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１９８５年意味著什麼？１９８５年意味著中國新時期文學開始發生明顯的變革與轉折，這種變革與轉折的標誌是多方面的，評論界已有諸多論述。其中最重要的標誌便是文學理想主義的充盈到失落的變化。因此，以１９８５年為界可把新時期文學分為前後兩大階段。進而以此為依據，我們還可把迄今為止的新時期作家約略分為三個代別：早期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諸作家為第一代，尋根作家為第二代，尋根後新潮作家為第三代。三代作家各以自身的文學行為清晰可鑑地昭示出文學理想主義由充盈到失落的歷史軌跡。
尋根文學從１９８４年打出旗號，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達到高潮並很快衰微下來。它橫跨１９８５年而承上啟下屬於從充盈到失落的過渡階段，因而便具有了過渡階段的諸多特徵，例如尷尬。這一代作家基本上都是知青，他們世界觀形成階段正處於文革時期，大起大落的現實處境造就了他們矛盾的痛苦心態：雖然“文革”銘刻在心頭的痛苦記憶使他們對舊有的價值觀念產生了懷疑，但他們又不可能以一種新的姿態徹底摧毀之，殘存的理想主義信念支持著他們試圖尋找一種永恆的超越性價值，他們面對著民族現代化的艱難困窘的局面，以強烈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感，企圖在民族文化層面中挖掘民族生存，民族心理的恆定結構，他們的視點是古典的人道主義。
毫無疑問，王朔應該屬於這個時代，他不僅誕生於這樣的文學背景之中，而且也誕生於產生這一文學時代的意識形態氛圍。眾所周知，１９８５年以後，我國改革開放的步伐進一步加快，由利益分配不均而引起的各種矛盾空前尖銳，新舊交替中體制的不完善，使諸如官倒、腐敗等陰暗面日益暴露，舊的道德和價值觀念也日益顯出虛偽和過時。同時，西方第一世界的各種價值觀念也蜂擁而入，成為左右人們生活趣味的重要參照系。在各種因素的促使下，一種講求實用，追逐實利的風氣迅速在國民中滋生，價值失落了，理想主義成為滑稽可笑的代名詞。所有這些都成為以王朔為代表的新文學諸人誕生的原發性情境。
王朔似乎是一匹不祥的黑馬，當他以卓爾不群的徹底反叛姿態踏足文壇，就給正統的文學圈內一種非我族類的異樣感，於是拒斥、爭議，一會兒推給通俗，一會兒又判給新潮，他在通俗與新潮之間，難於確切地加以界說。當１９８８年電影界被稱為“王朔年” 之後，評論界仍顯得相當冷淡，甚至輕蔑地稱其為“痞子寫，痞子演，痞子看”的“痞子文學”。王朔塑造了這樣一批人物，要么是孤兒或者半孤兒，要么是有家也不歸，他們是真正的“無父的一代”。他們浪跡社會，放浪形骸，縱情酒色，違法亂紀，蔑視倫理綱常，成為地地道道的“小痞子”、新型的流浪漢。當然，他們並非是走南闖北地去流浪，而是一種精神性的流浪意識。現實社會的醜惡、價值觀念的動搖，理想的幻滅，使得他們以徹底的決絕態度同過去告別，但同時又找不到新的理想，不能確立新的價值。
對於王朔而言，他的喜劇形式的最基本手段是調侃。調侃不僅成為敘述話語的敘述方式，而且成為作品人物的一種人生態度，說話腔調。調侃人人，也調侃自身，仿佛成為王朔的一種策略，一種向現存秩序挑戰的策略。在他的人物看來，世界上本沒有正經與不正經之分，只有不正經與假正經之別，他們毫不隱諱自己的不正經，並且通過這種不正經與假正經的對比，戳穿假正經的畫皮，使其顯出虛偽、醜惡的原形。這樣，王朔的人物便要付出代價：不惜以自身的毀滅，同一切假正經假道學同歸於盡。
王朔現象的實質，是一種大眾文化現象。大眾文化不是趙理式的，趙樹理的文化指向是民間的或農民的。我們所說的大眾文化是商品經濟社會的特有產物，指的就是利用大眾傳播媒介如電視、廣播、報刊、廣告等手段形成的一種通俗時髦的流行性文化現象。這種文化現象具有從城市向農村蔓延的特點。當然，王朔是一匹黑馬，“一不留神”暴出當年那個時代的冷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