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導思想
太平天國運動——《三原》
《三原》的主要內容是相互聯繫的，它構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因為這三篇文章的中心課題，是要建立一個“公平正直之世”的理想社會，即“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地上天國。
洪秀全在《三原》里，巧妙地運用宗教語言，通過對正與邪的對立、公與私的對立、神與妖的對立這三對矛盾的闡發，把建立“公平正直之世”的地上天國的前提、憧憬藍圖、以及戰鬥目標和手段緊密的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個比較系統的反清革命思想理論。它集中地反映了廣大農民要求擺脫被剝削被壓迫地位的願望，代表了他們對於理想太平之世的嚮往和追求。
當然，《三原》所具有的那個歷史時代的真理性，還是樸素的，並具有局限性。它的局限性概而言之，主要是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它的封建性。在《三原》中，洪秀全宣傳了封建主義的“天命觀”，說什麼：“貧富天排定”、“富貴在天生死命”，“知命安貧意氣揚”，提倡“恕，道以及“非禮四勿”等封建禮儀道德，還受“勝者王侯敗者賊”的傳統思想影響，將黃巢、李自成等農民起義領袖置於不正之列。這說明，洪秀全長期受儒家思想教育，雖然產生了革命思想，但還沒有與封建主義思想徹底決裂。其二是它的宗教迷信。《三原》反對崇拜邪神，尊崇皇上帝，企圖以一神教取代多神教，從根本上說，並未擺脫宗教迷信的羈絆。但是，任何宗教都是唯心主義世界觀的反映，它不可能正確地科學地解釋社會矛盾，不可能正確地揭示社會發展的動力和規律。因而，以宗教意識為動力和精神支柱的理論，也不可能為農民革命找到新的發展方向。總之，《三原》在思想理論上，既有革命性，也有局限性，這是農民階級的階級特點決定的。在當時來說，革命性還是主要的。
洋務運動——“師夷制夷”、“中體西用”
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概括起來說，擾是“師夷制夷”、“中體西用”八個字。前四個字“師夷制夷”表明洋務運動與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的關係，即學習西方的長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後四個字“中體西用”，表明洋務運動與本國封建主義傳統文化的關係，表明中學與西學各自在洋務運動中的地位，即以中學為主體，西學為輔用。“師夷制夷”、“中體西用”，也是洋務運動中洋務派處理中西民族國家關係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則。
師夷制夷，可以說就是李鴻章所說的“辦洋務制洋兵。”師夷制夷，當然不是洋務派的作品，林則徐、魏源早已提出來了。但洋務派繼承了這一思想，而且自始至終奉行不悖，把它作為開展洋務運動的第一個指導思想。左宗棠在其《海國圖志序》中說：”同光間福建設局造輪船，隴中用華匠制槍炮，……此魏子所謂師其長執以制之也”。”左宗棠在這裡明確地表示，自己的洋務事業是林、魏思想的繼承與實踐。左宗棠在其他地方還不止一次地提到“師夷長技以制夷”。他在《藝學說貼》中說，“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諸邦以機器輪船橫行梅上，英‘、法、俄、德又各似船炮互相矜躍，日竟其鯨吞蠶食之謀，乘虛蹈瑕無所不至、此時而含自強之策，又非師遠人之長技還以治之不可”。“左宗棠在《復陳福建輪船局務不可停止折》中說，“實以西洋各國恃其船炮橫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無，不得不師其長以制之”。
最先提出中體西用這一思想的是洋務派思想家馮桂芬（1809一1874）。他於1861年在《校邠廬抗議》一書中說：“以中國之倫常名數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他以“木”“輔”的主從關係來處理中學與西學的關係。從字面上，一字不差地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是《萬國公報》的編者沈壽康。1896年四月，他在《匡時策》一文中說：“中酉學問術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西學”，最初都是作為學問提出來的。“中西學問”對於社會，對於一個政權，對於統治者來說，本來都是“用”，沈壽康在此以“體”“用”處分，並非是作為目的與手段之分，而只表明主次。這種主次之分，是“為華人計”。是為了發展中華民族，是為了在學習和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時候，維護中華民族的優良文化傳統，在中西文化大交流中，保持中華民族的特色。不僅要保留使用中國的學問，而且要將其放在主要的地位，還要使西學與中國的國情結合起來，為發展中華民族服務。因此，由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口號，非常簡切地反映了當時中國人的一般思想傾向，甚至可以說，在當時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以先進的西學作為侵略中國的手段的情況下，這個口號是一面愛國的旗幟。因此，它在中國的大地上，風行數十年而不衰。新老洋務派思想家，不斷熱舉起這面旗幟，並不斷地闡發這一口號的內容。
義和團運動——"扶清滅洋"
“扶清”主要是扶保中國，但絕不是扶持腐敗的清政府，對當時的農民階級，受各種因素制約，不可能把“朝廷”和“國家”兩個概念區分得很清楚，在義和團告示中曾這樣說：“扶清滅洋，替天行道，出力於國家而安於社稷，佑民於農夫而護村坊。”可見，明顯地具有樸素的愛國主義思想。但是，“扶清”和“滅洋”本質上卻是兩個彼此矛盾，相互對立的命題，因為“扶清”、“保清”就不能滅洋。自從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以後，招致“洋人”橫行中國的就是清王朝腐敗、對外投降、妥協的結果。但是為什麼還是提出“扶清”呢？可以說是義和團採取的鬥爭手段，只是迫於鬥爭形勢而採取的權宜之計，正如義和團在揭貼中所說的“先拆電線桿，後拆火車道，殺盡外國人，再與大清鬧”。明確地表示滅了洋再反大清，而“扶清”只是暫時的現象。
“扶清滅洋”的口號並不是也不可能是義和團通過對社會主要矛盾和客觀形勢的科學分析提出的，而是他們在反侵略、反瓜分的鬥爭實踐中，自發地順應了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的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國內階級矛盾已降為次要地位的客觀現實。雖然農民小生產者沒有科學的世界觀，還不可能自覺地制定和運用科學的鬥爭策略，但是他們畢竟是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的實踐者，因此他們能夠從長期鬥爭的實踐中摸索出一些比較切合實際的樸素的鬥爭手段和策略。因為在以往的反洋教、反侵略鬥爭中，總有或多或少的官紳、士大夫和一般文人直接或間接地參加鬥爭，由於教會勢力的猖獗和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不但平民百姓不能安居樂業，就連官紳士大夫亦人人自危，加上農民和地主紳士當中本來就存在著狹隘的排外思想。因此，義和團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旨在得到封建官府和地主紳士的同情和支持，至少能減少封建統治者的阻撓和破壞，“滅洋”是他們的鬥爭宗旨，“扶清”則是為達到“滅洋”的目的所採取的手段，具有明顯的策略性質。
但是，“扶清滅洋”口號也有其嚴重的消極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模糊了義和團對清朝統治者的認識，使民眾對清王朝抱有幻想，麻痹和消弭了民眾的反清革命意識，喪失了對清政府的警惕性，便利於清王朝利用義和團，壓制、歪曲運動的健全發展，不能將這場運動引向正確發展的軌道。在義和團運動中，清朝封建統治者有意識地採取派一些人到義和團組織里當頭子的辦法，從而使義和團的組織本身受到很大破壞。這些消極作用主要是農民小生產者受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造成的，但不能因此而抹殺這場運動的主流和本質。
戊戌變法——資產階級維新思想
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入侵，到了19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和生產方式已開始深入到當時中國思想、文化、經濟和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中國出現“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反映新興民族資產階級利益和要求的早期維新思想也隨之興起，對當時人們的生活產生了很大影響，同時為維新變法活動作了一定的思想準備。
早期維新思想的初步形成應該在19世紀七十年代。它的形成與當時的國內外環境有密切聯繫。從國內情況看，由於太平天國革命的失敗，國家封建統治秩序得以重建。從國際環境來看，國家並未遭受大規模的外敵入侵。於是封建統治出現了所謂的中興，國家出現了虛假的繁榮。隨著國門日益洞開，先進生產方式的套用，各種新思潮的湧入，國人眼界頓開，而國家舉辦的洋務運動的興起，使得一部分地主、官僚、商人、洋行買辦、舊式礦主等紛紛投資近代企業，於是他們一開始就自然地投入到洋務運動中，而恰恰就是他們在這場運動中發現洋務運動的宗旨和措施不能符合他們這些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利益要求，兩者經濟利益和政治觀點的分歧越來越大，最終導致了改良派從洋務派中分離出來，從而也催生了早期維新思想。
在經濟思想層面上，維新派思想家要求在中國建立資本主義制度，富國養民與殖產興業始終是維新變法思想的主要內容之一，西方經濟學理論也逐漸輸入中國。康有為是近代中國主張實現國家工業化的第一人，提出了實現工業化的依據、現實意義與實現途徑的思想主張，儘管康的工業化思想並沒有實現，但對後世影響深遠。梁啓超受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影響，對股份制這種新型的企業制度亦有所涉及，梁從整個社會發展的角度探討了近代股份制經濟產生的必然性，將股份制經濟與社會發展、政治改良相結合，主張法制化、有責任心、提高國民素質、養成企業能力與建立金融輔助機構。譚嗣同要從根本上變革中國的舊經濟制度，批判封建傳統經濟思想，提出實現中外通商、採用大機器生產、發展市場經濟、建立自由平等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進步思想，力圖把中國變成一個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國家。
戊戌文化是以救亡圖存為主題的、與儒家文化相對抗的具有資本主義文化萌芽性質的新文化，是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文化，具有以西方文化為參照來完成傳統學術價值與社會政治價值再造、以激進反傳統手段來推進中國知識階層的群體政治意識與權利意識的覺醒的價值，但它自身也存在種種無法克服的缺憾。全盤西化是一種積聚震撼力與衝擊力的近代文化思潮，是近代文化激進主義的思想理念，戊戌維新是它形成的第一個階段，維新派表現出全盤西化的姿態。
辛亥革命——"三民主義"
孫中山是中國偉大的民主革命先驅者，他在對近代中國獨立、民主與富強目標的追求中，汲取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並集成我國傳統文化精華，形成了一整套新的思想體系—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三民主義思想觀念對於中國近代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是國民黨的總綱領與指導思想，並且也是孫中山在世期間國民黨價值觀的集中體現。從思想文化角度來說，三民主義具有豐富的內涵，是我國現代文化史上具有傑出代表意義的思想觀念。辛亥革命的成功，應主要歸於孫中山用三民主義思想凝聚了各派別愛國民主力量。作為連線傳統與現代的基點，三民主義在近代中國的民主政治發展進程中的歷史地位無疑是極其重要的。
所謂的民族主義，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種思想內涵是通過革命手段來徹底推翻過去的民族歧視與封建壓迫政策，爭取漢民族獨立，光復漢人的天下。孫中山提出的民族主義思想，是來源於中國古代延續的華夷思想觀念，主要體現為以大漢族地位為最高統治，並對其他民族有著鄙視的態度，這其中難免具有傳統狹隘的種族歧視主義思想。然而，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經歷了不同階段才得以發展，由於封建政府的黑暗腐朽，對列強採取了妥協投降態度，已然成為了西方國家的走狗，為西方列強國家入侵中國提供了便利；對內部施行獨裁治，對民族持有歧視觀念並推行壓迫政策，導致國內階級矛盾十分激烈，因此孫中山提出的民族主義主要是針對當時代表滿洲貴族根本利益的清政府。
“民權主義”，指的是推翻曾經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具有“惡劣政治之根本”的舊社會的封建制度，要構建“平等”與“民治”的現代資產階級共和國，並且要在“民主立憲”的觀念基礎上規劃了相應的政治體制，進而阻礙了封建君主制度的復辟，保證民主共和的順利建立。這種民權主義思想觀念，並不是我國傳統的民本思想——“民為邦本”，而是孫中山汲取了歐洲資產階級提出的民主主義觀念。孫中山早期的民權思想觀念發展軌跡，是從“英雄革命”過渡到“平民革命”，讓“國民政府”演變到“聯邦共和制”。
對於民生主義，孫中山本人對其闡述是“民生主義，即貧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壓制貧者是也。”而作為關於國人經濟問題、物質均等問題方面的經濟綱領，他將民生解釋為人民生活與謀生之道。孫中山一直將人民的幸福與生活的安定當作畢生奮鬥的目標。作為孫中山先生深入探討革命力量與投身於民主革命實踐過程的重要思想結晶，民生主義思想自身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在古代文化思想中，儒家思想創始人孔開提出的“天下為公”、“均貧富”等思想，在秦漢文獻中有關井田制度的文獻記載，以及歐洲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等，都為孫中山提倡的民生主義拓展內容。
前人的合理思想可以指導後人的行動，卻從未聽說後人的思想可以指導已故的人的行動；顯然產生於20世紀初的三民主義不可能成為整箇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指導思想，它只能是辛亥革命的指導思想。
總結
意義
洋務運動促進了中國的早期工業和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帶來了新知識，打開了人們的眼界；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風氣的改變。
太平天國運動打擊了封建統治階級，撼動了清政府統治根基；是舊式農民戰爭的最高峰；衝擊了儒家經典的正統權威，削弱了封建統治的精神支柱；打擊了外國侵略勢力；衝擊了殖民主義者在亞洲的統治。
戊戌運動是一場愛國救亡運動、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改良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
辛亥革命是一場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結束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打擊了中外反動勢力，促使社會經濟、思想習慣、社會風俗的變化，推動亞洲各國民族解放運動高漲。
五四運動以前的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歷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啟發著人們追求民主和科學，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推動了歷史潮流的發展，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準備了思想和文化條件。
教訓
洋務運動具有封建性；洋務運動對外國具有依賴性；洋務企業的管理具有腐朽性。
太平天國運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農民階級雖然具有偉大的革命潛力，但自身不能擔負起領導反帝反封建鬥爭取得勝利的重任；單純的農民戰爭不可能完成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
戊戌變法說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通過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實現國家的獨立、民主、富強是根本行不通的。
辛亥革命說明資本主義建國方案行不通；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妥協性（沒有提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綱領，沒有充分發動和依靠人民民眾，沒有堅強的革命政黨）。
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批判孔學，是為了給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掃清障礙。但是，由於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行不通，所以從根本上說，提倡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並不能為人們提供一種思想武器去認識中國，去有效地對中國社會進行改造。其次，他們把改造國民性置於優先的地位。但是，離開改造產生封建思想的社會環境的革命實踐，僅僅依靠少數人的吶喊，依靠有限的宣傳手段，要根本改造由這種社會環境產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國民性，是不可能的。再次，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他們中有的人看問題很片面，壞就是絕對的壞，好就是絕對的好。這種形式主義的方法，影響了這個運動後來的發展。
經驗
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封建社會的衰敗和西方列強的入侵，使它不可能按部就班地步入資本主義社會，而是淪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這個特殊的社會形態中，農民是最大的受害者，這是一個逆來順受的階級，卻起義反抗了。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經驗證明農民階級不能代表先進的生產方式，而是落後的小生產者，因此單純的農民戰爭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但是，在中國，農民階級又是一個龐大的隊伍，所以，雖然農民階級不能作為領導階級登上歷史的舞台，卻必然以主力軍的身份參與革命，這在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後發起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有了成功的驗證。
由於誕生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環境中，因而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同外國資本主義、封建勢力存在矛盾，一開始就受到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的壓迫和束縛，這就決定了它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另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由於資金少、規模小、技術力量薄弱，這些決定了它同外國資本主義、本國封建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存在著一定的依賴關係，又有軟弱性、妥協性的一面。這些局限性決定了民族資產階級提不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不能發動和依靠廣大人民民眾進行革命，它所領導的一系列運動都失敗了。
在中國，無論是農民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都無法領導革命取得成功，中國的民主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來領導才能勝利。無產階級對中國革命的領導和進入新民主主義社會以後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是革命繼續向前發展、社會主義革命取得最終勝利的重要保證，是中國革命成敗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