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背景
列寧十月革命後,俄國面對的國際國內形勢十分嚴峻。革命雖然取得了勝利,但俄國還處在帝國主義包圍的強大壓力下。此時俄國革命力量仍然十分弱小,經濟文化都非常落後,又經歷了戰爭的創傷,如何順利過渡到社會主義,最終建成社會主義,既是一個嚴峻的現實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
早在十月革命前,普列漢諾夫等人就提出,俄國生產力落後,無產階級不成熟,在總人口中只占少數,不具備搞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十月革命以後,蘇漢諾夫於1918至1921年撰寫了7卷《革命札記》,記述了俄國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歷史,批判十月革命。他一再重述俄國根本不應該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謬論,指責列寧“缺乏對俄國社會主義的‘客觀前提’的分析、對社會經濟條件的分析”,認為“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平”,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是違背歷史發展規律的。考茨基認為,社會主義的俄國是一個“早產兒”。他把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十月革命比喻為一個懷孕的婦女,想通過“瘋狂萬分地猛跳”,“把她無法忍受的懷孕期縮短並且引起早產”,斷言“這樣生下來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
1922年12月24日,列寧在病中閱讀了蘇漢諾夫的《革命札記》第3卷和第4卷。這時,列寧的病情已非常嚴重,右臂和右腿不能活動。列寧清楚地意識到病情的危險,但還是決定把他認為“最重要的”想法和考慮說出來。他以“完全拒絕治療”的“最後通牒”迫使醫生允許他每天口授5—10分鐘。於是從1922年12月至1923年2月,他以頑強的毅力和樂觀精神口授完成了5篇論文和3封信,這些歷史文獻被稱作“列寧的遺囑”。《論我國革命》是這些口授遺囑中的一篇,是列寧為了回擊蘇漢諾夫等修正主義者的挑戰,在1923年1月16日和17日兩次口授完成的。文章由列寧夫人娜·康·克魯普斯卡婭轉交《真理報》編輯部,標題是發表時由報紙編輯部加的。
內容介紹
《論我國革命》由兩部分內容組成,第一部分指出世界歷史發展中一般和個別的辯證關係,分析俄國革命的特殊形式,肯定俄國先革命再建設的道路。第二部分進一步闡述通過革命創造社會發展的前提的觀點,強調東方社會具有更多的特殊性。
社會發展過程中一般與個別的辯證法
蘇漢諾夫等人機械、教條地對待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以及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只有在它的物質條件成熟時才會出現的觀點,藉以反對十月革命。列寧認為,“他們都自稱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卻迂腐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選編(黨員幹部讀本)》,黨建讀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39頁)。他強調,歷史發展的規律不會以“純粹的一般”表現出來,歷史發展也不是機械的單線條的進化,它總是在複雜的多樣性的現實中展開。蘇漢諾夫等人不了解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更不懂得社會發展過程中一般與個別的辯證法。個別包含著一般,必然具有一般的特性;一般作為共性,是個別的抽象,只能在個別中存在和體現出來。對具體的社會發展,列寧指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俄國是介於歐洲文明國家和東方各國之間的國家,它勢必表現出不同於兩者的某些特殊性,但特殊性並不偏離世界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俄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但也是在具備了基本條件的情況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這不僅沒有違背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而且充分顯示了世界歷史發展中一般與個別的辯證統一。這是《論我國革命》的核心思想。
俄國革命具有的新特徵
列寧認為,資本主義的市場已經開創了世界歷史,一國內部的經濟成為世界經濟鏈條的一環,國內革命也已經是一個世界問題。因此,不能局限於一國內部,而應該在世界革命背景中分析俄國革命的形勢。由於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俄國是帝國主義體系最薄弱的環節,俄國工農民眾革命熱情高漲。據此,他得出結論,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由於和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相聯繫而表現出一些新的特徵。列寧進一步指出,這些新的特徵以及特殊的環境使俄國能夠實現“農民戰爭”同工人運動的聯合。毫無出路的處境能夠增強工農的鬥爭意志、從而大大地增強工農的力量,使他們能夠用與西歐國家不同的方法來創造發展文明的根本前提。既然這樣,我們就應當不失時機地去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奪取政權,而不應當坐失歷史機遇,待到俄國資本主義高度發達之後再去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特殊道路
列寧辯證地理解社會發展過程,強調各國的情況千差萬別,有些具體發展過程具有跳躍性,往往表現為社會發展過程的特殊性。西歐國家首先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提高文化水平,然後進行革命。而像俄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在具備一定革命條件的情況下,可以改變發展順序。他指出,社會主義的建立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主要指生產力發展水平,但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文化水平”是什麼樣的,在西歐各國也是不一樣的,我們完全可以首先進行革命創造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發展社會生產力,為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前提,在此基礎上走向社會主義。
列寧認為,就社會發展的一般邏輯看,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經濟文化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但社會主義革命並不是單純的經濟過程,而是歷史發展中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把經濟因素看成唯一的決定因素是“庸俗化了的生產力論”。影響革命的因素除了一定的經濟文化條件外,還應該考察國際背景,應分析無產階級受逼迫的狀況而產生的革命意志以及階級力量的對比,即占人口少數的無產階級能不能得到占人口多數的農民的支持。因此,俄國選擇了和西歐不同的革命道路。
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特殊方式具有典範意義
列寧認為,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具有特殊性,但它並不是社會革命和發展的特殊方式的個案,其他國家的革命也會有自己更特殊的國際國內背景和革命方式。他預言:“在東方那些人口無比眾多、社會情況無比複雜的國家裡,今後的革命無疑會比俄國革命帶有更多的特殊性。”(《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選編(黨員幹部讀本)》,黨建讀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頁)。不同國家的革命和建設方式都會有自己的特殊性,這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革命辯證法的深刻理解和靈活運用。對待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態度應該是,丟掉那種認為教科書規定了今後世界歷史發展的一切形式的想法,依據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決定革命的方式和道路。
理論價值
列寧在這部著作中分析了當時俄國所處的國內外形勢和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力量,提出“先革命再發展”的理論,認為可以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為建設社會主義創造前提,然後利用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生產力和文化。這對我們深刻理解中國革命道路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具有重要指導意義。近代以來,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家,它不可能像西歐國家那樣,首先使資本主義生產力高度發達起來,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證明,資本主義不能拯救中國,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是走不通的;必須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為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準備必要前提,然後通過社會主義改造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列寧在這部著作中指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是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為前提的,東方國家將比俄國帶有更多的特殊性。他曾在《論面目全非的馬克思主義和“帝國主義經濟主義”》中說過:“一切民族都將走向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會完全一樣……每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特點。”(《列寧專題文集(論社會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8頁)。這對於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具有重要意義。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結合中國國情和時代特徵,成功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踐證明,這條道路是完全正確的,必須堅定不移地繼續走下去。要進一步增強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深刻認識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
列寧在這部著作中指出,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國家,革命勝利後,必須充分發揮無產階級政權、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作用,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為社會主義發展創造有利條件。這一思想對於理解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促進生產力發展有重要指導意義。我國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國的政權性質、歷史傳統、時代環境、發展條件決定了我們不能以其他的方式來發展,只能靠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來發展。要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通過不斷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最大限度地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促進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
現實意義
《論我國革命》是運用一般與個別的辯證法對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哲學思考和總結,深刻闡明了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與個別發展階段和不同國家表現出的特殊性,闡明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歷史辯證法,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各國社會主義革命提供了重要理論指導。學習《論我國革命》,對我們今天堅定社會主義信念,堅定不移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