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歲月台灣(1900-2012)》編輯推薦：1、一張張歲月風霜的照片，1900年以來台灣歷史的最佳圖文讀本
暢銷8年，賽似100年圖文版的《我們台灣這些年》，新版《歲月台灣》近400幅珍貴照片，穿透時光，甲午戰敗，日本投降，大江大海，兩岸遙望，有大悲痛，有大歡喜，平靜無言又盡染滄桑，展現消失的台灣瞬間……
2、一個個熟悉又陌生的人物，我們生動的台灣表情
余清芳、林獻堂、莫那·魯道、胡適、雷震、蔣經國、麥克阿瑟、李登輝、鄧麗君、林絲緞、瓊瑤、林青霞、林懷民、羅大佑、辜振甫、陳水扁、宋楚瑜、馬英九……
3、一件件改變台灣的大事，一幅流動的百年台灣歷史長卷
日本殖民、台灣光復、“二二八”、國民黨遷台、金門炮戰、美麗島事件、大陸探親、汪辜會談、“保釣”、民進黨成立、開放黨禁、藍綠分野、兩岸三通……
4、一條條台灣選舉的勁爆語詞，2012新增台灣向上的力量
選舉罷免法、人民團體法、集會遊行法、選民、參選人、正副“總統”選舉、“立法委員”選舉、比例代表制、選舉委員會、投票所、唱票、計票、投票違法行為、樁腳、賄選、坐轎、抬轎……
作者簡介
秦風，龍應台的“戰友”，他引起了馬英九的“三鞠躬”，他用照片講述“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
如果秦風沒有發現那些老照片，也許，就不會有秦風與時任台北市文化局長的好友龍應台共同商議，經過兩個多月準備，2000年8月25日，一個名為“1950年仲夏的馬場町——戰爭、人權、和平的省思”的照片展覽，在台北市“2·28”紀念館揭幕（1950年仲夏，失去大陸政權，退守台灣的國民黨當局，在台北的馬場町刑場，大肆槍決了許多共產黨員和左翼人士），也不會有後來國民黨主席馬英九那著名的“三鞠躬”。
秦風，本名徐宗懋，1958年出生於台灣高雄，原籍福建古田。近年來，在海內外蒐集歷史照片等資料，並成立“台灣文史工作室”，在台灣出版了60冊的《20世紀台灣》，在兩岸文史界和收藏界獨樹一幟，以傳播中華歷史文化為職志，期望能開拓中國人歷史影像的新領域。代表作有《抗戰一瞬間》、《歲月台灣》、《寶島風情：牽動兩岸的民族記憶》、《鐵蹄下的南京》、《1904－1948：歲月東北》、《秦風老照片館》、《一個時代的謝幕：蔣介石私人攝影師作品集》、《老北京皇家建築典藏》、《老北京西洋銅版畫典藏》、《抗戰中國國際通訊照片》、《1947年春：延安》、《影像民國：1927—1949》、《殘園驚夢：奧爾末與圓明園歷史影像》、《近代中國的反光鏡》、《上海製造：1950—1960年代》等多本歷史圖文集。
圖書目錄
自序 台灣：中國大歷史的重要一環
1900—1909 日本殖民台灣之始
1910—1919 余清芳與噍吧哖事件
1920—1929 文化協會的抗爭
1930—1944 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
1945 台灣光復
1946 左翼思潮興起
1947 “二二八”事件爆發
1948 台灣省體育代表隊揚威上海
1949 國民黨遷台
1950 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
1951 台灣省徵兵令頒布
1951 保護養女運動
1952 台灣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
1953 耕者有其田
1954 火燒島紀事
1955 大陳島撤退
1956 林獻堂骨灰榮歸故里
1957 劉自然事件
1958 “警備總部”成立
1958 金門炮戰
1959 成功嶺大專集訓開辦
1960 東西橫貫公路通車
1960 雷震案與《自由中國》事件
1961 “中國小姐”選美
1962 胡適在台北逝世
1963 楊傳廣、紀政傳奇
1963 “梁祝”旋風
1964 麥克阿瑟公路通車
1964 對山東半島的突擊行動
1965 林絲緞人體攝影展
1967 “阿哥哥”風潮席捲台灣
1967 王曉民的故事
1968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
1968 越戰與台灣
1969 金龍少棒揚威美國
1970 鄧麗君崛起歌壇
1973 林懷民與“雲門舞集”
1974 “三冠王”美夢成真
1975 蔣介石逝世
1975 瓊瑤編織愛情美夢
1977 鄉土文學論戰
1978 “十大建設”陸續竣工
1978 美國與台灣“斷交”
1979 美麗島事件
1979 首例連體嬰兒分割手術
1980 林宅血案震驚社會
1981 外雙溪放水溺斃事件
1982 羅大佑掀起黑色旋風
1982 李師科與土銀搶劫案
1984 台灣重返奧運
1985 台灣第一例試管嬰兒誕生
1985 旅美作家劉宜良命案開庭
1986 杜邦事件與環保意識
1986 台灣民進黨成立
1987 “大家樂”賭博風潮
1987 開放大陸探親
1988 淡水開出的最後一班列車
1988 蔣經國逝世
1989 股市衝破一萬點
1992 失蹤兒童激增
1993 汪辜會談
1994 傳統民間宗教熱潮
1994 開放省市長民選
1996 世紀末“保釣”風雲
1997 白曉燕命案
1998 馬英九與陳水扁的對決
1998 腸病毒危機
1999 “九二一”大地震
1999 高科技產業崛起
2000 台灣興起“上海熱”
2000 政權首度和平轉移
2000—2008 在紛擾中前行的台灣
2008年以來 兩岸和平改變台灣社會
附錄 台灣選舉名詞簡介
文摘
【1930—1944：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
霧社地區泰雅族原住民部落於1930年10月27日，在莫那·魯道領導之下，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武裝抗日行動，傷亡慘重，結局悲壯，寫下台灣抗日史重要的一頁。
這一天，霧社地區的日本人為了配合“台灣神社祭”正舉行聯合運動會，以紀念三十五年前征台喪生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這項活動集合了大部分的日本人，因疏於戒備，霧社泰雅族的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便號召了波亞倫社、斯克社、荷歌社、塔洛灣社、羅多夫社等六個部落的族人共同起事。這天凌晨，各部落攻陷了日警駐在所，取出武器彈藥，莫那·魯道則率隊埋伏，準備攻擊霧社日警駐在所以及日本人宿舍區。莫那·魯道的次子巴沙歐·莫那則率主力到運動場四周，伺機攻擊。
早晨，當運動場奏起日本國歌時，抗日族人攻進運動場，與日本警察格鬥廝殺，一時之間運動場、駐在所、宿舍、郵局等地均見追殺場面。由於日本人毫無戒備，共有一百三十四人喪生，受傷者二十六人。其中，台中州能高郡郡守小笠原敬太郎由運動場逃往眉溪，途中在一座橋邊被追上來的原住民殺死。
霧社事件震驚全台和日本，不僅在於日本人死傷慘重，也在於正值大日本帝國國力巔峰之時，日本在台灣的殖民已屆滿三十五年，大規模的反抗活動在前十年已陸續平息，殖民建設亦步入正軌。在日本殖民者的眼中，台灣應是人心歸順，浸沐皇恩感戴不已才對，突然之間竟遭遇如此暴烈的反抗，讓他們極為震驚。日本殖民當局遂派出大批部隊對抗日原住民展開報複式的武力鎮壓。
1895年日本人入台以後，即以武力鎮壓和教化作為殖民統治的兩大基礎。對於以農耕商業為生，且具有文化背景的漢人而言，上述政策在較短期間內即取得一些效果。可是對於擁有本身完整獨立文化、社會組織和生產方式的原住民部落而言，殖民當局強行同化的政策卻引起了激烈的衝突。加上日本人態度傲慢，鎮壓手段殘暴，又充分利用原住民部落之間傳統的讎隙，刻意製造流血衝突，這些都在原住民心中埋下反抗的火種。簡單地說，殖民當局開山墾荒，雖然將近代化的設施和技術逐步帶入山區，而對原住民的傳統文化和生產方式卻毫無尊重之意，不僅如此，他們還強征勞力，掠奪土地資源，污辱原住民的祖靈。長年的殖民與同化政策，使原住民的母文化面臨崩解的威脅。因此霧社事件的醞釀，實非一朝一日。
事件發生的當天下午，日本台灣軍司令部立即派遣兩架飛機前往霧社山區偵察，同時出動台灣軍步兵第一聯隊台中分屯大隊、台北駐屯部隊、步兵第二聯隊台南駐屯部隊、台北山炮兵大隊等共一千三百餘人，經協同整編後，於10月31日上午對抗日原住民發動了總攻擊。此時，起事的族人在突襲成功、奪取大量武器彈藥後，即遁入深山，準備據險抵抗日本軍警的反撲。
由於山勢險峻，日軍推進緩慢。從11月7日起，日軍使用山炮、曲射炮、機關槍，並派出飛機投擲毒氣瓦斯，卻始終無法攻克抗日族人的主要據點。11月18日，日軍再度發動總攻擊，並利用與抗日族人有傳統讎隙的其他原住民部落，將其置於第一線，以減少日軍自身的傷亡。儘管抗日族人英勇抗敵，但畢竟彈藥和糧食有限，敵對的原住民部落又舉族而入，使抗日族人傷亡慘重，節節敗退，戰役進行了四十餘天，終至彈盡援絕。莫那·魯道只好帶著一批族人繼續退往深山。最後的結局是，莫那·魯道的妻子上吊身亡，莫那·魯道槍殺了兩名孫子，將妻子與孫子的遺體火化，他本人則走進山林自殺。其他族人或戰死，或自縊，或遭誘捕，命運悲慘。被捕的五百餘族人則被分別扣留在幾個收容所里，其中以老弱居多。
1931年4月24日，日本人進行了一項報復計畫，刻意鼓動與抗日族人敵對的道澤部落組成一批突襲隊，趁深夜攻擊兩個收容所，殺害二百一十六名抗日族人。他們提了一百零一顆人頭回到道澤，並在人頭堆前合影留念，當成光榮的勝利。這次行動又被稱為二次霧社事件。
此外，霧社事件中還發生了花岡家族的悲劇。為了執行對原住民籠絡和同化的政策，日本人曾刻意培育原住民精英。其中霧社的拉奇斯·諾敏自台中師範學校講習科畢業，日本姓名為花岡一郎，被派任教職，其弟花岡二郎則被派任警丁。花岡家族被日本人視為對原住民政策的樣板人物。霧社事件發生時，日本人曾傳言系花岡家族所策動，怒責其恩將仇報。後來日本人收回霧社時，真相始大白，受日本人栽培的花岡一郎、花岡二郎在此事件中深陷族人與日本人雙重情義矛盾中，最後帶著家屬二十一人，在小富士山或自縊，或切腹殉死。他們留下的遺書中寫著：“我等得離開這世間，族人被迫服勞役太多，引起憤怒，所以發生這事件……”臨死前仍替自己的同胞講話。
霧社事件後，日本人在事件現場興建“霧社事件殉難、殉職者之墓”。每年10月27日，能高郡役所皆在這裡舉行紀念活動。1934年，日本人從山裡尋獲莫那·魯道遺骨，並刻意在能高郡役所新廈落成時公開展示，後來又送交台北帝國大學供作研究標本。
1945年台灣光復之後，霧社事件獲得全面平反。中華民國政府在同一地點建“霧社事件抗日紀念碑”，表彰其“碧血英風”。內政部亦明令表彰莫那·魯道，並頒發獎狀予其遺族，謂：“南投縣民莫那·魯道於日據台灣時期，領導本鄉霧社胞起義抗敵，先後激戰斃敵數百餘，終以眾寡懸殊，彈盡援絕，全部殉難，其志可嘉……”此後，莫那·魯道的遺骨亦被恭迎埋葬在紀念碑下。
1995年正逢甲午戰爭一百年、台灣光復五十年以及霧社事件六十五周年，經過各界的努力，莫那·魯道的銅像終於豎立在霧社，面對著生生不息的山麓，遙望著原住民的祖靈。在這場歷史事件中，原住民表現了不朽的抗暴精神。
【1945：台灣光復】
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將軍於1945年10月25日，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接受日本駐台“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投降，標誌了日本在台灣半個世紀殖民統治的正式結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發布詔書，表示願意接受波茨坦會議宣言的各項規定，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當天上午7時，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接獲日本投降電文，蔣介石隨即電南京日軍侵華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指示六項投降原則。
8月22日，中華民國政府再以備忘錄的形式，將各地區受降主官姓名、受降地點及日軍代表投降部隊長姓名、應投降之部隊番號，通知岡村寧次。其時受降區域先列為十四區，後增列台灣澎湖地區為十五區，其規定如下：“台灣澎湖列島陳儀為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為10HA、8FD、9D、12D、50D、66D、71D、75BS、76BS、100BS、103BS、102BS、112BS，及澎湖守備部隊。集中地由陳儀決定，日軍投降代表10HA安藤利吉。”
9月1日，中華民國政府在重慶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委派陳儀為行政長官，又成立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準備接受在台日軍之投降。9月9日上午9時，何應欽將軍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在南京主持日本無條件投降典禮，岡村寧次代表日本政府簽署了降書。八年抗戰正式宣告結束，中國贏得了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場戰爭，全國人民莫不沉浸在勝利的氣氛中，欣喜異常。
10月17日，何應欽將軍令國軍第七十軍開赴台灣，並成立台灣前進指揮所，由葛敬恩中將負責主持。陳儀將軍於10月24日抵台，受降式於25日上午10點在台北市公會堂舉行。
當日上午9點左右，參加人員陸續入場。中國政府代表陳儀、葛敬恩、柯遠芬、李翼中、嚴家淦、黃朝琴、徐世賢等，台灣人民代表林獻堂、陳炘、杜聰明、羅萬俥、林茂生等，媒體人士李萬居、葉明勛、李純青、陳正彪、楊政和等，共二百五十人與會。9點35分，朱家賓上校前往“總督府”率同日方代表至公會堂。9點55分，受降代表及參加人員入席。陳儀將軍入席之時，全體肅立奏樂。接著，陳漢平少將引導日本投降代表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台灣軍參謀長陸軍中將諫山春樹、總務長官代理農商局長須田、高雄海軍警備府參謀長中澤佑少將等入場，向陳儀將軍敬禮，陳儀命日方代表就座。
陳儀將軍宣布：“台灣日軍業於中華民國三十四年9月9日在南京投降，本官奉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轉奉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之命令為台灣受降主官，茲以第一號命令，交與日本台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受領，希即遵照辦理。”安藤領證簽字後，由日本代表將受領證呈給陳儀，隨後日本全體代表退席。陳儀將軍旋即發表廣播講話，鄭重宣告：“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這件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實，本人特報告給中國全體同胞及全世界周知。現在台灣雖然已光復，我們應該感謝歷來為光復台灣而犧牲的革命先烈及此次抗戰的將士……”
受降典禮完成後，下午3點，台灣各界在公會堂舉行了慶祝台灣光復大會。第二天，台北學生聯盟會，又發動了全市學生慶祝光復大遊行，再度掀起一連串的慶祝高潮。
台灣經過半世紀的異族統治，儘管終於擺脫了桎梏，回到了祖國的懷抱，但有識之士對於時局的發展仍不敢輕忽大意，尤其抗戰勝利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衝突日趨緊張，一場大規模的內戰隨時可能爆發。這對於亟需和平與重建的台灣而言，無疑增加了許多變數。
10月26日，《台灣新生報》創刊的第二天，一篇名為《受降觀禮與慶祝光復》的社論，語重心長，字字警策。其精義如下：
“昨天陳長官台北公會堂接受安藤利吉大將的投降，儀式隆重而嚴肅，由受降簽字起，台灣主權正式的歸宗祖國了。許多人在會場上感激涕零。回憶五十年往事，像一場噩夢。一旦醒來，說興奮也不是，說安慰也不是。應清算的歷史被清算了，我們覺得幸福與感謝。”
“台灣受日本統治半世紀，非無進步，日本對台灣慘澹經營多所建樹這是事實，但那是另一回事。日本指導台灣的最高原則錯了，它希望同化台灣，並以台灣為南進的航空母艦……過去日本民族最大的毛病，就在許多人不知道失敗，而妄自尊大。現實無情，對抱優越感的那些人提出了修正了。真理不僅在‘人生而平等’，也在每個民族都有同等的智慧……台灣問題的解決，為清算中日關係的一環，日本人應趁此機會重新認識中國，中國已非‘吳下阿蒙’。以前日本認識中國，大概都是見樹不見林，見近不見遠，今後還有重蹈覆轍的可能。我們非常誠實希望在台日人把眼光放遠，不對的觀念，要徹底滌除。”
“說到光復，我們的心裡，自有壓抑不住的歡樂。‘否極泰來’，台灣所以有今天，實乃祖國無數災難換來的果實。台灣同胞所受的痛苦，尤其深重。但我們應該警惕，與自強不息，若快樂而不努力，或得意忘形，前途還是危險的。天下沒有僥倖的事，僥倖得來的東西最不可靠。譬如說，中國現在是強國，台胞乃是強國之民，我們一定要使它名副其實。否則我們的身份地位飄搖不定，是架空的。假如我們不能努力使中國真正富強，今天所慶祝的台灣光復，無人能保證永不再失。假如台灣光復沒有比不光復更進步，更繁榮，也會削弱光復的意義，失掉光復的光彩。”
台灣後來所發生的事情，竟為其不幸言中。台灣光復的前後正是國共雙方領導人在重慶進行談判的時候，中國大地戰雲密布，兵馬倥傯，注定中華民國政府對台灣政治、經濟的重建力有未逮。不僅如此，台灣出現貪污橫行、管理紊亂的現象，同時因受到中國大陸內戰的衝擊，物資短缺，生活困難。台灣人民從光復時的歡欣雀躍變成極端的失望與不滿，到了1947年2月底，台灣光復僅一年四個月，就爆發了全島性民變“二二八”事件。
【1958：金門炮戰】
駐守小金門的國民黨軍四十七師師長郝柏村在1958年8月23日的日記中寫道：“下午6時赴湖下晚餐甫畢，正在桌上閒談時，18時30分傳來炮聲，敵準備已久之攻擊動作開始矣。……今日敵炮襲擊，從圍頭以迄煙墩山，全面向我大小金門及大二擔瘋狂射擊幾十分鐘。”
駐守小金門的郝柏村事隔多年之後，公布了當年炮戰期間的日記，詳述當年的景況。另外一位駐守金門三獅山的一五五榴彈炮第一炮手、事後獲頒“戰鬥英雄”頭銜的郭仕山回憶說：“我聽到‘咻’一聲，知道有炮彈要落下，立即閃身，炮彈落在距我一米處，我整個人被彈起來，帽子不見，眉毛被燒，三件上衣的紐扣也全不見，左腿也被炮彈碎片擊中，整個人已昏迷不醒。……單我駐守的碉堡，就至少落下兩千發炮彈，離開碉堡時，腳都踩不到土，因為已全覆蓋炮彈碎片。”
1957年7月，台海戰雲密布，金門與廈門之間一場規模空前的炮戰即將爆發。這場戰役不僅是國共內戰的延續，也牽涉複雜的國際背景。由於國民黨方面已與美國簽署《共同防禦條約》，戰爭的規模將考驗華盛頓對台灣的承諾，以及中共與美國武裝衝突的底線。台灣本身的防衛力量以及民眾意志的強弱，也在這場炮戰中受到檢驗。
8月間，解放軍空軍米格-17戰鬥機大舉進駐大陸東南沿海機場，大批部隊亦集結在福建前線。戰事在即，美國遂將一批響尾蛇飛彈運交台灣，第七艦隊亦駛近台海以展示武力，美國並且表明，如果台灣和澎湖遭受攻擊，美國與台北的《共同防禦條約》將自動生效，不過其對於金門、馬祖地位的立場，並未明確。
8月14日，國共兩軍在馬祖海域進行了激烈的海空戰，拉開了戰事的序幕。8月23日下午5點30分，解放軍前線指揮部正式發出開始突擊的命令，金門頓時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此時台灣“國防部長”俞大維、金門防衛司令官胡璉正在張湖公路的山下漫步，俞大維被炮彈碎片所傷，由心戰指揮所主任廖光華背負進入作戰指揮所。而在翠谷湖岸的副司令官趙家驥、吉星文和章傑等三人卻遭炮火擊中並陣亡。由於事出突然，而且電話線被炸毀，導致指揮中斷，國民黨軍在二十分鐘之後才開始發炮還擊。根據國民黨軍的紀錄，“八二三”當天解放軍共打了四萬七千多發炮彈，國民黨軍則反擊了十二萬發。儘管國民黨軍被動還擊，但因使用美式巨炮，解放軍方面也付出慘重的代價。
8月24日，解放軍一方面繼續炮擊金門，另一方面又出動海軍打擊國民黨軍的運輸部隊，同時又炮擊金門機場的設施以及正擬起降的飛機，金門實際上已遭到封鎖。在炮戰的前十天，解放軍已發射十萬發以上的炮彈。9月3日，解放軍方面主動宣布自4日起停止炮擊三天，以觀各方動態，國民黨軍則藉此間隙對金門進行了空投補給。7日起，新中國與美國進行了一場政治角力，互探虛實。國民黨軍補給艦在美國軍艦的護送下，繼續對金門補給，解放軍未予攻擊。不過8日，當台美混合艦隊又到金門卸貨時，解放軍接獲指示集中炮擊國民黨軍軍艦，此時美艦不僅未予護航，反而迅速駛離。此時雙方均清楚了彼此避免正面交戰的戰略底線，不過解放軍仍然維持著“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策略，似乎有意讓國民黨軍繼續留守金門，並維持某種內戰的形式。
9月30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發表聲明，直言蔣介石應退出金門，以台灣海峽為界實行停火，不過卻遭蔣介石嚴拒，表示國民黨軍將堅守金門陣地。由於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潰敗退守台灣，美國政府內一直有主張“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聲音，意圖將台灣從中國主權中分割出去，作為協助台灣圍堵社會主義中國的合法依據，因此杜勒斯的聲明被解讀為華盛頓要求蔣介石放棄福建沿海島嶼，為兩岸政治上完全切斷聯繫做準備。此時金門炮戰摻入了國際政治的因素，國共雙方均明顯抗拒美國此一立場。
10月初，中共中央軍委下達指示：我們目前收復金馬還是仍由蔣軍占領金馬，兩者對今後鬥爭孰較有利，是我們當前必須考慮和決定的問題。當然，早日收復金門、馬祖，對解除福建沿海地區的威脅，對打開海上交通，發展福建沿海的經濟建設，對於鼓舞全國人民和我軍的士氣有很大的好處。……但是，把這個勝利和暫時利用金馬把敵人套在絞索上，把占領金馬和占領台灣統一來解決的長遠利益比較起來，則不如讓金馬暫緩占領，仍由蔣軍占領似乎較為有利。10月6日，由毛澤東起草、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暫以七天為期，停止炮擊，並提議舉行談判，不過遭到國民黨方面的拒絕。這段時間，解放軍炮火打打停停。10月21日，杜勒斯訪問台灣，與國民黨方面達成共識，即華盛頓增加對台灣的協助，不再要求國民黨軍由金馬撤退；同時，國民黨則減少在金門的駐軍，並不再對大陸使用武力。
1959年起，金廈國共守軍的炮彈均打到無人地帶，國民黨軍也停止派遣戰鬥機進入大陸，台灣海峽硝煙漸息。1961年12月，中共中央再命令福建守軍停止實彈射擊，只打宣傳彈。直到1979年，中國與美國建交，並確定其掌握了“一個中國”的原則後，原有的炮擊已失去政治意義，因此在1979年元旦中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的同時，由國防部長徐向前發布《關於停止炮擊大小金門等島嶼的聲明》，以配合其“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政策。
從1958年以後，國民黨方面一直將“八二三”金門炮戰視為“反共必勝，建國必成”的象徵，金門和馬祖也成了其“反共教育”的重要基地。每年各界都要組織勞軍團到金馬，大專生則參加金門暑訓團。至於役男當兵駐守金馬，則留下許多特殊的記憶，金馬生活的點點滴滴日後亦成為台灣集體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
【1975：瓊瑤編織愛情美夢】
1970年代中期，儘管“光復神州”的口號依然壟斷了政治思維，但社會的娛樂活動正趨於蓬勃發展，夢幻式的愛情電影風靡民間，前後歷十年不衰。
偶像式的俊男美女為“美”的標準下了不容置疑的定義，他們之間夢幻式的愛情成為青年男女比擬的對象。這些超級巨星一開始是鄧光榮和甄珍，接著是秦祥林、秦漢、林青霞、林鳳嬌（雙秦雙林），最後還有劉文正、呂秀齡、費翔等人，這些漂亮的臉蛋共同寫下了1970年代台灣的世俗愛情，背後的編織者則為女作家瓊瑤。
儘管瓊瑤的小說很少被評論家列為“經典作品”，相反的，批評者常以嚴苛的言詞形容這些虛幻縹緲、不食人間煙火的愛情故事。不過沒有人能否認，這些愛情小說曾長期占據了女學生的書包，使她們在準備各種考試的苦悶日子裡，得以一解少女懷春之思。可以說，如果不記錄瓊瑤編織愛情美夢的歷程，以及社會如何領受這些天邊的雲彩，台灣的社會生活史將是不完整的。
1975年瓊瑤的愛情處境，就如同她的小說一般，正歷經著痛苦掙扎的階段，她和事業夥伴平鑫濤的戀情持續多年未見結果。不過社會觀念正在改變，人們從不諒解他們到逐漸感受到他們的真情。瓊瑤自己說，她這一生，在她的小說中，她的歌中，都可以找到痕跡。然而她的小說又是如此多產，似乎又印證了她充沛無盡的感情以及曲折坎坷的人生；不過幸運的是，她的小說也如同西方童話一般，以“王子和公主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畫上句號，瓊瑤真實人生的收場也是如此。或許，這種喜劇結尾是瓊瑤小說讓年輕人落淚，又不斷帶來希望的原因。
瓊瑤生於抗戰時期的成都，童年時曾在湖南躲避日軍，並目睹日本兵暴行的恐怖一幕，流離失所的戰爭歲月深植於她的腦海中。1949年，瓊瑤一家又因逃避內戰遷到台灣。父親在師範大學教書，全家住在學校分配的日本式房子裡，總算過上了安定的日子。可是上了中學的瓊瑤並不快樂，反而孤獨憂鬱，她的功課除了國文外，其他科目皆一塌糊塗，以致遭到父母的斥責，自卑地服安眠藥自殺，昏迷了一個星期才被救醒。十八歲那年，瓊瑤歷經了人生的初戀，熾熱狂喜卻也叛逆絕望。她戀愛的對象是大她二十五歲的老師。就如瓊瑤所描述，一旦愛情發生，就不是年齡、身份、地位、道德種種因素所能限制的，兩人幾度協商分手，在理性、情愛中翻騰。當這段戀情曝光後，母親怒不可遏，她將瓊瑤的厭世悲觀全部歸咎於老師，將老師一狀告到“教育部”。在當時保守的觀念下，這場師生戀以老師被解聘、身敗名裂為結局。在巨大的社會和家庭壓力下，逃脫的瓊瑤後來寫著:“別了，我的老師。二十歲那年，我常倚著窗子，看天空有沒有燕子飛過。”這一段悽苦的師生戀孕育了瓊瑤日後第一部長篇小說《窗外》。
二十一歲那年，瓊瑤跟愛好文學、熱衷寫作的慶筠結婚，從認識到走入禮堂只有七個月。儘管慶筠兩袖清風，但瓊瑤為他的痴情所感動，不顧母親的反對，決定與他廝守一生。然而婚後現實的經濟問題立刻出現，再加上慶筠寫作事業不順，夫婦常陷入低落的情緒。不久，瓊瑤生了一個兒子，在經濟壓力下，她寫了一篇小說投到《皇冠》雜誌社，文章很快刊出了，接著她又連續投了幾篇中篇小說，《皇冠》回響都很積極，社長平鑫濤還主動寫信向瓊瑤邀稿。慶筠和瓊瑤寫作成果的消長，使得他們的關係更趨緊張，至此，他們的婚姻已瀕臨破裂邊緣。
1963年，瓊瑤的首部長篇小說《窗外》刊於《皇冠》雜誌上，隨後出版了單行本。事後瓊瑤回憶:“我悄悄在書攤前逛來逛去，偷偷看著這本書。看到居然有人去買書，我興奮得心臟呼呼亂跳。晚上回家，做夢都會笑。”這本小說十分暢銷，讀者反應熱烈，但由於這是作者本人真實的故事，立刻也使瓊瑤遭受社會道德的壓力。父母來信指責這本書是“風流自得”，慶筠更是悲傷不已，夫妻二人終於正式談到離婚之事。這一年，瓊瑤又完成了《六個夢》和《煙雨濛濛》，首度接受電視採訪，並見了平鑫濤。平鑫濤告訴她，《皇冠》慘澹經營快十年了，現在終於遇到一個瓊瑤，或許真要起飛了。瓊瑤與平鑫濤合作的確代表他們事業的起飛，但這也意味著慶筠寫作夢想的落空。隔年，瓊瑤與慶筠正式分手。
結束了五年的婚姻，瓊瑤感到失落與惆悵，但也離開了糾纏不清的苦惱。在平鑫濤的鼓勵下，瓊瑤接連又發表了《菟絲花》和《幾度夕陽紅》，從此正式成為職業作家。1965年，“中央電影公司”買了《六個夢》的著作權，拍成《第六個夢》和《婉君表妹》兩部電影。片子一推出，戲院門口擠得水泄不通，瓊瑤的愛情故事搬上了大銀幕，感動了成千上萬的青年男女。她的小說同時也被改編為廣播劇，每天夜裡通過收音機伴著工作勞累了一天的普羅大眾。
此時的瓊瑤，經濟上變得相當富有，她的每一本小說都是電影界爭取的對象，而主演《窗外》的十七歲女孩林青霞，日後則成為瓊瑤愛情電影的首席女主角。這時，平鑫濤與瓊瑤已由相知到相愛。然而平鑫濤已有家室，這段感情就如瓊瑤的小說般，注定要碰得遍體鱗傷。平鑫濤與妻子的離婚談判持續了八年，1979年，瓊瑤和平鑫濤在歷經風風雨雨後終於結婚，而這一年瓊瑤已經四十歲了。在現實人生中，瓊瑤人生的公主與王子終於得以快快樂樂地度過一生了。他們住在有假山流水的大房子裡，繼續寫小說、製作電影和電視連續劇，活在別人演的戲裡，也活在自己演的戲裡，既是戲迷，同時也是忠貞不貳的演員，終身無悔。
這樣，瓊瑤筆下的愛情小說，實際上就是她完整的人生。她早期的作品有著時代的苦澀，那是童年顛沛流離、刻骨銘心的記憶，也有貧賤夫妻理想與現實的掙扎，反映著他和慶筠殘缺不全的夢。1970年代，瓊瑤名氣變大，生活富裕的時候，《心有千千結》、《一簾幽夢》、《在水一方》里的男女主角就已不愁吃穿，可以專心談戀愛了。等到《我是一片雲》、《月朦朧，鳥朦朧》、《雁兒在林梢》、《聚散兩依依》時，那簡直就像富家子弟的愛情遊戲。男主角都是開大車，住洋房，親戚都在美國。情節也變得非常簡單，通常都是兩位英俊的男人和兩位美麗的女人，然後他愛她，她不愛他，卻又愛另一個他，不過他卻不愛她，愛的是另一個她。此外，劇情往往發生在客廳、舞廳、咖啡廳三個相當固定的地方，所以又被揶揄為“三廳電影”。
1980年代中期，瓊瑤的小說熱在台灣逐漸退潮，卻又在大陸迅速燃燒起來，延續了相當時日。不過她所製作的電視連續劇卻始終有很高的收視率，無論台灣和大陸均是如此。不管文學評論者如何看待瓊瑤的小說，她所編織的愛情美夢對戰後台灣的大眾文化和娛樂生活，無疑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
【1979：美麗島事件】
1979年12月10日，台灣黨外人士借世界人權日在高雄市舉行民眾大會。當晚黨外人士和民眾手持火把，沿中山一路向新興分局前大圓環方向前進，遭大批憲警攔阻，隨後發生一場嚴重的暴動事件。
1978年中壢事件後，台灣反對運動出現向社會擴散的現象。由於經濟日益繁榮，人民知識水平提高，對政治上層逐漸形成衝擊，帶來分權的壓力。與早年反對運動不同的是，此時反對者既非書生論政，亦非無黨籍的地方士紳，而是結合政治、社會思想的行動者，通過民眾運動要求更多的自由以及更平等的參政地位。此外，在台灣的歷史條件中，由於“反攻復國”政策逐漸失去現實性，只具象徵意義，省籍問題在政治、經濟和教育文化資源上的合理分配亟待解決，因此本土精英形成主要反對力量，本土意識漸成主要反對意識形態。
1979年5月，《美麗島》雜誌社成立，由黃信介任發行人，許信良任社長，施明德任總經理，姚嘉文、林義雄任發行管理人，張俊宏任總編輯，其成員幾乎涵蓋所有本土反對精英。8月間，《美麗島》雜誌發刊，在信息相對封閉的環境中，此一充滿異議色彩的政論刊物，立即受到高度的注意，銷量激增。該社旋即在全省各地廣設分社，吸收熱忱青年，並藉由集會、演說等活動傳播政治主張。不久，《美麗島》雜誌社發展成粗具規模的政團，與執政當局在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上的矛盾迅速激化。
12月初，《美麗島》雜誌社向高雄市警察局申請在扶輪公園舉辦世界人權紀念日大會，未獲同意，該會決定仍照原定計畫集會。12月9日，《美麗島》人員駕車廣播，號召民眾參加翌日集會，遭警方制止扣留，雙方發生摩擦。10日下午6點左右，《美麗島》人員及民眾三四百人，各持火把出發遊行，由施明德以擴音器指揮，黃信介帶隊。行進至新興分局前，遭到大批憲警攔阻，周圍民眾則越聚越多。8點15分，施明德、姚嘉文等人進入新興分局與“南警總部副司令”張墨林少將、市警局督察長黃其昆等人協調，提出希望撤走憲警，以便外圍民眾得以進入。張墨林等人不同意這種做法，於是遊行民眾遭到包圍，進退無路。《美麗島》領導人回到車上指揮民眾企圖突破封鎖線，雙方遂發生三次較大的衝突。由於憲警遵照上級“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指示，以致在木棍、鐵條、磚塊交加之下傷情慘重，共有一百八十餘人受傷。為避免事態進一步發展，憲警遂施放瓦斯，進行鎮暴，使事件逐漸平息。然而經過此一示威暴動之後，主要街道已成一片瘡痍。
與中壢事件遭到新聞封鎖的情況不同的是，美麗島事件的隔天，各報均作了大幅詳細的報導。大批憲警受傷的情形激起民眾廣泛的同情，譴責《美麗島》的聲音四處可聞，形成對《美麗島》不利的政治氣氛。13日清晨6點起，在迅速完成部署後，以“警備總司令”汪敬煦為首的安全首長，下令“調查局”、“刑事警察局”、“憲兵司令部”等部門組成的十五個小組，同時在各地展開逮捕行動。三個多小時內，一共在台北、高雄、桃園、南投、基隆等地逮捕了十四名《美麗島》骨幹人員，其中施明德跳樓逃亡。在許晴富、張溫鷹等人的協助下，施明德曾試圖化裝逃亡，然而在躲藏二百七十五天之後仍然遭到逮捕。
1980年2月，“軍事法庭”審理美麗島事件，檢察官指控黃信介、施明德、姚嘉文、林義雄、張俊宏等人密謀推翻當局。由於牽涉人員甚多，這項審訊受到國際傳媒和美國政府、國會、人權組織的高度關切。為示審判過程公平公開，執政當局開放島內外人士旁聽，並同意被告委託律師辯護。審訊期間，被告等人在庭上陳訴其政治觀點，律師亦以長篇報告詳述“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以致審訊本身形同公開的政治大辯論，並且巨細靡遺地刊在報紙上。此外，審訊不僅提供執政者與反對者再一次信念與力量衝擊的舞台，也造成當局與國際傳媒的緊張關係。“新聞局局長”宋楚瑜以強烈的語氣指出《新聞周刊》片面聽信施明德的美籍妻子艾琳達的說法，也指責美聯社記者的錯誤報導，並取消其法庭的採訪權。4月18日，“軍事法庭”宣布判決結果：施明德處無期徒刑，黃信介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姚嘉文、張俊宏、林義雄、林弘宣、呂秀蓮、陳菊等處十二年有期徒刑。後黃信介改判十年，其餘六人為八年。此外，尚有三十餘名人士被控以公然聚眾施暴，其中一部分被處一至三年的有期徒刑。
首度判決宣布後，美國國務院立即作出反應，發表聲明:“我們希望此事不表示台灣近年來在政治自由化方面已獲致進展的過程，會有任何中斷。我們最為關切的是，此項情勢能以有助於島嶼內部的安定和人權的方式獲得解決。我們希望台灣當局，將以合乎台灣最近在人權方面獲致進展的精神來考慮他們的抗訴。”美國政府對美麗島事件持關切的態度，但公開態度較溫和，對國民黨的施壓多以私下方式進行。
毫無疑問，美麗島事件在台灣戰後政治發展史上具有分水嶺的意義，象徵經濟發展牽動的參政意識、信息的流通，均使政治發展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受此事件衝擊後，台灣知識分子，尤其是本土知識精英在思想和政治上的集結更加迅速。美麗島事件後，其辯護律師尤清、蘇貞昌、陳水扁、謝長廷，家屬許榮淑、周清玉、黃天福等人旋即填補空當，成為下一階段反對運動的主要角色，在1980年代持續通過選舉、民眾活動、辦雜誌等形式，擴展其影響力，衝擊政治和社會體制，並孕育新的價值觀念。在台灣中產階級興起成為穩定的社會力量的過程中，反對運動的擴展在騷動不安中又呈現著相對穩定的狀態：若和平推進遭致鎮壓則易獲得社會的同情和支持；反之，過度訴諸暴烈手段則易遭受社會的責難。這種情況使得執政者和反對者在權力鬥爭的過程中，所使用的手段被迫趨於理性化和規範化，成為政治發展和法律的基礎。
1990年5月，當局發布政治“特赦令”，施明德獲釋。到了1990年代末期，美麗島事件的相關人士在政治領域的發展上頗為可觀，許多人在“國會”和地方位居要津，並直指執政中樞的目標。在新的政治環境和思想價值中，美麗島事件終於獲得全面平反，並被視為台灣政治發展運動的重大進展。
【1987：開放大陸探親】
隨著1986年開放“黨禁”後，台灣社會開放的腳步更形加快，兩岸關係的種種禁忌亦逐步解除。10月14日，國民黨“中常會”決定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成為兩岸關係的一大突破。
當局經過兩個月的反覆研議後，終於確定了這一政策。但就如其他解除的政策限制一般，其背後觀念的改變卻經過了長期的衝突、轉折和醞釀，終於使得政策改弦易轍，成為水到渠成之事。
198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呼籲台灣與大陸進行通航、通郵、通商，台海關係即出現新的變化。大陸主動緩和台海關係，其主張和平交流的姿態對台灣當局形成了壓力。國民黨以過去在大陸與中共談判失敗的教訓，指責其為統戰手法，不予理會，同時又提出對中共“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儘管如此，“三通”不僅是中共對台政策，也是其整體改革開放政策的一部分。中國大陸開始以經濟發展為中心，逐步調整計畫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由於物質、資金匱乏，海內外通商貿易需求量極大。一時之間，國際上出現赴大陸投資的熱潮，台灣海峽上漁船交易走私數量激增，越來越多的台灣貨品通過香港轉口到大陸去。這種種現象均對台灣的“三不”形成嚴重的挑戰。
首先，基於經商的目的，一些台灣商人開始經由香港到大陸尋求商機並藉機旅遊觀光，另一些人則回大陸探親。儘管偷偷赴大陸的民眾越來越多，但當局並無改變政策之意，反而為了貫徹政策，在香港加強蒐集情報，對曾赴大陸的人進行約談偵查。這種做法與時代潮流相左，逐漸招致民怨，引來批評。到了1985年以後，台灣民眾非法到大陸的情況日益普遍，政策與現實嚴重脫節，其中有關老兵返鄉探親問題更形成社會關切的焦點。1949年隨國民黨來台的官兵約在六十萬人之眾，其中包括正規軍、游雜武裝和在國共內戰中被拉夫者。來台初期，受政策號召，大陸籍官兵多抱著短期內將返回大陸的幻想。1950年代中期以後，大批官兵在“退輔會”的安排下解甲歸田，投入修路工程和農業生產，當局並頒發“戰士授田證”，允諾將來“反攻大陸”後憑此證“授田”。
然而經過四十年之後，兩岸硝煙漸息，蔣經國的政策也由“反攻復國”轉為“建設台灣”，國民黨軍官兵早期的“軍事轉進”變成了實質上的落地移民。由於官兵們多來自社會底層，平均教育背景不高，亦缺乏專業技術，在台舉目無親，退伍後大多以從事體力勞動謀生，生活清貧。隨著歷史環境的改變，當年來台灣的青年到了1980年代已是年過半百之人，此刻無不渴望返鄉探親，一解數十年思鄉之苦。此一階段的台灣社會又逢政治解嚴、思想轉型，因此站在人道立場呼籲，允許老兵返鄉探親的聲音隨之高漲，由何文德組成的“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的部分成員更公開返回大陸探親。
雖然內部反對聲音仍在，但鑒於大環境的變化，蔣經國仍決定開放大陸探親。11月2日，紅十字會開始受理民眾赴大陸探親，半個月內十萬份申請表被領取一空。老兵們開始正式踏上返鄉之旅。然而遷台老兵多半清寒，無旅費返家者頗眾，因此各界紛紛發動捐款，三家電視台和《聯合報》共同舉辦“為老兵而唱”演唱會，加上其他募款活動，共得二億多台幣，作為老兵返鄉探親的補助款。
老兵終於達成返鄉的心愿，但是兩岸畢竟隔絕了四十年，人事景物不復當年，思鄉之苦既解，現實問題又接踵而至。有些老兵在台灣又娶妻生子，返鄉之後與大陸原配關係出現法律問題；也有一些老兵因身無財產，不符家鄉親人的期望，遭到冷落；還有一些老兵與家鄉當地幹部存在著歷史仇怨，發生一些麻煩。只有少部分老兵返回大陸定居。
開放探親代表了兩岸交流新時代的開啟，並帶來許多需要兩岸共同協商解決的問題。儘管開放探親原來只是針對在大陸有三等親的台灣民眾，但有關大陸旅遊的禁令很快亦成一紙虛文，在大陸無親可探的本省民眾亦組團赴大陸觀光。兩岸交流日益密切所衍生的各種問題，使得兩岸代表接觸談判成為無可避免的趨勢。
序言
20世紀的台灣，與祖國的歷史命運緊密相連。由於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台灣被分割出去；由於中國贏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台灣又重新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又由於國共內戰，使得台灣與中國大陸長年處於對峙與分隔的狀態。可以說，台灣20世紀所走過的道路，是中國大歷史的重要一環，也是中華民族文明進程不容忽視的足跡。
1949年國民黨退據台灣之後，實行了一種比在大陸時期更為嚴厲的專制體制，不過同時也實施了在大陸時期所未能做到的諸如土地改革等一些舉措，並在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中發展了經濟。文化上，台灣則清除了日本殖民地文化的影響，全面恢復了傳統的中國文化。又經過四十多年的中西文化的融匯，台灣最終在上個世紀的90年代實現了社會形態的轉型。
目前，海峽兩岸暫時的分離狀態固然令人痛心，不過對於已發生的不幸，我們寧願以冷靜理性的態度去面對。筆者力求以客觀平和的態度記錄過去一個世紀寶島的土地、人民、歲月與情感，其中包括了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等各個層面。相信這樣的努力將有助於拉近兩岸人民的心理距離，並有助於兩岸人民共同攜手創造中華民族美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