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順治五年（1668年）奉敕建祠“旌烈”。雍正十一年（1733年），湯氏後人奉湯斌神位供於旌烈祠之後。乾隆二年（1737年），朝廷追謚湯斌“文正”，即奉旨於旌烈祠之左建“湯文正公賢良祠”。祠前的趙恭人節烈坊和祠內的趙恭人碑、湯斌碑1961年被省政府公布為河南省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大學者劉師培認為：清初湯斌、陸隴其“以偽行宋學”，而“配享仲尼”，從此“偽學之風昌”；魏象樞、李光地等人，“鬻道於虜，炫寵弋榮”；閻若璩、胡渭、毛奇齡，“以博學自鳴”，投靠清廷，“行尤卑”；段玉裁、洪亮吉、孫星衍入仕“以貪黷名”、“嗜利若渴”。雍正十年（1732年），湯斌被入祀“賢良祠”。這時正處於清朝“文字獄”十分酷烈的時期，清朝統治者為了強化在思想領域的統治，企圖通過暴力手段，來撲滅漢族人民本能的反抗意識，將著名理學大家呂留良開棺戮屍，其中牽及大批漢人遭到逮捕迫害。
呂留良是與湯斌同時代的明末清初知名理學家，但與湯斌不同的是呂留良忠於自己的民族和故國，與眾多有骨氣的漢人知識分子一道主張“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其民族氣節對士人學子影響極大，是一個誓死捍衛本民族利益的漢人，在明亡後誓死不出仕用侵略手段占領自己國家的異族政府，隱居山林，落髮為僧，並銳意著述，曾有詩句“清風雖細難吹我，明月何嘗不照人”，從而引起清朝統治者的仇恨。而湯斌則是較早入仕清朝政府的漢人高級知識分子，為清朝籠絡漢人知識分子樹立了一個表率，立下了汗馬功勞，並在其任職期間大力推行清朝所倡導的抑漢文化政策，曾在江蘇以“掃黃”的名義封殺坊間出版物等反清言論，所編修的《明史稿》也能曲筆迎合清朝統治者的口味。
清政府為了強化“文字獄”的成果，雍正皇帝將去世45年後的湯斌樹立為漢臣榜樣進行表彰併入祀賢良祠，其目的是讓漢人知識分子都來效法湯斌。在清代，入祀賢良祠者計175名之多，多為有功績的滿人勛戚和少部分漢人，入祀者大多享有崇高加銜，如太傅、太保、少保等，有不少還是大學士，但湯斌是其中級別比較低的。
乾隆元年（1736），諡文正。清代有“文正”諡號的大臣共八位，湯斌居第七，他們是：朱珪、李鴻藻、杜受田、孫家鼐、曹振鏞、曾國藩、湯斌、劉統勛。所著有《湯子遺書》（一作《湯文正公全集》）傳世。
《湯斌墓志銘》現保存在河南省商丘市博物館內，由其鄉人田蘭芳撰文、吳學顥篆刻，兩人都是平民儒者，層次和級別顯得比較低，就其最後工部尚書的品級而言似乎不符合御祭御葬的體例和標準，可見湯斌去世前後的地位和影響力遠沒有後來為了重塑漢人奴才知識分子的形象所刻意宣傳拔高的那樣尊崇。
《工部尚書湯公神道碑》為徐乾學所作，但徐乾學是一個勢利小人，為人圓滑多詐，遭到朝臣詬病。名臣李光地說他“譎詭奸詐，是朝中的危險人物。”湯家之所以請了徐乾學為湯斌撰寫神道碑，說明這兩個同僚在生前關係至少還算可以，但後來的事實說明徐乾學曾經在背後對湯斌下黑手，這從另一個側面又反映出這些漢人知識分子為了自己的榮華和光宗耀祖靠犧牲知識分子的氣節和尺度一味獻媚屈膝滿清，在如此違心和表里不一的為滿清營造構建一個侵略漢明故國有理的荒唐意識形態的大背景下，其在做人和交友上也難免欺瞞和虛偽，陷入失敗和尷尬的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