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明令廢止“誹謗”法，這與“去肉刑”一道，成為漢文帝實行仁政的主要標誌。但在漢武帝時期，“誹謗”之法不僅得以復活，而且較之秦始皇時代更為變本加厲，其標誌就是“腹誹”之罪的出現。“腹誹”(也作“腹非”、“腹議”)，意為在肚腹之中“誹謗”皇帝，儘管批評性的話語尚未出口，統治者僅憑自己的臆斷，就可以給予嚴厲的制裁。這一立法比“誹謗”更為嚴苛，不確定性和隨意性，構成了它最根本的弊端。
漢武帝時代，與“腹誹”罪相關的大案有兩起，名臣竇嬰、顏異因此被殺。魏其侯竇嬰曾經以平定“吳楚七國叛亂”和正直立朝而名動朝野，後來在與武安侯田蟲分相爭之時，田蟲分加給竇嬰的罪名就是：“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視天，俯畫地，辟睨兩宮間，幸天下有變”。(《漢書》卷五二《竇嬰傳》)“腹誹而心謗”，是嚴重的政治犯罪，最終導致竇嬰被殺。
漢代以後的立法之中，不見得有“腹誹”的具體罪名，但是，歷代統治者藉此以殺人的不在少數。
南朝蕭齊時期的大臣謝超宗，是大文學家謝靈運的孫子，史稱“為人仗才使酒，多所陵忽。”曾經因為口出怨望之言而被免官、禁錮。後來，齊武帝惱怒謝超宗的輕慢無禮，決意除掉這個侍才自傲的人物，指使他人彈劾謝超宗，其中就有這樣的罪狀：“訕貶朝政，必聲凶言。腹誹口諦，莫此之甚；不敬不諱，罕與為二。”最終將富有才氣靈性的謝超宗賜死於流放途中(《南齊書・謝超宗傳》)。“腹誹口謗”，在當時就是殺頭之罪。
從歷史上看，在政治開明的時候，真正有作為的統治者，往往鼓勵臣民批評時政、針砭時弊，藉以用作施政的鏡鑒。春秋亂世之中的鄭國執政子產，以“不毀鄉校”而名垂青史；唐太宗以“導人使言”的雅量，創造了著名的貞觀盛世。與之形成對照的是，“誹謗”、“腹誹”之類罪名的存在，直接造成了群臣不敢直言進諫的思想壓力，導致上下懸隔的局面。以禁錮思想、控制輿論，作為治國之道，表面上似乎是鐵腕統治，而實際上流露出統治者因缺乏自信而趨於自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