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化民

“七·七”事變後，翟化民滿腔熱情地投入抗日救亡的滾滾洪流之中，在火熱的鬥爭實踐和黨組織的培養教育下迅速成長，1938年7月經牟子翰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適逢別廷芳的宛西自治勢力打著抗日的旗號，在宛東各縣成立聯防武裝和南陽抗敵自衛軍，中共方城縣委為了一旦淪陷就拉起隊伍開展武裝抗日鬥爭，便抓著這一機會，派部分黨員打入這些地方武裝。由於翟化民的家鄉梁城地處方城、舞陽、葉縣、泌陽四縣交界地區，國民黨的統治比較薄弱，四周又有山崗環抱，是建立抗日根據地的理想之地。翟化民入黨後，縣委即派他回梁城任梁城支部宣傳委員，並讓他通過與縣聯防司令部副司令王炎升的師生關係，謀取了梁城聯防大隊大隊長職務。當時，聯防隊的組編原則是就地編槍，就槍編人，就人選官，槍不離人，人不離地，農忙生產，農閒集訓，糧秣自給；縣設聯防司令部，區設區團部，三個鄉（鎮）設一個大隊，每個鄉（鎮）設一個中隊。梁城聯防大隊下樑城、硯台、維新三個鄉鎮，有400多人搶。翟化民任大隊長後，又聘清中共黨員郭明久、牛炳南為政治教官，並培養中隊長李玉清等人入黨，遂把這支地方自治武裝牢牢控制在我黨手中。
梁城聯防大隊在我地下黨支部的直接控制下，仿照新四軍的辦法，開展抗戰形勢教育和軍事訓練，實行政治民主，並建立了官兵生活會制度，還創辦了農民夜校。通過學習文化，教唱抗戰歌曲，介紹前方抗戰訊息，對聯防隊員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階級教育，培養發展黨員。當時，中共方城縣委書第一任記安心義和第二任書記李隱之都曾多次到梁城指導工作，並在夜校里親自授課。
為改善社會治安環境，他們通過地方自治勢力批准，並報請我地下黨縣委同意，先後處決了包括梁城鎮鎮長舒立堂在內的11名土匪惡霸，還在當地建立了 “三禁一護”制度，即禁毒(鴉片)、禁菸(紙菸)、禁賭和護林(主要是禁砸栗圪垯)，使當地的社會治安大為好轉。此外，翟化民十分重視統戰工作，他們通過與周邊聯防隊一起訓練和聯歡的機會，向其官兵進行統戰宣傳，搞好與他們的關係。其中與治平聯防大隊已達到協同動作的地步。由於營造了較好的政治環境，梁城一度成為方城東部地區一個重要的紅色據點。抗戰前期，來往於延安和中原局駐地確山竹溝鎮之間的新四軍、八路軍少則十幾人，多則幾十人經過梁城時，均在此食宿，並同當地的學生、聯防隊員一起聯歡。
1939年12月為加強對方城縣常備營的控制力量，方城縣委通過常備營營長謝慎齋（中共黨員）將翟化民由梁城聯防大隊調入常備營任九連連長。方城縣常備營即南陽抗敵自衛軍第四團第三營，共四個連500多人槍，屬別廷芳的地方自治武裝。當時，在常備營里，從營長、書記官、政訓助理到各連的政訓員等，均由中共黨員擔任，在營內建立了地下黨支部。但在四個連的連長中，只有十二連連長李啟周是中共黨員。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常備營的控制，縣委指示謝慎齋藉故將持反動立場的九連連長撤掉，換由翟化民接任。翟化民到常備營後，按照黨組織的指示，除與共產黨員魯開泰一起控制好九連外，還負責第十、第十一兩個連的統戰工作。1940至1941年，翟化民帶領九連完成了一系列軍政訓練和備戰任務，並先後隨營在唐河、泌陽、桐柏等地同日軍作戰。
1941年秋，由於別廷芳自治勢力與國民黨上層的矛盾加劇，南陽抗敵自衛軍受到限制，軍餉發生嚴重困難，方城縣常備營被縮編為兩個連，謝慎齋辭職離開，翟化民接任營長職務，直到1942年6月常備營被全部遣散。翟化民及在該營中的地下黨員均按照上級組織的指示精神，全部分散隱蔽。
常備營解體後，翟化民通過地方紳士肖贊卿（中共方城縣委統戰對象）的關係，與黨員孫兆炯一同謀取了方城縣草店鎮正、副鎮長職務。翟、孫到任後，又聘請黨員李信昌到草店鎮管財務，並把部分鎮丁予以調換，安插地下黨員，很快控制了草店鎮的全部權力。這一年，方城大旱，草店等地出現人吃人現象，國民黨政府仍向農民攤派糧款。翟化民、孫照炯等人就以合法身份領導當地農民開展抗糧鬥爭。他們一方面發動農民向縣政府情願，要求減免糧款，另一方面拒絕執行縣政府財糧科的分配指令。同時，翟化民又以鎮長身份向上要求，對交不起糧款的的貧苦農民進行減免，對地主、富戶則要多出糧款，不願出的，就強迫其執行。結果，這年草店鎮糧款減去40%，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廣大農民特別是貧苦農民的災荒之苦。但這一舉動卻引起了當地地主劣紳的恐慌和仇恨，也引起了國民黨縣政府的不滿和縣黨部的懷疑，1943年春，翟化民被國民黨方城縣縣長杜緒贊撤職。為避開敵人的監視，他便離開方城，到安徽省界首做了一段生意。1944年秋返回方城，經組織同意，通過關係打入國民黨方城縣乾訓所任軍訓隊隊長，藉此隱蔽了一段時間。
1945年初，方城淪陷，國民黨方城縣黨、政、軍機構及其要員，均躲進西北、東南深山。為領導民眾抗日，地下黨方城縣委指示由劉毅然、翟化民出面，聯合開明士紳黃子昌在小史店朱溝建立了方城東南行署指導區和東南山抗日游擊隊。游擊隊在翟化民的具體領導下，很快發展到l70多人槍，他們經常活動在獨樹、楊樓、小史店、古莊店、二郎廟、券橋等地，奔襲日偽武裝，打擊漢奸。在許南公路沿線，炸毀橋樑，拆割敵人電話線，襲擊日軍運輸隊。迫使日偽軍龜縮在據點內不敢輕易外出掃蕩。
1946年元月，經縣委領導同意，翟化民通過師範同學師道立（三青團河南省支團組訓股長）打入三青團方城分團籌備處任書記，為了轉移敵人的視線，減輕敵人對我地下黨的壓力，翟化民採用不同手段，激化敵人內部矛盾，加劇其內部狗咬狗的鬥爭。敵人因內斗不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敵人向我地下党進攻的精力，保護了地下黨的同志。同年11月，三青團方城籌備處主任袁鹹甫指控翟化民是共產黨，三青團河南省支團遂批准將翟化民撤職查辦。由於師道立從中斡旋，翟化民被查辦一事最終不了了之。
1947年5月，中共方城縣委恢復後，從新的鬥爭形勢出發，確立了“發動民眾，組織力量，發展武裝，迎接解放”的鬥爭方針。根據縣委這一新的指示，翟化民在縣城西大街以開菸葉行為掩護，建立了黨的秘密聯絡站，從事聯絡工作。11月5日，方城解放，翟化民受命組建方城縣人民地方武裝。他以原梁城聯防大隊和縣常備營里的中共黨員及武裝骨幹為基礎，很快動員組織起一支900多人槍的武裝力量，成立了方城縣獨立支隊。縣委書記周宇博任支隊政委，翟化民任支隊長和黨總支委員。1948年2月，獨立支隊升編為豫西二分區基幹團（也稱方城縣基幹團），翟化民改任副團長、團黨委委員。這一時期，翟化民以極大的熱情，高昂的鬥志，帶領基幹團主動尋殲國民黨地方武裝，阻擊敵正規部隊的進犯，並率部配合野戰軍先後參加了宛東戰役和劉村戰鬥。為保衛方城新生的人民政權，建立社會新秩序做出了重大貢獻。
在獨立支隊升編後，由於翟化民曾經檢舉過方城縣第一任公安局局長張劍光（解放後因作風等問題被判刑）吸毒、嫖妓等惡劣行為，因此，1948年10月，正當翟化民率團在方城西部和白河沿岸監視國民黨南陽守敵、打擊流竄於南陽附近的方城縣地方土匪武裝時，張劍光報復、誣陷他曾經“通敵”、“通匪”，這在當時特殊的背景下，翟化民被調回豫西軍區學習，接受審查。學習結束後，因問題未弄清被留在軍訓隊，1950年5月，豫西軍區為儘快解決翟化民的問題，將他調轉到河南省軍政組織部軍訓隊學習，又正好遇著張劍光在軍訓隊負責。於是，在學習結束時，翟化民被開除黨籍，行政降級使用，於1951年1月，被強行調到河南省供銷合作社鄭州經理部任總務股股長。當年，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後，翟化民老家有人誣告翟化民有人命案（其實是翟任梁城聯防大隊長期間，經地下黨同意和縣聯防司令部批准處決的幾個土匪惡霸），鄭州市公安局於1951年12月將翟化民逮捕，不久轉交方城縣人民法院審理。由於翟化民不存在人命問題，1952年4月，方城縣法院以“叛徒罪”判處翟化民有期徒刑二年，送回農村管制執行。
1962年，隨著甄別複議工作的全面展開，翟化民一案被方城縣法院重新審理，認定翟化民在國民黨里所擔任的職務，都是經我地下黨縣委同意過的，歷史上不但沒有叛過黨，還為黨做了不少工作。1963年3月8日，方城縣法院作出重新裁定：“撤銷原判，恢復名譽”。此後，中共方城縣委派人對翟化民的問題進行了全面調查，1966年10月20日做出結論：“翟一九三八年加入我黨後，對黨是一貫忠誠的，在白色政權恐怖下能堅持存在下來，與黨保持著聯繫並為黨做了些工作。解放後又積極的籌建武裝打擊敵人，確保了一個共產黨員的本色，故原按叛徒罪名處理是錯誤的，應恢復名譽，恢復黨籍，恢復原職務（或相當原職），適當安排工作。”向地委上報了《關於恢復翟化民黨籍並安排工作的呈請報告》。但就在這時，文革動亂加劇，各級黨委被奪權而癱瘓，翟化民不僅黨籍、公職沒有恢復，又被作為為叛徒翻案的新問題而遭到多次批鬥，並再次被審查，直到“文革”結束後的1977年8月才得以平反昭雪。翟化民恢復黨籍、公職後，被分配到望花亭水庫管理所任副所長。此後，隨著平反冤假錯案的逐步深入和黨的幹部政策的全面落實，1980年1月，翟化民調任縣財政貿易辦公室副主任，同年4月，又調任政協方城縣副主席，其歷史冤案終於得到徹底糾正。
從1948年遭誣陷被調離方城縣基幹團到恢復縣團級職務，翟化民蒙冤三十二年，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他面對遭批鬥、監禁、判刑、勞動管制及妻離子散的殘酷現實，始終無怨無悔，堅信終有一天黨組織會恢復他的黨籍。他曾經在自己居住的菜園茅庵門上貼過一幅對聯：“左塌右灶一茅庵，出作入息三畝園”，橫批“樂在其中”。更難能可貴的是，在失去黨籍的歲月里，他始終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沒有黨籍的黨員，依然用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積極勞動，事事帶頭，閒暇時間給青少年講當年打鬼子、除漢奸、剿匪反霸的故事，在村裡的農民夜校，教農民識字。儘管頭上戴著“叛徒”的帽子，卻深受鄉親們的歡迎和愛戴。恢復工作後，他工作更加努力，希望能挽回被耽誤的歲月。1984年11月離休後，他深感“為黨工作的時間太短、貢獻太小”。1985年整黨時，他在小結上這樣寫道：“一個以共產主義為終身奮鬥目標的共產黨人，根本不應有‘在位’和‘退位’、‘一線’和‘二線’之分。”他一直是離而不休，主動撰寫了十幾萬字的革命回憶錄，為黨史部門提供了許多寶貴資料。至耄耋之年，在行動不能自理的情況下，他還念念不忘過黨的組織生活，委託家屬和同志按時交納黨費。1997年9月30日，黨的十五大剛剛開過，他即由武漢給縣政協的老同志郭如月寫信：“十五大新黨章來到沒有，請寄給我一本”“發8、9月份工資時，把黨費交了”“據說王宏之（從河北南下方城的老幹部）同志住進養老院了，見面時請代為問好！子和（即鬍子和，地下黨員）健康如何？一請代為問好！有時間到中敏（即吳中敏，方城縣老統戰幹部）家看看有沒有困難？”寥寥數語，樸實無華，卻從一個側面真實地反映了一個老共產黨員赤誠無瑕的內心世界。
2007年3月7日，翟化民在武漢病逝。他沒有給子女們留下任何遺產，但他為方城人民的抗日和解放事業、為建立方城人民地方武裝、為保衛和鞏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貢獻，以及他那身處逆境而始終不渝的革命信念和無怨無悔的高尚情操，卻永遠留在了方城人民的心中，成為人們永遠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