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理城
1644年建立的清朝，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次由一個強大的北方民族——滿族貴族建立的王朝。在清朝建立之初的幾十年間，雲南先後經歷了由南明永曆小朝廷、孫可望、李定國等控制和吳三桂割據統治的時期。1662年，年僅8歲的玄燁登上了王位，即康熙皇帝。當他成年以後，解決果斷地採取“平三藩”的政策，終於在康熙十七年(1678)徹底平定了吳三桂的叛亂，將雲南控制在中央王朝之下。
清代沿用明朝的制度，仍然設大理府、太和縣，而大理府府城和太和縣的治所依然是大理城。
清代大理城的城池和街區
清代對大理城屢有修葺，規模較大的一次是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當時提督諾穆圖命大理地方官員儘快修復毀圮的學校和城池，尤其是四座門樓的重建。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諾穆圖帶頭捐出自己的薪俸，許多官員和衙署也積極捐資，終於使得大理城四座巍峨的門樓在“民無所擾”的情況下恢復了。據當時太和知縣張泰交的記載，四座門樓“飛甍軒翥，傑棟嵯峨”，巍巍壯觀。清代大理城的其他部分與明大理城相近，城牆仍然是磚表石裹，高二丈四尺。其上有敵樓15座，垛口1480個。其外側的護城壕寬四丈，深8尺。除了東門改名“永清”，西門改名“永鎮”外，一切都與明朝大理城相同。後來，南門又名“雙鶴”，北門名“三塔”，東門名“洱海”，西門名“蒼山”。
在清代，有記載表明當時大理城內的街區規劃非常明確，主要由南北縱向大街5條和東西橫向大街7條井字型相交，將全城分隔成67條大小不等的街巷和若干個小區。這種布局形式大多延續到現代。當時，最重要的大街仍然是南北城門間的大道，全長約l 500米。只不過，大街已經被分隔成8段，從南到北依次是南門街(後來叫雙鶴街，以下括弧內皆如此)、鼓樓街(五華街)、衛市南(華豐街)、銀行街(崇文街)、四牌坊南(來遠街)、四牌坊北(報武街)、魚市口北(崇仁街)和北門街(萬安街)。
從城市規劃的角度看，在大約只有2．25平方公里的大理城內，清朝對街、巷、坊的劃分不夠成熟，有時過於細碎，反而帶來不便。比如，“街”通常是主幹道，較長、較寬；“巷”和“坊”通常是一些小街，較窄、較短；“坊”更多地用於指一塊居住區域等等。但從今天保留下來的街區形式看，我們會發現許多名之為“街”的地方只不過是一條幾十米長的小巷。由於把一條不長的街道劃分得過於細碎，給人們，尤其是外來人帶來一些不必要的煩瑣。
當然，清代給街巷命名，是清人城市規划水平不斷提高的一個表現。一般說來，街道最早的名稱常常來源於約定俗成的叫法，通常以方位(如四牌坊南)、行業(魚市口)、地處(南門街)特點等來命名。一旦街道名稱脫離早期的自然形態，人們賦予它一些文化的、政治的含義以後，常常標誌著城市又“長大”了。像上面括弧內的街名是民國初年大理志書中記載的名稱，謂之“今名”，而括弧外的街名是原來的街名，為“舊名”。雖然我們無法確定“今名”是否就是民國以後才開始使用的名稱，而“舊名”究竟始於何時，但是有一點可以確定，那就是大理城的街區正在走向成熟。
隨城市的發展，大理城的街區有了明顯的功能分區，這從街巷的名稱、衙署的地處等可以看出。總體說來，當時大理城的區位是南重北輕，西重東輕。大理城的北部多是手工業者、小商販居住的地方，而南部多是有政治和經濟地位的人活動的區域。
大理城的西北角有魚市口、賣雞巷等；東北角多是各色手工業者、匠人和小商販居住的地方，有打鐵街、金箔街、打銅街、賣糖巷、屠羊巷、魚市口、曉街子，這說明當時大理城的手工業者的生產和銷售具有一定的規模，因而行業之間形成聚集。
在以西門向東一線為界，城南主要是大理城政治、軍事和文化區域。大理府衙門、提督署、文廟、武廟、城隍廟、演武廳等都分布在城的南部。
因為大理自然地勢是西高東低，為了形象地體現官衙高於民宅、體現孔子和關公的崇高地位，政治文化軍事建築大多建在城的西邊，而民宅就主要在東邊了。比如，城的西北有大理試院，規模較大，僅坐號就可以容生童數百人。因為清朝曾經規定總督每三年要巡閱滇西一帶，所以當總督駐節大理時，又以試院為行台，地位很高。另外，西門內又有大理府署、太和縣署、兵備道署；像清代西南有察院街、蕭祠街、興福寺等等，這些也可以說明大理城市功能分區的問題。
大理城商業繼續發展，主要是集中在南北城門一線，這種局面一直延續至今。在清朝，從南門“雙鶴門”至北門“安遠門”問的大街，除了鱗次櫛比的店鋪外，還有各種小市，逐日貿易，率以為常。還有菜市等，就在鼓樓北面，顯然，大街一線的確是商賈輻輳，貨物流通，相當繁盛的地段。
清代大理的經濟發展
清朝經過百餘年的發展，大理到嘉慶、道光年間發展到一個高峰。那一時期，大理的戶口增長十分迅速，以致大理城內的人口密度較高。當時，大理四圍，平疇沃壤，男耕女織，百姓安居樂業，一片昇平景象，大理城內的居民達到1．3萬餘戶。若按古代每戶一般為5口人來推算，大理城內的人口就有6．5萬多。這個人口數據可能有些誇大，因為要在2．25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容納6萬多人口，那么就是3人／每平方米。如此密集的人口有些難以置信。但是，當時大理城人口較多是可以肯定的。由於人口增長迅速，大理城內房屋鱗次櫛比，“充塞四隅，殆無隙地”。
當時城中已經分布有各色店鋪，有名的有48家。從南門“雙鶴門”至北門“安遠門”間的大街，還有各種小市，逐日貿易，率以為常。像每月初二、十六兩日的集市原來在演武場，後又移到大街鼓樓的左右。還有菜市，每天都有交換，初在鼓樓北面，但後來改在文廟後的空地處。加上清代大理手工業行業大多向前店後場的形式發展，所以，清代前期，大理城內的確是商賈輻輳，貨物流通，一派繁盛。大理的商品像衣服、鞋帽、金銀器皿、大理石都是周邊各縣歡迎的地方產品。
隨著社會的發展，不僅城內交換活躍，而且在大理城附近，也形成一些相對固定的市場供求關係。當時，太和縣有上、中、下三個鄉，“上鄉”地處作邑以北到上關一段，其中仁和村的男子多是商販，其女子除了一般務農外，專門從事一月數次趕街時的小吃買賣。“中鄉”的地處是在縣城的周邊，所以大理城內所需要的“米豆蔬菜豬魚”之類多來自中鄉。在這個時期，市場也是此興彼起，集片昇平景象，大理城內的居民達到1．3萬餘戶。若按古代每戶一般為5口人來推算，大理城內的人口就有6．5萬多。這個人口數據可能有些誇大，因為要在2．25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容納6萬多人口，那么就是3人／每平方米。如此密集的人口有些難以置信。但是，當時大理城人口較多是可以肯定的。由於人口增長迅速，大理城內房屋鱗次櫛比，“充塞四隅，殆無隙地”。
當時城中已經分布有各色店鋪，有名的有48家。從南門“雙鶴門”至北門“安遠門”間的大街，還有各種小市，逐日貿易，率以為常。像每月初二、十六兩日的集市原來在演武場，後又移到大街鼓樓的左右。還有菜市，每天都有交換，初在鼓樓北面，但後來改在文廟後的空地處。加上清代大理手工業行業大多向前店後場的形式發展，所以，清代前期，大理城內的確是商賈輻輳，貨物流通，一派繁盛。大理的商品像衣服、鞋帽、金銀器皿、大理石都是周邊各縣歡迎的地方產品。
隨著社會的發展，不僅城內交換活躍，而且在大理城附近，也形成一些相對固定的市場供求關係。當時，太和縣有上、中、下三個鄉，“上鄉”地處作邑以北到上關一段，其中仁和村的男子多是商販，其女子除了一般務農外，專門從事一月數次趕街時的小吃買賣。“中鄉”的地處是在縣城的周邊，所以大理城內所需要的“米豆蔬菜豬魚”之類多來自中鄉。在這個時期，市場也是此興彼起，集市數量增多，交換的頻率也增多。在大理城的北面，有上關市，為醜、未二日集。有喜洲市，辰、戌兩日集。喜洲附近又有龍街，在作邑、向陽溪兩村之間，辰日集。在喜洲宏圭山腳，有狗街，戌日集。到清朝後期，還興起“磴溪街”。“頭鋪街”，寅申日集。在大理城的南面，有下關市，為巳、亥兩日集。在大理城南15里處，還新興起一個“草帽街”，六日一集。這完全是一個專業性的集市，是因為附近村民編織草帽形成規模，且集市銷售，草帽編織生產的專業化、商品化促成新的市場形成。在這些市場中，人們的生活必需品仍然是主要的交換品，人們在其中互通有無，豐富著自己的生活。若除去固定的店鋪，你就會發現，大理城內外幾乎是天天有集市，時時都熱鬧。
在清朝，大理的工商業人士逐漸成為一隻引人注目的社會力量，這在前代是沒有的。他們合群結隊，行走四方，經營工商業。他們的活動區域近則在大理周邊的州縣，如趙州、雲南、賓川、鄧川等縣地；遠則永昌、騰越、順寧等府，甚至更遠的省區。這些人大多經營茶葉、布匹、山貨、藥材，最終成為對社會經濟發展頗有影響的人士。如大理喜洲著名的商人嚴鎮圭(字子珍)、董萬川(字澄農)等就是這一類。喜洲商人不僅發展成擁資萬金的富商，而且其獨特的商務經營思想至今仍然有可以借鑑的地方。一些信譽良好、經營有方、資金雄厚的商號後來成為興辦近代實業基礎。
清代大理的商業形勢，一方面說明大理經濟自身不斷發展、市場需求擴大，另一方面也與大理土地狹窄，人口日益繁多有關。自洱海東面土地劃歸賓川、趙州在南面發展以後，太和縣的區域就局限在兩關之內，有限的土地，有限的物產，已經不能滿足本地的需要，大理城市的發展必須依靠它地的供給。所以，清朝中期以後，大理的糧食等農產品有“多數仰給外邑”的記載。另外，那些大商人的形成也與這個因素有關，由於大理土地狹小，人口繁多，致使生計艱難，因此，一些人紛紛離家遠走，以自己的一技之長開始了艱難的創業歷程。這也是為什麼大理商人多名聲在外、他們的資金大多沒有投入本地的經濟發展，要么只是在大理置辦田產和建屋，為的是可以有一個舒適的環境以享天年；要么總是在大理以外地區興辦各種實業、擴大資本的一個重要原因。
清朝，大理城原有的皮革、縫紉、染織、筆墨、造紙、金銀首飾加工、銅鐵器、竹木器、大理石加工等傳統手工業行業繼續發展。到了清朝後期，大理城內的手工業生產者大約占全城總人口的9％。以前店後場的形式生產和銷售，它們大多有僱工，這樣的生產方式較手工業的獨立生產有一定的進步。
在這些手工業行業中，製革業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早在南詔大理時期，馬鞍、甲冑等皮革製品的精良已經聞名天下。到光緒年間，製革業在大理城已經發展到可以僱傭十幾個手工工人的小作坊。生產的產品不僅銷售本城，更銷往外地。大理城的製鞋業是發展較快的一個行業，除布鞋的製作形成一定的規模。在光緒年間，“興發號”、“鴻盛號”、“福順號”等較大的商店既有零售，兼營批發。興發號的技工學徒就有20多個，產品大多由商人轉銷鶴慶、劍川、洱源、賓川、彌渡、麗江、騰衝等地。染布業在大理是一種發展較好的行業。在光緒年間，大理城中已經有20多家可以僱傭5。10人的染布業的手工作坊。縫紉業發展很快，在同治年間，縫紉業的手工業者大多有僱工，但僅只是2、3人；到了光緒年間，不僅發展到30多家，而且僱工有的多達11人。在中國古代日常生活中，各種木器的使用占有相當大的比重。所以大理的木器業發展一直都有很好的市場。像“金騰號”、“金和號”等十幾家木匠鋪在光緒年間就非常有名。生產的桌椅板凳、床、箱、櫃、幾等深受百姓的歡迎。
大理是白族等少數民族居住地，僅少數民族服飾中的各種頭飾、手飾、耳飾、胸飾等有非常豐富獨特的造型，金銀打制技術非常高超。因此，很早以來金銀首飾加工業在大理就有發展。光緒年間，大理城內的“天寶號”、“三元號”、“富寶號”、“恆豐號”等十六家金銀首飾的店鋪就很發達，它們製作的手鐲、耳環、戒指、釧、簪、鏈、冠針、龍、鳳品種多樣，應有盡有，產品在滇西、滇中都有銷售。這些手工業還形成行業的聚集，所以城中有打鐵街、金箔街等等。不僅城區如此，大理城西面的石材加工、草紙生產、城南太和村一帶的草帽編織業、喜洲金圭寺的制氈業大多有一定的規模。
可以說，清朝的大理，特別是晚清時期的大理，手工業已經朝著近代工業的方向發展了。
清代大理的文化
我們前面多次說到自元代多民族統一王朝建立以後，漢文化從政權的中心以強大的輻射力覆蓋到大理這片土地。明朝大理在文化的許多方面充分顯示出吸納漢文化的程度。那么，又經過幾百年的發展以後，大理是否一如中原呢。沒有!如果細細分析，你會發現，作為白族的聚居地，白族人民一方面以博大的胸懷不停地吸納其他民族的文化精華，在融合的過程中不斷豐富著自己。另一方面，大理人民又頑強地保持著自己的文化和傳統。白族的語
言、白族的風俗、白族的民族認同感仍然有鮮明的民族獨特性。民族文化的存在，永遠是中國文化璀璨星空中的亮星。
語言是民族文化的表征。經過了千百年的發展，白語不斷融合了本地土著、西南民族、江南吳越等地的方言，形成了自己的語言。在清朝，大理兩關之間通行著屬於大理，但又是發音各異的白語。在城區的，屬於“漢話”，被稱之為“官話”；這與早先移民的大姓之家、商旅大多是漢族，而且大多居住在城市，以及鎮守大理的流官都是外籍官員有關。在各鄉的，是“民家話”。“民家”是明代以來對土著民的一種叫法，所以，民家話就可以理解為當地的語言。可是明代的“民家”實際上又是千百年來蒼洱地區的本土居民與遷入的漢人等民族不斷融合而成的。所以細細聽來，民家話中有十之二三屬於漢語發音，而有十之六七是當地的土語。而且，有人做了比較，發現民家話中的漢族語言的成分多是江南的。
民俗節慶是民族文化中最豐富多彩的。“三月街”仍然是大理最特出的民族交易會，其他還有許多。春節，是一年中最歡慶的節日。大理一如中原人家，家家貼春聯、放爆竹、張燈結彩；花燈、龍燈、歌舞歡慶有時是通宵達旦，完全和內地一樣，熱鬧非常。不過，歡慶之中又有白族自己的喜慶方式，比如大年初五，在三塔寺內有“葛根會”，完全是以當地的“葛根”飲食習俗有關。像二月初三的“洞經會”、二月初八喜洲的“大佛會”、二月十
九的“觀音會”、四月二十三至二十五的“繞三靈”、六月二十四的“星回節”、八月初八的“游海會”，如此種種無不洋溢著民族的歡快和愉悅，無不表現出濃濃的民族色彩。
清代大理仍然繼承了明代重視文化教育的傳統，在興辦學校和發展教育方面仍然十分突出。自明代以來，大理學風日盛，人才蔚起。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大理鄉先賢輩常常不畏艱難，廣建書院和義塾，教授大理子弟詩書禮樂，發揮著府學等官學所不能起到的文化普及的作用。李元陽修建的“桂香書院”，在清朝初年不僅得到官府的支持，而且得到鄉人物質上的大力資助。雍正年間，有鄉賢捐資置田產數百畝，以供書院的費用。道光初年，又有李蟠根捐資900餘金修復院舍和增置田產，隨後有許多鄉賢捐資置產，擴大教育，達到了書院的全盛時期。在官學有一定限額的情況下，書院的興盛為大理文化教育事業的興盛做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
清代，書院大多官學化。官府對待學校也存在兩種態度，這常常因地方官員是否廉正有關。一類主要是在清朝前期，康熙年間諾穆圖之類竭力督促修復“桂香書院”、知府李斯儉興修“源泉書院”、雍正年間分巡道賈擴基又建有“西道書院”等等，這些地方官對書院的各種支持，使學校教育發展良好。另一種主要在清朝道光年以後，將書院學校的房屋、田產據為私有或官家侵占，如明朝興建的“源泉書院(康熙時改名崇敬書院)”到了同治年間其屋舍就被知府范瓊章劃為“公產”，成為衙署的地盤。提督楊玉科在大理期間，不僅侵占了“崇敬書院”，城南的府學、明倫堂、杜公祠、中和書院及57家民宅也被其所侵占，大肆興建府邸。據載，楊玉科的宅院內有大宅130餘間，占地400餘丈，其內堆山鑿池，種植花木，園亭樓閣窮極華麗。因侵奪民產太多，興建府邸耗資巨大，內心懼怕，在離任時將府邸及其資產捐出，創辦書院，即“西雲書院”。這座西雲書院，在後來大理文化教育近代化的過程中，成為大理最重要的培養人才的地方。
學校的數量的增長固然體現重視教育的一面，但最重要的、對中國社會貢獻最大的是學校教學內容的改變。詩書禮樂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科學知識是改變國家命運的更加具體和實用的知識。清朝後期，當國家因為科學技術發展落後，被西方列強欺負凌辱的時候，改變落後挨打的局面，“師夷人之長計以制夷”的思想已經成為中國有識之士決心改變教育的指導思想。因此，無論官學還是私學，都將學習和教授科學知識作為學校的發展目標。這一點，成為當時辦學的一個主要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