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死士
根據相關報導，當地電視台收到其中一名“福島50人”的家屬來信，指其留守福島核電站的父親現在還健康、平安，不過，核電站缺水缺糧，生活環境非常惡劣，信中還提到父親抱著必死的決心。核防護專家表示，他們連日在超高的輻射環境中工作，有7成人可能在兩周內死去。 “福島50人”正爭分奪秒，試圖用自己的身體，築起保護福島核電站的最後一道屏障。報導稱，核電站運營商東京電力公司已將團隊重新增至181人。這批勇士無懼死亡、不求留名，只以全國上下的安危為念。
接受專訪
3月27日，英國《星期日電訊報》發出了第一篇關於這些“死士”的專訪。這是“福島50死士”首次接受的媒體專訪。 3月15日，深夜11點，東京消防隊“超級救援隊”負責人Kazuhiko Fukudome正在家中。突然，電話鈴響了。電話內容很簡單：“集合你的人，趕往福島。”然後就掛了。他回頭對妻子說：“我要去福島。”她看上去嚇壞了，但很快就鎮定下來，只說了兩個字：“小心。”她知道，此時，如果她表現勇敢，對丈夫是一種力量。 違抗命令的念頭從未閃過Fukudome的腦海，但其他雜念洶湧而來。在前往核電站的路上，寂靜無聲，誰都沒有說話。“無盡的擔憂籠罩著我們。我們執行過許多任務，其中絕大多數都在平時訓練中練習過，但這次，面對的卻是一個看不見的敵人，”Fukudome說。 抵達核電站時已是凌晨兩點，3號機組開始發生核燃料棒熔毀。周圍漆黑一片，透過消防員的頭燈，看得見反應堆上冒著煙和蒸汽。所有消防設施都被毀了，他們得到通知：噴注海水，讓反應堆冷卻下來。 消防隊被分成三組。第一組開一輛消防車到距核電站800米遠的海邊，抽取所需海水；第二組在距離反應堆約2米處，實施噴注；第三組在前二組中間位置，隨時準備接應。 “情況遠比我想像的糟糕。一切都被埋在碎石之下，”Fukudome說，“鋼筋混凝土石塊隨處可見，所有下水道檢修蓋都被掀掉了，道路阻塞。我們根本無法把車開到海邊，所以只能扛著軟管，在黑暗中奔跑八百多米到海邊。” 附近停著一輛逃生車，始終處於發動狀態。如果放射性物質水平大幅上升，救生車將載著救援人員迅速撤離現場。而此時，對人體有害的核輻射，正源源不斷從反應堆迅速擴散。 “我們彼此大聲呼喊，‘很快就到了！堅持到底！再把軟管拉過來一點！’都是類似的話，”Fukudome說，“我們都戴著呼吸器，所以必須大聲喊叫。當看到水從軟管中噴出來射向反應堆時，我們都大聲歡呼‘成了’並向空中揮舞拳頭。然後，我們退後一些，因為軟管可以自動操作。” 除了呼吸器，他們只穿了平常的工作服，橘黃色的連衫褲上印著一隻瑞士聖伯納德救護犬的卡通圖案。“我知道那裡有放射性物質，但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我就穿著平時的衣服，”Fukudome說，“外面再套一件薄薄的白色衣服，除此之外，再沒有什麼了。”對於自己有沒有受到輻射，他說“是的，“但看上去似乎並不十分擔心。“我們在現場呆了26個小時，然後去了休息處，在那裡他們為我們做了檢測。我的衣服、襪子上都有很多放射性物質，所以都被沒收了。我們洗了淋浴，然後又做了檢測。我依然不算‘徹底乾淨’，但已經‘足夠乾淨’。” 供“福島50死士”暫時歇息的地方很特別，是一艘名叫Kaiwo Maru的漂亮四桅帆船。它停泊在距離核電站十幾公里遠的海港小名濱。這艘船原本準備開往夏威夷檀香山進行學員航海訓練，現在被臨時調來執行這一特殊任務。 小名濱也遭遇了海嘯重創，碼頭周圍的船隻都嚴重受損，水電設施均無法使用。但Kaiwo Maru自備發電機、淡水，還有一些原本為航海學員準備的供給。 船上的餐桌旁，幾名“死士”正吃著用咖喱烹煮的食品。這是他們幾天來吃的第一頓熱飯。甲板上有熱水淋浴可以沖洗，船艙里有舒適的床鋪可以睡覺。如果想放鬆緊張的情緒，這裡還有一個小型圖書館，有不少漫畫書和各種報紙。 但沒人感到放鬆。疲倦、焦慮，籠罩著這些沉默的工作人員。“他們非常安靜，”船長Susumu Toya說，“吃飯時沒人說話。”給他們啤酒，他們也不喝。當嘗試著與他們說話時，從他們的臉上分明可以讀到一陣又一陣的恐懼和擔心。沉默，還是沉默。 “核電站後來能恢復電力，實在是上帝的庇護，因為在如此黑暗的條件下工作，實在是太可怕了，我感到很不安全，”來自岩手縣的電力維修工Akira Tamura說。 和消防員們一樣，這些維修工進入核污染區後只有最基本的防護配備。他們每個人都配有呼吸器，但全套的防護服只有幾十名長時間呆在核電站的高層工作人員擁有，不可能人手一套。 大多數工作人員穿的是用高密度聚乙烯製成的白色套裝，和普通油漆工或清潔工穿的制服材料一樣，可以防止放射性物質接觸皮膚或進入人體，但不能抵擋大多數輻射。為了避免輻射物附著在制服表面，這些制服只能使用一次。目前，核電站里已堆積了上百件廢棄的制服。 他們的主要防護來自兩個能追蹤放射性物質的“徽章”，一旦達到危險標準，它們會發出警報。“我們最大的希望，就是我們沒有一直呆在最危險的區域裡，”一名“死士”說，“他們（東電公司）對我們說，只要我們不是一直呆在那裡，附著在制服表面的放射性物質就不會影響我們的身體。” 這些工人只能寄希望於他們說的是真的。但越來越多的事實卻在指證，他們似乎並沒有說真話。 3月24日，來自東京電力公司合作企業的兩名搶險工人在3號機組渦輪機房地下室架設電纜時，由於受污染的冷卻水進入靴子，他們腳踝以下的皮膚受到2至6西弗輻射（1西弗=1000毫西弗），是正常水平的1萬倍。日本厚生勞動省3月16日將核電站工作人員容許暴露的輻射量法定上限，從原先的50毫西弗上調至500毫西弗。即便按這一標準，這兩名工人所遭受的輻射量也達到了全年承受量的24倍。同時，兩人的尿液中也檢測到了放射性物質，這意味著他們體內也受到輻射影響，以後可能出現灼傷症狀。 而日本新聞網指出，早在3月18日，3號機組就已經檢測出高放射性物質；3月24日作業前，1號機組也檢測出超高輻射量，但東電方面並沒有及時將這些信息據實告知現場作業員工。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全院3月25日表示，搶險員工中，已有17人遭受了100毫西弗以上的核輻射。 日本首相菅直人3月26日承認，核電站的情況依然“不穩定”，他敦促周圍20至30公里範圍內的人員“自願撤離”。而這一範圍，也包括停泊著Kaiwo Maru的小名濱港。 冷卻反應堆的工作結束後，接著便是搶修電力。只有恢復電力，核電站系統才能真正得到控制。Tamura親歷著這個過程。 最初，他和他的同事只能在核電站席地而睡，因為當時還沒有實行輪班制，他們需要24小時待命。現在情況有所好轉，不過，“我到這裡（帆船休息處）來也只是洗個澡，明天我還要回去，”Tamura說，“我們一般工作一小時後，換下來休息兩小時，用這種方法儘量減少暴露在放射性物質中。開始做這工作的只有10人，現在有30人，讓我們有時間吃點東西。” 雖然目前有數百人在現場實施搶險，但真正具有專業電工技能的人很少。外界通過報導得到的印象是，核電站的情況正在好轉，但工人們並不那么自信。搶修隊隊長Nobuhide Suzuki說：“整個隊伍精神十分緊張，那裡的情況很危急，但我們必須堅持到底。我們都感覺到肩負的重任，希望能渡過難關。我們一直感到恐懼，但全世界都在看著我們。” 在輪休的兩個小時裡，他們撤到一棟樓里。它位於核電站中心位置，建於去年10月，可以防禦強震。在那裡，他們可以脫掉呼吸器，靠著牆席地而坐，吃點簡單食品，比如速食麵、瓶裝水等。大約有50名高級管理人員和操作員，包括核電站站長，幾乎全天候呆在這個建築物里。 “我一直都很害怕，”一名32歲的年輕人說，“但我知道，我的工作很重要，必須去做，這就是我的動力。” 一名地震發生時正在現場的工人描繪當時的場景：頃刻之間，主電力網癱瘓，4號機組發出可怕的轟鳴聲，地面出現巨大的裂縫，建築物的牆壁也在開裂。在海嘯到來之前，他們慌忙逃離核電站。隨著形勢的惡化，3月14日，3號機組發生第一次爆炸。當時，正好有6名來自日本中央生化核武器防禦部隊的士兵乘坐兩輛車抵達機組，6人全部犧牲，被埋在廢墟之下。 在帆船上歇息的“死士”們，自從執行搶險任務以來，至今尚無一人與家人見面。“如果我現在能做一件事的話，我真的非常希望見到我的妻子和父母，”Tamura說，“我給他們發過郵件，他們回覆說他們非常擔心。”Suzuki說，他只和家裡通過一次電話，孩子們對他說：“我們支持你。”而他的妻子卻幾乎說不出話來，“她實在太傷心了”。 這些“死士”的家人，除了暫時與丈夫離別之外，大多數還經受著另一重傷痛：失去家園。他們住在避難所里，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那裡就是他們的家。 勇氣，並不會因為害怕而缺席，它一直都在，哪怕在你感到恐懼之時。按照這一標準，這些“死士”都是真正的“勇士”。但除了驕傲和責任，也許還有另一個理由來解釋他們為何堅守崗位：他們別無去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