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樞[南宋史學家]

袁樞[南宋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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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樞(1131~1205),中國南宋史學家。字機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甌)人。 幼年就能賦詩,很有抱負,在故鄉南橋上曾題詩:“玉龍倒懸過寒潭,人在雲霄天地間。借問是誰題柱去,茂陵詞客到長安。”17歲進杭州太學,20歲以“修身與寫賦”參加國子監考試。後又參加禮部考試,得詞賦科第一。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中進士。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中進士。初任溫州判官、興化軍教授。乾道七年(1171),為禮部試官,出為嚴州教授。其後歷任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官、權工部郎官兼吏部郎官、吏部員外郎、大理少卿,出知常德府、江陵府等職。 袁樞喜讀《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著《通鑑紀事本末》42卷,因其文總括為239事,獨立成篇,起訖瞭然,為中國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學著作。創造“紀事本末”這一新的寫史體例,兼有紀傳、編年二者優點,使“數千年事跡經緯明析”,對後世影響極大,明清兩代多有仿作。

生平及著作

袁樞,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進士( 明嘉靖《建寧府志》卷一五)。乾道七年(1171年)除太學錄,出為嚴州教授。撰《通鑑紀事本末》成,以大宗正簿召,遷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官( 《南宋館閣續錄》卷九)。淳熙九年(1182年)遷軍器少監(同上書),出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入為大理少卿,因事貶秩。光宗紹熙元年(1190年)知常德府。寧宗慶元元年(1195年),知江陵府,尋罷,自是閒居十載。開禧元年卒,年七十五。《宋史》卷三八九有傳。

袁樞學識淵博,與當時學者朱熹、呂祖謙、楊萬里有往來。歷任溫州判官、嚴州教授、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國學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職。任國史院編修期間,負責修《宋史》之列傳部份。北宋章惇的子孫請託袁樞對章惇的傳記多加文飾。袁氏駁斥,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

在嚴州任職期間,“乃自出新意,輯抄《通鑑》”、“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為首尾”(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成就《通鑑紀事本末》一書。

他的歷史巨著《通鑑紀事本末》,全書四十二卷,始於“三家分晉”,終於“周世宗之徵淮南”。書中文字全抄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原文。只是方式改易。取《通鑑》所記之事,區別門目,分類編排。專以記事為主,每一事詳書始末,並自為標題,共記二百三十九事,另附錄六十六事。開“紀事本末體”之先河。

宋人楊萬里曾評價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讀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 之以嘆且泣也”,更作《通鑑本末序》。朱熹看過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有批評:“錯綜溫公之書,乃國語之流”、“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章學誠稱讚:“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數千年事跡,經緯明晰,節目具詳,一覽瞭然,遂使紀傳、編年貫通為一,實前古之未見。”袁樞以後採用這種體裁撰寫歷史者,所在多有。如:章沖《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到了明清時際,紀事本末體大為流行,如馮琦、陳邦瞻的《宋史紀事本末》,張鑒的《西夏紀事本末》,李有棠的《遼史紀事本末》與《金史紀事本末》,陳邦瞻的《元史紀事本末》,以及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袁樞晚年喜讀易,著有《易學索引》、《周易辯異》等書。

開創以“事”為綱的本末體史書——《通鑑紀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樞。

《通鑑紀事本末》為中國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學著作。創造記事本末體這一新的寫史體例。同司馬遷的紀傳體,司馬光的編年體同為史學上的三大巨作。列為歷史上的三大體裁,與司馬遷,司馬光並駕齊驅。對中國歷史的書寫有極大的幫助。獨立成篇。

全書42卷,約200萬字,上至戰國,下至五代,總括了1362年的歷史。這部書自成一體,總記239事!按年代順序編錄,個事自立標題。

《通鑑紀事本末》是袁樞在嚴州任教授時所撰,這時由於職掌清閒,可以從容論著。袁樞與朱熹、呂祖謙和楊萬里是同時代人,這時的社會經濟和學術文化都有一定的發展,但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卻處於比較緊張的狀態,這一現實,對於抱有“愛君憂國之心,憤世疾邪之志”的袁樞來說,只有像司馬光那樣,拿起史筆,來抒發自己的報國憂民之情。

袁樞為人正直,對政治腐敗,朋黨互爭,壓制人才等醜惡社會現象是很不滿的。當他為國史院編修官,分配負責撰修《宋史》列傳時,北宋哲宗時“奸相”章敦的子孫,以同鄉關係請袁樞對章敦傳加以“文飾”時,袁勃然大怒說:“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後世天下公議!”( 《宋史·袁樞傳》)當時宰相趙雄“總史事”,聽到後即稱讚他“無愧古良史”(同上)。

當時現實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樞編纂《通鑑紀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給內外交困的趙宋封建政權提供安邦治國的藥方。另一個原因,是為了解決讀《資治通鑑》的困難。由於《通鑑》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實,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記述,對於一件事情連續好幾年的,它未能連貫記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閱好幾卷,讀者很不方便。據說,《資治通鑑》修成後,司馬光希望寫作班子以外的有關人員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個名叫王勝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別的人面對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幾卷,有的只看了幾頁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見,《通鑑》由於篇幅太大使人閱讀困難。司馬光本人也感覺到這一難處,他晚年時曾經想另寫一部《資治通鑑舉要歷》,把《資治通鑑》簡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從心,結果沒有完成。

袁樞 袁樞

袁樞根據《資治通鑑》記載的重要史實,以事件為中心,按照《通鑑》原來的年次,分類編輯,抄上原文,把司馬光的史論也抄上,每事標以醒目的題目,而袁氏本人沒有發表意見,也沒有加上一句話。這樣,共編集了239個事目,始於《三家分晉》,終於《世宗征淮南》,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雖然只用了大約兩年的時間編寫《通鑑紀事本末》,但他熟讀《通鑑》卻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時間。他不但要熟讀《通鑑》,了解其全部內容,還要吃透司馬光的史學見解。

袁樞跟司馬光一樣,始終恪守“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原則。因此他在編立標題,抄錄史料時,對於災異、符瑞、圖讖、占卜、鬼怪等絕少加以採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這種反對天命論神學,而重視社會現實的史觀,在當時無疑是進步的。對於統治者袁樞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樞在《通鑑紀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錄了“臣光曰”,批評了漢武帝“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由此可見,袁樞是有自己的政治見解的,這正如朱熹所說的,袁樞“其部居門目,始終

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 《朱子大全》卷81)所謂“微意”,就是指袁樞的政治觀點。袁樞把有關封建政治的主要問題,如楊萬里(與袁樞同為太學官)所舉的內容,“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 《通鑑紀事本末敘》)之類,都作為全書的基本內容,使它成為當時及後世君臣的鑑戒。袁樞還十分重視漢族政權的恢復事業,對於“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書特書,而對於進據中原及舉兵南犯的少數民族上層統治分子,則視為“石勒寇河朔”,“趙魏亂中原”。當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到《通鑑紀事本末》一書時,立即推薦給宋孝宗。宋孝宗閱讀時,讚嘆地說:“治道盡在是矣。”( 《宋史·袁樞傳》)

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賜太子和江上諸帥,命熟讀之;還提升袁樞為大宗正簿。

袁樞最大的貢獻,是開創了以紀事為主的本末體,實現了史書編纂體的突破,從而出現了編年、紀傳、紀事本末三足鼎立的體例。以“時”為中心的編年體和以“人”為中心的紀傳體各有千秋,而檢索不便則是它們的共同缺點。而袁樞創立的以“事”為中心的紀事本末體裁,卻彌補了編年與紀傳體的不足,因而豐富了史學內容,正如清代著名歷史學家章學誠所評論的那樣:“因事命篇,不為常格,……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為神奇’。”( 《文史通義·書教下》)章氏的評論是正確的,袁氏創立的紀事本末新體裁,的確是對中國歷史編纂學的一大貢獻。

雖然《通鑑紀事本末》原抄《資治通鑑》,但對《通鑑》的校勘卻起了一定的作用。由於《通鑑》流傳已久,傳抄刻印,難免會有錯誤。所以我們讀書時,可以把兩書互相校勘。

清代的張敦仁曾經用《通鑑紀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嚴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萬曆年間杭州所刻《資治通鑑》元注本互校,校出異文3000多條,寫成《資治通鑑刊本識誤》3卷,後來章鈺撰寫《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時,把張敦仁校勘《資治通鑑》的異文而無別本資印證處,列為附錄。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標點本《資治通鑑》,除了章鈺書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書做注文外,還選錄了張敦仁書中的一些校勘做為注文。這就使標點本《資治通鑑》成為現有較好的一種版本。

《通鑑紀事本末》也有它的缺點。首先表現在取材上,因《資治通鑑》本來就是一部政治史,關於經濟、文化方面的記載比較少。袁樞所取資料,不過是有關諸侯、“大盜”、女主、外戚、宦官、權臣、“夷狄”、藩鎮之類,其他史事,多略而不書。這不能不是一個欠缺。另外,它囿於《資治通鑑》範圍,多屬照抄,沒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總之,《通鑑》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鑑》沒有的,它也沒有。其次,《通鑑紀事本末》記述的事與事之間沒有聯繫,對於整個歷史不能勾劃出一個發展的線索,因此,它只能記述了“治亂興衰”的現象。

還有,《通鑑紀事本末》具有明顯的敵視農民起義和大漢族主義的思想。例如,對於農民起義,多稱為某某之亂(如“黃巾之亂”);漢族統治者和少數民族之間的戰爭,往往用“討”、“平”一類的字樣。

《通鑑紀事本末》,宋本共42卷,明末張溥(字天如,江蘇太倉人,復社領袖)曾就《通鑑紀事本末》各篇,寫成史論若干篇,附在各篇之後。這兩種版本,一種有論,一種無論,還是容易區分的。

在袁樞的影響下,明、清兩代許多學者仿照他的體例編纂了不少紀事本末體史書。例如:《繹史》、《左傳紀事本末》、《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等等。

袁樞編成此書後,800多年來,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稱許。

袁樞史才為世所推崇,其史德也令人景仰。他兼國史編修官分修國史傳時,浦城章惇曾以同鄉的情誼,命家人送閱自傳,請為潤飾,被袁樞嚴詞拒絕,並說:“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後天下公議。”當時宰相趙雄總管史事,感嘆說:“無負古良史矣”。

乾道七年(1171年)為禮部試官,任太學錄,他忠直地表奏治國三論:一論開言路以養忠孝之氣,二論規恢復當圖萬全,三論士大夫多虛誕,幸榮利。孝宗命袁樞任大宗正主簿,並召他入殿面談。袁樞知道孝宗常以諸葛亮論兩漢盛衰一文中的“小人不可不去”之語為訓。他便以這句話為中心,作深入闡述發揮。歷述自漢武帝至唐文宗偏聽奸妄,招致禍亂的史實,敬告孝宗提高警惕。調任太府丞時,又直言孝宗有寵任武士,厭薄儒生,猜疑大臣之心,想使近侍參與軍國大事。孝宗感悟,對他說:“朕不至與此曹圖事帷幄中。”

袁樞在朝任職不畏權貴。任大理寺少卿時,有通州民高氏因產業一案,交大理院審理,殿中侍御史冷時光受賄包庇,袁樞公然揭發。同列官員都怕他招禍,而袁樞不加顧慮,大膽陳奏,孝宗根據奏本,立即罷免冷時光。所以有宋代以朝臣彈劾御史事例,自袁樞開始的說法。宋史評之為“臨民則識治辨間,立朝則啟沃忠諫,克盡乃職,為世師表”。

袁樞任江陵知府,江陵在長江沿岸。如遇水災,人民就要流離失所。江陵原有楚的故城,名“楚觀”。袁樞審察地勢後,決意移民,於是親赴楚觀規劃,建築民房,遷民安居,深為人民稱頌。

袁樞66歲時,因朱熹被劾為偽學,受到株連也被罷官,自此閒居10年,致力著作,到開禧元年(1205年)去世,享年75歲。著有《易傳解義》、《童子問》及《辨異》等。宋史評為“臨民則識治辨間,立朝則啟沃忠諫,克盡乃職,為世師表”。

袁樞最大的功績,在於開創了 “紀事本末體”先河,拓展了寫史體例,對後世影響極深。

在政治上,力主抗抗金,反對南宋政權的苟且偷安,關心民間疾苦。

《宋史·袁樞傳》

袁樞,字機仲,建州建安人。幼力學,嘗以《修身為弓賦》試國子監,周必大、劉珙皆期以遠器。試禮部,詞賦第一人,調溫州判官,教授興化軍。

乾道七年,為禮部試官,就除太學錄,輪對三疏,一論開言路以養忠孝之氣,二論規恢復當圖萬全,三論士大夫多虛誕、僥榮利。張說自閣門以節鉞簽樞密,樞方與學省同僚共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奏疏,且曰:“公不恥與噲等伍邪?”虞允文愧甚。樞即求外補,出為嚴州教授。

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其書,奏於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

他日,上問袁樞何官,茂良以實對,上曰:“可與寺監簿。”於是以大宗正簿召登對,即因史書以言曰:“臣竊聞陛下嘗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漢所以興衰,有‘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萬世。”遂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奸佞,致於禍亂。且曰:“固有詐偽而似誠實,憸佞而似忠鯁者,苟陛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為朝廷累。”上顧謂曰:“朕不至與此曹圖事帷幄中。”樞謝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

遷太府丞。時士大夫頗有為黨與者。樞奏曰:“人主有偏黨之心,則臣下有朋黨之患。比年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親信左右,內庭行廟堂之事,近侍參軍國之謀。雖總權綱,專聽覽,而或壅蔽聰明,潛移威福。願可否惟聽於國人,毀譽不私於左右。”上方銳意北伐,示天下以所向。樞奏:“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復金仇,臣願蓄威養銳,勿示其形。”復陳用宰執、台諫之術。

時議者欲制宗室應舉鎖試之額,限添差岳祠,減臣僚薦舉,定文武任子,嚴特奏之等,展郊禋之歲,緩科舉之期,樞謂:“此皆近來從窄之論,人君惟天是則,不可行也。”遂抗疏勸上推廣大以存國體。

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史。”

權工部郎官,累遷兼吏部郎官。兩淮旱,命廉視真、楊、廬、和四郡。歸陳兩淮形勢,謂:“兩淮堅固則長江可守,徒知備江,不知保淮,置重兵於江南,委空城於淮上,非所以戒不虞。瓜洲新城,專為退保,金使過而指議,淮人聞而嘆嗟。誰為陛下建此策也?”

遷軍器少監,除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赴闕奏事。樞之使淮入對也,嘗言:“朋黨相附則大臣之權重,言路壅塞則人主之勢孤。”時宰不悅。至是又言:“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台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台諫以遏天下之公議。朋黨之舊尚在,台諫之官未正紀綱,言路將復荊榛矣。”

除吏部員外郎,遷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賂曲庇之,樞直其事以聞,人為危之。上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實自樞始。手詔權工部侍郎,仍兼國子祭酒。因論大理獄案請外,有予郡之命,既而貶兩秩,寢前旨。光宗受禪,敘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知常德府。

寧宗登位,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江陵瀕大江,歲壞為巨浸,民無所託。楚故城楚觀在焉,為室廬,徙民居之,以備不虞。種木數萬,以為捍蔽,民德之。尋為台臣劾罷,提舉太平興國宮。自是三奉祠,力上請制,比之疏傅、陶令。開禧元年,卒,年七十五。

自是閒居十載,作《易傳解義》及《辯異》、《童子問》等書藏於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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