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都不能少
1996年9月,27歲的李金滿被任命為波羅諾鎮老廟營村國小校長。
到任不久,他就發現三個衣衫破舊的孩子總是趴在三年級教室外的窗台上“偷聽”,小手凍得通紅,嘴唇卻隨著教室內學生們的朗讀節奏不停地動。得知這三個孩子因貧困輟學,李金滿在每月179元的工資中擠出錢來,資助了這三個孩子。
李金滿走訪整個村子,發現這個村整體貧窮,很多孩子沒錢上學,被迫割草、拾糞,徘徊在校園之外。“一個都不能少!”李金滿下定決心要盡己所能,讓失學兒童重返校園。他用工資買來相機,把這些場景拍攝下來,走村串戶把失學孩子的情況一一記錄。1996年9月25日,李金滿寄出了第一封向社會求助的信件。
一封,沒有回音;兩封,沒有反應……大多數信件如泥牛入海。但他仍堅持每天寫信到深夜,多的時候,一個月寄出350多封信。
1996年底,求助信和貧苦學生照片被一家雜誌關注並報導。當收到第一份來自新疆阿拉爾武警戰士劉偉寄來的50元現金時,李金滿手拿匯款單,百感交集。隨後,他陸續收到來自包括浙江舟山艦隊海軍戰士、廣東湛江個體老闆、黑龍江友誼郵電局全體職工、武漢地質大學學生等好心人寄來的資助款1.3萬餘元。
2002年11月初,李金滿揣著120個失學兒童的名單和一封政府介紹信,隻身來到了北京大學愛心社,向負責人詳細介紹了學生的家境、成績和經歷,得到了北大愛心社的支持,很快啟動了資助計畫,為名單上的貧困學生尋求資助人。
半文都不能差
今年已經上高三的下壩村貧困生翠淑欣,在每個學期開始之前都會收到李金滿老師送來的生活補助款。從國小二年級起,她通過李金滿與當時在北京大學上學的劉琪建立起聯繫,資助一直持續到現在。
當年在北大讀書、現在深圳工作的捐助人劉琪對筆者講:“每學期我都能準時收到有學生家長簽字、蓋有學校公章的收款憑證和我救助學生的成績單。9年來,我雖未見過李金滿,但他的做法規範、透明,我相信他!”
在聯繫資助過程中,李金滿始終堅持嚴格的“三表三書”流程:受助學生首先填寫《貧困生登記表》,找到資助人後,受助學生會收到一份《資助通知書》,告知資助人的相關情況。資助人匯來的每一筆錢都登記到《收款登記表》上,匯款單複印成兩份,一份作為存根,另一份交給受助者,發放的每一筆款項也都有專門的《發放登記表》。每學期末,資助者都會收到蓋有學校公章的《學生成績反饋書》和家長保證將錢用於學生學習的《承諾書》。
為了讓資助人的錢花得明明白白,受助人用錢用得明明白白,李金滿對所有捐助情況都進行了明細登記,每張匯款單都留有複印件。筆者看到,他經手的6759份匯款單複印件,11萬多份貧困學生登記表、資助通知單、收款登記表、發放登記表、家長承諾書、學生成績反饋通知書、回信等憑據都完好地保存在4個立式書櫃裡。“別人寄來的錢,就是失學孩子的希望。這個錢,哪怕是差半分半厘,性質就變了。”李金滿說:“善、惡只隔一張紙啊!”
一點都不覺得苦
李金滿從不會讓資助孩子的錢在手中停留。這些年來,他為受助者送資助款累計行程10多萬公里,機車已經換了5輛。
2004年臘月二十八,天上飄著鵝毛般的大雪,李金滿收到了一個資助人寄來的200元錢,受助的學生叫崔永剛,家住鳳山鎮跑場溝村,距李金滿住的地方有10多公里的路程。當李金滿走到一半的時候,由於雪天路滑,他和機車都掉進了路邊的深溝里。他忍著劇烈的疼痛,最終還是把錢送到了崔永剛家裡。第二天到醫院一檢查是腦震盪,輸了半個月的液才好。
李金滿曾在日記里這樣寫道:“在苦苦掙扎中,如果有人向你投以理解的目光,你會感到一種會意的溫馨,或許僅有短暫的一瞥,就足以使你感奮不已。現在,讓我感到欣慰的是,越來越多的人自願加入到愛心救助的隊伍中來,愛的接力棒已經開始傳遞。”
通過北大愛心社的聯繫,由電影《任長霞》的扮演者劉佳出資,在鳳山一中設立了“劉佳愛心貧寒獎學金”,每年有6至8名品學兼優的學生受到資助。2010年6月,“豐寧李金滿困境學子獎助學金管理辦公室”掛牌成立,兩年來,已為幾十所大中國小校的600多名品學兼優的特困生髮放生活費補助20多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