濟運行的情況越來越多。在此情況下，在經濟的全球化進程加速的當今世界，良序市場經濟運行本身的制度條件和基本原理有待於進一步在理論上予以澄清。從這個視角來看，20世紀30年代發生的米塞斯、哈耶克與蘭格、勒納和泰勒等經濟學家關於社會主義計算可能性大論戰的一些問題，又若隱若現地投射到了理論界的爭論中來。在此情況下，認真且全面地研究米塞斯這一“自由至上主義的世紀人物”的思想和觀點，不但對理論經濟學的發展有著深遠的理論意義，而且對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道路的認識和選擇，乃及對各國政府的巨觀政策的選擇，也有著切近的現實意義。
當然，在研究和介紹米塞斯這一二十世紀的思想大師的學說和理論觀點時，我們必須要清醒地認識到，除了其理論的積極和進步意義外，米塞斯本人的許多理論和方法不是沒有問題的。米塞斯一生坎坷，其學說和學術活動一直不為主流經濟學界所接受，甚至受到一些無言的排擠和冷待，加上米塞斯一生執著的治學風格，使得他的一些學術見解和現實政策主張在某些方面有些偏執和過於極端。譬如，作為其思想集大成的晚年扛鼎之作的《人的行為》，其思想方法的邏輯起點現在看來就甚值得商榷和懷疑。在這部學術巨著中，米塞斯先是假定有一個“先驗的”人類行動的“公理”，在這個公理基礎上，他一步步地推導出了他眼中的人類社會經濟運作的種種安排和運行原理，最後構建出了他的“人類行動學”的邏輯大廈。很顯然，米塞斯經濟學的這種邏輯建構和敘事方式，如果說與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建立在“理性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理論建構不是同歸殊途的話，那至少也可以說是進行了某種“類似套路”的“演練”，儘管由各自理論進路所達致的政策結論有些差別。
儘管在米塞斯的經濟社會理論中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毫無疑問，從整體上來評估，米塞斯經濟社會理論中的問題是“瑕不掩瑜”，因而並沒有怎么“湮沒”這位20世紀的偉大思想家的諸多理論專著和文章中所做出巨大的理論貢獻以及所提出的諸多理論洞識。我們今天甚至可以預期，米塞斯在20世紀數十年的學術生涯中所闡發的諸多理論洞識，會在人類走向新的21世紀征途中不斷發出新的理論光輝，啟迪人們在應對新世紀出現的新經濟社會問題時做出確當的應對之策，確保人類諸社會市場經濟秩序更加順暢、平穩和健康地的成長和擴展。
這裡要指出的是，儘管米塞斯的思想在過去近一個世紀的歷史長河中在西方世界遭遇了“冷處理”，但現在看來，米塞斯在中國的遭遇可能遠比在西方各國還糟糕。到20世紀結束前，國內可能還沒有一本米塞斯的專著用中文翻譯出版過，對米塞斯思想、學說和生平的研究，也可以說少之又少。究其原因，這主要是在1978年之前的近30年計畫經濟實踐中，米塞斯和哈耶克這些社會主義體制的強烈批評者被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主管部門認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死敵”而強行拒斥在國門之外。可能正是因為同樣的原因，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還沒有一部專門研究和介紹米塞斯思想、學說和生平的專著出版過。當然，奧地利學派思想家在中國的“待遇”在最近一些年的情況有所改善。自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隨著我們的“思想解放”步步深入，米塞斯的學生、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的哈耶克的思想和學說在中國學界得到較為廣泛的傳播，隨之，一些青年學者和博士研究生開始較系統奧地利學派思想家的理論和方法，並新近出版了一些專門研究奧地利學派思想、學說和方法的研究專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