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由
不當得利糾紛。
案例
呼和浩特市新城區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13)新民四初字第538號
原告楊萬明。
委託代理人趙俊峰，內蒙古錫盟蘇尼特右旗額仁淖爾法律服務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孫建雲。
委託代理人高建軍，內蒙古盛樂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楊萬明與被告孫建雲不當得利糾紛一案，本院於2013年9月6日立案受理後，依法由審判員李澤芳適用簡易程式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楊萬明及委託代理人趙俊峰、被告孫建雲及委託代理人高建軍到庭參加訴訟。後由於案情複雜，本院依法轉為普通程式後，由審判員李福林擔任審判長，與審判員李澤芳，人民陪審員李桂林組成合議庭，重新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楊萬明、被告孫建雲委託代理人高建軍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楊萬明訴稱，被告2011年9月份從原告處拿走羊絨衫，並講他能給賣了此貨，走時從原告處拿走羊絨衫半袖3件，長袖10件，褲子1件，大麻花1件，總計15件，每件價值500元×15件=7500元。此事後，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羊絨衫款，被告一直聲稱沒錢，有了再還吧。為此，原告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請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即刻返還原告的羊絨衫款7500元。
被告孫建雲辯稱，羊絨衫不是我拿的，是我介紹朋友從他那拿的，當時是我朋友拿走的，沒直接經我手，而且拿的不是15件是12件，而且當時價格也說的是150元。原告的訴訟請求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應當予以駁回。對方雖然提供了錄音，但是裡面並沒有說清楚到底是誰拿走的羊絨衫，什麼時間，拿了多少件，什麼價格，都是不清楚的，我也一直未認可拿走羊絨衫。因為我借了他50萬塊錢，還錢的時候打了3萬塊錢利息的借條，當時為了和他協調說少給他點利息我才同意幫他追這個羊絨衫。依據證據規則，為了達到調解或者和解的目的，被告已經認可一些，但是不能作為證據。只有錄音沒有其他輔證，所以錄音的證明力很低，證據規則第二條表明原告應該為自己的主張提供證據，通過庭審原告的證據不足，應該駁回訴請。
經審理查明，2011年9月，被告稱可以幫助原告代賣羊絨衫，遂介紹他人從原告處拿走羊絨衫，原告稱被告在原告家中，從原告女兒手中拿走羊絨衫半袖3件，長袖10件，褲子1件，大麻花1件，共15件，每件價值500元，當時僅有原告、原告女兒及被告3人在場。被告對此予以否認，稱系第三人拿走，且拿走的是12件不是15件，每件價值150元。原告向本院提交了被告與原告女兒、及被告與原告外甥錄音證明被告拿走羊絨衫的事實，被告對與原告外甥錄音的真實性予以認可，但稱該錄音被告一直未承認系自己拿走羊絨衫，且稱價格為150元一件，對該證據的關聯性不予認可；對被告與原告女兒的錄音證據被告不予認可。被告未向本院提交第三人的信息。
本院認為，本案的待證事實有兩個，其一為被告是否從原告處親自取走羊絨衫，其二為拿走的羊絨衫的品種、數量及單價。對於第一個待證事實，原告舉出視聽資料證據證明羊絨衫系被告從原告處拿走，被告承認視聽資料的對話為自己說的，但稱不是自己拿走，系被告介紹第三人拿走，但被告對事實的敘述前後存在很多不一致之處，先說自己從原告家中拿走，後又稱領著第三人從原告家中拿走，結合兩次庭審情況，可以確認系被告個人從原告家中取走羊絨衫。對此事實，原告完成舉證義務；對於第二個待證事實，原告稱被告拿走15件羊絨衫，每件單價為人民幣500元，被告在視聽資料中陳述自己拿走12件，且雙方商議的單價為每件150元。對此，根據舉證規則，原告應當對羊絨衫的數量、品種及價格舉出證據予以證明，原告向本院提交的錄音證據僅能證明被告承認拿走了羊絨衫，但對羊絨衫的品種、數量及價格僅有原告的個人陳述，無其他證據予以證明。且在無法確定羊絨衫的品種的情況下，也無法對其進行價格認證。原告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本案的主要訴爭事實，就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後果。對原告的訴訟請求，證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楊萬明的訴訟請求。
訴訟費：案件受理費50元，由原告承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抗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抗訴於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李福林
審判員李澤芳
人民陪審員李桂林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書記員方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