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概述
綜合學派是建國前社會學中的一個重要學派，是學院派社會學的主流。綜合學派把社會看作一個整體，認為社會現象具有非常複雜的性質，因此必須從多方面進行綜合的研究。
基本觀點
綜合學派社會學家中的大多數把社會學看作一門研究社會行為的科學。而社會行為形成的因素非常複雜，包括地理的、生物的、心理的、文化的及社會的等等，但各種因素的作用不是等同的，究竟哪些因素重要，哪些因素不重要，不同學者的概括有一定的差別：有的強調社會的及文化的因素（如柯象峰）；有的重視心理的、文化的及社會的因素（如龍冠海）；有的強調地理環境的及文化的因素（如蔣旨昂）；有的以心理的及文化的因素為最重要（如孫本文）。正是由於社會行為形成的因素極為複雜，因此，要認識社會行為並對其作出徹底完滿的說明，就必須從各方面去研究。
朱亦松認為，“所謂社會二字，自社會學言之，凡人們結合，組成一種團體，其團員彼此有若干相互持久的關係者，皆得為一社會”。“除了一個社會有它的歷史的條件以外，尚有其他三個條件：第一個條件，可以說是地理的條件；第二個條件，乃是心性的條件；第三個條件，我們可以說是技術的條件。”“社會學者善研究基於人們結合，所產生一切社會的現象之科學也。”朱亦松很明顯地把社會看作一個整體，且把社會學視為一種綜合性社會科學。
朱亦松還特別重視功能的觀點，如他指出，“除去國家都市等等包舉一切的大組織之外，所有社會通稱之為‘社群’（SocialGroups）以區別於大社會焉。而大社會則簡稱之為‘社會’。”“社會與社群之分別，即在前者以自身為目的，至於社群之存在，則須盡其特殊的功能，以服役社會，否則，即無存在價值可言。”功能的觀點即聯繫的觀點、整體的觀點。
朱亦松在一篇文章中通過將社會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比較，論述了社會學的整體特性。他認為，社會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相比有三點不同，第一點不同，是社會學研究各種社會現象的共同特徵，其他社會科學則在其各自的範圍內作詳細的研究；第二點不同，是社會學所注重的是一般社會的幸福，或社會主體的幸福；第三點不同，是社會學所研究的對象，須要從多方面的研究，方能有比較完滿的解釋。還是由於這些方面的不同，使得社會學成為一門概括的綜合的科學。
簡貫三、柯象峰、高達觀、蔣旨昂等人也通過將社會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比較，指出社會學的綜合性特點。簡貫三認為，“社會學注重綜合的研究，其他社會科學注重個別的研究”；“社會學的觀點是綜合的觀點”。柯象蜂指出，“社會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不同之點，乃在於，社會學是綜合的科學，為研究社會生活之普遍的全體現象。”高達觀認為，“其他社會科學各有專精之研究，社會學則專注於綜合的研究。”蔣旨昂則提示，“社會學是采綜合的功能觀點”。各家雖說法有所不同，但對社會學的綜合性特點的認識是一致的。
一般認為，吳文藻是文化學派或社區學派的重要代表。他在倡導與實地進行社區研究過程中，尤其強調文化的因素。而實際上，他雖重視文化，但他注重社區整體的觀點。他從功能整合的觀點出發，特彆強調對社區作整體的研究。什麼是功能的觀點，在他看來，就是先認清社區是一個整體，以此為基礎來考察它的全部社會生活，並且認清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是密切相關的，是一個統一體系的各部分。因此，要從社會生活的任何一方面與其他一切方面的關係上加以探討。
可以認為，從整體的、綜合的觀點出發的社會學研究實際上代表了中國早期社會學界的共同的研究趣向。當時的不少學者在各自的研究中雖有所側重，有所偏好，在說明社會現象時，強調某一因素的作用，但並不完全排斥其他因素的影響。即使像潘光旦那樣極端強調遺傳（生物）因素作用的社會學家，在其著述中，亦不完全排斥後天因素如環境、文化等對個人的影響。
代表人物
綜合學派的集大成者——孫本文的社會學探索
孫本文（189l一1979），字時哲，1891年出生於江蘇省吳江縣震澤鎮。曾就讀於江蘇第一師範、北京大學和美國伊利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芝加哥大學，並曾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中、復旦大學、中央大學任教，兼任過中央大學教務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中央大學師範學院院長等職。1928年，他與吳澤霖、吳景超等人發起成立“東南社會學會”。在他們積極推動與組織下，“中國社會學社”成立，孫本文擔任理事，並主編社刊《社會學刊》，為建國前社會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孫本文先後改任南京大學地理系及哲學系教授，並加入九三學社，歷任江蘇省第一至四屆政協委員。
由於教育背景的關係，孫本文的社會學思想及其探索活動，深受美國社會學的文化學派及心理學派的影響。回國後他曾出版《社會學上之文化論》一書，為介紹美國文化學派代表人物奧格本及其他社會學家學說的創始之作。孫本文認為文化為社會成立之要素，它對人類行為有強制的作用。無文化即無社會。他並認為，社會變遷實即文化變遷，社會問題之發生乃由於文化失調所致。鑒於孫本文對文化要素的如此重視，論者每每將他劃歸文化學派社會學家一列，但他本人對此不以為然。在其所著《當代中國社會學》一書中，他在列舉其重視文化因素的言論之後指出，“不可誤會視著者為文化學派。著者重視文化，同時也重視心理因素，而且亦不蔑視其他如地境及生物因素。”實際上，他在強調文化因素的同時，也強調心理因素的作用。這一思想貫穿於他的整個社會學探索活動之中。
孫本文的社會學探索活動範圍非常廣泛，涉及社會學的許多重要領域。他從社會學研究的綜合性原則出發，在對社會行為的探究中，注重心理與文化因素的作用，並將這一思想貫穿於社會學理論、社會心理學、社會問題等各方面的研究之中，取得了較大的成就，從而奠定了他作為社會學中綜合學派之集大成者的地位。
歷史地位
綜合學派是中國社會學史上的一個重要學術派別，在中國早期社會學中居正統地位，它在某些方面的成就與探索甚至影響至今。
首先，綜合學派是建國前社會學中的“正宗”。這主要是因為綜合學派有關社會學的基本觀點、理論構架等直接師承於孔德~系西方社會學家，只不過根據自己的理解而重新加以概括。這與社區學派、鄉村建設學派等有所區別。此外，綜合學派社會學家大多是當時中國高等院校社會學教學與研究中的骨幹人物、學術權威。他們的社會學探索活動成果，是正宗的社會學教科書或參考文獻。
其次，綜合學派的社會學探索代表了建國前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最高成就，其影響甚至延續到中國社會學恢復與重建以後。綜合學派不少社會學家把社會學界定為研究社會行為的科學，孫本文對此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討，並以社會行為為核心構建了比較嚴密的綜合社會學理論體系。以社會行為作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的觀點不僅在當時就很有影響，1979年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後，一些社會學家也繼承了這一觀點，並作出了自己的論證。除此之外，其他如關於社會的整體性觀點、社會學研究的綜合性觀點、社會現象的相互聯繫的觀點、社會與個人的相互作用的觀點等，直到今天，仍具有參考價值。該派提出的解決社會問題的原則、方法與途徑等，對於今天做好社會問題的綜合治理，也不無借鑑意義。
最後，綜合學派在社會學中國化方面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他們有關社會學的基本觀點、理論與體系架構，師承西方各派社會學，博採眾長，經融會貫通後自成一體。於觀點與理論體系之外，引證事實部分，一般儘可能採用本國資料。孫本文在《當代中國社會學》一書的結束語部分，還分別提出了理論社會學中國化與套用社會學中國化今後應當努力的幾個方面，非常詳細、具體。
客觀缺陷
綜合學派的缺陷也是客觀存在和極為明顯的。
第一，綜合學派對有關社會主義思想、對唯物史觀採取了完全拒斥的態度，這樣就使得他們的理論探索活動在指導思想上受到了極大的局限。在綜合學派看來，社會學與唯物史觀是毫無關係的，因為唯物史觀是“一種主觀的見解”，而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是客觀的現象。綜合學派的上述觀點顯然在當時的條件下維持了其在中國社會學界，作為孔德一系社會學的主要代表的“正宗”地位，但從長遠來看，實際上是在拒斥馬克思主義學說對社會學的指導與改造，而保持社會學研究的所謂“客觀性”或“價值中立”，該派的影響力也因之而大為削弱。
第二，綜合學派有關社會學學科體系的探索，理論基礎比較薄弱，思想觀點亦存在種種片面、膚淺與矛盾之處。綜合學派的社會學體系是融化西方社會學各家觀點而形成的。它把社會學視為研究社會行為的科學；在解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要素時，它提出了地境、生物、心理、文化等四個方面，並特彆強調了後二者的作用，而惟排斥了物質生活狀況、經濟地位（人們在社會生產關係中的地位）等關鍵因素對人們社會行為的重要影響，這樣就使得它對社會行為現象的認識存在著極大的片面性，也使得其社會學體系的理論基礎非常薄弱。
第三，綜合學派社會學家忽視對中國社會的實地調查研究，他們有關“社會學中國化”的認識是膚淺的，所作的努力也是初步的。由於忽視實地調查研究，就使得綜合學派的理論創新活動受到很大的制約。綜合學派對“社會學中國化”的認識與努力方面，概言之，即是以歐美社會學家的理論為框架，再填充以蒐集而來的有關中國社會的歷史與現實資料，創建“中國化”的理論社會學與套用社會學體系。這種認識和努力的方向是膚淺的、初步的，其指導思想是錯誤的。
總之，儘管綜合學派是中國早期社會學中的“正宗”，而且他們的理論探索活動功不可沒，至今仍有影響，然而終究由於存在種種缺陷與不足，尤其是在指導思想上所存在的根本缺陷，使得該派在中國社會史上的地位大為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