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陳嘉映1952年上海出生，6歲遷居北京，16歲插隊內蒙。
1977年高考恢復，就讀北大西語系，不久考上研究生，在北大攻讀西方哲學。1984年赴美，1991年取得賓夕法尼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在美國和歐洲工作。1993年回到國內，
1994年執教北大。2002年轉至華東師範大學。
翻譯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維根斯坦《哲學研究》，萬德勒《哲學中的語言學》。
著有《海德格爾哲學概論》，《存在與時間讀本》，《語言哲學》，《無法還原的象》等。
以下是段採訪：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施雨華 圖/姜曉明
陳嘉映是個複雜的人。這複雜中有許多隱而未發，有許多欲言又止，有許多深思熟慮。讓你覺得，即使知道了種種信息，他還是"無法還原的"。
你把他看作一個哲學家。的確，在電話里，他的聲音聽起來非常滄桑，非常冷靜，非常認真，總之非常哲學家。然而一見面，他卻穿著T恤衫，趿著涼拖鞋，一點都"不正經"，更喜歡回答"好玩的"問題。表揚我們的攝影記者"謝謝你啊，我們坐著閒聊 ，只有你在工作。"
他開車的樣子非常隨意，將小臂放在方向盤上打方向。一天抽十幾支煙，飯桌上從不將煙平行吐出，而是朝天吐出。酒量是非常大的，兩個朋友和他喝三次酒，分別醉一次，他卻毫無醉意。還有兩個朋友在北大旁聽他的課，都聽了有一年以上。這是兩個生意人，一個在法國有生意，一個在山東有生意。
基本不看電視。有意控制跟外界的交往。要不加控制的話，可以天天在外頭吃飯。學生、同事、社會上交往、其他的朋友，這個清單是長長的。要是在北京每天見一個朋友，一年365天不一定見得完。
喜歡旅行，最羨慕老在旅行的人，甚至考慮過做導遊，自己能說那么兩三種外語，可以帶個外國客人的小團。
偵探小說也是一個愛好。書架上有一套阿加莎·克里斯蒂，阿加莎是從小讀慣的。覺得《尼羅河上的慘案》那部電影是經典之作，"非常好非常好"，看了至少有3遍。
"生活上還有什麼有趣的事呢？要倒退10年還有點，現在實在是……生活非常之單調。"
"毛主席派來的人"
在內蒙突泉，割地已經是10月份了。大北方10月份天很短，割地雖然非常累，但工作時間不是特別長。陳嘉映白天帶本書，只要一歇氣兒就翻。"那個時候我們那兒農民幹活也不是熱火朝天的，只要是隊長不在，他們老歇氣兒。"至於晚上，年輕人睡得特別少，所以總還是有時間讀書。
這是1968年，有時候，16歲的陳嘉映也發會兒呆，想想自己怎么來這個地方的。
大多數人都要下鄉，這是大勢所趨。突泉縣的人來學校動員報名時，陳嘉映覺得，去內蒙比在北京好多了。"他們跟我們說，那個地方平均每人有40畝地，養馬，養牛。那多好呵。"沒怎么琢磨，馬上報了名。
"一看我要去，兩個哥哥一起報名都去了。"對陳嘉映來說，這不是一個兩難選擇，"我就特想去插隊。在城裡溜達兩年多了，就想做點實際的事，鍛鍊自己，甚至改造自己。"
剛去農村的時候，跟老鄉幹活，有意識"鍛鍊自己，改造自己"。意識有了，活幹得挺歡，手底下卻還是笨，人家農民割了一壟地，自己只動了四分之一，磨破手皮還得戴上手套。再教育？農民告訴他們：根本就沒有那么回事。"你想著自己是去受教育的，然後你一去農民完全把你看作毛主席派來的人，把你當城裡人，城裡的大學生，就是這么一回事。緊接著，那些跟你熟的農民，就跟你講農村這幾年的景況多么惡劣，幹部多么壞，農民本身多么壞。"
舊書店裡對暗號
身在農村，"天下"抱負不曾或忘。那些年感覺現實不堪忍受，感覺變化將至，懷抱理想主義，"眼睛看著民族和共同體未來"的年輕人里當然有陳嘉映，而讀書是實現抱負的必要條件。
哥哥嘉曜是陳嘉映哲學興趣的激發者，在周圍人中間，他是無人望其項背的"理論家"。他周圍很快聚集起一群愛好哲學的青年。陳嘉映就是這時候對思考所藉的概念本身發生興趣的。那時候他的計畫是把天下的知識都學到手裡。
除了紅色經典，翻譯過來的書基本上也都能讀到，包括一些內部參考材料。一個是因為家長有的是知識分子，有的是幹部，家裡都有一些書。還有就是"拜訪大儒"。"比如，我在這個村住，你在那個村住，是那邊的'大儒'，我們就要來拜訪，主要任務當然是把你的書箱打開，寫個單子把你的書背走。下次你到我這兒來，寫個單子把我的書背走。慢慢就有了一個網路，遠的不說，附近幾個公社，有哪些讀書人基本上都知道了。"
當時舊書店是一個結識人的地方。"你想，年輕人去舊書店的一共就那么三五個人。"兩個人在舊書店碰上了，一聊起來就是羅素、杜威什麼的，只要名字提出來，不用再說內容，那就是對上暗號了。這些名字像神秘符碼一樣，屬於那個年代的稀有精神資產。
陳嘉映用半年時間自學了4冊德文教材。教材學完就搬出歌德、席勒的原著來讀。"每行查好幾個單詞，一句話琢磨好久。"幾個月後，勉勉強強能夠閱讀原著了。
真正有點把哲學作志業的意思，是在插隊結束和北大讀書之間。主要歸功於閱讀現代哲學。那時北京圖書館外文閱覽室沒有人去借書，永遠是空空蕩蕩的。尼采等人的中譯本還是禁書，外文原版卻可以外借。陳嘉映對弗洛伊德的《釋夢》著了迷，每天早上醒過來就回想夜裡的夢，試著解釋一番，再去打聽別人的夢。
那時西方現代哲學還很少流傳，零零星星讀了一些，起先並不十分在意。讀多了，慢慢覺得現代哲學，比較能和自己的生活經驗聯繫在一起，學得比較貼切。初讀哲學六七年之後，陳嘉映開始覺得"我的哲學思考上了正道"。
結緣海德格爾
1977年，陳嘉映待業在家，正打算接受招工安排，到一家印刷廠當排字工。這時傳出了恢復高考的訊息。
他為高考做了認真準備，因為覺得大學是"比印刷廠更好的混日子的所在"。報的是北大的德國語言文學專業，筆試考了第一，面試卻張口結舌說不出一句整話。幸虧有位老師力主"收留"：這個考生在農村吭吭哧哧自學，筆試考成那樣怪不容易的。
進北大沒幾個星期，報考研究生恢復了。研究生每月有三十幾元收入，出於不宜再寄生父母的考慮，陳嘉映參加了考試。筆試順利通過，面試卻被"毛澤東《中國革命的策略》中關於矛盾、實踐之類的論述"給打懵了。這時有位老師說：學習西方哲學，外語極端重要，這個考生德文幾乎滿分，還會俄文和英文，棄之可惜。
入學不久，陳嘉映投入熊偉門下。熊偉，正是那個覺得他"棄之可惜"的老師。在他的指點下，陳嘉映開始攻讀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熊偉告訴他，"這書你會不會喜歡我說不定，但可以保證你讀完後不會覺得浪費了時間。"
北大讀書期間，陳嘉映一半在用功，一半在玩樂。研究生3年，聽課不超過10堂，多數老師只在考試那天見到過他。這期間，學校給研究生提供了一筆訪導師、找材料的經費，結果，這筆錢陳嘉映拿來作旅遊經費，在大江南北好好轉了一圈。
畢業分配陳嘉映留在了北大。第一件事情，是到西安參加一個外國哲學會議。會議了無生趣，好在結識了一幫志趣相投的年輕人，結果搞成"小會為主，大會為輔"的格局。回北京的火車上，大家開始商量怎么"可持續性交流"。這些人中只有陳嘉映在頤和園北面的黑山滬有個二十多平米的獨立小窩，自然而然成了大家談玄論道的地方。1981年到1983年，大約每個月聚會一次。這是陳嘉映非常愉快的一段時光。朋友帶朋友，一撥接一撥。一時間才俊滿堂，甚至讓人覺得"懂哲學的都在黑山滬了"。
一幫年輕人聚在一起，空談之餘，也想做點"著形跡的事兒"。大家商量著組織翻譯一套西方現代哲學名著，商量著每人寫一部專著。想做事就要有人出頭，這人就是甘陽。甘陽對人，對書，對思潮，都有一流的直覺。在他主持下，後來"文化：中國與世界"橫空出世，兩三年里出了幾十種書，一時蜚聲海內外，陳嘉映翻譯的《存在與時間》成為其中的一部重要譯著。
1983年，陳嘉映的命運改變了軌跡。在一次國際會議上導師熊偉結識了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科克爾曼斯，一個"特別特別熱愛海德格爾"的重要專家。熊偉告訴他，中國有一個叫陳嘉映的年輕人在翻譯《存在與時間》，科克爾曼斯"高興得不得了"，當場提出，希望陳嘉映到美國去跟他讀書。
就這樣，帶著滿腦子對於自由民主的想像，陳嘉映到了美國。意外的是，在美國受到的第一個刺激正來自美國人對美國式自由民主的"詆毀"。
學校聚集了眾多反叛美國制度的學生，跟你說美國怎么怎么糟糕，中國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有希望。於是彼此經常倒過來，互相列舉大量的事實，為對方的國家制度辯護。爭論的結果是雙方面的。"肯定是他們被我改變了一些，我也被他們改變了一些。"
陳嘉映大學時迷上過橋牌，讀牌譜、做專項練習，自撰叫牌體系，打算成為專業棋手。剛到美國的時候還玩，和一個朋友搭檔打過大學第一名。後來知道賓大有個橋牌俱樂部，就跑去看，一看基本都是老年人，以老太太為主。馬上就戒掉了。
呆了好多年經歷很多事，離開美國的時候，陳嘉映才覺出這些年的潛移默化——因為親身的經歷，對另外一種歷史、另外一種生活方式的比較具體而細微的體會。
歸來之後
回到北京已經是1993年了，帶了將近1萬美元回來。當時正是美元比值極高的時候，黑市上1美元能換十一二元人民幣，同時也是利率極高的時候。陳嘉映一算，把這錢存銀行裡頭，就是10來萬人民幣，一年不就有個1萬了？一個月就有800。我有房子住，我還用工作？
哥哥嘉曜人在國外，在北京空著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陳嘉映住進去，開始"一種極為美好的生活"。沒有電話，沒有電視，沒有影碟，什麼都沒有。就是一張書桌、一台電腦、一個書架。門一關，從早到晚工作。樓下是外院，就在外院食堂吃飯，什麼人都不認得，跟賣菜的用手指一下這個那個。不用說話，一天24小時不用說一句話。就這么過，覺得特幸福。
這幸福沒有想像中那么紮實。
先是錢被一個哥們騙走了一半，加上一系列花銷，轉眼就沒了。還有一些朋友說，你應該去工作。朋友王煒當時在北大外哲所，一直非常想讓陳嘉映回北大。陳嘉映後來就去北大看了看，一去發現北大把自己除名了。據說1980年代末什麼時候，教育部曾經下過一個檔案，說留學生出國幾年未歸的先除名，回來重新辦，就除名了。剛除了沒幾個月又下來一個檔案，不除了，就掛著。陳嘉映前後腳出國的，全都沒除名，單單把他給除名了。
費了一點周折，王煒幫忙辦了所有手續。過了一年多，陳嘉映就回到了北大。"告訴我什麼時候上課，我就到教室去上課。北大幾乎所有的教學人員都不認識，直到現在也不認識。"
現在？現在陳嘉映已經離開北大來到上海好幾年了。這裡，更清靜些。
一個人還活著，就談不上幸福
人物周刊：一個哲學家為什麼要做哲學研究？
陳嘉映：我相信，一個哲學家之所以對哲學、對概念邏輯感興趣，是因為有一個根一直連在他要解決的問題上，把它叫作生活態度的問題也好，靈魂的問題也好，隨你。這是一件跟自己有關係的事情。做哲學就是仍然努力地保護我們的知識和我們的心靈之間的聯繫。說到底，還不是要回答這個問題嘛，就是人應當怎么生活。
人物周刊：
中國人所說的哲學和西方人所說的有沒有什麼差異？
陳嘉映：
我覺得中國的青年對哲學的理解流於浪漫主義。西方主要是從科學方面展開的，中國主要是跟詩連在一起。他們理解的哲學沒有什麼科學性可言，中國青年主要從詩的角度切入哲學。邏輯的和概念的東西是有生命的。我就怕學生單走禪的那路，太輕易地"得道"了。中國好哲學的人是最容易上這個路的。
人物周刊：
哲學家應該怎么承擔社會責任？
陳嘉映：
我覺得哲學家在讀書人意義上的責任感之外，不特別需要有其他責任感。讀書人的社會責任就是，天然應該關心公眾的事情，思考社會的問題作為對社會的酬勞。觀念批評就是一種社會責任感，在80年代非常明顯。現在社會責任感被理解為相當狹隘的、固定模式的，好像不斷對流行的事情發表見解就是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把承擔社會責任簡化為——關心生態是社會關懷，關心別的，比如關心維根斯坦就不是社會關懷。
人物周刊：
看不看新聞？怎么了解一般人的日常生活？
陳嘉映：
很少主動去了解新聞，儘管作為一個中國人在中國呆著，幾乎不可能完全信息封閉。我看過一位作家的回憶錄中提到一個事兒。他在西伯利亞流放，那個地方很閉塞。一次他在刮鬍子的時候拿著一張報紙，不經意間看到報紙上有一則訃告，是他的一個老朋友死了。再一看，那報紙是兩三年前的。然後他就做了一個comment，他說當時突然意識到，我們平時那么地渴望信息，其實這些跟我們有什麼相干？為什麼每天要知道世界上發生什麼事情？當然我沒有那么強烈的感覺，但我有時候也這么想，其實更多的是習慣而不是需要。
人物周刊：
大哲學家維根斯坦一生命運坎坷，他的學生馬爾康姆在回憶錄里寫道："當我想到他的悲觀主義，想到他精神上和道義上遭受的強烈痛苦，想到他無情地驅使自己的心智，想到他需要愛而他的苛刻生硬又排斥了愛，我總以為他的一生是非常不幸的。"而維根斯坦在臨 死時卻說："告訴他們，我度過了極其美好的一生！"怎么理解這種美好，或者幸福？您幸福嗎？
陳嘉映：
呂底亞王問過梭倫幸福問題。梭倫的回答是，對活著的人，沒法用幸福這個詞。不知道維根斯坦是讀過梭倫還是碰巧這么說的。梭倫的說法，像希臘人喜歡的那樣，說得比較外在。意思是說，在你死之前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在你頭上。我完全能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我覺得，一個人還活著的時候，真是談不上有什麼幸福。也許，一個有德的人——能夠生活在自己所信仰的生活裡面的人，是幸福的。
人物周刊：
但維根斯坦肯定不是這個意思。他的幸福不是你說的那種"有德的幸福"。
陳嘉映：
我覺得他大致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說，你做了你那一份兒。"你生活過來，就像你應該生活過來那樣。"一個人活著的時候，你總是覺得你那么地沒有做到你應當做的。這是那么明顯。但我能想像，一個人生命結束的時候，他也許真的敢對自己那么說：反正，我就是做了我應該做的。維根斯坦做了他應該做的，他能夠做的。但是我不覺得一個人活著的時候敢說這話。用海德格爾的話說，人是"向死而生"。人在向死而生的時候總是有所虧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