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成楓於1908年生於中國福建南安梅山鎮蓉溪村。其名字的來源是，當年叔父到北京考舉人，那時叔父看到北京街道兩旁楓葉非常美，回來又聽說新生侄兒命中欠木，於是便替他取名為李烏楓；但由於族譜中是屬於“成”字輩，乃改名為李成楓。
幼年，李成楓念過私塾，家貧，於1927年十九歲時隻身南渡馬來亞。先在新加坡著名僑領陳嘉庚開辦的鞋廠當衛生稽查員，後轉入一家灑莊信匯小店任職。1930年入李光前創辦的南益樹膠公司任書記，後升任經理。李成楓在南益精心開拓樹膠、植物油、餅乾及機械工程等業務。隨著南益集團業務的發展，李成楓成為該集團屬下的南益油廠有限公司，聯興樹膠有限公司、南益餅乾有限公司的董事主席。他還獨資創辦連成有限公司，南風工程有限公司，兼任馬來西亞《南洋商報》副董事長，1983年升任董事長。
李成楓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更是一位積極的社會工作者，對慈善及教育事業更是不遺餘力。而最為馬來西亞華人所樂道者，則是李成楓對華文教育所作的貢獻。由於家貧無法繼續就學，是其一生相當大的憾事，因此，他畢生努力公益讓所有因家貧無法繼續學業的學子均能繼續就學。他積極贊助華校教育，也是希望貧窮人家孩子亦能讀書，以發揮所能並報效國家社會。李成楓的各項義舉的確嘉惠了新馬地區許許多多的華人子弟。
華文教育在馬來西亞是一個特殊的情況，別的國家的教育不像在馬來西亞，是由社會人士來支持主辦教育的情況。而馬來西亞華文學校之所以在今日仍能屹立不搖，且繼續向高等教育發展，其所依賴的正是像李成楓這樣的支持者無私地付出，才造就了不計其數的青年學子。
南來的原因與過程
為什麼李成楓要離開家鄉到馬來亞來呢?原因和千千萬萬南來的華人遠離他們的祖籍中國到南洋來一樣。在許多的解釋原因中，以人口和經濟的因素最常為人所引用。人口過剩、食品短缺和通貨膨脹等結合在一起，迫使中國農民必須到別處尋求生存之路。此外，經濟的停滯，根本沒有發展或增長，使得華人在家鄉受教育的機會十分有限。因此，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移民一直是解決中國日益衰退的社會經濟機制的方法之一。（陳國賁、張齊娥：《出路：新加坡華裔企業家的成長》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115頁。）
也就是說，當中國家鄉周圍的環境不能提供出路時，勢必要尋求外部的解決辦法，而向外移民便是貧困村民的主要出路。就移民的作用而言，除了在海外工作，也是對外部資訊的開發。在二十世紀初，許多在中國無法生存的貧民對移民海外十分嚮往，從而使移民在本質上成為了社會性和集體性的運動。相當程度來說，有幾個特徵是有利於移民的：移民是冒險和充滿希望的，移民海外符合那些無論如何決意離開家鄉的精力旺盛、永不滿足的年青人的心理，移民也是對貧苦環境的挑戰。（同前注，143頁。）
一旦一個家庭作出了讓某個兒子離家移民的決定，下一步便是籌措足夠的旅費通過關係買船票。根據陳國賁等人的研究，一般說來富裕的家庭是將兒子送到較遠的、更能賺錢的地方，如舊金山、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貧窮的家庭只能將兒子送到新加坡、馬來亞和泰國。（同前注，144頁。）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兒子是被送往有親戚或同族人的那些地方。這樣通過一個親戚隨著一個親戚出國的連鎖式移民過程，具親屬關係者相繼遷移海外，致使宗族性遷移模式逐漸形成。
基本上，李成楓南來的移民模式與上述的流程相當一致。李成楓的故鄉中國福建南安縣，當時人口多、土地少，地瘠多山，不適合耕種，許多人都被迫離開家鄉，向外謀求發展。而李成楓，幼年時家貧，在家鄉只能到處撿柴火維生，走了幾百公里才賺幾毛錢，根本毫無出路可言。當時李成楓的母親乃決定讓兒子遠渡南洋去尋找新的生活機會。李成楓的母親當了全家可當的東西共得九元六角，讓他帶著這些錢和兩雙布鞋南來，但是走到碼頭錢已經花完了，於是希望船家能讓他賒船費。但當時李成楓又瘦又小(綽號烏楓)，船家並不願意讓他賒賬，唯恐他無法還債。後來有兩位船叔作擔保人，才讓他賒船位來到新加坡。
1927年由中國到了南洋謀生，李成楓最初幾個月是住在“新客”住的“苦力間”，這通常是單身南來的移民最先的住處。李成楓南來後工作，起先有人要他賣“碗糕”，但他不好意思去賣。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是在陳嘉庚的鞋廠當衛生稽察員，當時每個月的薪水是十八元。後來轉到中國式的酒店工作，這種酒莊的營業項目包括賣酒、記賬兼作匯兌工作，當時中國式酒店也是批局及信局。民信匯兌行和郵政工作，月薪二十元。同時，在辦公室內他也代人寫信，讀信來賺取零用錢，每封二角，一天可寫十五封左右。當時雖然收入較豐厚，但為了省錢，他喝咖啡只叫半杯，另外半杯添人不必付錢的熱開水。
另外，此時新加坡已經開始電氣化，使用電燈了，但是電燈常常會壞，必須找有技術的印度人來修理，費用是相當高的。李成楓在看過幾次印度人修理電燈後便學會了，以後他也幫別人修理電燈，而且是一項很不錯的外快來源，每月大約有一百五十元的額外收入。李成楓所賺的錢，除了供自身以外，也必須寄錢回中國家鄉還債。他在酒店的這份工作一直做到老闆生意失敗，於是他轉到郊區雜貨店工作，但卻碰到酒店的債主向他索債，乃動了回中國的念頭。1930年二十二歲時，李成楓回中國故鄉娶親，但過了幾個月又到南洋的新加坡來了。
新加坡當時是一個繁榮興旺的殖民地，它為南來的中國移民提供許多機會。1786年時英國人將檳榔嶼建為自由港，1819年又設立新加坡自由港，1824年從荷蘭人手中奪取了馬六甲，這些都為新加坡就業機會奠定了經濟基礎。華人遷往新加坡最早的文字記載是1826年，那年中國發生大饑饉，四千多名中國男子遷往新加坡謀生。以後，當十九世紀下半葉馬來半島的錫礦開採和經濟作物種植興旺起來後，有更多的華人去當礦工、種植園工人和苦力，去為這個日漸崛起的殖民地經濟服務。（同前注，150頁。）婚後回到新加坡，李成楓便在李光前創沒的南益總廠當書記。1930年，南益機構在吉隆坡設廠，他被派來當經理，月薪三百元。在擔任南益區域總經理時，他通常是騎腳踏車巡視工廠，晚上則是跟普通職員一樣睡帆布床，與員工共同作息。
在當時的移民社會中，“文員。可以學習商業和經營知識，在經濟意義和社會意義上都占有重要地位。這種綜合性的職務需要參與辦公室或商業企業內部的各種工作：收發檔案、購買原料、銷售產品、會計、打字、寫信、簿記等。在當時，數學和識字水平很有限和短缺，文員便成為一種令人羨慕的工作，他的技能被人高度重視。由於受節約成本的制約，僱主往往僱傭一個通才，負責從工作的小節到總的經營方向等全面的辦公室工作。這種僱傭方法不僅有利於僱主，而且有利於文員。工作經歷為文員提供了一個試驗性基地，開發了他們行政，財政、管理和人際關係等全面運作的能力。這種能力日積月累，使他們更加“卓爾不群。，結果他們可能被求賢若渴的僱主看中和錄用。（同前注，219頁。）李成楓便是被僱主李光前挑選擔任文員，後來成為南益企業重要的經理人員。相當程度來說，李成楓就業的過程可以說是頗平順的。（《吉隆坡中華獨立中學校訊》第14期，137頁。）
其實，並不是每個移民的生活過程都是筆直平坦的，每個來自中國的窮孩子在踏上希望之國的土地時，都希望能夠或如願地學會利用新環境，並充分利用他待在南洋的短時間內儘可能多掙點錢。移民最初所從事的工作幾乎不需要什麼資歷，而是需要漫長的磨練時間。由於大多數的移民不具備一定的專業技術，在開始的幾年裡，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是胡亂選擇的。誰雇用他們，他們就為誰工作。事實上，根據早期的文獻記載，移民中只有大約10%的人能成功地掙到並攢下足夠的錢回家鄉，其他人則由於“沉溺於抽鴉片、賭博和逛妓院”虛度了一生。（Yen Ching-hwang，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00 (Singapore：Oxford Komusity Press，1986)，p.8）在十九世紀末新加坡華人經濟生活的研究中發現，抽鴉片是一個花費很高的惡習。新客每月僅能掙六元，鴉片每兩二元六角，一個抽鴉片上癮的人必須借錢才能滿足他的需求。
李成楓因為對家庭與工作的責任感，再加上努力的過程才有後來的成就。李成楓的領導能力相當強，二十七歲時大家便稱他為“老人家”，而那時他已是十多家橡膠公會的會長，必須領導同業討論橡膠價格的設定。李成楓是個十分忠誠的人，他從來沒有離開過南益，他在南益總行做了五十年的總經理。他之所以開創自己的家族事業——連成企業——主要是因為弟弟沒有工作才設立的，而南風則是因為內弟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才設立的。
自年輕時李成楓就為李光前操賬，賬務清楚，字跡十分工整，深得李光前的信任與重用；並將南益的賬改成西式賬，南益目前仍然沿用李成楓的此套系統。基本上，李成楓與李光前並無親戚關係，只有地緣關係。但由於刻苦耐勞、盡心而得到李光前的信任，南益交由他來管理。另外，李光前與李成楓兩人均性急，十分合得來，這也是他們長期合作的基礎。此外，南益在印尼與馬來亞分行的職員大都是李成楓挑選的，他主要是訓練新馬李姓人氏窮困人家子弟，以訓練學員的方式再成為公司的職員。而“李氏基金會”(Lee Foundation)也是李成楓的創意。李光前之子李成義曾在廈門大學公開表示：公司制度和錢都是李成楓創的。
在李成楓與李光前的例子中，以及他們對新馬地區李姓人氏窮困子弟的援助，也可探出當時南洋華人移民的關係網路。在移民的就業網路中，宗親、地緣與血緣等社會關係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在許多時候是由同宗族的親戚向僱主推薦工作申請者，就是以上述社會關係的作用而得到工作。
興學過程
興學的動因
由於家貧無法繼續就學，是李成楓一生相當大的憾事。因此，畢生努力公益讓所有因家貧無法繼續學業的學子均能繼續就學。他積極贊助華校教育，也是希望貧窮人家孩子亦能讀書，並時常抱著“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學童能有書讀”的人生哲學。（《雪隆李氏宗親會五十周年金禧紀念》(1999)，176頁。）李成楓的各項義舉嘉惠了新馬地區許許多多的華人子弟。
李成楓幼年時曾念過兩年半的私塾，但因為家裡務農，必須常常下田幫忙，因此，他實際念書的時間，可能只有一年多。李成楓曾自述：“其實我所受的教育不多，正式入學堂也不過幾年光景罷了。我的外公是晚清武舉人，設師墊班授課，我就是在他的教導下，自小熟讀《四書》、《五經》，至於其他的知識，都是靠自修和工作實踐中得來的”。（《南洋商報·每周專題))，1985年8月4日。）
雖然李成楓本身十分聰明、努力，但他有多項的自我發明及創新都因為沒有學歷及文憑而無法取得執照及專利權，十分不公平。其中一項重要的發明，是能夠更加淨化橡膠中雜質的機器，即用機器輸送帶的方式來檢選過濾雜質，使得橡膠更為純淨。他發明此項機器後，因為沒有文憑而不能申請專利，不過，後來這套機器方式卻為大家所使用，將其發明貢獻給社會，於他而言，猶不失為一件足以告慰之事。
另一項重要的發明是榨椰棕油的機器。在以往榨椰棕油的方式只能榨出15%的油，而後將殘餘的油棕給雞來吃，但雞吃得太油了只會長肥肉而不長精肉，並不好吃。後來李成楓創造了一套新的機器，這個新機器可以榨出85%左右的油來，而這榨出來的油可代替汽油，殘餘的油則可作肥皂，最後的剩餘才給雞吃。從這個創新發明的機器中，可以看到李成楓行事邏輯井然有序，絲毫無浪費的地方。同樣地，這個發明也因為李成楓沒有文憑而不能申請專利。但他做了一小型榨椰棕油器給一家德國公司，此德國公司依照李成楓的設計方式建造可實際運用的機器。在當時，一套機器估計要三百萬馬幣左右。後來許多人都使用這套方式來榨油。李成楓的發明，又一次對社會作出了貢獻。
相當程度來說，李成楓積極的興學工作也與切身的經驗有密切的關係，希望藉由興學除了能讓所有的華人子弟都能接受應有的教育外，也能夠讓華人子弟透過教育來發揮其原有的潛能與天分。例如，他曾說：“我一生中最高興的就是把三間學校辦起來，孩子有書讀，就不會受人輕視看不起。”有次他重病康復後來到中華獨中，老師們要他多休息，他回答： “我喜歡聽孩子們的讀書聲，聽了他們的聲音，我會更快康復。”（《吉隆坡中華獨立中學校汛》第14期，137頁。）
此外，李成楓認為，教育是關係國家命運民族前途千秋大業。而獨中教育是華教的一個重要堡壘，是延續華人文化的重要環節。維護華小，支持獨中是華族不可推卸的神聖任務。華文獨中雖然是民辦中學，可是在過去為國家社會培育了不少人才，是應該受到良好的對待和尊重，是值得全國各階層人士大力支持的。他指出：
我們辦華文獨中，純粹是本著公民良知，以有教無類作出發點，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為國家為社會盡一份棉力，絕對沒有居功或其他意圖。我們的立場是光明磊落的，我們的主要辦學宗旨是在延續國小六年的母語教育，從而保存我們自己的語言文化，這是憲法所賦予我們的基本權利，我們應該好好珍惜。我們不但要教育每一位中華獨中的學生成為有獨立思考能力，在學業方面有良好表現的下一代，使他們的體能獲得充分發展，鍛鍊成為一副強健的體魄，以應付未來的重重挑戰。更重要的是全面發展他們的品格，使由中華獨中培養出來的每一位學生，都成為頂天立地，能為國家社會作出積極貢獻的優秀人才。（陳玉水：(李成楓振興吉隆坡中華獨中)，見《馬來西亞福建人興學辦教史料集》 (吉隆坡：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1993)，81~82頁。）
在他的晚年時，李成楓曾說過：“一個人年紀大了，並非好吃好住就是一種享受，我對教育和社團表達的一點點心意，除了是個人滿足外，實際上也是一種享受。出門有車載，住得舒服，就已經是一種不得了的享受了。”這說明了，李成楓一生貢獻於華教事業除了讓馬來西亞華人教育得到發展之外，也為後人立下百年樹人的典範。
辦學的過程
早在五十年前，李成楓就和華校結下不解之緣。四十年代李成楓就曾為吉隆坡黎明學校排憂解難，為其償還多年的校舍租金。並為改善該校辦學條件將自己寬敞的住宅樓房捐給學校使用。1969年學校遭受火災被毀，李成楓於1971年捐款、籌款六十多萬元重建，使黎明學校成為吉隆坡具有二千多名學生的華文模範國小之一。1949年他倡辦了南益華文國小，成為吉隆坡南安人首創的學校；如今該校是擁有一千三百多名學生的A型學校。1974年吉隆坡中華獨中董事長改選，李成楓出任董事主席。他出錢出力，籌建新校舍，扭轉了中華獨中的命運，學校的質與量並進，學生由一百五十八名增加至目前四千七百多名。1990年11月他又接受尊孔中學董事長職務，繼續興學的義舉。此外，李成楓也是陳嘉庚國際學會的董事和中國廈門大學的顧問和榮譽教授。以下的文章，即描述有關李成楓生前有關興學、辦學的過程。
1929年，不景氣侵襲全球，影響所及，百業蕭條，人心浮動。當時馬來西亞華人移民社會，面臨解體。但是先賢們對教育事業的興辦，還是沒有忽略，吉隆坡黎明學校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了。當時的校舍是設在甘榜吝魯禧路三號和四號的一間租用的雙層店屋，其叫共有三間教室，地方狹小，熱氣迫人。但為了文化的傳承，數十名師生，在惡劣的環境下挨過多年。1942年日軍占領馬來亞，人民流離失所，學校相繼停辦。1943年時，李成楓在吉隆坡鵝嘜路的工廠兼住家被日軍占用。於是，黎明學校校董們建議李成楓暫時居住在黎明學校的樓上，也順便交租，李成楓接受了這項安排。那時，學校已欠屋租多年，屋主要收回產業並轉租，幸虧李成楓掏腰包代還，否則，黎明學校將失去根基。1954年光復後，李成楓將其住宅改為學校，他本人則遷移到他處。1969年五一三事件爆發後，黎明學校被大火燒毀，該校停課一個月，556月15日借中華女校及培才學校下午班作為臨時校舍複課。1971年，李成楓召開雪彭樹膠公會同業會議，擬定重建校舍計畫，發動籌款，籌得四十多萬元，重建計畫需要六十多萬元，不足十多萬元，由李成楓及李延年各負責一半，黎明建校才得以完成。新校舍於1972年落成，矗立於吉隆坡安邦路，目前有二千多名學生，是吉隆坡華文模範國小之一。（同前注，84-85頁。）
其次，創辦於1949年，位於鵝嘜路的南益華文國小，創辦人亦是李成楓。當時，李成楓是吉隆坡南益樹膠廠的總經理，他每天看到鵝嘜路一帶華人子女，必須到幾英里外的文良港中華國小就讀，其中有不少是南益職工的子女，由於沒有巴士來往，交通很不方便。而南益廠方也用羅里載送職工子女上學，鵝嘜區的警長曾對李成楓說，用羅堅載送學生上學是很危險的，萬一發生交通意外，廠方是必須要負全責。李成楓聽了以後，即想辦法解決。當時南益樹膠廠毗連的一塊五英畝土地是李成楓所擁有，於是他自行決定撥出一些土地用作興建南益華小的用途，其中有六間教室，一間辦公室及七間睡房的教師宿舍。於是，南益華文國小於1949年2月1日開學，當時學生有數十名，教師七名，所有學生一律免收學費，一切開銷由南益樹膠廠有限公司負責。（同前注，85頁。）
1951年時，膠業鉅子李光前由新加坡到吉隆坡巡視南益樹膠廠時，發現工廠旁設有華文國小，向李成楓問明原由後，認為事關廠中員工子女的福利，該校所用的校地，改由南益來購置。如今南益華文國小，已增為四十八位教師，學生人數有一千三百多名，是一所A型學校。如果沒有李成楓當年的貢獻，目前這間國小根本就不存在。
李成楓對於中華獨中所做的各項貢獻，更是為馬來西亞華社所津津樂道者。中華獨中，在李成楓的領導下，學生由一百多人發展至四千多人，是目前馬來西亞最具規模的獨中之一。（《吉隆坡中華獨中校訊》第14期，122頁。）李成楓1974年時接任中華董事長，當時學生人數只有一百七十二名左右，到八十年代即增為一千五百名左右，目前則已增至四千七百零七名的學生。
中華獨中在李成楓任董事長期間，曾經歷四次的建校：即1978年興建現有新校舍的遷校計畫；1985年的第一期擴建計畫，包括興建新教室大樓，行政大樓及男、女生宿舍；1990年的第二期擴建計畫，包括改建食堂大樓及國字樓四角課室，以及將光前堂冷氣化；1995年的第三期擴建計畫主要是興建工藝大樓。也包括擴建、改建、課室及男女生宿舍，食堂，光前堂等。李成楓不只積極領導，並捐獻超過一百萬元馬幣。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暨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訪問中華獨中時曾當著李成楓的面前，稱讚中華獨中是中國海外最好的中學，（同前注，頁124頁。）而李成楓正是中華獨中歷史轉折的導航者。
相當程度來說，李成楓對中華獨中有著很深的期許。他認為，教育是關係國家命運民族前途的千秋大業。而獨中是華教的一個重要堡壘，是延續華人文化的重要環節。維護華小、支持獨中是華族不可推卸的神聖任務。華文獨中雖然是民辦中學，在過去為國家社會培育了不少人才，應該受到良好的對待和尊重，它是值得全國各階層人土大力支持的。（陳玉水：《李成楓振興吉隆坡中華獨中》，82頁）。而在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要走的是一條自力更生的道路，獨中要存在與發展，完全是依賴熱愛華教人土的慷慨解囊，努力捐輸。
李成楓指出，中華獨中的生存和發展靠的是群體力量。因此，和各方取得適當的溝通，保持密切的聯繫是絕對必要。和其他華文獨中一樣，中華獨中是在憲法權利的範圍內，遵照華裔同胞的共同意願而興辦的。除了履行和發揮中學的一般職能外，也肩負了維護和發揚民族語文的神聖任務。中華獨中辦學方針的制定，就是朝這個大目標前進。李成楓更進一步指出，要辦好中華獨中，董、教、學三方面應站在同一陣線通力合作，發揮愛校如家的精神，下定決心把中華獨中辦好。有關三方面任何一方不可出現游離與弱化現象，以並進、直線及平衡方式勇往直前。
此外，李成楓對中華獨中的期望是，要同學們記取。堂堂正正做人，正正噹噹做事”的人生態度。（《吉隆坡中華獨立中學校訊》第14期。）同時，他指出：我們不但要教育每一位中華獨中的學生成為獨立思考能力，在學業方面有良好表現的下一代，使他們的體能獲得充分發展，鍛鍊成為強健的體魄，以應付未來的重重挑戰；更重要的是全面發展他們的品格，使由中華獨中培養出來的每一位學生，都成為頂天立地，能為國家社會作出積極貢獻的優秀人才。辦好中華獨中的一個簡單方程式，就是培養學生為德、智、體全面與平衡發展的好青年，任何一方不可偏廢；我們的目標是使每一位中華獨中的學生，受培訓成為德、智、體均衡發展的全備人才。我們希望每一位學生有平衡的學校教育、親職教育和社會教育。學生由十三歲至十八歲是可塑性最高的時期，希望子女成龍成風，不能單靠學校，親職教育和社會教育也居於同等重要的地位。希望家長們和社會工作者也負起與學校同等重要的責任，重視家教，為在校學生提供健康的休閒活動，誘導他們向上，使他們在可塑性最高時期，獲得學校、家庭與社會教育平衡效益。（陳玉水：《李成楓振興吉隆坡中華獨中》，82頁。）
基本上，中華獨中便是在李成楓的帶領下，學生人數迅速的增加。總括來看，中華獨中學生人數迅速增加的原因以下列兩點最為重要：
一學校辦學方針及對課程的安排，課本的採用深受家長及社會人士贊同。學校的辦學是採用雙軌制，一方面參加獨中統考，另一方面竭力協助學生參加政府所辦的公共考試，以適應社會環境的需求。同時，高中數理及商科課本採用英文，方便學生升學就業，這點雖然有受到不同意者的非議，但是，真理越辯越明，贊同者已越來越多。
二學校董事會的領導，尤其是董事主席李成楓一向以身作則，出錢出力，任勞任怨，從不干涉校政，有領袖風範。（同前注，84頁。）
李成楓除了關心馬來西亞華人子弟的教育問題外，亦盡力開發中國家鄉的教育事業。早在四十年代李光前在南安梅山芙蓉村興學辦教時，李成楓即支持幫助，使學校、醫院等事業建設得以順利進行。在他的倡導下於1991年在家鄉設立芙蓉基金會，擔任該會理事會名譽理事長。李成楓曾捐款四十八萬元興建耕儔幼稚園。（《南安鄉訊》第43期。）李成楓對中國有強烈的情感，但有兩次在中國的經驗，使之對中國的印象大壞：一是，到中國游長江三峽時，中國旅遊船的人員安排台胞坐前排，港澳同胞坐第二排，新馬華僑只能坐最後的位置。二是，他有一次住宿於上海的香格里拉酒店，該酒店居然規定簽賬時不可用中文簽名，使得他感慨世風的不同。
結語
華人一向重視教育，當他們移居馬來西亞之後，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極力承傳華人文化，把在當地取得的經濟力量，適當地用來設立華文學校，以教育他們子女，在此情況下，華文學校便於各地設立起來。於是經濟和教育，變成了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發展的雙軌。（林水檺：《馬中文教與思想抉論》(吉隆坡：藝青出版有限公司，1998)，61頁。）
一般說來，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從殖民地時代迄今，其重要的支柱基礎都是當地的華人社會。國民型華文國小與接受改制的華文中學在初期是完全靠民間的自籌自辦，到後來才得到政府部門的津貼。雖然，部分經費已由政府資助，但是校產的購置，校舍的興建，其經費的籌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是依賴華人社會各階層人民的大力支持而通過董事部來完成的。至於私立華小及華文獨立中學，則幾乎全靠華社支撐。華人社會的捐款也無法詳記，光是1982年對全國華文獨立中學學生津貼便已高達馬幣一千兩百多萬元。（同前注，60頁。）
李成楓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更是一位積極的社會工作者，對慈善及教育事業更是不遺餘力。在商業上，他是南風工程有限公司、南益油廠有限公司、連成有限公司、萬茂有限公司、萬如有限公司、聯興樹膠有限公司、南益餅乾有限公司的董事主席；於1983年至1993年出任《南洋商報》董事主席。他也曾擔任馬來西亞樹膠公會總會會長，馬來西亞油廠公會財政、雪彭橡膠分會會長及雪蘭莪福建會館副會長、吉隆坡及雪蘭莪中華工商總會會長、副會長、名譽會長、李氏聯宗會及吉隆坡中華校友會名譽會長等職位。（《南安鄉訊》，第43期。）
在經濟領域李成楓是具有企業精神的實業家，是實力派的經營者。他向來和政治並無太大的關係，也無需依靠政商關係來經營事業。也正是如此，李成楓家族無需顧慮馬來西亞執政者對華校的不鼓勵態度，而持續地支持華文教育。一般上，馬來西亞有許多有政商關係的華人大財團均不願捐錢給華校或華社，怕影響其間的政商關係，而阻撓其企業未來可從政府得到的利益。由於李成楓自身在經濟上的實力，以及他對華文教育的熱心，才保障了許多馬來西亞華人學子在華文教育上的受教權利。
李成楓於1995年10月17日逝世。由於他生前對華文教育及慈善事業的貢獻，其靈柩發引還山時，家屬及學生挽起白纜布，送殯隊伍長逾十公里，極盡哀榮。（《吉隆坡中華獨立中學校訊》，第14期，126頁。）參加李成楓葬禮及致祭的社團、學校、機構也非常多，包括當時的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長陳祖排、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代表朱小川、張林舟、馬祖齡，李孝友、新加坡工商總會代表，各華團領導人或代表、駐馬使節、公司代表等等，都來表達李成楓對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尤其是在教育與慈善福利事業上所做的貢獻。
李成楓生前曾對華文教育留下一段不卑不亢的話，一方面展現了華文教育在艱難的環境中對理想的堅持；一方面也為馬來西亞從事華文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正確的道路：我們辦華文獨中，純粹是本著公民良知，以有教無類作為出發點。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為國家、為社會盡一份力量，絕對沒有居功或其他的意圖。我們的立場是光明磊落的，我們的目標是可以在陽光下閃耀的……。（同前注，124頁）
評價
漢語熱已漸成世界趨勢。然半個多世紀以來，海外華文教育開展得最好的，當數馬來西亞，無論華文教育開展的規模之大、普及之廣、持續時間之長、層次之全、見效之顯、水平之高，都無出其右。而眾多先賢為之鞠躬盡瘁無私奉獻、不計榮辱得失而執著追求的風範和精神，長爍其間，將永遠彪炳史冊、載入民心豐碑。一代僑領李成楓先生，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久仰先生李老先生盛名，從《馬來西亞福建人興學辦教史料集》、《先驅者腳印——海外華人教育三百年》等諸多報章書籍史料中，均赫然詳載其豐功偉績。紙頁可以泛黃，音容可以逝去，但其道德功業，卻巍然屹立。時間可以過濾喧囂，沖刷雜質，澄清浮塵，凸顯品質。
李成楓先生於1995年10月17日在吉隆坡逝世，享年87歲。他身後的事業正被li'shi'jijin後人發揚光大。他傾盡心血、擔任過董事長的華文學校，如中華獨中、黎明學校、南益華文國小等，規模日益擴大，學生數日益增加，一茬一茬的華裔子弟畢業後走出校門，邁入高一級學校，學得智和德，成就棟樑才。他們無一不是受惠於李成楓先生等先賢的恩德。代代傳衍，其德澤何止百代，豈止百姓，功在國家社會！功在千秋！
百年樹人為華教孜孜矻矻為公益
李成楓先生因家貧，難以系統求學，成為他畢生憾事。他幼年時僅念過兩年半私塾，又為農事掣肘，常需下田耕作，實際坐在學堂讀書的時間，也就一年多。李自述道：“其實，我所受的教育不多，正式入學堂也不過幾年光景罷了。我的外公是晚清武舉人，設師塾班授課，我就是在他的教導下，自小熟讀四書五經，至於其它的知識，都是靠自修和工作實踐中得來的。”
自己被耽誤了，推己及人，惟恐下一代也誤了求學良機。遂有了種種嘉惠新馬地區華人子弟的善舉。他希望藉由興學，讓所有華人子弟都能接受教育，通過教育發揮其原有的潛能與天賦。他說：“我一生中最高興的就是把三間學校辦起來，孩子有書讀，就不會受人輕視看不起。”有一次，他大病初癒，來到中華獨中，老師要他多休息，他答道：“我喜歡聽孩子們的讀書聲，聽了他們的聲音，我會更快康復。”
李先生是中華獨中實現歷史轉折、重獲生機而恩同再造的最卓越領導人。他自1974年重新加入中華獨中董事會，連任董事長21年裡，竭盡心力，運籌擘劃，四興土木，歷經遷建、擴建、改建、增建四個階段，造就中華獨中今日巍峨壯觀之黌宇。學生數由他接任董事長之初的172名，增至近5000名。即使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中國大陸，一所能容納5000名學生的中學校舍，也屈指可數。其中所付出的心血，實難計算。1995年，在他87歲高齡之時，仍為籌建中華獨中成楓工藝樓而奔波。他先後捐獻100多萬林吉特。曾榮獲諾貝爾化學獎的台灣科學家李遠哲博士訪問中華獨中時，曾當面誇讚李成楓：“中華獨中是中國海外最好的中學！”
中華獨中是李先生寄予厚望和期許極深的華校。他認為，教育是關係國家命運民族前途的千秋大業。而獨中是華教的一個重要堡壘，是延續華人文化的重要環節。他強調說：“我們辦中華獨中，純粹是本著公民良知，以有教無類作出發點，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為國家為社會盡一份綿力，絕對沒有居功或其它的意圖。我們的立場是光明磊落的，我們的主要辦學宗旨是在延續六年國小的母語教育，從而保存我們自己的語言文化，這是憲法所賦予我們的基本權利，我們應該好好珍惜。我們不但要教育每一位中華獨中的學生成為有獨立思考能力，在學業方面有良好表現的下一代，使他們的體能獲得充分發展，鍛鍊出一副強健的體魄，以應付未來的重重挑戰；更重要的是全面發展他們的品格，使由中華獨中培養出來的每一位學生，都成為頂天立地，能為國家社會作出積極貢獻的優秀人才。”
他傾注心血的第二所華校是位於吉隆坡的黎明學校。早在20世紀40年代，他就為該校排憂解難，為其償還多年累積的校舍租金，並為改善該校辦學條件，不惜將自己寬敞的住宅樓房捐獻給學校使用。1969年學校遭受火災被毀。1971年，李先生帶頭捐款並籌集60多萬元重建，擴大規模，學生數增至2000多名，黎明學校一躍成為華文模範國小。
1949年，李先生還創辦南益華文國小。她是南安人在吉隆坡開辦的第一所國小。其時，他是吉隆坡南益樹膠廠的總經理，他看到鵝麥路一帶的華人子女，必須到幾英里外的文良港中華國小就讀，其中就有不少南益職工子女，因沒有巴士車接送，交通不便。毗鄰南益樹膠廠有一塊5英畝的土地，屬李成楓先生個人所有，他即獻出一部分地，興建南益華小校舍。1949年2月1日開學，所有學生一律免收學費，一切開銷由南益樹膠廠有限公司負責。1951年，李光前先生來此視察南益樹膠廠時，發現工廠旁設有華文國小，詢之於李成楓先生，得悉詳情，認為事關廠中員工子女的福利，該校所用之地，改由南益購置。如今南益華文國小，學生數已增擴至1300多名，崛起為一所A型學校。
他常說：“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孩童有書讀”。他還於1990年11月，接受擔任尊孔中學董事長的職務，率先捐資30萬元作建校基金，為該校籌集大筆發展經費，賡續其興學義舉。並榮任陳嘉庚國際學會董事、中國廈門大學顧問和榮譽教授。大力支持李光前在家鄉南安芙蓉村興學辦教，使所有公益事業順利推進。1991年，他積極倡議設立南安芙蓉基金會，並拍板定名為芙蓉基金會，不以名字命名，既可銜接新加坡李氏基金，又可凝聚眾僑力，進行資本運營，實現最大效應地興辦公益事業。“家鄉南安公益事業蓬蓬勃勃，他功不可沒。”南安芙蓉基金會理事長李兆生先生深情地說。他通過基金會，捐資597萬元，興建南安耕儔幼稚園、耕儔公路大橋(紀念因心臟病突發而猝逝於泉州的長子李耕儔)、梅蘇公路、蓉溪與梅峰兩村水泥路等公益事業。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為使家鄉農田免受旱澇之虐，就捐資建設蓉中第一抽水機站，修復競蓉圳渠、東溪攔水壩和蓉溪發電廠，建造村公廁；60年代，又在家鄉捐建全縣首台水輪泵站和糧食加工廠；70年代資助圍溪造田建水壩；八十年代捐助建設供電線路，還資助建設梅山僑聯會所。為國專醫院(光前醫院前身)添置救護車；進入90年代，他多次捐資幫助修復因洪水沖毀的各項水利設施。憂民所憂，急民所急，頻解民生憂患。
堂堂正正做人正正噹噹做事
他常勉勵學生：“堂堂正正做人，正正噹噹做事”。在馬來西亞中華獨中《成楓工藝樓碑記》中這樣評價李先生的人品：“李先生為人謙虛敦厚，主張實事求是，反對虛浮造作。他作風民主，知人善任。他堅持真理，剛正不阿。他勳勞卓著，卻從來不居功，不擅權，凡事以大局為重。”“李成楓先生的一生，為國為民，無畏無私。他秉承陳嘉庚、李光前、陳六使諸先賢的辦學精神，畢生致力於民族教育，大義凜然，威武不屈。”
1995年10月21日，訃文中說：“先生為人敦厚和藹，虛懷若谷，淡泊明志，平日自奉儉樸，卻樂善好施，尤熱心民族教育事業，春風化雨，澤被無數。”
其高尚品格和精神風範，與其出身和經歷緊密相關。
李成楓先生，於1908年農曆8月1日，出生在南安市梅山鎮蓉溪村。1927年19歲時，其母親決定讓兒子遠渡南洋謀生。其母親賣了全家可賣的糧、糖，共籌得9.6元，他帶著這點錢和兩雙布鞋出門。由鄉下到廈門，車費需6.1元，走到廈門碼頭，錢已經花完了。於是懇求船家讓他賒船費，但當時李先生又瘦又小(綽號烏楓)，船家並不願意讓他賒賬，惟恐他無法還貸。後來幸有兩位同鄉叔輩作擔保人，才讓他賒船位前往新加坡。剛到的幾個月，住在“新客”入住的估俚間。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陳嘉庚開辦的鞋廠當衛生稽查員，每月18元。後轉入一家中國式酒店任職，身兼數職，有賣酒、記賬、匯兌及代人讀信、寫信等，收入大為增加。因酒店老闆生意失敗，轉往郊區雜貨店工作。隨後回中國南安娶妻成家，此時為1930年秋季。過了數月，重返新加坡。
坎坷窮苦經歷，造就了他節儉、勤奮、多思、謙誠的好品格。
1931年，他進入李光前先生創辦的南益樹膠公司任書記。南益機構在吉隆坡設廠，他被派去當經理，月薪300元。他兢兢業業，埋頭鑽研，顯示了精明、高超的領導和經營才能。27歲，已是北馬(來西亞)10多家橡膠公司同業公會的會長，須領導同行討論橡膠價格的設定。因此，大家便稱他為“老人家”。這裡的“老”，更多的指向他是個業務行家：精通橡膠、植物油、餅乾、機械業等。他在南益，如魚得水，大展才華。他一輩子從未離開南益，在南益總行做了60年總經理，深得李光前先生的信任和倚重，成為李光前開創偉業的左膀右臂和得力助手。
概括言之，李成楓對南益的貢獻主要有四點：一是制度設計；二是人才培養；三是創新增效；四是人格示範。
1952年3月成立的李氏基金(LeeFoundation)，是李成楓先生的創意。李光前先生長子李成義先生曾在廈門大學，用閩南話謙恭地稱讚道：公司制度和錢都是成楓兄創的。李成楓、李成義联袂返鄉，在南安市領導接待歡迎的公開場合上，又一次由衷地稱讚說：成楓兄賺錢給咱們花。
南益公司在印尼、馬來西亞兩地分行的職員，大都是李成楓先生一手進行培訓、挑選錄用的。他在實踐中為南益公司總結確立“誠實、信用、嚴明、謹慎”的經商原則，他要求所有員工恪遵這一法則，後人稱為“八字真言”。
李成楓聰明好學。他發明粒狀橡膠製造機器，利用輸送帶在傳送橡膠過程中自動挑揀揉合橡膠雜質，使得橡膠質地更為純淨。他還發明一套可充分榨取並分離棕枳油的機器。過去只能從中榨取其中15%，今提升為可榨取85%的油，這些油可代替汽油，殘餘的油可作肥皂，最後的殘渣給雞吃。這套機器在當時價值300萬元馬幣。可這兩項發明，皆因李成楓先生沒有學歷文憑而無法取得執照和專利權。
李成楓一生節儉淡泊，不沾菸酒，有許多傳世佳話。如半杯咖啡的故事。他待人接物，講求原則，處事公私分明；他遇事認真，力求完美；他以身作則，出錢出力，腳踏實地，興學辦教。其高尚的人格力量，形成一股磁力，吸引、團結、影響了一大批圍繞在他身邊的中下層管理人員和員工，為南益竭誠盡力。他獲得了李光前及其哲嗣李成義、李成智、李成偉等的廣泛尊崇。
他的人生哲學是做人一定要“一諾千金”，絕不能“背信棄義”。要在社會上立足，必須做到“誠”及“信”，那就是待人要以誠，為人要有信。他給兒孫晚輩的辦公室親筆題字“勤奮不息”，作為勉勵。
李先生重視親情鄉情。每個星期天，他都要率兒孫一道，進肉骨茶檔，邊吃邊閒話家常，與散居於巴生谷地區的兒媳子孫同樂。他不顧自己已動過3次大手術，年老體衰，自20世紀80年代末，年年返鄉，且特意帶著子孫，讓他們參觀光前學村建設、熟悉鄉情民俗，引導後裔關注家鄉。他慧眼識英才，物色力薦李兆生出任芙蓉基金會理事長，伯樂相駿馬，千里堪大用。事實證明他的擇人觀之英明。
李成楓先後擔任馬來西亞橡膠公會總會長、吉隆坡及雪蘭莪中華工商總會副會長、名譽會長，雪蘭莪福建會館副會長、《南洋商報》董事主席、吉隆坡中華獨立中學董事長、南安市芙蓉基金會名譽理事長等職。
李成楓一介布衣，沒有顯赫家世和過億家財，默默耕耘，立功立德，死備哀榮，送殯隊伍長逾1公里。新加坡“國寶”潘受先生曾撰輓聯曰：“真正理解並號召繼承陳嘉庚精神，君是健者；深切愛護且慷慨舉辦我華文教育，世失斯人。”可謂知音心語。
李先生作古11年，墓木已拱。骨肉之軀可消亡，然其道德、節操、靈魂、事業，卻永留人間，垂典萬代。
馬來西亞眾多中國小、廈門大學成楓樓及其萬千學子，可以作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