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名片參考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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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四十六年發生過甘肅省全省官員串通一氣，用賑災的名義集體私分巨額公款。全省沒有一個官員是乾淨的，也沒有一個官員舉報。案發後，乾隆氣得發抖，連連大叫說：“官官相護之風，至於舉朝皆然！”他嚴令重懲，而且在詔諭中特彆強調說：“不可因罰不及眾仍存姑息。”懲辦是殘酷的：封疆大臣、甘肅總督勒爾謹被賜自盡，藩台王亶望、蘭州知府蔣全迪斬首示眾，接任藩台王廷贊處以絞刑，總計處死大小官員四十七名，被革職下獄的八十二人，十一名贓犯之子被解送新疆伊犁做苦工。甚至一個外省官閔鶚元因為給其弟閔鵷元藏了贓銀三兩，也被降了三級，並停發了三個月的“養廉”。唯一逃脫懲辦的只有按察使福寧一人，他是因為案情即將敗露時首先坦白交待，並積極撿舉揭發，獲得寬大處理：“從寬留任，八年無過，方準開復。”乾隆四十七年，皋蘭等三十四廳、州、縣貪污國庫金銀和官倉糧、草。案發後，乾隆更為火冒，下旨嚴辦，殺了大小官員五十六名，免死而流放充軍的四十六名。州、縣、道、府、藩司、督撫被勒令攤賠四十二萬兩白銀。
甘肅歷史上發生的這起“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的史實發生地就在當時蘭州（城關地區）。甘肅捐監冒賑案，因貪污數量之大、延續時間之長、牽涉官員之多、懲處罪犯之嚴，被後人稱為“清朝第一大貪污案”。
過程
起義引出大案
這樁貪污案早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就開始了，隱匿事實真相達7年之久，是循化廳撒拉族人蘇四十三反清起義引發了這樁大案的徹底敗露。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屬甘肅河州管轄的循化廳（今青海循化縣）撒拉族人蘇四十三，因不滿清朝政府的民族歧視和壓迫，率撒拉人、回民起事反清進逼蘭州。乾隆皇帝唯恐蘭州不保，急調連城、涼州、陝西等地援軍進剿。數萬官軍會聚省城，軍費兵餉成了大問題。由於官軍不能速勝，乾隆震怒，撤了陝甘總督勒爾謹的職，一時甘肅地方官員惶惶不可終日。時任甘肅布政使王廷贊，為了擺脫困境，主動向乾隆帝上奏。奏摺說：“臣甘願將歷年積存廉俸銀四萬兩，繳貯甘肅藩庫，以資兵餉。”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王廷贊萬萬沒想到，他的一道奏摺，被精明的乾隆皇帝看出了破綻。乾隆責問：“王延贊僅任甘肅藩司（即布政使），何以家計充裕？”當即傳諭已經在甘肅的大學士阿桂和署理陝甘總督李侍堯，嚴密訪查王延贊因何家道充裕，是否與甘肅捐監一事有染指情弊。
於是，乾隆皇帝一面集重兵於蘭州，鎮壓蘇四十三起義；一面又在甘肅拉開了追查地方官員冒賑侵貧的內幕。
案件的具體情形是這樣的:清代在甘肅曾實行過“捐監”。所謂“捐監”，就是凡願意取得國子監監生學歷資格的讀書人，須按規定數目向當地官倉捐交谷糧，遇到災荒即用這些糧食賑濟災民。後來“捐監”一度停止。王亶望任甘肅布政使後，以甘肅倉儲不足，可用“捐監”糧米賑貸災民為由，說服了陝甘總督勒爾謹，經勒爾謹奏請清廷獲準。於乾隆三十九年又開始在甘肅各地開捐。
但這次開捐，王亶望採取了與以往不同的辦法，讓監生將應捐豆麥折為白銀，改變“原令只收本色糧米”為“私收折色銀兩”。這樣，糧米變成了白銀，為王亶望及各級官吏中飽私囊提供了便利。與此同時，王亶望調蔣全迪為蘭州知府，專門辦理“捐監”事務。蔣全迪完全按照王亶望的意圖辦事，將私收的白銀借災賑的名義任意開銷，從中取利。蔣全迪與王亶望商議，為各縣預定災情，按照各縣報災的輕重，定出收捐數額，由藩司衙門預定份數發單給各縣，令各縣照單開賑，這就是“冒賑”。
又商議設立“坐省長隨”辦法，坐鎮蘭州，收受贓銀。凡各縣饋送王亶望充冒災賑的銀兩，按照“坐省長隨”的辦法送進。蔣全迪也乘機向各地勒索饋送。嗣後王廷贊接任甘肅布政使後，雖然發現了監糧折銀不符合“捐監”的規定，他也曾與總督商議，欲請停捐，但終究經不起利益的誘惑，非但不據實陳奏，反而又將私收折色一事，由各州縣辦事改為蘭州知府總辦，變本加厲，復蹈泥潭。
谷糧變銀子
清代一省的布政使（藩司、主管財政、人事、刑名）是總督、巡撫的輔助官員。甘肅地瘠民貧、官場清苦，王廷贊作為一省之布政使無論如何也捐不出四萬兩私銀。此時，已遠調浙江升任巡撫的前甘肅布政使王亶望，曾借四十五年乾隆南巡之機貪污情形敗露。事情如此巧合，為什麼甘肅兩任布政使均擁有如此巨資，是否在甘肅捐監事情中謀取私利？於是，乾隆一面集重兵於蘭州，鎮壓起義，一面又在甘肅拉開了追查地方官員冒賑侵貪的內幕。
甘肅地處西北，災情經常發生。清初，曾經實行過凡願意取得國子監監生資格的讀書人，須按規定數目向當地官倉捐交豆麥谷糧，取得資格的可以應試入官，時稱“捐監”。遇到災荒即用這些糧食賑濟災民。但在實行過程中，由於弊端叢生而一度停止。乾隆三十九年四月，王亶望任甘肅布政使後，以甘肅災荒連年，倉儲不足，可恢復舊例用捐監糧米賑災為由，說服了陝甘總督勒爾謹。於是，三十九年又開始在甘肅各地開捐。
其實，所謂倉儲不足只是個幌子，捐監是為了取得一個假公濟私的“名目”。王亶望採取了與以往捐監不同的辦法，讓監生把應捐的谷糧折為銀子，改變“原令只收本色糧米”為“私收折色銀兩”。清廷在批准復開監捐時，規定每名監生捐糧43石，王亶望把這43石糧食改收銀子47兩，另外加收辦公銀、雜費銀8兩，合計每名監生共收銀55兩。這樣，監糧一下子變成了白花花的銀子。
乾出這樣大的出格事，得有個得力助手，王亶望調親信蔣全迪為蘭州知府，公開授意各州縣收來的銀子總交蔣全迪辦理。蔣全迪任職後，將監糧折成白銀，並將收取的白銀借災賑的名義任意開銷，僅從乾隆三十九年四月至四十二年初，開捐不到三年，就開銷監糧600餘萬石。而這些銷去的糧食，實際上折成了銀子落到了貪官手中。
為了充分利用這次捐監獲利的機會，私吞更多的銀子，蔣全迪與王亶望商議，為各縣預定災情，按照各縣報災的輕重，定出收捐數額，由藩司將預定單發給各縣，由各縣照單開賑。換句話說，縣上想報多少，就報多少。
當時，王亶望收受銀子有個規矩，就是下屬送銀子不能讓他看見，否則他是不收的。行賄的人就把銀子放到酒罈里，放到菜筐里，或者通過看門人送交，王亶望和他的屬下自然心知肚明。為了貪贓，州府官員也在其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他們有的直接參與分贓，有的接受賄賂，有的向上報假情況包庇下屬。當時，甘肅官場有這樣的話流傳開來：“一千兩見面，兩千兩吃飯，三千兩射箭。”是對王亶望們賄賂情形的真實寫照。
清官變貪官
王亶望調任後，王廷贊接任甘肅布政使。王廷贊起初發現監糧折銀不符合捐監的規定，也曾與總督勒爾謹商議，欲請停捐，但實在經不住利益的誘惑。王廷贊也違規折收白銀。從乾隆四十二年六月至四十六年初，在他的任上，又辦理監糧500多萬石，與王亶望如出一轍，復蹈泥潭。
王廷贊任甘肅布政使之前，曾做過安定縣知縣，也曾廉潔奉公，也曾為安定縣百姓做過不少好事，至今在定西地區還有一座殘留的“王公橋”，這是老百姓對架橋修路，造福一方的縣官的讚譽。但他在接任甘肅布政使後，利慾薰心，與勒爾謹在捐監事情上沆瀣一氣。乾隆帝派員查辦甘肅案子，和珅也在其中，王廷贊與和珅私交甚好。和珅到蘭州後，王廷贊如同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請其出謀劃策。和珅讓他交出一些銀子，資兵餉，賑貧民，以掩人耳目，減輕罪責，這才有了前文王廷贊給乾隆皇帝的奏摺。王廷贊上奏後，便急與省內上下官員通風報信，藏匿金銀，所以當辦案官員奉旨對其家財查抄時，也就所剩無幾。
早在甘肅復開捐監之日起，乾隆皇帝就始終關注監糧的辦理情況。乾隆四十二年初，乾隆帝派刑部尚書袁守侗前往甘肅開倉查糧。甘肅各州縣官員串通作弊，在糧倉的下面鋪架木板，木板上面撒上穀物，給袁守侗“糧倉滿囤”的假象。袁守侗回京復命，奏稱“倉糧系屬實貯”，乾隆帝信以為真。
東窗事發
四十二年五月，被蒙在鼓裡的乾隆帝因王亶望辦理監糧“有功”，一道諭旨將其調往浙江升任巡撫。蘇四十三起事反清圍困蘭州，和珅、阿桂一行到達蘭州後，在奏摺中多次提到甘肅地方經常陰雨，往往延滯用兵，特別是官軍將蘇四十三義軍逼到蘭州城外華林山上，由於大雨不斷，華林山久攻不克時，乾隆聯想當年王亶望在甘肅任職期間連年奏報地方乾旱，唯獨下雨多，其中必有虛報情形。恰巧此時王廷贊、王亶望做賊心虛，自願捐銀、認罰的舉動，乾隆帝這才真正引起警覺。
兩案並查
甘肅冒賑案顯然不是孤案，聰明的乾隆皇帝將甘、浙兩安並查。
乾隆帝隨即命令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陳輝祖，查訊正在浙江家中的王亶望，又命令接替王亶望出任甘肅布政使的王廷贊呈報捐納私收折色的情況。六月初，王廷贊上疏辯稱，自己到任後，原不許折色，因無人報捐，只得照舊章辦理；又擔心糧價不一，各州縣有故意刁難之事，所以統一規定，報捐者以五十五兩的數額為準。
王廷贊的話當然“殊不足信”。六月初十日，乾隆帝指出，甘肅開捐，原本是為收糧濟賑，自應收取本色，豈能公然核定折收價格？如此重大之事，為何甘肅各級官員從無一人對朝廷提及？況且，所定五十五兩銀子的價格，表明該省的糧價並不算高，糧源充足，又何必賑濟！他命令阿桂等人繼續追查。 三天后，即六月十三日，閩浙總督陳輝祖的奏摺也送到北京。陳輝祖報告說，王亶望承認在辦捐過程中，確實聽說過有折色一事，並曾就此事責備過屬下，但後來考慮到收銀後可以補購糧食，所以也就不了了之。 乾隆帝表示仍然難以接受這種解釋，他認為，開捐原為充實倉儲，既然能以如此低的價格補買，則該省糧食的充足情況可知，但為何每年又須賑濟？如此大批量的補購糧食，糧價豈能不漲？看樣子，“此事積弊已久，通省大小官員無不染指有罪”，他要求阿桂等人一定要追查到底，務必水落石出。
經過一段時間的艱苦努力，到七月初，阿桂將王亶望等人在甘肅省折收捐納、冒銷賑糧等違法亂紀行為，基本查明上報。乾隆帝隨即於七月三十日下達上諭，對此案作了總結性的概括：王亶望上下其手，公然徵收折色；勒爾謹竟如木偶，毫無見聞。王亶望依靠蘭州府知府蔣全迪，將全省各級地方的旱災情況，胡亂編造，報銷冒領，下面的地方官更是上行下效，串通一氣，毫無忌憚，所以造成了如此重大的貪污案件。
王亶望等人究竟收到了多少捐納銀兩，又貪污了多少？到今天，具體數字我們已經無從知曉，但可以肯定，數目必然非常巨大。比如到後來浙江查抄王亶望家產時，雖然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陳輝祖私自侵占不少，但上報的數字仍高達300萬兩。 另外，因為按王亶望所說的收捐800餘萬石，則共有捐生18萬餘人，以每名55兩計，所收的銀子應該有1000多萬兩，而這1000萬兩銀子，最後全部消失在“賑災”活動中，也就是說，全部被這幫“蛀蟲”侵吞了。其貪污數量之巨，實堪稱清朝入關以來之最。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七月三十日，乾隆帝下諭，命令將王亶望立即正法，勒爾謹自盡，王廷贊絞監侯。八月十八日，乾隆帝又對其他的官員進行了處理。通計到當年十月份，陸續押赴刑場正法的，已多達56人。而以後陸續免死流放的，則有46人之多，甘肅省的官員幾乎“為之一空”。
這種上至總督，下至州縣衙役，全省官員“無不染指”的大規模集體作案，在清朝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而一次就斬殺、絞決、流放如此多的貪官，更是聞所未聞。
節外生枝，又揪貪官
乾隆四十七年，王亶望的家產被查抄後，由浙江運解京城。乾隆帝前往驗收，發現所交物品，大多平淡無奇，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與這位貪污300多萬官員的身份，很不協調。而且1781年，王亶望曾進貢過玉瓶、玉山子等珍貴器物，並得到了乾隆帝的青睞，只是礙於祖宗成法，乾隆帝才不得不把這些東西全部退還給王亶望，而此次上繳的物品中，這些東西卻不翼而飛。
九月初七日，乾隆帝再次派大學士阿桂和戶部右侍郎福長安前往清查，他同時還要求陳輝祖也來參與對此案的審理。此時的乾隆帝，對於陳輝祖是絕對信任的，他甚至說：“陳輝祖深受朕恩，必不肯同流合污。”
根據乾隆帝的旨意，阿桂等人加緊審察。果然，到十月下旬，他們已經通過陳輝祖的家人劉大昌等的供詞，得知陳輝祖曾偷換過玉器字畫等情況，並且還兌換了黃金800兩。在事實面前，陳輝祖只得低頭。不久，署河東河道總督何裕成也報告乾隆帝，陳輝祖曾給其妻舅送銀3萬兩，“令開典鋪生息”，又在1781年十月份，送來雜色金子1000餘兩，要他兌換銀子，並強烈要求他“勿向人言”。
十二月初二日，乾隆帝公布了對陳輝祖等人的處理決定。
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又查明陳輝祖虧空倉谷銀錢多達130餘萬，並且武備廢弛，貽誤地方，乾隆帝下旨“令其自盡”。 至此，十年之前開始的甘肅捐監冒賑案才最終宣告結束。
朝廷震驚，百官震驚
乾隆爺在震怒之餘，不知該往誰頭上開刀，最後把乞求的眼神遞給了和珅：“朕一生最恨為官者貪，為今之計，和愛卿心為如何？”——都說天子之怒，伏屍百萬，但當乾隆真要百臨這樣一窩端的滅殺，他年邁而脆弱的心已是不寒而粟；他明白照這樣殺下去，全國上下還能剩下幾個清官？照這樣殺下去大清朝這個太平盛世的朝綱吏治豈非只剩下臭狗屎一堆？——和珅從乾隆爺英雄遲暮的眼神里，讀出了萬念俱灰的悲憤，無力回天的悽愴，噬臍莫及的無奈；他不驚不躁，從容應對；“奴才以為，甘肅一案事有委屈，該殺不該殺，該殺誰的腦袋，當交付眾議，再行聖裁”一腳把球踢給了眾臣。文武百官，如群蟻排衙，噤若寒蟬。他們最最清楚，若說朝綱廢弛，哪樁哪件不是出自你和珅的禍祟？要說夷治腐敗，哪件哪樁能說脫得了你和珅的干係？甘肅官僚，清一色是你和珅黨徒，要說拿辦元兇，非你其誰？為今之計，又豈容你在御前巧言令色，賊喊捉賊！和珅掌握大權，很少理政，除了哄著乾隆玩，就是一味地搜刮財富。他不但接受賄賂，而且公開勒索；不但暗中貪污，而且明里掠奪。越是像甘肅這樣極為貧瘠落後的邊塞地區，和珅也決不放棄，甘肅和其他省會的財富像一個無底的洞，全國官員們的賄賂巨款，瀑布般地傾注其血盆大嘴裡。 1799年，乾隆逝世，冰山倒了，和珅也跟著倒下去。新任皇帝嘉慶，立即把和珅逮捕處死，清算他的財產時，總數有九億兩白銀，這還不包括他家人們貪污的龐大數字。那時國庫全年的總收入，才八千萬兩，和珅當權二十年，貪污的數目等於十二年的全國總收入，使人驚駭。法國國王路易十四1715年死時，全部財產僅二千萬法郎，已招致全國的唾罵，按當時一兩白銀折合3.75法郎計算，這位國王的財產，不過中國一個貪官財產的1/170。而明朝巨貪嚴嵩，只貪污了二百萬兩，也不過是和珅的1/450。所以，當時有民諺稱：“和珅跌個倒，嘉慶吃個飽。”
結果
經查，至乾隆四十六年初，甘肅省共有274450名報捐監生，收銀15094750兩，合計侵貪賑銀2915600兩，所謂監糧有名無實。署理陝甘總督李侍堯奉旨清查各地監糧，發現不僅沒有貯存監糧，而且平時國庫應存儲的正項存糧也虧空。
乾隆皇帝發了話，“甘肅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剝民，盈千累萬，為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案內各犯，俱屬法無可貸。”乾隆四十六年秋七月，乾隆帝降旨：總督勒爾謹賜令自盡、兩任布政使王亶望和王廷贊、蘭州知府蔣全迪依法正法。八月諭令：甘肅捐監一事立即禁止。緊接著，陸續降旨，將侵貪賑銀千兩以上的官員程棟、陳嚴祖等56名貪官正法。
免死發遣46人，革職、杖流、病故、畏罪自殺數十人。
這就是乾隆四十六年一群貪官污吏盤踞甘肅官場，恣意妄為，演出的清代吏治史上最大的集團貪污案醜劇的下場。
在甘肅官僚謊報災情、冒領賑糧一案中，查實在案中侵吞白銀一千兩以下者102人，一千兩至一萬兩以下者30人，一萬兩至兩萬兩以下者11人，兩萬兩至十萬兩以下者20人，十萬兩以上者10人。甘肅全省官吏無不染指。
評價
甘肅各級官員利用“捐監”，幾乎個箇中飽私囊，而王亶望貪污最多。
贓銀入了各級官吏私囊，所謂監糧，已經有名無實。李侍堯奉旨清查各地監糧，發現甘肅正項倉庫虧空了。甘肅正項倉庫虧空糧米100萬石。李侍堯奉稱，此“俱系歷任州縣侵虧。查甘肅積弊相仍，折捐冒賑，業已累千盈萬，乃於倉庫正項復取任意侵欺，甚至應放籽種口糧亦有侵冒。種種昧良舞弊，迥出意計之外”。甘肅地方官吏利用“捐監”，造成了如此惡果。
此番嚴懲,意義重大,不僅震懾了它省的貪官污吏,而且對現行制度的修改完善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還意外地將烏魯木齊地區採買糧石捏報糧價、浮開冒銷一案牽扯了出來。 案件發生的原因,從主觀方面來看,是官員素質不高和下級官員對上司存有的依附弊端；從客觀方面看,是甘省所處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而深層次的原因是清朝的捐監製度和賑災制度在實施過程中所暴露出來的體制問題,這也折射出了政治制度的不斷完善才是貪腐事件得以預防的政治寓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