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全書按照時間順序，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在生死攸關的重大歷史關頭的艱難抉擇過程，從重大歷史事件中折射出中國共產黨產生和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
作品目錄
| 前言 | 抗日戰爭與中華民族的新覺醒 |
| 他們為什麼選擇了社會主義 | 三大戰略決戰中的毛澤東和蔣介石 |
| 從辛亥革命到中國共產黨的建立 | 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
| 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大革命 | 新中國的第一年 |
| 對黨的六大的歷史考察 | 新中國的前三十年 |
|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三次“左傾”錯誤的比較研究 | 新民主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
| 遵義會議：黨的歷史上的轉折點 |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二大 |
| 中央紅軍在貴州的若干重大問題 | 世紀之交的回顧和展望 |
| 抗戰前夜中共中央戰略決策的形成 | 中國共產黨在新世紀之初的行動綱領 |
| 從十二月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 | 徵引文獻 |
創作背景
該書的文章是作者多年中陸續寫成的，大部分曾先後發表在《人民日報》《歷史研究》等報刊上，圍繞這一主題結集出版。
作品鑑賞
該書有幾個特點：一是力求真實，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沒有材料決不做無根據的猜測，也不輕信那些第二手材料。二是思路清晰，詳略得當，不記流水賬，對需要向讀者交代的重大問題不惜筆墨，對大家熟知的事情往往一筆帶過，使人讀來不覺累贅。三是立論公允，既講成功之處，也不諱言失敗，把成敗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加以分析，儘量講清楚歷史的全部複雜性。
舉幾個具體事例來說明：
比如，關於湘江之戰紅軍兵力的折損情況，作者利用既有研究成果，以及聶榮臻、楊尚昆、陳伯鈞、黃克誠等親歷者的日記和回憶錄，分析了紅軍長征出發時的隊伍構成、減員的多種原因、湘江之戰前後的兵力對比等，最後得出結論：“儘管中央紅軍在湘江戰役中受到很大損失，人員數量有大幅減少，但全軍主力也就是它的核心部分依然基本保存下來。這是一支有著共同理想信念和嚴格紀律、有著旺盛的戰鬥意志和作戰經驗、能夠吃大苦耐大勞的精銳軍隊。特別是最早渡過湘江的紅一軍團所受損失較小，中央紅軍全軍建制也沒有被打亂。”這樣，紅軍在渡過湘江進入貴州之後，兵力一下子減少到三萬人，而戰鬥力卻依然很強，除了有正確的領導外，上述原因也很重要。認清這一點，能幫助我們更加深刻而全面地理解歷史。
再如，對於抗戰初期王明帶回共產國際“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指示的說法，作者通過直接查閱和請人代為查閱的方式，看了中文和譯成中文的檔案資料，以及俄文、保加利亞文檔案，均沒發現共產國際、史達林或季米特洛夫有上述說法。據此，作者認為：“由於王明是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成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他還曾起草並發表了影響很大的《八一宣言》，雖然他在十二月會議上的報告沒有說是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但許多人把王明的話看作是共產國際的意見。”這樣，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當共產國際在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後，就明確要求中共中央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
又如，關於遵義會議，作者實事求是地認為：雖然不可能在這一次會議上解決所有問題，但會議前後我們黨的指導思想由教條主義占主導逐漸變為實事求是占主導，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其後，實事求是的觀念一步一步深入中國共產黨人的心中，成為黨內公認的正路。在以後各個時期，它其實成為無形的行為準則，成為判斷是非的標準。黨的歷史也充分表明：實事求是地判斷形勢、確定任務，我們的事業就能取得巨大進步；否則，不尊重客觀實際，不尊重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就可能造成失誤或是失敗。
該書在講清楚歷史事實的基礎上，經常分析成功或失敗的原因，並總結其經驗或教訓。這一次次成功和失敗，就是我們黨結合中國實際進行探索的過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道路正是在這樣艱難的探索中形成的。閱讀本書，尤其是讀作者恰到好處的議論，能幫助人們更深刻地理解這個歷史的探索過程。
作者簡介
金沖及，中共黨史和中國近現代史專家，原中國史學會會長。1948年加人中國共產黨。1951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歷任復旦大學團委書記、教務部副主任、教學科學部副主任，文物出版社總編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研究員，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成員。第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現任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諮詢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兼職教授和博士生導師，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