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降溫
開卷八分鐘2009-04-14美國企業家：經濟降溫後中國怎么想
《惡兆——中國經濟降溫之後》，這是台灣的中文翻譯本幫它改了這么一個副題。原來這本書呢就叫做《The Writing on the Wall》它的副題叫“China and the West”在21世紀的情況。那么其實，這本書的作者威爾赫頓是英國一個非常有名的記者，那么他過去曾經寫過很多關於各個地方的社會調查等等，當做是一個調查記者的功課吧。那么這本書就是他在談中國問題。我覺得這本書好玩的地方就是，它代表了很大一部分西方的知識分子，不管是做媒體還是做學術的也好，對中國的一些看法，就是它難免要把一些西方的模式套在中國今天的發展狀況上面看。
比如說威爾赫頓這書裡邊，既然他用“惡兆”這么差的名字，那當然就是表示他認為中國現在發展的模式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所以說它不可能在經濟成長的情況底下而沒有政治改革。另一方面他甚至認為中國的經濟成長本身就有很大的危機，那么但是我發現很多這些西方觀察家在談中國的時候，很少引用到中國自己思想界對中國情況的判斷跟看法。
直到去年出了這么一本書，這本書甘陽還特別在我們鳳凰衛視裡面的節目介紹過，那么大加讚賞，這本書就叫做《中國怎么想？》，作者呢叫做馬克·里歐納德。馬克·里歐納德，他這人非常年輕，現在大概才35歲，是歐洲外交關係協會的執行主任，是一個泛歐洲的一個智庫，你看這個照片是吧，一個很年輕的一個人。那么他這本書呢也是他的第二本書，他第一本書是《為什麼歐洲將主導21世紀》。那么那本書我看過，我覺得還算好，覺得他做了很多的智庫學者型的工作。就是說廣泛的去訪問各種不同的學者跟各個不同領域的人交談，然後回來等於當做一個遊記一樣把它寫下來。
這本《中國怎么想？》呢，其實也是用類似的方法去完成的，就是他來中國採訪了很多中國知識界的一些朋友一些人，那么各種立場各種派別都有。然後想告訴給西方人聽，你們是不是平常忽略了中國思想界或知識界的看法呢，那么是不是應該一起來討論一下中國它自己怎么思考它自己的情況呢。那么在這本書一開始，他就先提出了，就是他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力量特別值得重視，為什麼呢？他因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力量，因為高壓式的政治體系而被放大。在這個體系底下沒有反對黨，沒有獨立的貿易工會，政治人物也沒有公開的意見不合，媒體的存在主要是用來加強社會和諧，而非敦促政治負責。
因此我們就會常常看到就是很多重要的爭論，在別的領域裡面或許不是那么明顯，那么深刻，反而要透過知識分子好像是去打一場代理人的戰爭一樣。因此觀察中國知識界就等於觀察到中國很多方方面面的提供一個很好的視窗。然後這裡面首先他介紹的人物就是現在很討人厭的張維迎，那么這裡面就說到張維迎呢，當年提出的價格雙軌制，就是容許政府一方面為一些物品提供公開的公關方的定價。另一方面則由市場來定價，那么張維迎把這個價格雙軌制用一個很好玩的比喻來說，就叫做斑馬理論。斑馬理論是什麼呢？就說有這么一條村，這個村平常養馬，那么馬過去這個村領導一直告訴大家聽馬多好，馬多好，隔壁村的那個斑馬是壞的。但其實後來大家都發現這個馬真是太懶了，好吃懶做不行，還是得換斑馬，那怎么辦呢？
於是這個村長就偷偷的放進幾頭斑馬進來，第二天早上起來，老百姓說怎么有了斑馬呢？這個村官就跟大家說，不怕不怕這不是斑馬，這只是一般的馬，我把它紋上了斑紋，使它看起來像斑馬而已。然後這個斑馬的數量就漸漸增加，終於加到整條村幾乎都是斑馬的時候，村官出來正式宣布，斑馬是好的，我們原來說好的那個馬才是壞的。那么這就是所謂價格雙軌制，也就是暗度陳倉把市場經濟移植入中國原來的計畫經濟裡面，直到把計畫經濟跟公有經濟的一切完全取代為止。可是這樣的一個做法呢，到了鄧小平之後的年代，江澤民之後的年代呢，似乎就有點變化了。那么張維迎現在就說了，他很擔心政府失去看的這個過程，走到合理結局的動力，不想從經濟舞台退場，經濟成長被視為理所當然，而不是最急迫的目標。甚至他這么講，他說呢，現在溫家寶跟胡錦濤已經屈服於一種危險的民粹主義，他們憂心財富重新分配的方式，會減緩經濟成長，這裡指的他們就是張維迎和那些新右派學者。
然後呢，我覺得他就引述了張維迎一段話，這段話就是過去張維迎常常被人罵的一段話，他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難討論嚴肅的議題。在80和90年代，我們經濟學家自己關起門來討論就好，但今天老百姓使用左翼的修辭抨擊我們，他們詆毀我們功勞，說我們接受美國政府或新資本階級的資助。那么你看這番話說得多么的精英，難怪要討人厭了。那么與張惟英這種理論類似的這種斑馬理論還出現在另一個領域，就是政治領域的所謂的政治改革。那么這個馬克·里歐納德，就特別跑去四川去看了一個縣，這個縣最近幾年也非常有名，就是平昌縣，那這個平昌縣，不是四川其實是在，對，在四川附近。那么這個平昌縣呢，是怎么樣的一個狀況呢？他形容他是另一位學者，就是俞可平，做民主改革的一個斑馬，怎么回事呢？
這個平昌縣惹人注意的地方並不是因為它夠窮，而是它破天荒的準許當地的黨員去直選黨委書記，這在過去是從來沒有過的。以前我們會選的是村的、鄉的選舉，但是從來沒有碰過黨這一層的組織。但是在平昌縣現在黨員可以直選黨委書記了，那么俞可平就認為這就等於舉行共產黨內部選舉讓黨員先民主化，等於是一個政治上的一個特區，而且他認為黨員的優勢，像高教育水平、高口語表達能力足以讓他們成為自然的民主先鋒部隊。
但是問題就跟之前我們說到張維迎的情況一樣，張維迎的這個說法最近幾年是飽受抨擊。而俞可平這種對民主選舉的這種看法呢，也有很多學者認為是走不通的，在中國做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不是學西方的那一套民主選舉，而是要走出一種自己的模式。同樣的我們在做市場經濟的時候也不能夠完全跟隨英美的，那種幾乎已經快要破產的新自由主義，那么該怎么辦呢？馬克·里歐納德又訪問了另一批意見不同的人，這當然就是我們大家現在所熟悉的新左派的學者跟知識分子，明天我們繼續跟大家接著談馬克·里歐納德怎么樣跟這些人談出了一些有意思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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