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武開章武開章，1905年8月生，陝西省佳縣人。1925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中共山東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七大正式代表。
簡歷
早期革命經歷
1916年起在本村國小讀書。1921年起在佳縣高小、榆林中學讀書，嚮往光明和進步。參加學生運動。1928年起在佳縣萬鎮高小當教員。1931年在佳縣高小任教員，後擔任佳縣岔道鋪區區長。利用合法身份，在民眾中傳播馬列主義，秘密發展黨的組織，開展地下革命活動。1933年至1934年任本村黨支部書記。1935年春擔任陝北紅軍獨立第三團政治處處長（主任）、黨總支書記。1935年秋至1936年4月任陝北游擊隊第二十一支隊政治委員。1936年4月至1937年7月任中共神府特委常委、宣傳部部長。西安事變後，受黨組織派遣先後與山西閻錫山部、國民黨第二十二軍談判，達成“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協定。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
七大代表證1937年7月至1939年2月任中共神府特委宣傳部部長、統戰部部長。期間，1938年3月至12月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39年1月至1942年2月任陝甘寧邊區神府分區委員會書記。1939年2月至1942年2月任陝甘寧邊區第一河防司令部政治委員。1941年7月至1942年9月任神府縣第一屆參議會議長。1942年9月起任八路軍第一二○師暨晉西北軍區河防司令部政治委員。1942年至1945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組織部組織科長、辦公廳秘書處處長。1945年2月至1949年9月任中共綏蒙區黨委委員、常委、組織部部長。1945年4月至6月作為陝甘寧邊區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 。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1949年10月至1954年10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機關黨委書記。1954年12月至1955年9月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1955年10月至1962年12月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常務委員、自治區委員會第二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至1956年7月），兼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監察委員會書記（至1960年3月）。1956年7月至1959年9月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書記處書記。1959年“反右傾”鬥爭中受到錯誤的批判和處分。同年9月至1965年任新疆區黨委常委。期間，1963年10月至1965年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在貴州遵義地區參加四清運動。1965年12月至1970年2月任山東省農辦副主任、黨委委員，省農業局黨的核心小組成員。1972年8月至1977年任山東省革命委員會農村水產局副局長、黨的核心小組成員。1977年8月至1979年任山東省革命委員會常委、副主任。1978年6月至1979年1月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79年7月至1983年7月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兼任中共山東省委組織部部長（至1982年12月）。1979年8月徹底平反，恢復名譽。同年至1982年12月兼任中共山東省委省級機關委員會第一書記。1979年12月至1980年7月兼任中共山東省委黨校校長。1983年7月至1985年12月任中共山東省顧問委員會常委、副主任。1986年11月19日在濟南逝世 。
生平
大革命時期出了名的紅人
1924年春，武開章以優異成績考入陝西省立第六中學即榆林中學。1924年12月，榆林中學成立了馬列主義研究會，有李子洲等教師及學生劉志丹、武開章等參加。由於思想覺悟高，表現積極，李子洲“推薦劉志丹、王子宜、曹立如、武開章”等20多名學生第一批加入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共進社”。1925年5月，在李子洲的指導下，由北京區委李大釗派遣來榆林地區工作的耿丙光介紹，榆林中學黨組織吸收劉志丹、武開章等11名同學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武開章成為大革命時期榆林地區最早的黨員之一。
1925年冬，武開章擔任了榆林中學黨支部書記。當時正值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為了便於開展和領導學生運動，按組織的決定，武開章以個人名義加入了國民黨，並任國民黨分部委員。他利用合法身份，積極組織領導了一系列呼應全國革命鬥爭形勢的學生罷課、遊行示威、募捐等活動。還組織領導了榆中的第三次學潮，將鬥爭矛頭直指陝北的土皇帝一一陝北地方軍閥井岳秀，迫使其派員與學生進行談判，基本滿足了學生的要求。他還和高光祖在佳縣組建了“振佳會”，創辦了《振佳》會刊。他協助黨組織幫助組建了國民黨榆林縣黨部、榆林縣總工會、榆林縣商民協會等民主進步團體。他還多次組織學生遊行團，分赴榆林地區各縣，下農村、進工廠，一面向工人、農民宣講革命道理，喚醒民眾；一面幫助組建各地的工會、農協會、商協會，鼓動勞苦大眾參加革命。據《榆林黨史資料通訊》載：大革命時期，郭洪濤、武開章等都是在榆林中學“紅得出了名的人”。
創建和領導神府革命根據地
1935年春，武開章擔任了新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北獨立師第三團的政治處處長兼黨總支書記的職務，他和團里其他領導一起，帶領紅軍戰士在神木、府谷和佳縣北部一帶的廣大地區展開游擊戰爭，到處打擊敵人，不斷取得勝利。1935年10月，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為了加強對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領導，成立了陝北、陝甘兩個省委和關中、三邊、神府三個特委。12月10日，中央在瓦窯堡祁家灣召開會議，會上毛澤東同志闡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並對神府特區的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毛澤東說，神府雖然不大，但這個地方很重要，是抗日前線。那裡形勢很緊張，鬥爭很艱苦。去神府的同志一定要把黨員組織起來，民眾組織起來，動員一切力量建立統一戰線；不要被困難所嚇倒，只要堅持下去就會勝利。神府特區的軍民聽了黨中央、毛澤東的指示後。群情振奮，革命熱情空前高漲，極大地鼓舞了他們扭轉危局的信心和力量。
調查研究1936年3月，劉志丹、宋任窮和唐延傑率領紅二十八軍東征，同時幫助恢復、擴大神府根據地，開闢東征部隊後方基地。3月20日，紅二十八軍進入神木邊界，大軍所到之處，所向披靡，勢如破竹，神府根據地得到迅速地恢復和擴大。劉志丹在神木見到武開章後，兩位老同學久別重逢，格外親切。武開章把自己離開榆中後近十年的工作情況向劉志丹作了詳細的匯報。匯報過程中，劉志丹不住地點頭讚嘆，同時，劉志丹就神府蘇區的政權建設、黨的建設、武裝鬥爭、土地分配等談了自己的意見。最後，劉志丹又對武開章說：“現在神府蘇區正在迅速恢復和擴大，根據地有許多重要工作要抓緊做，我知道你的筆桿子比槍桿子還硬，搞黨政工作能進一步發揮你的作用。”武開章表示服從組織的決定。根據劉志丹提議，1936年3月，神府特委擴大會議決定武開章調離二十一支隊，擔任神府特委常委兼宣傳部長。神府軍民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創建了神府革命根據地和紅三團，後發展成獨立師與地方游擊隊總計4000多人的革命武裝力量。由於國民黨反動政權的嚴密封鎖，神府根據地遠離黨中央，長期失去直接聯繫，幾乎與外界隔絕，一直獨立存在於敵人的層層包圍之中，遭到國民黨軍隊的一次次“圍剿”。根據地軍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糾正了黨內的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粉碎了敵人的多次進攻，將這塊孤懸於陝西省最北端的根據地堅持下來，成為陝北革命根據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937年5月，黨中央向神府特區派來了以張邦英同志為團長的工作團，工作團對神府蘇區的工作給以高度的評價。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精闢地指出：“神府特區是陝甘寧邊區的前哨陣地，它保衛了陝甘寧邊區，保衛了黨中央。”毛澤東主席也曾感嘆道：神府根據地很艱苦，堅持下來很不容易。
為新疆的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在新疆工作時期1949年5月，武開章由綏蒙區黨委再次調回西北局，擔任了西北局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同時還擔任機關黨委書記和紀委委員。1954年西北局撤銷，當年底，武開章由西北局調到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擔任副書記併兼任織部長。不久，新疆分局撤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武開章擔任自治區黨委書記處常務書記兼組織部長監察委員會書記。為了對新疆各方面的發展進行正確決策，儘量減少作中的失誤，武開章雖身兼數職，但他還是把大部分的間用在深入基層搞調查研究上。他剛去新疆不久，就去伊犁地區下鄉。之後，他又奔赴南疆檢查工作，依次到和田、莎車、喀什、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阿克蘇、巴音郭楞了解情況。他每去一個地方，對那裡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情況都要進行詳細的詢問和考察。有時，他親自到田間地頭或老百姓家裡，同民眾一起研究解決他們生產和生活中的具體問題。他在新疆工作期問走遍了所有的地州市和大多數縣市，連當時最偏僻的且末、諾羌縣都留下了他的足跡，被當地各族民眾稱讚為“第一個來我們縣的自治區領導人”，“我們的好書記”。武開章對黨的幹部隊伍建設十分重視。他首先把提高幹部隊伍的素質放在第一位，要求區黨委各級黨組織把在職幹部的培訓作為黨委的大事來抓，對青年幹部有條件的要送到大專院校學習，對暫時不夠條件的要通過辦夜校和文化學習班等多種途徑來提高他們的知識水平。其次，在幹部的提拔上，他始終堅持“德才兼備”的原則，堅決反對搞從屬和依附關係。當時，在研究配備一些重要崗位的幹部時，有的領導總是強調要用“當過兵，打過仗”的，否則再好也不行。對此，其他人或者含含糊糊，或者唯唯諾諾，在會上不敢講心裡話。而武開章始終堅持原則，他心平氣和地講：“我們的軍隊是個大學校，過去培養了大批優秀幹部，現在全國解放了，進入和平建設時期，需要的幹部很多，只靠過去軍隊來的幹部是遠遠不夠、不能滿足需要的。我們黨的幹部政策，歷來是德才兼備，只要幹部符合這一標準，就應放手大膽提拔使用。”武開章是組織部長，他堅持原則，儘管有的人對地方上來的幹部百般挑剔，但許多長期從事地方工作的優秀幹部還是得到了合理的安排和使用。武開章還非常重視培養選拔少數民族黨員幹部，他擔任自治區監察委員會書記不久，就讓監委的同志了解全區各級監委領導班子中配備少數民族幹部的詳細情況，當他得知少數民族幹部在縣以上各級領導班子中占的比例很小時，他說：“我們新疆是少數民族地區，光靠外來漢族黨員幹部而沒有本地少數民族黨員幹部是做不好監察工作的。”並立即指示區黨委組織部，要很快選拔一批優秀少數民族幹部充實各級監委的領導班子。在工作中他對少數民族幹部的意見很尊重。當時，賽甫拉也夫是監委的副書記，監委起草檔案、討論問題，他每次都要徵求、聽取賽甫拉也夫和其他少數民族委員的意見。武開章自到新疆後一直分管農牧業，因為他經常深入基層搞調查，對新疆哪裡宜農，哪裡宜牧非常了解。為了把新疆的農牧業搞上去，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根據中央農業發展的方針政策，制訂了切合新疆農牧業發展實際的三年規劃和五年規劃。新疆有豐富的土地資源和廣闊的草場，發展農牧業具有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但是，當地農牧民因為不懂農牧業方面的科學技術，農業產量不高，牧業也不很理想。針對這種狀況，武開章採用多種渠道和方法，為新疆培養了大批農牧業專業技術人員，他們為新疆農牧業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他還組織動員各級黨政機關幹部下鄉包縣、包社、包隊，幫助農牧民解決生產和生活當中的具體問題。武開章經常講：“農業要上去，幹部要下去，這應形成一種制度。”每年開春，自治區各單位都要抽調相當數量的幹部下鄉支農，對農牧業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農牧業生產具有自身的特點，特別是農業，生產季節性很強，武開章對生產的每一個環節，都予以密切的關注。1958年夏，武開章在烏魯木齊市人民劇院作了一個關於發展農牧業生產的報告，這個報告就農、林、牧生產的各個環節應該如何抓，都講得十分具體。曾與武開章一塊工作過的李國瑞回憶：“五十年代中期以後，新疆農牧業生產的較快發展與武開章同志是分不開的，他為新疆農牧業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無端蒙冤忍辱負重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後，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為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主觀唯心論占了上風。武開章一貫堅持實事求是，他怎么也不相信農業生產產量一夜之問就會“成倍、幾倍、十幾倍、幾十倍的增長”，怎么也不相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這些荒唐話會是真的。1958年，新疆有些地方為了哄騙上級領導，把老百姓的鍋、鐵鎖和農具收回來煉成鐵向上級報功。武開章當時正在南疆考察，基層的同志反映說，學校停了課，農民也煉鋼鐵，成熟的莊稼無人收，大家都吃不飽，儘管晝夜奮戰，但成效不大。武開章說：“煉鋼鐵是應該的，但不能這么乾，幾百人圍著一個坑，能煉出鋼鐵嗎?農業搞不好，民眾吃什麼！”當時已是深秋季節，有好些地方的糧食、棉花還未組織搶收，成熟的莊稼爛在地里，十分可惜，可另一方面老百姓還在受餓。他看在眼裡，急在心上。針對這種情況，他和區黨委的同志商量後，發表了《在抓緊大煉鋼鐵的同時，不要放鬆農業生產》的講話，強調各地黨政領導要合理安排生產，抓好秋收秋播和農牧業方面的其他工作。可他怎么也沒有想到，這竟然成為後來把他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一條罪狀。隨著“大躍進”和大煉鋼鐵運動的不斷升溫，自治區黨委的個別領導，不顧新疆的實際，片面地作出了“一切要為大辦工業，大煉鋼鐵讓路”的決定。於是，中央撥給新疆的農用汽車、拖拉機及鋼材、水泥、汽油等都被挪用了。在武開章辦公室，各地電報、電話接連不斷，紛紛反映農場開荒完不成計畫，水利工程停工待料，小農具無法維修等等問題。武開章作為分管農業的書記，面對如此嚴峻的農業生產形勢心急如焚，在自治區黨委會議上，武開章強調：“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只有糧食獲得豐收，其它經濟工作才好做，工農業生產應統籌兼顧，合理安排，不能搞‘單打一’。”這個觀點本沒有什麼錯誤，它體現了一個黨員領導幹部對黨和人民負責的精神。但後來這也成為武開章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又一條罪狀。1958年11月，武開章按自治區黨委的統一安排和部署，在南疆傳達貫徹中央1958年在呼和浩特召開的西北五省區農業書記會議精神，這次會議提出了“少種、高產、多收”的方針。他結合新疆的實際指出：“農業生產不能一味擴大耕種面積，要把擴大耕地與提高單產結合起來，要改變傳統的粗放經營的方式，改變廣種薄收的低產狀況。”現在看來，這個觀點根本沒有錯，就是在那個“躍進”年代也應該說是正確的。更何況這是自治區黨委的集體意見。可是武開章去南疆不久，自治區黨委個別領導就指責武開章不服從自治區黨斷章取義地說武開章反對擴大耕地面積，反對“大躍進”。武開章為新疆的建設做了很多過很多好的建議。如新疆地區原來都是廣種薄收，產量很低，糧食不能自給，他就提出要以增加糧食的總產量，以滿足當地的糧食供應。區黨委討論農業生產計畫指標時，武開章以及分管農村工作的同志，認為糧食生產指標過高，要從實際出發，提出根據以往的經驗，計畫指標定為10%，就是高指標了，超過10%是不現實。全國各地“浮誇”成風，中央在北戴河會議上也認為，農業生產已經出現了產量成倍、幾倍、十幾倍、幾十倍增長的形勢。而武開章實事求是，頂風建議，提出新疆農業生產指標不超過10%，這種建議雖然是比較切合實際的，是正確的，但這是不合時宜的。自治區黨委的個別領導，明知武開章講的是有道理的，卻仍對武開章橫加指責，說他保守右傾。1959年8月廬山會議後，新疆自治區黨委於8月25日召開了三級幹部會議，自治區黨委的個別領導指責武開章散布“大煉鋼鐵，勞民傷財，得不償失”，“鋼鐵擠了農業”等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指責武開章“反對大煉鋼鐵”、“攻擊大躍進”、“攻擊自治區經濟建設方針”以及“反對自治區黨委領導”。會議以反對“大躍進”、反對總路線、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自治區黨委領導的罪名，把以武開章為首的7名領導同志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反黨宗派。1959年9月27日，在自治區黨委擴大會議上通過了《關於武開章、辛蘭亭等同志右傾機會主義和反黨宗派的錯誤的決議》，撤銷了武開章自治區黨委書記處常務書記和監委書記的職務，只保留了區黨委常委職務。1960年，西北局在打擊所謂“彭（德懷）、高（崗）、習（仲勛）”黑線漏網分子時，在新疆自治區批的就是武開章為首的反黨集團。武開章無端蒙冤，在“反右傾”和“文化大革命”中長期被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
和夫人溫桂亭1960年，武開章被下放到新疆塔城地區的沙灣縣，他忍辱負重，不屈不撓，積極工作，在下放期問，他跑遍了沙灣縣的每一個農村。他說：“既然我來到沙灣，我就一定要把沙灣的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搞上去，一定要做到自給有餘，老百姓的生活一定要得到改善。”原新疆自治區黨委呂建人書記回憶說：“開章同志志無端蒙垢，撤銷了他的區黨委書記職務，下放到農牧區勞動鍛鍊。對於黨組織的決定，他從來不打折扣地服從。在狂飆颶風面前，開章同志堅強灑脫，他深入農業區和新疆的牧區，勞動的十分認真，並和農牧民交上了朋友，他同農牧民促膝談心，了解他們的思想和生活，深入考察農牧業生產的發展情況，詳細地做大量的調查研究，並將他調查的情況和意見隨時報告區黨委。”與武開章同去農村的李白超、李志學兩同志回憶說：“武老在沙灣勞動鍛鍊時，和老鄉同吃同住同勞動，在酷熱的夏天，他頭戴草帽，頸圍毛巾，揮鋤和農民一起勞動，那一招一式完全是一個經驗豐富的老農民的姿態。”塔城地委的一位副書記感動地說：“武開章同志真是我黨的一個好黨員、好乾部，是我們的好領導。”1960年11月，武開章到塔城專區的裕民、塔城、額敏、托里等縣考察。他每到一個地方都要詳細地了解那裡的農牧業生產情況和民眾的生活情況，當他得知人民公社食堂為過冬作了較充分的準備，民眾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時，他臉上就露出滿意的笑容。考察結束後，他把各縣的情況綜合起來，為塔城專區農牧業的發展提出了很好的意見，並將調查情況寫成綜合報告上報自治區黨委。1962年，中央指示為“反右傾”中搞錯了的同志甄別平反。在1962年10月召開的自治區黨委擴大會議（三乾會）上，武開章直陳己見，做了長達兩萬字的發言。他把自己在下放勞動期間所調查的結果客觀如實地向區黨委進行了匯報。這些調查結果，足以證明他在“大躍進”期間所提意見的正確性，他用客觀事實否定了1958年到1959年期間，新疆自治區違反客觀經濟規律的一些錯誤做法。對武開章客觀公正的陳述，區黨委的個別領導不僅不予採納，反而對武開章橫加指責，並給武開章又扣上“企圖翻案”的罪名。在會上，又一次揭露和批判了武開章、辛蘭亭、楊和亭所謂的新的反黨活動。武開章再次受到無情批鬥。1963年10月，武開章到中共中央黨校開始了為期一年的學習。1964年11月，武開章被派往貴州省遵義地區搞“四清”運動。1965年11月，武開章由新疆調往山東，任省農林辦公室副主任。他不計個人恩怨，不圖升遷，不圖功名，心中只有一個宗旨，那就是努力工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1979年7月，武開章擔任了山東省委書記兼組織部長，同年12月，又兼任省委黨校校長、黨委書記。此時他已74歲高齡，但工作日程總是排得滿滿的，十分繁忙。他的夫人勸他休息一下，他就說：“我已時日不多，要加倍努力，為黨和人民多做點事。”1980年9月，他因積勞成疾，突發大面積心肌梗塞，住院搶救，但他未等完全康復，就又返回工作崗位。1983年3月，武開章因年事已高，主動辭去省委書記的職務，同年7月，他被選為省顧問委員會委員，並當選為省顧問委員會常委、副主任。1986年1月離休，同年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