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勝誰負

早在俄國蘇維埃政權的初期，列寧就引用“誰戰勝誰”這個著名短語來概括社會主義社會的普遍問題。 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思想也用它來指稱自己需要全力以赴去解決的核心問題：“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 但在反對自由化和防範境外敵對勢力的顛覆等問題上，官方意識形態仍保留（也限制其適用範圍）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概念範疇。

誰戰勝誰是毛澤東念茲在茲、縈繞於心，發動文革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早在俄國蘇維埃政權的初期，列寧就引用“誰戰勝誰”這個著名短語來概括社會主義社會的普遍問題。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思想也用它來指稱自己需要全力以赴去解決的核心問題：“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它描繪出一幅尖銳對立的社會圖景，熔鑄了一種兩個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種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兩軍對壘”、“你死我活”的感知－思維模式和行為－情感模式。根據這樣的基本假設，就像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提出的經典問題──“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一樣，成為了社會主義歷史時期認識判斷和政策制定中的首要問題，其緊迫性與中共打天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戰爭年代相同。
這一模式系統否定了中共八大制定的路線，即，國內階級關係和主要矛盾已經發生根本變化，“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態之間的矛盾”，全黨全國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隨後的匈牙利事件（1956年）、反右（1957年）、廬山會議（1959年），使毛澤東認定階級鬥爭仍是中國的主要矛盾。《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本來有沿著八大思路梳理、探索的跡象，但在它公開發表前反右派鬥爭已經開始，由於當時對右派分子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進攻的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在這個講話稿的整理過程中就加進了強調階級鬥爭很激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的論述。解決所有制改造只是第一步，還必須進一步地、徹底地“在經濟、政治、思想三個戰線上，都要進行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第121-122頁）
從此，這一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嚴重課題，而不是經濟建設成為了中共的中心工作；並在文化、道德、教育、學術、科研……幾乎所有領域打下了烙印。從路線到方針政策，從思想改造到不間斷的政治運動，都納入了誰戰勝誰、“反修防修”的思想軌道之中。比較起對用數字管理的天性隔膜和屢戰屢敗的經濟建設，毛澤東似乎更嫻熟於政治鬥爭領域，在其間更加得心應手、遊刃有餘、創意迭出、心曠神怡。更能戰而勝之。這一思維模式，是把敵情估計得格外嚴重的放大鏡、哈哈鏡。通過它的孔徑，即使是與政治、階級鬥爭、軍事毫無關係的地方（學術界、文化界），也到處都充滿了顛覆、復辟的種種危機，充滿了“戰略”、“戰役”、“陣地”、“陣線”、“人民戰爭”、“決戰”、“制高點”、“突破口”等兩軍對陣、立決生死的戰爭狀態。“誰戰勝誰”的焦慮，已經成為他利用意識形態的同構慣性，逼迫中共高層就範，以破解社會矛盾，並走上個人重返權力中心的終南捷徑。
在現代博弈學看來，誰戰勝誰的競賽實際是一種零和博弈，是一場沒有勝利者的遊戲。1990年代鄧小平提出繞開姓“社”姓“資”死結、“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解題思路，認定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私有成分和股份制經濟等）的發展並行不悖，不存在“你死我活”的對抗，兩者發展都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加強。但在反對自由化和防範境外敵對勢力的顛覆等問題上，官方意識形態仍保留（也限制其適用範圍）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概念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