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撰書
神道碑是立於墓道前記載死者生平事跡的石碑，又指墓碑上記載死者事跡的文字，為文體的一種。張其光字信千，號奎垣，出生於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七月初七日，比梁啓超早出生42年；他1895年66歲病逝（習俗逝者計虛歲）時，梁啓超才22歲，這一年啟超赴京參加會試，3年後的1898年“戊戌變法”，他才成為名人，當年不可能寫這篇神道碑銘。《神道碑銘》寫於民國14年（1925年），為梁啓超晚年之作。這時，一來梁啓超已成為世界名人，有中國近代維新派領袖、思想家、政治活動家、教育家、學術大師的堂皇冠冕；二來張其光將軍墓雖有墓碑，但墓道還未有碑石銘勒，因此墓主的長子（以弟弟張蓉光的次子過繼為嗣子）張蔭槐、從子（即侄子）張蔭棠便請新會同鄉名人梁啓超，撰寫此《神道碑銘》，以“宣述先德，垂示方來”。其時距離張將軍辭世已整整30年，張蔭棠（1866—1937年）也已59歲了。
文中明明確確寫道是“同縣梁啓超拜撰並書”，但從本文複印件來看，書法藝術雖高，但並非梁啓超的筆跡，估計是其他人所抄錄。按舊時刻碑工藝，原件應拿去貼在碑石上鐫刻，不存了，本件應是抄錄於石碑，也有可能抄錄在原稿送去鐫刻之前。因此，不是梁啓超手書是合情理的，除非他當時寫了一式兩份。
梁啓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出生於廣東新會茶坑村，愛國愛鄉。文中洋溢著對同鄉的熱愛之情、對前輩和英雄的敬仰。“益念公之所以靖獻於國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心嚮往焉。”他“秉春秋之筆”（張其光之子張祖榮同僚、同鄉羅桂芳評語），“惟㓨舉其一二大節，為天下輕重者論焉”，將張其光將軍的歷史性作用畫龍點睛，如“論史者鹹頌左文襄（左宗棠，諡文襄）平浙，為當時靖亂一大關鍵，而不知文襄之功，資公以成者蓋十八九也。”解決台灣問題，“能靖海氛者，莫如公賢”。
舊時，墓志銘一般包括“志”和“銘”兩部分，“志”多用散文，敘述死者姓氏、生平等；“銘”是韻文，用於對死者的讚揚、悼念。這篇《神道碑銘》文末的“銘”，高度讚揚張其光“為民捍難”、“為國安邊”，是“英魂”、“貞松”，並以此表達深深的悼念。
《神道碑銘》中提到，浙江紀念張其光，朝廷“許建專祠寧波”。張其光同宗、雙水豪山張氏家族留守寧波的本家人告知家鄉，該祠亦稱“張將軍家廟”，形制與他生前在家鄉廣東新會雙水豪山興建的“張將軍家廟”一模一樣。位置在今寧波大學校址內，據說因建校需要，後遷建在寧波市區公園內。寧波當地還有“張家村”，是那些跟隨張其光轉戰的雙水鄉親留在當地立村，當年又稱“其光村”，以紀念張將軍。
文獻來歷
張智仁先生了解《神道碑銘》抄本的留傳情況，知道抄本當年由張其光的四子張祖浚（別字毅濟），托親人從大陸帶到香港，給六子張祖榮，後交給三子張祖耀的孫子、即張錦標的兒子張子其保管。《神道碑銘》在香港做成《梁任公為張提督奎垣撰書神道碑》冊頁，其中有張祖榮在國民黨軍隊的舊同事讀後的按語，如羅桂芳1964年時76歲的按語和題字、熊略1964年的按語、伍番1965年時77歲的按語。本文使用的複印件，是張其光後人從香港帶回大陸的，熱心鄉親張為民先生複印給新會區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原文
清建威將軍浙江提督張公神道碑銘同縣梁啓超拜撰並書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十九日，浙江提督、新會奎垣張公薨於位，春秋六十有六。事聞天子震悼，諭內閣：張其光自鹹豐八年（1858年）由廣東募勇投效軍營，隨剿粵匪，攻克浙江數十州縣，嗣統率師船巡緝洋面，迭獲巨匪，盜風寢息，由副將洊升浙江提督。到任以來，講求營務，克稱厥職。茲聞溘逝，軫惜殊深。張其光著照提督例賜恤，以彰勞勩。欽此。
翌年，浙紳、翰林院編修陸廷黻等臚陳公在浙功德，乞浙撫惲祖翼請於朝，許建專祠寧波。天子俞焉，浙民歡（原文“驩”，通“歡”），至於今不絕。嗚呼！百年以來，吾邑以功名顯於世，而德澤及於他邦，未有如公者也。公功在浙，具如飾終上諭所云，然顧猶有未盡者。
當粵氛之熾也，而李秀成稱最悍，盤踞兩浙，以與金陵相犄角，於是東南糜爛，無片土得蘇息。公以布衣起嶺嶠，盡斥其恆產，召其所素習之健兒，創為舟師，誓以滅賊。當鹹豐十年（1860年）杭州之初陷，而公始以才勇受知於天府，乃檄其所率廣艇，扼錢塘口，遂復淳安，復桐廬，復富陽、臨安分水新城，力遏方張之寇于海鹽、乍浦間，使寧紹以東不被蹂躪者垂兩年，公之力也。十一年（1861年）冬，杭州再被圍，公慷慨遵海赴難，先士卒與賊搏，傷於股，流血殷踝，猶叱吒沖陣。圍之一角幾解，公昏絕倒地，舁歸營，就醫上海，而杭遂再陷，浙東亦委於賊。翌年春，公傷甫痊，即奉檄統廣濟右軍陸勇兼水師紅單船，自三月至十一月先後襲招寶山，復鎮海，復寧波，復餘姚、慈谿、奉化，擊退勝山、滸山、第四門一帶踞逆，復上虞，攻克曹娥、東關等鎮，遂圍紹興，復之，東浙肅清。大小百餘戰，公皆先登冒矢石，當是時，廣艇威名震天下。論史者鹹頌左文襄（左宗棠，諡文襄）平浙，為當時靖亂一大關鍵，而不知文襄之功，資公以成者蓋十八九也。
內難既終，外憂方始。日本涎我台灣，蓋非一日，計不獲逞，則潛煽番社為亂。朝廷擇將才，能靖海氛者，莫如公賢，乃擢公鎮台。
台孤懸海外，軍政偷弛且百年。公以清率屬，以嚴治軍，以寬撫民，庶政一新焉。同治十三年（1874年），倭寇襲後山，番社應之。公率重兵趨駐枋寮，扼險隘，而以愛國大義激厲莊民，簡練成軍，俾自為守，寇知不可犯，受盟而退。寇退，則從事□開山撫番，周曆窮探，跨涉險峻，悍者臨之以威，馴者懷之以恩，兩年間，受撫者六十餘社，南路以通。論者謂當時若微公，則台民之左衽，恐不待甲午喪師之役也。
公性恬退不伐，樂摧能與人，故自束髮從戎，雖身經百戰，勞苦功高，然同治中興之際，位不過副將。厥後漸見倚畀，歷授五鎮三攝提篆。至光緒二十年，始實授浙江提督，而公亦既老矣。公之□浙也，浙民追想二十年前水火衽席之恩，若赤子復依其慈母，乃就任。甫四月，而日本構難，我師熸焉，戰事方殷，海岸數千里，在在為敵潛伺。公出駐鎮海，日夕討軍實而申儆之，心力交瘁，浙防幸而無虞。然自平壤、黃海兩役之挫釁，忍恥乞和；而公所藍縷締構之台灣，亦遂為珠崖之棄。公既積勞重以憂憤，和議成後不□半歲，而齎志長逝矣。
啟超與公生同鄉井，熟聞公之行誼於鄉之人，顧以齒穉，未得奉□接風采。稍長，交諸公子，益念公之所以靖獻。於國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心嚮往焉。
民國十有四年乙丑（1925年），公嗣子蔭槐、從子蔭棠匍匐告曰：先公之葬且三十年，而墓道麗牲之石銘勒闕如，懼無以宣述先德，垂示方來。吾子夙能敬先公者，安可以無言。啟超惟公之戰績及其惠澤加於浙東西者，官書能詳之；其世系子姓及鄉居懿德，則具於墓誌，故不更述，惟㓨舉其一二大節，為天下輕重者論焉，而系以銘之曰：
為民捍難而不伐其功，為國安邊而不竟其庸，盡傷國恥兮齎志永終，英魂不沫兮依此貞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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