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的責任
分配到寧夏工作9年之後，因為周恩來總理的一句話，潘夢陽的靈魂再次受到了強烈震撼，他開始重新審視自己，重新建立記者的責任心和良心。那是1973年，周恩來總理在京接見來自寧夏西海固的黨的十大代表馬金花，親切地向她詢問：“西海固有水喝嗎？那裡的人民生活得怎么樣？”馬金花如實匯報了當地的實際情況。周總理含淚說：“西海固還這樣窮，我做總理的有責任啊！”周總理的一番話，令潘夢陽的心猛地一抽，山區百姓的生活疾苦，與我們記者難道沒有關係嗎？我們難道不該承擔起應負的責任嗎？
此後30年的記者生涯里，“責任”二字成了潘夢陽的思想軸心。上世紀90年代初，西海固地區遭遇大旱，潘夢陽放心不下大旱之年寧南山區人民的生活狀況，獨自前往採訪。為了深入山村，他提前在公路邊下了車，步行翻山走到汽車開不到的荒山僻壤。凜冽的山風薅得臉生疼，羊腸小道坎坷不平，他頂著風孤獨行地進著。走了許久，才到達一個村莊，農戶們住的是清一色土窯洞。在一戶人家門前，他推開虛掩的門，眼前的情景令他震驚：被煙燻得黑黑的窯牆裂紋橫生，簡單盤起的大土炕占了窯洞的一大半，光溜溜的炕席上圍坐著幾個衣衫襤褸的孩子和一個白髮老大娘。一床雜色布塊拼起的破舊被子遮蓋著幾個人，炕上再無他物。冰冷的灶台上支了一口缺角的大鍋，水缸底只有一點渾濁的黃水。牆角堆著一點點土豆，那是這戶人家全部的口糧。20世紀末還有如此貧困的農戶，潘夢陽震驚之餘更多了幾分痛楚，眼淚從眼眶溢出。他毫不猶豫地把身上所有的錢遞到老大娘手中，老人家顫巍巍地接過這個陌生人的錢，嘴唇翕動著卻什麼話也說不出，昏黃的老眼裡濁淚縱橫。
為了掌握第一手資料，潘夢陽接著走訪了其他幾處受災區，一幕幕相似的場景使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翻動的心緒。回到銀川，他含淚寫下了《寧夏西海固乾旱嚴重災民生活困難》的內參，向中央如實反映了災情。內參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很快，救災款就撥了下來。不止是記者
如果僅僅當一個受命而出的記者，潘夢陽是斷然不會滿足的，善於學習的他在採訪中更善於主動進行策劃報導。
一面在大聲呼籲中央要給予落後地區政策“傾斜”，一面又在進一步思考落後地區要發展的關鍵是什麼，這就是潘夢陽在新聞採訪中與眾不同的地方。他意識到，區域原因帶來的落後不可怕，可怕的是缺少改革前進的動力，調動農民積極性，改變貧困面貌，這才是最根本的。他深采苦思，挖掘出“啟動內在活力，振興西北經濟”這一深刻主題，撰寫的《西北五省區聯合開發》一文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報紙摘要》節目頭條播出，《人民日報》予以轉發，引起很大的反響。
1994年，已過知天命之年的潘夢陽又先後8次深入西海固山區採訪，系列報導《大西北的腳步（寧夏篇）》和《扶貧開發看“三西”》，充分反映了西海固的變遷和面臨的困難、問題，引起了國務院的重視。
2000年，回族優秀共產黨員金占林的點滴事跡傳到了潘夢陽的耳中，他又按捺不住了，連續深入採訪20多天，數次前往同心豫旺，採訪金占林的家人、同事30多人，寫出了《廣播電視工作者的榜樣——金占林》。為了趕寫金占林事跡報告團的演講稿，潘夢陽顧不上與美國回來的女兒共度春節，大年初一“貓”在賓館裡寫作不停。
30多年來，潘夢陽的足跡踏遍了寧夏山川。他采寫的訊息、通訊、錄音報導、調查報告、評論、報告文學等各類文體的作品達600萬字，近百篇獲全國、廣播電影電視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自治區獎。
作為一名勤於鑽研學習的學者型記者，潘夢陽在新聞採訪之外勤奮筆耕，先後出版了6部書，約128萬字。他主編的《愛我中華，愛我寧夏》和撰寫的《伊斯蘭和穆斯林》被列入寧夏“愛國主義教育”百部圖書之中。他的學術專著《套用廣播新聞學》和作品集《心弦的和鳴》都被收入《中外廣播電視百科全書》，他的《寧夏攬勝》被評為優秀出版物。
他先後被評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先進工作者、寧夏首屆十佳記者、首屆全國民族團結進步先進個人、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曾經因老前輩的“傳幫帶”而受益匪淺的潘夢陽還是一位熱心教育幫助後輩的長者，他先後被中國傳媒大學和寧夏大學聘請為兼職教授。而今，潘夢陽又成為了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藝術與傳播學院的客座教授，雖然早過花甲，但仍精力充沛。對他而言，三尺講台是人生的另一個起點，也是另一種快樂。我聽潘夢陽教授的最後一課——記者使命
教授戴著黑框眼鏡，微微發福的身形，看上去敦厚和藹。投影幕上打出一個名字：潘夢陽。
不是第一次聽他的課了，大家顯得更隨意。在能容納800人的大教室里，老教授已經從從容容開講了。
我整理下筆記，一如既往，打算隨便聽聽就過去了。
如何知道，這堂課會是我聽的最忘情的一次！
老教授溫和著語氣說，他要離開這裡了，到國外去。是他女兒幫他辦的綠卡。我無從得知他真實的意願。畢竟，這裡是生他育他69年的國土。在他後來的講述中我相信著，他在中華土地上接觸過和經歷過的人和事，終將刻骨，並會最後，帶上它們進入黃土的。
怎么做到，不猶豫呢...
但無論真實情況如何，這都將是他在北師最後一個學期了。“我今年69歲了...”老教授笑著說。
我聽著，覺出無盡的滄桑。
老教授很喜歡登山，更喜歡把體會和感受與我們分享。他講起他要爬過一座雪山做採訪的經歷。
當時後面跟著一大串工作人員。山非常陡，他走在前頭。人老了，早就沒力氣了，可是稍稍停下來，後面的人就嚷前面怎么了？他只能拼了老命往上。
講到這裡，他雙手夾在兩側，握拳，當即做了拚命狀，我們都逗笑了。
他登上峰頂，感觸極大：人有時候是要逼的！客觀環境逼得你只能衝破極限！
後來不知怎么就講到了他的母校。中央廣播學院，是當時離天安門最近的一所大學。老教授說到這裡，瞬間變得神采奕奕的，他說自己特別幸運：“外國使團訪華，我們中央廣播學院的學生就去充當“啦啦隊”（就是我們平時看電視看到的那些夾道歡迎使團的民眾）。因為我們正好是廣播傳媒類，領導讓我們去見見世面，學習一番。”
老教授說，他那時還能看到周總理總是忙碌的身影。
後來，他可能已經開始思緒萬千了，漸漸和我們講起了許多關於周總理的事。
在寧夏即將召開大會之際，他得到了一個充當會議記錄員的機會。記錄員在會上是不屬於任何陣營的，所以相對安全（當時文化大革命已經鬧響了）。在那個歷時半年之久的大會上，改變了老教授。
他目睹了一個真正偉人的行事做派。
為了方便記錄，他們記錄員總是被安排在最前排。這使得他得以如此近距離的接近這個人物。
他說：“開會的人除了周總理，還有江青...江青是我很欽佩的人，她是第一夫人啊當時。”說著老教授豎起了一個指頭。
“但是，在這個會中，我感到了這兩個人的不同...”說這話時老教授的語調開始改變，呼吸有點不穩了。
老教授想儘量讓我們明白些，他開始說的慢了：“因為文革嘛，都分了革命派，極端分子等等。當時江青就主張說要先要分清誰是革命派，走資派，再談什麼...周總理不是這樣，他說：‘你們大家都回去，回到各自的地方，你們要搞生產。’”鑒於當時中國老百姓生活水平嚴重落後，工廠更是可謂四面楚歌，溫飽尚且做不到，紅衛兵還到處掀起武鬥，天下大亂。“...從那時起，我就萬分敬佩起了周總理。”
老教授從講台走到了台階邊上，他情緒激動：“周總理是真正的憂國憂民啊...他日理萬機...每天工作啊...什麼重要的國家大事都送到他那裡批閱...他最後是病死的，是活活累死的！”老教授哽咽起來了。
這個經歷過萬千風浪的老人，談起了另一個在歷史定格了的老人，難過的哭了。還是那樣的不能自禁。他拿手掌用力抹開臉上的眼淚，想繼續往下講，可是...
整個教室都陷入了一片安靜，沒有一個人說話。
大家都默默地，靜候。
他最後的話如打散的無數金屬銅片掉到了地上，惹起的回音般經久不絕，迴蕩在我的耳際：
“他最後是病死的，是活活累死的！”
我也跟著哭了。我捂住嘴巴不讓自己發出啜泣聲音...
知道中國這段沉痛歷史的人都明白的，老教授寥寥數語，含盡了那個時代的黑暗和無奈。
那個時代已經遠去了。但所有的悲傷，都留給了還活著的人們。
老教授漸漸平復下來，依然溫和的笑了，可聲音，卻在哭過後變得沙啞。他說：“六七十歲的人一講起周總理都會這樣的...因為總理...真的...太可惜了...”
“後來我做西部記者，專門負責報導西部那邊的狀況。”老教授還是那個憨厚的模樣，手中麥克風停在肚子上的位置，大概那個位置不會考驗一個老人家的體力。
“一次在中央黨代會上，周總理親切慰問六盤山山區人民的生活狀況：‘那裡還苦嗎？還有水嗎？’六盤山代表馬金花，帶著鄉音回答：‘還很苦啊...’。總理震驚了，當即叫來六盤山區書記責問，之後頒布相應政策扶助。他流著眼淚對這個誠摯的婦女說：‘你們的苦，我這個總理有責任啊...’”
老教授停頓了一陣，無不慚愧。他道：“那個地方苦，難道我們當記者的沒有責任嗎？我們是作為西部當地的記者啊，這些情況卻等到一個淳樸的婦女提出來了。”
老教授說在無數的採訪活動中，許多可敬的人出現，成為了他終生的老師。
後來他講到了自己作為一個記者到礦井等地方採訪的事情。
外人把礦工都管叫“黑煤子”。因為常年在礦井工作，臉都是黑的，已經很難洗乾淨了。所以，聽見人叫“黑煤子”時，其實挺讓人心酸。
對於“黑煤子”來說，他們這些遠道而來的，讀過很多書的知識分子都是值得崇敬的國家棟樑。
......
“當時礦石嘩啦啦的往我們身上砸。我懵了，還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有兩個礦工將我撲到。一個護我上身，一個護我下身...”老教授說到這裡，因為感動而有點舌頭打結了：“我們記者是人，他們也是人！”老教授手裡還握著紙巾，在眼角處拭了拭，“可是他們卻拼了命護住我們。”
“周總理當時在首都大學生會上就這樣告誡我們：‘你們要對得起百分之九十九的同齡人。（當時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是極少的）’我們被寄託了他們全部的希望，又怎么敢，讓他們失望！”
廣大的老百姓們，都有最樸素單純而堅定的想法：你們大學生比我們更有用，能為國家作出更大的貢獻！
很矯情么？但是，這是真的。在那個沒有太多私慾，太多的貪求的年代裡，他們真心這么想的。他們有地球上最崇高的無私精神和感動天地的愛國熱情啊。後來...
後來怎么變了呢...我們90後這一代啊，這些品質，都漸漸及不上了。很多東西隨著歷史潮流，都作了古。
老教授決定隨他的女兒們離開。
也許行將就木之身，難再承載，太多的沉重，太多的悲傷，太深沉的愛了。
離開，也就離開吧。
後記——老教授以一個當了大半輩子的記者身份，贈送我們一句永垂不朽的名言：先做人，後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