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成成員
世界上較為發達的七個國家首腦會議G-7Summit，由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義大利、加拿大七國為研究經濟形勢、協調政策而召開的首腦會議。簡稱G7。產生背景
西方七國首腦會議首先，二戰後西方陣營內部經濟相互依賴加深，國際和國內的政治經濟界限日益模糊，“政策外溢效應”顯現，傳統的主權觀念受到挑戰，各國為了解決自身的問題，需要加強相互間的政策協調。
其次，美國霸權的相對衰落以及西方陣營內部美日歐“三架馬車”態勢的出現，衝擊著二戰後建立的美國居於支配地位的國際治理體系。
再次，隨著經濟因素在各國對外關係中地位的上升，各國領導人不得不改變將經濟問題視為“低級政治”的現實主義思維，開始關注國際經濟事務，同時也只有最高領導人出面，才能將政治與經濟、對內與對外政策協調起來，解決多重危機並髮帶來的困難。
總之，世界上較為發達的七個國家首腦會議在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產生並機制化，是當時西方世界複雜動盪的局勢與國際體系結構性變革共同作用的結果。
從1975年的朗布依埃會議到1996年的里昂會議，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經歷了經濟議題首腦會議、政治經濟議題首腦會議和多元議題首腦會議三個階段。
歷史沿革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
西方七國首腦會議1975年7月31日，在赫爾辛基的英國大使館的午餐會上，德斯坦總統向前來參加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福特總統、威爾遜首相和施密特總理，正式建議召開一次由西方五大國(法國、美國、英國、聯邦德國和日本)首腦參加的會議，得到了這三位首腦的回響和支持。
基辛格認為，當前這種危機已經嚴重到不能交給財政專家們去解決的程度了，因為人們對他們的社會逐漸失去了信心，這種世界性危機的解決，已經不是經濟專家們的能力所及，而各國首腦們卻責無旁貸。
即使單純從經濟角度考慮，首腦會議也是此時西方各國所能採取的擺脫經濟困境最有效的辦法。西方各國經濟面臨的是一場並發性危機，任何一個經濟部門都無力單獨解決所有的經濟問題，而政府首腦則擁有使各部門協調行動的許可權；造成各國這種經濟困境的原因，不僅有國內的，也有國際的，要擺脫之，除了國內的努力外，必須還有國際間的合作，而協調國內政策與對外政策的關係，顯然超出了外交部長的許可權，非政府首腦莫屬。這大概是處於困境中的西方對朗布依埃會議寄於很高希望的重要原因。
1975年11月由法國倡議，在巴黎召開了西方主要工業國家首腦會議。首次會議有六國首腦參加，1976年起加拿大首腦參加後變為七國經濟最高級會議。
1977年起，歐洲共同體委員會主席也應邀參加。首腦會議每年舉行一次，輪流在各國召開。會議起初以討論經濟問題為主旨。
自80年代以來，有關國際政治問題的討論逐漸增多。該會議作為西方主要工業已開發國家的首腦會議，旨在對複雜多變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從整體上協調共同的和各自的政策，緩解內部矛盾，以維護成員國在世界經濟和國防政治中的地位。會議已形成一種制度，將繼續存在下去並發揮其重要作用。
1994年7月世界上較為發達的七個國家七國首腦會議在那不勒斯召開，21世紀，俄羅斯正式加入該組織，改稱西方八國首腦會議，簡稱G8。
歷屆記錄
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第二次會議於1976年6月27—28日在波多黎各的聖胡安舉行，加拿大總理也參加進來。自此，每年一次的首腦會議隨即作為制度固定下來。本次會議呼籲重視平衡增長，強調存在著發生新的通貨膨脹的危險，但未提出具體措施。
第三次會議於1977年5月7—8日在倫敦舉行。歐洲共同體主席首次參加會議。會議提出減少通貨膨脹，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同意進一步促進貿易自由化政策。
第四次會議於1978年在波恩舉行，會議就經濟成長等問題達成戰略協定，決心減少石油進口，強調發展核能和煤炭工業，承諾支持第三世界發展經濟。
第五次會議於1979年6月28—29日在東京舉行，會議著重討論了能源問題。
第六次會議於1980年6月22—23日在威尼斯舉行。由於國際局勢的變化，會議公開地表示關注國際政治形勢，討論了阿富汗問題、中東問題以及蘇聯對西方的威脅問題。會議確認降低通貨膨脹率是首要任務，要求減少石油消耗量；會議要求蘇軍撤出阿富汗。
第七次會議於1981年7月20—21日在渥太華舉行。會議爭論最激烈的是美國的高利率和國際貿易。西歐與會國既對美國的高利率表示不滿，又在貿易問題上指責日本。在對蘇貿易問題上歐、美分歧尖銳。會議宣言稱，與會各國將在這方面進行磋商，改進同蘇聯進行戰略物資和技術貿易的現行制度，以保證在東西方關係方面的經濟政策繼續符合西方的政治和安全目標。
第八次會議於1982年6月2—6日在凡爾塞舉行。會議主要討論了西方經濟的共同對策，東、西方關係和南、北對策。會議就如何對蘇實行制裁方面達成了協定。會議在討論英國與阿根廷在馬爾維納斯群島武裝衝突時，支持英國在馬島衝突中的立場。
第九次會議於1983年5月28—30日在美國的威廉斯堡舉行。會議主要討論了東西方關係和經濟貨幣問題。會議發表了關於裁軍談判的聲明，這是七國經濟首腦會議首次就安全問題發表的檔案。
第十次會議於1984年6月7—9日在倫敦舉行。會議廣泛討論了經濟問題、東西方關係和裁軍問題。在討論西方經濟復甦問題時，西歐國家譴責美國的高利率、高赤字政策，認為美國的這種政策是損人利己的政策。會議發表了《倫敦七國首腦經濟宣言》，但對上述問題未取得實質性進展。
第十一次會議於1985年5月2—4日在波恩舉行。主要議題是國際政治和經貿問題，並發表了《政治宣言》和最後公報。宣言中第一次提到朝鮮問題，“希望創造政治環境，消除朝鮮半島的分裂”。在討論美國的戰略防禦計畫時，西方國家存在著嚴重分歧，會議檔案對該計畫隻字未提。
第十二次會議於1986年5月4—6日在東京舉行，會議廣泛討論了國際政治和經濟問題，並發表了宣言和聲明。《經濟宣言》呼籲解決失業問題、貿易不平衡和保護主義問題。要求加強經濟政策的協調。
第十三次會議於1987年6月8—10日在威尼斯舉行，會議主要討論了西方經濟形勢，並發表了《威尼斯經濟宣言》。宣言強調為保持經濟成長，需要與會國加強經濟政策的協調，抑制通貨膨脹、減少財政和外貿逆差、抵制貿易保護主義等。
第十四次會議於1988年6月19—21日在多倫多舉行。會議發表了《七國政治聲明》和《經濟宣言》。宣言認為，嚴重的貿易失衡、外匯匯率急劇波動和一些開發中國家的債務危機給西方經濟蒙上了陰影；呼籲加強國際經濟合作、穩定美元匯率，呼籲加強經濟政策的協調。
第十五次會議於1989年7月14—16日在巴黎舉行。會議主要討論了經濟形勢和經濟政策問題。再次強調控制通貨膨脹，減少預算赤字和協調政策的必要性。並第一次把生態環境保護列為重要議題。
第十六次會議於1990年7月9—11日在休斯頓舉行。重點討論了多邊貿易談判，對蘇援助和環境保護等問題。會議發表了《經濟宣言》，闡述了與會國對西方及世界所面臨的主要經濟、環境、社會等問題的觀點和立場。
第十七次會議於1991年7月15—17日在倫敦舉行。會議就當前一些最緊迫的政治、經濟問題進行了討論，並發表了《政治宣言》、《經濟宣言》以及關於軍備控制的宣言。由於本次會議邀請了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參加了最後一天的會議，所以西方輿論界又稱它是“7+1”會議。本次會議突出討論了對蘇援助問題。儘管七國首腦原則上都同意對蘇提供經濟援助，然而會議並沒有決定採取實際行動。
第十八次會議於1992年7月6—8日在慕尼黑舉行。按照慣例會議通過了《政治宣言》、《經濟宣言》。此外還通過了《關於南斯拉夫的聲明》。由於會議涉及的問題七國首腦各有自己的打算，因此未取得驚人的效果。
第二十三次會議於1997年6月20—22日在美國西部山城丹佛舉行。因俄羅斯總統葉爾欽首次以正式成員的身份參加了該次會議，所以，已經召開了23年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變成了“八國峰會”。不過，由於俄羅斯經濟實力與西方七國相差懸殊（GNP僅占全球1%，美國占26%），因而，仍被排除在討論全球經濟及金融匯率等核心問題之外，沒有參加七國財長會議，也無資格簽署內容廣泛的經濟聲明。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政治、經濟、外交、人口老齡化、“克隆”人等問題，並發表了長達18頁的最後公告。
第二十九次會議於2003年6月1—3日在法國埃維昂舉行，主要的議題是全球環保問題、貫徹《京都議定書》的宗旨與精神、集體對抗溫室效應造成的地球氣溫上升的問題。圍繞如何重振全球經濟、增加發展援助以及反恐和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問題進行了磋商，並就地區衝突、環境保護、愛滋病防治等一下地區性和全球性問題交換了意見。在這屆會議上，我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也受邀參與了南北非正式會談。
第三十次會議於2004年6月8—10日在美國喬治亞周“海島”舉行，主要的議題除了中東改革、伊拉克重建兩個焦點問題以外，八國領導人還討論了防擴散、反恐、全球經濟和援非等問題，並通過了加強全球防擴散機制、加強國際旅行安全和反恐合作，以及在未來5年內主要為非洲培訓7.5萬名維和人員等行動計畫。值得注意的是，繼上次首腦會議我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參與非正式會談之後，中國中央銀行行長和財政部長周小川與金人慶受到美國財長斯諾的邀請參與G7的財長與央行行長在華盛頓舉行的高峰會。其代表中國正式融入了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之中。
第三十九次會議於2013年5月10-11日在英國舉行，主要議題是討論經濟復甦、金融監管以及貿易促進等領域的多項問題。同時東道國英國的財政大臣奧斯本(GeorgeOsborne)指出，各國財長屆時將會重點討論該採取何種措施才能在確保經濟實現有效復甦的同時，繼續落實必要的財政緊縮措施以確保政府財政狀況的合理有序。與此同時，各方還將就全球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問題展開進一步的探討，並重點審視日本寬鬆新政的實際效果與影響。
2014年3月12日，美國白宮發表由七國集團成員領導人共同簽字的聲明，稱即將在烏克蘭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舉行的全民公投沒有“法律效力”，七國領導人將不承認公投結果。
聲明說，由於缺乏必要的準備措施以及俄羅斯軍隊“威脅性的存在”，克里米亞全民公投沒有“法律效力”，且存在“嚴重”程式漏洞，七國領導人將不會承認此次公投的結果。
2014年6月4日，七國集團(G7)4日在布魯塞爾開會，17年來首次把俄羅斯排除在外，不讓普京參加會談，以此報復克里米亞入俄以及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動盪局面中的角色。
這次七國集團(G7)峰會的地點選在布魯塞爾，而不是之前計畫的俄羅斯黑海度假勝地索契。峰會將討論外交政策、經濟、貿易以及能源安全等問題。
2015年年6月初，G7峰會在德國巴伐利亞州（Bayern）城堡酒店艾爾冒（Elmau）召開。為此，德國政府計畫從5月27日開始加強邊境管理，時間一直持續到6月15日。2016年5月26日5月26，第42屆西方七國領導人會議在日本三重縣的伊勢志摩開幕，美英法德意日加首腦及歐洲委員會、歐洲理事會代表出席。兩天議程中有關領導人圍繞世界經濟、貿易、政治外交、氣候變化及能源、安全、開發等問題展開討論。 2017年5月26日，七國集團（G7）峰會在義大利南部西西里島陶爾米納開幕。由於是在英國中部城市曼徹斯特發生自殺式爆炸恐襲後不久，峰會將為消滅恐怖主義凸顯團結。
重要會議
朗布依埃會議
經濟議題首腦會議金融動盪、石油危機和農業蕭條等多症並發，使西方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陷入了“滯脹”危機狀態，因此如何克服“滯脹”危機，實現經濟成長，成了這一時期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的主要議題。每次會議都對巨觀經濟形勢進行評估，以便為七國的經濟決策指明方向。針對會議前七國經濟出現復甦的勢頭，朗布依埃會議提出各國政策的重點應是防止通貨膨脹，這對七國經濟的持續健康增長具有積極意義。從1976年開始，由於世界經濟進入“停止”狀態，七國經過協調，決定攜手並進，為世界經濟的復甦作出努力，在1977年的倫敦會議和1978年的波恩會議上，先後提出了“火車頭”計畫和“護衛艦”計畫。東京會議
在貨幣金融領域，西方七國首腦會議肯定了浮動匯率制的合法性，並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五國財長集團等多邊機制在國際貨幣金融領域發揮積極作用。這一時期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值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多邊貿易談判“東京回合”期間，談判的進程成了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的重要議題。1973年和1979年兩次發生石油危機，朗布依埃會議和1979年的東京會議就此發表了聲明，協調了七國在能源問題上的立場。威尼斯會議
赫爾辛基從巴黎到里昂
多元議題首腦會議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國際政治局勢出現劇烈動盪，推動蘇聯（俄羅斯）東歐國家的轉軌以及建立國際新秩序成了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的重要議題。同期，經濟全球化進入新階段，這不僅使得巨觀經濟政策協調、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和開發中國家債務等傳統經濟議題仍在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的議程中占據重要地位，而且還凸顯了環境污染、毒品走私、核擴散和國際恐怖主義等全球問題在西方七國首腦會議議程中的地位，首腦會議的議題呈現多元化。政治經濟議題首腦會議發展成了多元議題首腦會議。在緩解開發中國家的債務問題上，七國比20世紀80年代前進了一步。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過程中，推動這些國家向資本主義轉軌，成了西方七國的共同目標。為此，七國以經濟援助為誘餌，逼迫蘇聯（俄羅斯）東歐加速“民主化”和“保護人權”，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成了七國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工作。蘇聯解體後，七國從經濟上拉攏俄羅斯，繼續對其進行經濟援助，推動俄羅斯的轉軌進程；同時讓俄羅斯總統沿襲蘇聯總統出席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的慣例。俄羅斯在政治經濟局勢逐漸穩定下來之後，開始推行大國外交，積極謀求加入西方七國首腦會議。這樣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經歷了“7+1”模式（1992到1993年）、“七個半會議”形式（1994年到1996年），直到1997年俄羅斯作為正式成員加入，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發展成了西方八國首腦會議。
主要議題
經濟問題
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在開發中國家的債務危機問題上，儘管七國認識到隨著全球經濟聯繫的加強，開發中國家經濟形勢的惡化必然會殃及自身，但是在具體的解決辦法上，七國仍分歧重重。
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環境、毒品、核擴散以及國際恐怖主義等全球問題在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的議程中占據重要地位。由於全球問題涉及各國的切身利益及其具有嚴重的破壞性，因此七國在解決全球問題方面較易達成一致。
如1989年的巴黎會議和1990年的休斯敦會議就解決環境問題的原則達成了一致，並提出了許多具體建議。1991年倫敦會議關於環境問題的聲明，對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的成功召開具有重要意義。
從1989年的倫敦會議到1991年的倫敦會議，每一次會議都提出新的解決毒品問題的方法，雖然毒品威脅並沒消失，但是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對於動員國際力量向毒品開戰具有積極意義。
在巨觀經濟政策協調方面，從1992年的慕尼黑會議到1996年的里昂會議，每次會議都對七國的經濟形勢進行評估，並倡導各國採取相應的政策，以促進經濟成長和減少失業。
德國的高利率被視為20世紀90年代初西方經濟復甦的主要障礙，在其它國家的壓力面前，同時也是出於本國利益的考慮，德國作出了讓步，幾次降低利率。在貿易領域，美歐之間分歧尖銳，經過長期的激烈的討價還價，烏拉圭回合談判推遲三年才結束。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國際金融市場動盪不寧，七國為了防止國際金融危機進行了合作，並積極推動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使全球問題顯現。
軍事問題
西方七國防止核擴散，主要是為了維護其核壟斷的地位，但是客觀上有利於人類和平與穩定。國際恐怖主義是人類的公敵，七國採取的反恐措施雖然無法從源頭上根除恐怖主義，但畢竟是進行了國際合作反恐的嘗試。對華政策
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的對華政策總體上經歷了從敵視到合作的轉變。1989年的巴黎會議粗暴干涉了中國的內政，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在制裁難以奏效的情況下，緩和了對華立場，對中國進行“接觸”，希望“以觸促變”。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國際地位的提高，西方七國不得不放棄敵視中國的立場，開始在相關問題上與中國進行合作。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西方七國首腦會議與中國的關係進一步加強，甚至出現了吸納中國加入的呼聲。全球治理委員會（1995年）指出，“將迅速崛起的中國排斥在外，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就缺乏合法性和有效性”。主要作用
俄羅斯總統普京宴請出席八國集團首腦會議的其他七國領導人，為在俄羅斯領土上首次舉行的八國集團首腦會議拉開了序幕。從1975年的朗布依埃會議到1996年的里昂會議，西方七國首腦會議舉行了22屆，1997年俄羅斯正式加入，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發展成了西方八國首腦會議。它的形成首先是著眼於大國關係的協調，但同時反映了“全球治理”的客觀需要，也反映了當前治理機制的中樞所在的區位。它對全球的影響從經濟層面擴展到政治層面直至全球問題，成了與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並行的治理機制。
由於西方七國無論是在經濟力量、政治影響力上，還是在社會先進程度方面都處在世界的前列，因此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無論是就已開發國家之間的關係進行的協調，還是就與開發中國家關係的協調，都對全世界產生重要影響。但是對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的作用要進行辨證的分析：
一方面，世界上較為發達的七個國家首腦會議作為一個西方主要大國和富國的俱樂部，其各種活動和採取的相關措施主要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而不是為開發中國家和全球利益服務的；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全球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深入發展，世界各國相互依賴性加深，各種問題的全球性凸顯，全世界日漸成了“地球村”，七國在世界體系中主導性的影響力，決定著它們相互之間矛盾和與其它國家間矛盾的協調，客觀上有利於整個世界秩序的穩定和發展。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中國與西方七國及現存世界體系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聯繫日益密切，同時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客觀上需要加強與七國及現存世界體現的聯繫，因此面對七國伸出的“橄欖枝”，中國採取有選擇地介入是明智之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