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掘年代
有關專家介紹，該遺址早在1947年就被人發現，經過1982年、1983年的兩次發掘，發掘到三種文化遺存：以彩陶為特徵的石嶺下類型遺存、以繩紋灰陶為代表的周代秦文化遺存、以夾砂紅褐陶為特徵的西戎文化遺存。
據介紹，繼1982年、1983年對甘谷縣毛家坪遺址進行兩次發掘後，2012年7月，經國家文物局批准，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對毛家坪遺址進行了再次全面勘探發掘並獲得重大發現。迄今為止，共探明墓葬遺址千餘座，累計發掘面積約4000平方米，清理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小墓葬199座、灰坑752個，發掘車馬坑5座，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青銅器、骨器等各類小件文物1000餘件，發掘大型墓葬兩座，其中一座為級別較高的貴族墓葬。
甘谷縣相關單位負責人介紹，由於此次發掘的墓葬均為西首向、屈肢葬，與關中地區的東周秦墓的傳統葬式相同，墓內出土的鬲、盆、豆、罐等陶器亦與後者的同類器一脈相承，故有專家判斷其為西周時期的秦墓，並把居址的文化遺存推定為西周時期的秦文化。同時，把秦文化編年推進到西周時期，用文化的實證因素佐證了2700年前“華夏第一縣”設立的歷時沿革。
考古發現
毛家坪遺址已發掘灰坑37個、房基4處、土墓32座、鬲棺葬12組。從採集和發掘出的連襠鬲、分襠鬲及彩陶器和盆、缽、罐等大量遺物看出，其文化遺存主要有三種：即以彩陶為特徵的石嶺下類型遺存，以繩紋灰陶為代表的秦文化“A組遺存”，以夾砂紅褐陶為突出特徵的與秦文化並存而又不屬同一系統的“B組遺存”。發現的一件彩陶雙耳環底缽為夾細砂橙黃色陶，高14厘米，口徑19.6厘米。毛家坪遺址的發現，為研究西周、秦文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線索和實物資料。毛家坪A組秦文化遺存共發現了各類器物1200多件（片），其中陶器1100多件（片）、玉石器86件、銅器9件（片）、鐵鐮1把、骨器18件。石器以石圭居多，共51件。墓葬形制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向西北。墓葬中，分布於房基居址的有10座，分別代表西周前期、後期、春秋、戰國四個時期。毛家坪秦墓反映的秦文化早自西周前期，下至戰國初期，前後延續七、八百年之久。 毛家坪秦墓遺存在陶器組合、形態上與周文化類似，而陶器質色、紋飾又有差異，至於屈肢葬與西首墓更是周墓中所沒有的。這種文化形態，正是秦人在古冀學習、吸收周文化與西戎文化，而形成的不同於前二者文化的生動展現。陶器組合以鬲、盆、豆、罐為主，另外還有甑等，“反映了飲食生活的內容，當以農作物糧食為其重要的食物來源之一”。墓中發現的銅器和鐵器，說明秦人在入居古冀不久就有了金屬加工業。鐵鐮的發現，是秦人較早掌握鐵器鑄造技術的標誌。
新發現
春秋早期，秦人在中國西部不斷壯大，當時秦人使用的戰車什麼樣，文獻記載很少，成功發掘的考古資料也不多。甘肅省甘谷縣新出土的一輛秦人戰車，再現了2000多年前秦人出征時的威武雄姿。
這輛戰車是甘谷縣毛家坪遺址2012年考古發掘取得的新成果之一。從考古現場看，戰車的車廂、車輪、車轅、車軛等構件都保存得比較完整，駕車兩匹駿馬的骨架也清晰可見，兩馬中間，還擺放著一件長約3米的長矛 。
甘谷縣毛家坪遺址考古發掘領隊、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教授梁雲介紹說，根據出土車馬的特點並結契約一區域墓葬形制、出土文物等，梁雲推斷，這一戰車的時間約為春秋早期，距今2700年至2600年，為研究秦早期的作戰車馬及歷史文化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相關文獻
司馬遷在《史記·秦本紀》及《趙世家》中曾經詳述秦的先世，說商朝晚期有戎胥軒，娶酈山之女，生中譎，“在西戎，保西垂”。中譎的兒子是飛（或作蜚）廉，飛廉的兒子是惡來，父子三代都是商朝末年的著名人物。《秦本紀》曾記載：“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但是秦人如何進入西陲，並且最早定居於何處，司馬遷並未說明。近年來清華大學入藏的戰國竹簡中曾發現了一部名為《系年》的古佚書，上面記載“飛廉東逃於商盍（奄）氏。成王伐商盍，殺飛廉，西遷商盍之民於邾虎（下去幾加壬）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則基本上澄清了歷史謎團，由《系年》簡文知道，商朝覆滅之後，飛廉由商都向東，逃奔商奄。奄國等嬴姓東方國族反周，亂事失敗以後，周朝將周公長子伯禽封到原來奄國的地方，建立魯國，統治"商奄之民"。同時明確指出周成王把商奄之民西遷到"邾虎（下去幾加壬）"這個地點，這也就是秦人最早居住的地方。"邾虎（下去幾加壬）"即是《尚書·禹貢》雍州的"朱圉"，《漢書·地理志》天水郡冀縣的"朱圄"，在冀縣南梧中聚，可確定在今甘肅甘谷縣西南。而這裡恰好是毛家坪遺址所在地，也是至今發現的最早的秦文化遺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