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內容
我的高中是在湯汪中學念的。跟我高中同學的有吳慶春、徐佩宏、張樹傑、張同根、韋來安、董士彪、孫麗君等，在我們前面一級有董德利等。
我們1972年升高中的，是經過挑選的。當時全公社有3所初級中學，這一級有4個班，4個班中挑選出一個班的人來上高中，差不多4個國中畢業生選一個。我常感到慶幸，雖然我們讀國中高中都在文革這個動亂年代，但我們這一級國小念了6年，國中念了兩年半，高中也念了兩年半，在我們前面的和後面的，搞所謂“教育革命”，國小念五年，國中念兩年，高中念兩年，我們整整多讀了兩年書。另一個值得慶幸的是，文革中教材都改來改去，跟著政治運動跑，我大哥的國中、中專教材（都是在文革前的），他出去工作後，就堆在家裡的櫃頂上，我差不多把那些書、特別是語文書，都看了。雖然完全是憑興趣，沒有任何的目標，但我肯定從其中得益不少。
高中時代有不少美好的記憶。
我家住在運河東，學校在運河西的湯汪鎮上，那時過河要走甪里擺渡。我們河東五個大隊加上束橋大隊一部分同學，一個年級也有十幾個人。每天上了船就爭著去撐船搖櫓，比賽著把船搖得飛快。運河裡頭南來北往的船很多，有長長的拖駁船隊，也有速度很快的火輪，還有三三兩兩的單帆木船，渡船在南北來往的船中穿梭，相當的刺激，調皮搗蛋的同學有時候會有意製造驚險，招致船工責罵。我也是好玩船的同學之一。遇到大風的時候，渡船不敢行，大家就一起繞揚州大橋，那一趟就得六八公里，你追我趕，一路狂奔。青春是一段歌，是一段激越的歌，不管生活多么困難，也不管前途是什麼景象，這歌總有它動人的音律。
高中同學差不多對學習都有一定的興趣，同學之間在學習上一開始就處於某種競爭狀態，比語文，比數學，比作文，比物理，大家都在使勁，你追我趕。到高中畢業，沒有畢業考試，不知道誰學習最好，誰不夠好，但各有所長，已經都像個大人樣了。我的外語不算好，沒有學出感覺來，其他幾門功課，包括語文、數學、物理、化學，自己感覺都是喜歡的，學得也可以。比較好的還是語文、數學。
我們讀書時的湯汪中學很有一種“學校氣象”，校園裡充滿了生氣，充滿了積極向上的力量，雖然在我們上高中時出了河南“馬振扶事件”，“黃帥反潮流”，反對學外語，但我們學校似乎沒有受什麼影響。當時的校長叫宋研柱，是個老幹部，操外鄉口音，個子矮矮的，臉上右腮巴有個癟塘，人說是打仗受過傷。宋校長組織了學校排球隊。當時學校請了個南京下放的知青，叫吳紹奇，由他負責訓練這個球隊。吳老師懂排球，排球隊練得相當有模樣，吸引了很多同學的興趣。這支排球隊曾在全縣二十八個公社中學聯賽中，得過第一名，湯汪中學一時名動四方。我們班的吳慶春、丁義鳴、張樹傑等同學都是排球隊的隊員，後來班上好多同學都對排球產生了興趣，這些同學後來都有出息，我相信他們在這種團隊訓練中一定獲益匪淺。
我們上高中時，學校有一批不錯的老師。語文老師鄧文超，數學老師常方珠，物理老師高紀全，化學老師、我的表兄吳慶朝，都有紮實的知識，給了我們重要的基礎科學引導。有一個編外的老師，也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高二時，揚州師範學院外文系當時有一組大學生在我們學校實習，其中有一個女同學，叫倪曉慧，負責我們班。倪老師長得特別好，人也和氣，她很用心地指導我們學習。有一個星期天，班主任高紀全老師帶著我們幾個班一部分同學去師院看倪老師，我們參觀了校園，還進了倪老師的宿舍，這是我第一次進到大學裡，看到大學校園，看到大學生的宿舍，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高中畢業時，當時吳慶春是班長，他提議班幹部一起照一張相。於是約了日子，班幹部集中一起到了躍進橋附近的一個照相館。這是我生平的第一幅集體照。照相以後，大家就正式散夥，各人回到自己的生產隊去勞動了，這時，突然有了一個依依惜別的感覺。讀書真好，同學真親，可是從此以後大家就各奔前程了，可是“前程”是什麼卻一點也不知道，心中不免有些說不出的感傷。高中畢業後另一件讓我難以忘懷的事是，我到甪里同學顧旌旗家旁邊的河裡去撈浮萍、葭草餵豬，他們那裡生活條件好，養豬不餵這些東西了。我把草用竹竿絞上來，顧錦旗陪著我前後左右忙乎，中間還給我送吃的，又幫我把草裝到板車上，一直送我到甪里擺渡船上。船離了岸，他在岸上向我揮手，其情殷殷，讓我難忘。我與顧以後再沒有聯繫過。顧錦旗中學畢業第二年就在生產隊入了黨，年底就被推薦到解放軍成都的一個大學去讀書了，又當兵又上大學，這在當時簡直是一步登天的事，真的是想在夢中做到都不容易。
我們高中同學有出息的不止一人。1975年，我和吳慶春、張樹傑、張同根等一起參加服兵役體檢。身體都合格了。他們三人被招了去，我沒有被錄取。入伍一兩年後，他們都在部隊提了幹部。吳慶春後來從部隊轉業到地方，在揚州市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做到市紀委常委，2012年轉到市委統戰部任副部長。張樹傑轉業後在揚州市機關管理局工作，做過市第二招待所的所長，事務局的行政處長。張同根轉業後在市計生委做幹部。一直在家鄉乾的同學中，徐佩宏曾和我一起在工作隊一年，後來很快被選拔擔任公社團委書記、縣團委副書記、縣委宣傳部副部長、以後擔任西湖鎮長，市國資委副主任等。韋來安也是自學成才，後來進入省農商銀行，是區銀行的中層幹部。有些同學做手藝、搞經營，比如董士彪，同學戲稱“董千萬”，做得也不錯。
高中畢業後最初的一兩年，是我最迷茫最困惑的時期。吳慶春到部隊後，一直跟我保持著通信聯繫，並曾給我寄軍褲、軍背包等。在那個時候，來自已經走上“光明大道”的同學的關心和鼓勵，給我輸入了向著光明、積極向上、開闢自己的道路和未來的勇氣。
1974年7月高中畢業後，我到本公社運河西的崔莊中學代過一個月課，那時我的中學老師佘寶琨在那裡當校長，他托人帶口信告訴我，他那裡需要一個代課教師。一個月後，我離開了那裡，實在說，上了幾次課，我發現學生頑皮，教材無味，我也並沒有多少知識要跟那些孩子交流，我從這種教書中沒有得到樂趣。接著我跟二哥學木匠，記得在南門外紅陽橋三元里蔣家，打三門櫥。人家問我“做多長時間了？”答說：“做幾個月了。”其實是剛開始。木匠學徒從鋸板、刨板、拼接板開始，那時候老百姓家要打個家俱，用的多數是雜木，硬實多節，要順順噹噹鋸開一段圓木，刨平一塊雜木板，費死力氣。開頭學做，也沒有掌握用力的技巧，兩隻手掌下邊沒有兩天就推出了大泡，再沒有兩天，大泡就破了。起泡、破泡，這都不是第一次遇到，我曉得要結成老繭得經過一個過程的磨練。但實在說，我感覺這活兒也沒有什麼趣味。做完了蔣家那一趟活，我就在家裡提出來“不學了，我回家種田。”父親沒有說什麼反對的話，二哥自然也不會強求我去。就這樣，我正式開始參加生產隊的勞動。挑泥、挑糞、挑麥把、挑稻把、脫粒、挖墒、罱河泥，一幫人駕上水泥船到灣頭造紙廠賣草，到施橋水泥廠買水泥。也許是自小在土地上玩耍慣了，也許是自小見識這種勞動多了，我居然很快就適應了，甚至還有了感情，這種感覺是代課、學木匠所沒有的。有空的時間，我也看看與農業種田有關的書，熟悉農時節令。
我的高中同學劉春楊，他家在束橋，與我家一河之隔，隔河喊一聲都能聽得到，夏天我們有時會一同在河裡游泳、洗澡。有一回他告訴我，他給縣廣播站寫了一篇廣播稿，廣播站用了。他說他已經認識廣播站的編輯，可以帶我一起去。不幾天，我也寫了一篇廣播稿，是讚揚本大隊的生產隊之間 “雙搶”中團結合作的。劉春楊陪我一起到了縣廣播站，那是在國慶路附近一個小巷子裡的一個小院子，外面一點看不出那是一個廣播站的編輯部。接待我們的是一個編輯，三四十歲，人極和氣，據說是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的。我的稿子有三頁紙，大約七八百字，他當場改，一邊改一邊說，他問我，“一個生產隊有多少幹部民眾？”我說有“三四十個吧！”他說“三四十個稱為‘廣大幹部民眾’是不是恰當呢？”這讓我突然明白文字不是可以跟著廣播報紙順口說的，得符合實際情況，得經得起問。這篇通訊稿經他之手修改，剩下百吧字，去掉了一大半，幾天后在縣廣播站廣播了。隔了一小段時光，我又寫了一篇稿子，也很快播出了。廣播站的這位“一面之師”，讓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學會了對文字的推敲。廣播稿的寫作，也改變了我觀察社會、觀察人的方向，我在這裡學會了欣賞。一個人、一個社會，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可能沒有毛病，你要是整天都去挑他的毛病，你就會牢騷滿腹，天天都想罵人，天天都想告狀；換一個角度，你去尋找美好的東西，那你就不僅能訓練你的觀察和思考的能力，你也能從你讚賞的對象中得到啟發和教益。我後來的人生道路也並不都是陽光燦爛，但無論環境怎樣，我從來沒有喪失過這種心態。
1976年底，經過大隊推薦，我參加了“縣委農業學大寨工作隊”。“縣委農業學大寨工作隊”主要的任務是作“社會主義教育”、“割資本主義尾巴”、“促進集體生產”，它的具體做法被後來的實踐證明都是錯誤的，束縛了農民的勞動生產力，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但參加這項工作的隊員，或多或少從中都得到了工作的鍛練和能力的提高。一個工作組十幾個人，來自同一個公社，基本上一個大隊出一人，由一名公社幹部帶隊，進駐到另一個地方的某一個大隊，這樣異地工作，顯然給工作組成員開闊視野，獲得新知，提供了機會。我在工作組除了跟大家一樣分工到一個生產隊，還和我的同學徐佩宏一起負責文字工作，他為主，我協助，他已經先我在前一批工作組工作了一年，比我有經驗。十幾個年輕人在一起的這段經歷自然是這一年的一個重要收穫，另一個重要收穫是，我用這段時間通讀了毛澤東選集四卷，雖然不是都能懂得，但腦子裡已經有了許多零零碎碎的新東西，關於黨、國家、階級、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歷史等等，與我過去的讀書、生活內容不同的東西。我感覺我的思想水平和文字能力，已經比高中畢業時有了顯著的提高。[1]
就在工作隊的期間，1977年10月21號，全國的廣播報紙都說,國家要恢復高考了，報名和初考將於一個月後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看到這個訊息，我們組幾個高中畢業的夥伴都有些興奮，特別是我和徐佩宏。時間非常緊，我們相約回到湯汪，向我們原來的老師鄧文超、高紀全請教，該怎么複習準備。老師們都說，你們倆學習都不錯，很有希望。不過要考理工科，個吧月恐怕很難有很大的提高，你們文科都不錯，報文科可能比較省勁點。我接受了老師的建議，那時候也沒有什麼文科理科的觀念，感覺只要能上就行。回到工作組，我開始複習原來中學的語文、數學教材，又在當地跟一個小伙子借了幾冊歷史書。11月份以市為單位、由市里出題預考。我們的考點在湯汪中學，我至今仍能記得東北角落那間教室的位置和模樣，雖然整個學校後來都搬遷了。預考就語文、數學兩門。考完出來，我覺得發揮得很充分，把我想說的話都說了，數學也全都做了，覺得對的把握相當高。預考成績一直沒有公布，直到2005年學校整理幹部人事檔案材料，我請整理我的檔案的同志在我的檔案中查，看有沒有高考預考成績記錄，他們查看後告訴我“數學87，語文85”。這和我當時估計、心裡一直認為的相差不少，我當時感覺，我的預考語文應該有90分，數學應該有95分以上，滿分是100分，顯然是高估了。預考以後是正式考，由省里統一命題、統一組織。省考的考點在杭集中學，我們經過預考篩選的湯汪生源，乘了兩輛敞蓬卡車，集體前住，那地方我以前從來沒有去過。第一場考數學，第二場考語文，第三場考政治，第四場考史地。頭場卷子到手，就感覺情況不妙，好幾個大題目，讀得懂，做不出，感覺是熟悉的類型，不知道如何下手。交卷時感覺整個的沒有什麼希望了。監考的老師是當地的，並不認識，她看我情緒不高，就說，“你們是文科，數學不是重點。後面的科目才是你們的強項。”（這年江蘇文科、理科、大學、中專的政治、語文、數學都是一套卷子。文科另有史地，理工科另有理化）雖然素不相識， 她的話還是鼓勵了我，我常想，我的一生中常常有幸運的幫助，也許在不經意間，卻改變了我的狀況。果然後面的三場我都發揮得相當好，差不多是盡情發揮，把自己懂得的都寫出來了。高考的成績也一直沒有跟自己見面。後來我知道，我數學考了51分（滿分100+20），語文95分（76+19，滿分100+20），政治81（滿分100），史地88.5（滿分100），總分315.5（296.5+19；總分440）分。據說，那年南大錄取的分數線，江蘇考卷280分。
[1]1977年的高考試卷（省統考），用今天的眼光看，語文、數學等都不足道，但政治試題卻有相當的難度，與文革中高中教學的內容遠不是一回事。其試題如下：
一、（1）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根本分歧是什麼？（2）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是什麼？
二、什麼是生產關係？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區別是什麼？
三、社會主義社會為什麼必須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
四、怎樣理解“四人幫”的反革命政治綱領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政治上是反動的？
五、根據毛主席關於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的關係的論述，說明我們既要積極參加三大革命實踐，又要努力學好革命理論和科學文化知識。
六、根據《矛盾論》中關於主要矛盾的論述領會毛主席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
七、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主要內容是什麼？（扼要說明）
題目大，題量也大，如果沒有比較系統的政治理論知識，要在答題時扯得不太離譜還不容易。
這一年《史地試題》中的歷史題，除了5道知道性的填空題，三個“問答”大題目差不多也是“政治題”：（1）我國封建社會中，有哪幾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略述農民起義的歷史作用。（2）試述巴黎公社的性質和歷史經驗。（3）遵義會議的偉大歷史意義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