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日俄戰爭時、石本權四郎隨軍進攻俄國租界地旅順。當時，俄國占領的旅順東雞冠山炮壘是比較堅固的，因此，10月29日，在發起總攻擊前夕，石本權四郎給其在日軍主帥乃木希典身邊服役的長兄石本貫太郎寫了一封絕命書信。
在信中把自己在異國土地擴張的野心和武士道精神完全暴露了出來。10月30日零晨，總攻開始，石本權四郎瘋狂地衝擊，先後身中四彈，最後從塹緣跌落到山峪，鮮血不斷地流出，一聲不響地閉目了。但是他沒有死，他這種行徑得到國內外日本新聞界興趣，有的採訪報導，有的寫詩頌揚。最後，他還到東京在高輪御殿受到了常宮與周宮兩殿下特賜“沐浴謁見”。兩殿下接見後，依據戰功他被敘勛六等功五級，並賜予金雞勳章。石本權四郎受寵若驚，在傷勢痊癒後，再度侵入中國，編入第三軍，在鐵嶺之西北邊緣法庫方面戰鬥。
1915年，石本權四郎在奉天參加了反對清帝退位，進行復辟活動的宗社黨。他參加宗社黨，實際是為日本在中國尋找代理人進行間諜活動，後宗社黨團首領邵榮勛被刺殺而停止活動，日本侵略陰謀未成。
1931年“九·一八”事變，在日本軍國主義大肆向東三省進攻之際，石本權四郎認為“對天皇做貢獻就在此時”，即刻趕到日軍特務機關提供種種情報，並親自率領參加宗社黨以來15年間以個人身份苦心經營，並親手訓練的部下600餘人，夜襲新民城，成為日軍進攻遼西的開端。
1932年4月15日，石本權四郎被關東軍司令部招為囑託（特務），並依照日本侵略者計畫，從錦州進入熱河加緊活動。
日本軍國主義占領東三省後，關東軍司令部立即決定“調頭把聖戰指向熱河省”，並命令駐錦州第八師團要千方百計地抓緊“蒐集各種資料”。因此，日本關東軍派石本權四郎潛入北票進行策反活動，並在北票明目張胆地建立起“關東軍司令部北票聯絡所”，石本任“聯絡所”的所長，懸掛日本國旗，氣焰十分囂張。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曾吹虛“石本權四郎是滿洲事變單身潛入熱河，首先在熱河的北票插上日本國旗易於完成作戰計畫的魁首”。
石本權四郎到北票以後，一方面派遣許多密探潛入各地，蒐集政治、經濟、軍事情報；另方面頻繁地接觸以湯玉麟為首的大小熱軍頭目，利用各種卑鄙手段進行策反活動。
石本權四郎的特務活動，激起了義勇軍首領李海峰極大的憤慨。他決定設計捉拿石本權四郎。
1932年7月17日，李海峰探明石本權四郎“攜帶某種特別重要任務”返回錦州的訊息，立即做好戰鬥部署。他命令參謀傅兆田帶50人埋伏在離南嶺車站東十多里的破廟子附近。
火車行至破廟子，車頭因脫軌而被迫急剎車。同時鐵路兩側開始鳴槍，車上的抗日誌士聽到槍響立即動手將石本權四郎抓住。義通軍扒掉石本權四郎的西服，令其穿上中國老百姓的服裝，用繩子綁上他雙手轉移到三寶營子監禁。
石本權四郎被李海峰捕獲以後，駐錦州日軍將這一情況緊急報告了日本關東軍司令部。關東軍又立即向日本國民廣播石本權四郎被捕的訊息。日本軍國主義在對國內外宣傳中，稱李海峰逮捕石本權四郎為重大事件。即“朝陽寺事件”或“石本事件”。
石本權四郎不僅是個日本軍國主義的死硬分子，也是日本軍國主義長期潛伏在中國的“中國通”。因此，石本權四郎被李海峰逮捕，對日本軍國主義是個沉重打擊。而在中國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廣大愛國志士無不拍手稱快。北京、上海、廣州等各進步報刊上都陸續報導了這個大快人心的好訊息。上海有的報紙還刊登了石本權四郎被捕後的狼狽不堪的照片。
1932年12月15日，朝陽上空烏雲密布，北風怒號，砂石飛揚。李海峰在日軍侵略情報告急情況下，騎馬趕到十家子河套，命令義勇軍戰士戒嚴由朝陽通往北票的大路，並通知附近十家子禁止村民遊動。9點鐘，石本權四郎被六名義勇軍戰士押送到河套的沙灘上，這個以侵略中國為己任、終身從事間諜活動的傢伙，仰起頭朝軍國主義的日本，象餓狼一樣發出一陣嚎叫。李海峰讓照像館技師給嗜惡成性的石木權四郎照相後，下令處決了石本。
1933年2月，日軍占領了朝陽後，石本權四郎的胞兄石本貫太郎火速來到朝陽，立即和幾個軍曹坐著汽車到處尋找石本權四郎的屍體。
3月14日，日軍通過照相館技師在十家子河套找到掩埋石本權四郎屍體的地址。 3月18日，日軍強占朝陽民房做靈棚，逼迫朝陽附近十三個寺廟喇嘛鳴征鼓為石木權四郎搞所謂的誦經祈禱嘆福。用當時喇嘛話說，善死念佛經雖死尤生，惡死念贖罪經，死後下十八層地獄，這那裡是在給他祈禱嘆福？！
3月19日，朝陽警備司令部依照關東軍司令部的命令將石本權四郎火化。並派伍長和兩名士兵護衛骨灰箱乘專車到奉天。同時，在處決石本權四郎地方正北五十米處設1.2丈高有稜角的墓碑，碑上寫著“關東軍囑託陸軍少尉正八位勛六等功五級石本權四郎殉職之地”。
3月25日，以吉岡參謀為主祭，日軍在奉天葬祭場又為石本舉行了“盛大無可再加的葬儀”，天皇御前大臣、關東軍司令部、侵華各師團、偽滿各部大臣及各方面文武官員都送來花圈或輓聯，日本國內也發來唁電，稱石本權四郎為“聖戰之花凋落在熱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