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曉玲[湖北作家]

朱曉玲，女，中國湖北人，筆名為冬雪兒，湖北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曾經任多家雜誌社編輯、記者、主任編輯、編委，主編、文學獎評審。

發表的作品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發表作品。在《十月》、《中國作家》、《青海湖》、《中國文藝》、《綠葉》、《北大荒》、《今日名流》、《長城》、《天津文學》、《廣州文藝》、《女子文學》、《中國》、《文化與生活》（美國）、《長江文藝》、《文論報》、《作家報》、《當代人》、《農民日報》、《中國青年》、《檢察文學》、《百家》等報刊、雜誌發表小說、散文、人物專訪、文學評論等文學作品近二百萬字。

主要作品

長篇小說：《麻木部落的女人》、《桃千樹花兒紅》等；

人物傳記文學《客家兒女傳》等；

朱曉玲[湖北作家]

中篇小說：《冬日的季風》、《尋夢》、《生活如煙》、《抽調》、《來自天國的欺騙》、《村官余老黑的戲劇人生》、《太陽在窗外》、《大雪有夢故里難歸》、《癱兒》、《東邊日出西邊雨》、《三百六十級台階》等；

短篇小說：《秋戀》、《大漠》、《有女如花》、《林中新虹》、《回歸秋里》、《孤兒洪塔么》等。

朱曉玲[湖北作家]

文學評論：《震顫心靈的天籟之音》、《歷史天空下的眾生相》、《人間的美麗》、《多情行者》、《永遠的漂泊者》、《生活是滔滔的大海》、《一部眷念故土的心靈史》、《用生命守護詩情》、《還原於生活的本真》等

出版文學專集：

（1）中短篇小說集《冬日的季風》（作家莫言寫序。《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

（2）《朱曉玲自選集》（編輯家章仲鍔先生寫序。《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年出版）；

（3）《朱曉玲作品精選》（自序）《大眾文藝出版社》2009年出版）；

被收入各種文集或獲獎作品：

中篇小說《林中新虹》、《村官余老黑的戲劇人生》、《東邊日出西邊雨》；散文《憂傷》、《又是櫻花四月天》；文學評論《多情行者》；人物專訪《謙謙君子，溫潤如玉》》、《大校作家韓靜霆》等若干文學作品被收入《放生》、《初為人妻》、《別樣的天空》、《伊甸文萃：海外優秀中篇小說精選》（此文集由朱曉玲寫序，美國出版）、《中國作家第二屆金秋之旅筆會獲獎作品選集》、《熱血鑄春秋》、《永遠的章大編》等多種版本文學作品選集或獲獎。

被清華大學等全國多所高校及海外圖書館館藏的作品：

（1）《朱曉玲自選集》、《朱曉玲作品精選》被清華大學圖書館、青海大學圖書館、湖北省圖書館及全國多所高校圖書館館藏。

（2）《朱曉玲自選集》、《朱曉玲作品精選》被美國西雅圖圖書館館藏

朱曉玲[湖北作家]

朱曉玲入錄各種辭典：

（1）朱曉玲入錄《中國作家大辭典》；

（2）朱曉玲入錄《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辭典》；

（3）朱曉玲入錄《湖北作家辭典》；

（4）朱曉玲入錄《中國當代藝術界名人錄》等。

部分作品評論

難逃悖論的女性抵抗

周政保

朱曉玲的小說敘述是相當寫實的，也是相當合乎生活邏輯的。但她的“寫實”是屬於那種“心理體驗”的“寫實”，顯得逼真而頗能揭示人的生存狀態的內在性。或者說，小說所展現的“心理體驗”，其本身就是一種真實的精神風景。不言而喻，朱曉玲這種富有“心理體驗”色彩的小說方式，絕非某種模式的套用，而是一種源自生活的本相記錄，其獨特之處也僅僅是以“心理體驗”的敘述形態，重現了人的精神或人的情感的原生模樣。這裡應該澄清的是，所謂“心理體驗”，僅僅是一種闡釋生活的方式，或一種傳達人的精神景況及感情變化的小說手段，而絕非或一定是作家本身的生活親歷。因為描寫什麼就得親歷什麼的創作路數，終究是一種低級原始的狀態；小說家的主要途徑是想像與虛構。而小說所傳達的“心理體驗”，只能是作家精神碰撞生活的結果。朱曉玲的小說大都以第一人稱敘述，作為傳達方式，無疑可以因為“傾訴”的姿態而達到親近讀者的藝術效果。但這種選擇僅僅是小說修辭學的手段和技巧而已。

朱曉玲小說中的精神現象及感情生活，大都顯現出一種被扭曲的走向，而人性的衝突與抵抗，也就構成了作品的主要描寫內容，或“心理體驗”的最為顯著的傳達底蘊。《尋夢》的主人公是被冷漠、被欺凌的女性，她之所以不由自主地跌入婚外戀的旋渦，那是因為她的人格或作為女人的尊嚴受到沉重而瑣碎的打擊。她是女人，她需要感情的撫慰，需要愛的呼應，需要生命旅途上的溫馨與相助，然而，這一切早已在她的生活中蕩然無存。於是她開始了迷惘中的“尋夢”。但瞬間的虛幻和生活的殘酷很快粉碎了她所希冀的朦朧之夢。而《冬日的季風》的故事——如果能被稱為故事的話，幾乎都是在“心理體驗”的過程中完成的。而且讓人感覺到敘述者無意於訴諸一個完整的故事——小說中的主人公是一個私生女，被歧視、被無情凌辱的境遇是淒憷悲涼的，也是令人同情的。但無援而殘缺的生存狀態，卻造就了她“尋父”與“仇父”的特殊情結。作為人性的抵抗，雖變態而不能說有罪。但對於世俗道德秩序的挑戰，又不能不使她吞噬精神的苦果——就如她的牙根出血，既無原因，亦無治療的良方，是痛苦也只能任其自然。《冬日的季風》是一部沒有“結尾”的中篇小說，但經由主人公逐步展現的“心理體驗”，也通過作家步步為營的“點撥”，結局便可由讀者的想像來完成。實際上，主人公的結局或故事的是否完整是無關緊要的，因為讀者已經感受到了一種精神或感情狀態的事實，那就是人性是成為人性的：人性之所以是人性，是因為人的生存境遇養育及最終完成了人性的緣由；人性的遺傳是強大而深厚的，而人性的融入社會之後的遺傳卻顯得更為深厚而強大；人性是社會的，這一結論確鑿無疑但最終扼殺與扭曲人性的恰恰仍然是社會。當然是那種無情的、反人性的、炫耀著道德光環的、傳統的或新生的社會陋習。至於那篇《回歸秋里》，倒是一個動人而遺憾的故事——故事本身關不新鮮，但因了它所發生的背景是那個無比荒唐的時代，所以也就有了特別的意義，還是那樣的主題，即美麗的人性是如何被醜陋的社會力量扭曲與摧毀的。這也是一個經由“心理體驗”而展現的淒涼苦澀和故事。如果說，《尋夢》與《冬日的季風》所講述的是人性抵抗的故事，那么《回歸秋里》則是一個因懵懂而導致人性投降的故事，一個因不由自主屈從“時尚”而鑄就終生遺憾的故事。當然，故事的“意眼”並不在於青春萌動的心理描寫，而在於是誰或怎樣的精神慣性，導演了主人公的懵懂及人性的投降。

朱曉玲的小說主人公幾乎是一律的女性，以所謂“女性文學”的概念來闡釋這些小說是最合適的。因為這些小說中的女性基本上都處在婦女命運的悖論之中。以世俗眼光觀照，這些女性——如《尋夢》中的小微、《冬日的季風》中的伊潔、《回歸秋里》中的雪兒，她們的精神狀態及感情生活大抵處在被扭曲的境遇中。因而在行為及心理走向方面，或多或少地有點兒相應的荒唐，乃至越出了傳統道德的規範（雪兒則表現為對人性的違背，於是在結婚10年後還眷戀著她的初念者）。然而，換一個角度審視，倘若她們不反抗、不越軌、甚至滅絕自己的慾念及對夢想的追求，一切固守或聽憑命運的安排，她們的精神狀態和感情生活就正常健全了么？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也正是如此，我們不難感受到女性命運的疼痛與尷尬；她們無奈地處在兩難的生存景況之中。作者既同情“我”，也憐憫“她”，而且對她們的無奈作出了無情而真實的安排。譬如《尋夢》：“這之後不久，小微堅決同丈夫離了婚。那時節，驍馳已經攜了他的妻子遠走高飛到香港做生意去了……驍馳走的時候並沒來看小微，也沒給小微留下隻言片語……”；又如《回歸秋里》的最後是：“出了村子沒走多遠，雪兒同一個穿一身洗得發白的舊軍服的中年男子擦肩而過，而後各自朝著要走的方向消失在暮色蒼茫之中……”；只有《冬日的季風》中的伊潔略有例外，作者設定了一個讓讀者猜測想像的結局。但無論如何，伊潔的命運不存在必然的轉機。這一切，便是滲透在小說敘述中作者之於生活的態度。

其實，女性主人公最終命運如何安排在這裡顯得並不重要，對於小說來說，重要的是人物的“心理體驗”的具體過程，因為這個過程已經揭示了這些獨特女性命運走向——那就是不會停歇的尷尬與無奈，那就是繼續進行冬日季風中的孤獨的尋夢，而能否尋到則是另外的寓意層面了。如此也可以看出，朱曉玲的小說描寫，雖大都是從女性個體的細微隱秘之處切入，但視野卻落腳在了悠遠而古老的命題上，那就是人的生存狀況，女性的生存狀況。這是一幅幅人性的風景畫，我們不僅可以看見其是的形態，線條與色彩，而且可以感受到一種畫外之意、一種沉寂中的抗議，一種悽苦的獨行者的足跡聲，一種冷寂而熱切的、不僅僅屬於女性的感嘆與呼喊！

獨特的朱曉玲自有其無可替代的前景，因為小說的任何一丁點輝煌，都是與獨特相關。

批判與批判的歸宿

朱曉玲[湖北作家]

——對朱曉玲女性小說的一種讀解

楊文琴（博士）

中國女性伴隨著無產階級在本國的勝利，獲得了與男性同等的政治權利和政治地位，這無疑是女性的一大解放。但是，制度層面的平等並不意味著女性從此就將獲得與男性事實上的平等，事實上，男性話語依然是這個傳統深厚的國家的中心話語，女性依然徘徊在社會與文化的邊緣，繼續遭遇著艱難的生存處境與精神困境。對於這些在困惑與不幸中煎熬的女性，朱曉玲給予了熱情的關注，其2000年以前的中篇無一例外都是女性小說。但是，與九十年代流行的“私人化寫作”、“身體寫作”不同的是，朱曉玲的女性書寫立足於批判。她將筆墨指向女性所處的父權制社會，通過對男性形象如“父親”、“領導”、“丈夫”與“情人”等的女性敘述，來揭示父權社會及其創造的性別秩序對女性的擠壓，進而展開她對女性前途的思考。

朱曉玲的女性小說中都缺少“父親”，父親的整體“缺席”顯然與作家小時候父親“畏罪自殺”的心靈創傷有關，父親的“缺席”為何會給女性的人生帶來深遠的影響？就因為他是“父親”？朱曉玲發現，這並不是一個稱呼的問題。在父權制社會中，“父親”是男權文化規則指認、規範性別角色功能的強大承載者，他不僅具有人倫意義，而且蘊涵豐富的男權文化內涵。父親的“缺席”在朱曉玲的小說文本里有三種情況：《冬日的季風》中的伊潔是母親和不明男人的偶然產物，她是母親受辱的證明——“父親”身份不明，這是“缺席”的一種；《大漠》、《顫抖的愛》等小說中的父親因為在特殊的年代有著特定的身份，因而被奪去生命，此為第二種；《秋戀》、《尋夢》等小說中的父親被作者故意隱去，此為第三種。從人倫上講，父親是女性生命的創造者，父愛與母愛一起才能滿足一個孩子對愛最基本的要求，作為與女性生命有著密切聯繫的第一位男性，父親的“缺席” 不僅給女性帶來愛的殘缺、成長的創傷，更成為影響和籠罩其一生的心理陰影和巨大心靈挫傷。《冬日的季風》中的伊潔，從小就感到生命的可恥與荒唐可笑；從小，她和母親就因這個特殊的“父親”受盡世人的欺侮與嘲笑。她渴望找到“父親”，找到依賴；但又痛恨“父親”並想報復“父親”，她選擇劍男——一個五十多歲、牙齒難看的有婦之夫同時作為她幻想的父親與情人，欲愛不能，欲恨亦不能，生活與情感都是一團糟。同樣，即使曾經有一位光明正大的父親，女主人公和她們的母親、家人在其身後仍不能免遭不幸。沒有父親的庇護，她們無一例外的嘗盡生活的艱難、世人的白眼和孤兒寡母的悽苦無依。

然而，真實父親的“缺席”並不是女性不幸命運的全部原因，朱曉玲批判的並不是父親的肉身，而是作為男權文化象徵符號的“父親”及其背後所隱藏的、受男性中心話語主宰的整個社會秩序、社會心理、文化、倫理及人們的思維方式。奪去女性真實父親的是一個特殊的年代，但這並不意味著那就是一個打破了男性中心的年代。相反，那個年代的關鍵字正是革命、權力、政治這些典型的男性話語。在那樣的年代，家庭中的女人們與“父親” 不僅有著血緣和倫理關係，更存在一層高低等級關係，一個家庭的“父親”在相當程度上代表整個家庭及其成員的社會屬性。他的地位也就是這個家庭的社會地位，女性在社會上並不是被當作與男性平等的主體，而是生育的工具、子女的撫養者、家務勞動者、男性的伴侶或玩物。所以，當這個家庭中的社會代表一旦“缺席”，整個社會中的父權就更直接的向女人們壓來。《冬日的季風》中伊潔的母親因為出身和美麗被男人們肆無忌憚的蹂躪玩弄，毫無反抗與掙脫之力；《大雪有夢故里難歸》中的彷琿母女被酷狗強逼著賤賣掉房屋，當父親“缺席”時，女性們遭受的是致命的打擊，是直搗身心最敏感最薄弱處的打擊。她們之弱小，她們對“父親”的依賴之深，正是因為她們面對的是整個父權制社會的壓迫，即使她們家的男人們“在場”，她們受欺凌的程度可能減輕，但她們受欺凌的可能卻是與生俱來、不可根除的。

時代不斷向前，會逐漸建立起一些理性的意識與應有的秩序。但當伊潔彷琿們長大成人後，她們面對的仍是一個男人統治的世界。她們的母親年老體衰，依然背負著“不貞”的名聲；她們宿命般的重複著母親的命運，依然是男人們追逐、占有的對象。隨著時代的發展，歷史的演變，曾經壓迫過她們母親的革命頭目們威風不再，但父權勢力又以另一副面孔出現，繼續擺弄把玩著女性的命運。例如單位里的領導，承包大潮中的法人葉強企圖以權占有伊潔（《冬日的季風》）；機關里的幹部孟柏對梵的利用（《生活不相信眼淚》）；獨眼龍經理對小薇業餘創作的無理阻礙（《尋夢》）等，他們干涉女性的工作權利，生存權力，生活權力，及人身自由。他們對女性的創造力表示出強烈的蔑視並加以壓制甚至扼殺。由此，從某種意義上講，女性面對的是比男性更為艱難的生存環境與更為狹窄的發展空間。

“丈夫” 是女性法定的人生伴侶，本應是女性情感上、靈魂上和肉體上的另一半，精神、物質上的支持者和強大的依靠者。但朱曉玲對“丈夫”提出了強烈的質疑。《秋戀》中，“我”那“離了婚的丈夫”在“我”找到新的愛情時，卑鄙無恥的向男方的父親寫了封污衊信；《尋夢》中小薇的丈夫冷漠、多疑、殘忍，與小薇毫無精神上的溝通，只存在肉體關係；《女人的苦衷》中璇麗的丈夫同周圍的人群一起對她的不育表示了鄙視和不滿。在朱曉玲的女性小說中，“丈夫”徒具法律的形式，不具備其法律上的意義，他們不是女性人生中親密無間的合作者，而是女性情感與肉體上的枷鎖，禁錮著女性追求並享受幸福的自由。當女性對婚姻感到失望時，為了尋求心靈的撫慰，她們將希望寄託於婚姻之外。比如《尋夢》中的小薇與《大漠》、《顫抖的愛》中的“我”，她們找到了她們認為的真愛。但事實上，她們卻不能完整地擁有愛、享受愛。他們只能偷偷摸摸地愛，由此這種愛同樣意味著痛苦。因為，面對強大的父權制，“情人”們比女性更加懦弱，膽小。他們無法衝破現實與世俗的羅網，同樣不能給女性完整的愛情與幸福的生活。

在朱曉玲的筆下，顯然表達出了女性作家對男性的同情與憐憫。她看到，“丈夫” 與女性一樣生活在無愛的婚姻中，同樣是受害者。但令人痛惜的是，這些同樣是世俗社會的受害者們，反過來又加多一重壓迫於身邊的女性；“情人”雖然尊重女性、支持女性的創作、理解女性對感情的渴望與追求，能夠感受到無愛的婚姻給自己帶來的痛苦，但他們卻沒有勇氣直面並反抗傳統的社會秩序。女人們的“丈夫”或“情人”——他們作為男性，作為社會中客觀的一種物質存在，歷史地成為權力話語下的“中堅分子”，他們不自覺的接受並認可了這種話語秩序，並使之成為其內心深處的一部分。他們要維護理性社會賦予婚姻的神聖性，即使婚姻對於他們只剩束縛與痛苦，即使他們要犧牲個人的自由並虛偽的度日。他們已經習慣了這個社會給予他們的身份、地位、社會生活和倫理規範，他們對這個社會的整體認同要比女性更為堅定。所以，一旦當他們要違背這種社會秩序的時候，他們的矛盾與痛苦也更甚於女性。《尋夢》中面對小薇，驍馳一邊表白自己會離婚，一邊自己也懷疑自己是否有勇氣去做、是否能做到；《顫抖的愛》中的“他”用理智壓抑自己不去愛，因為他知道“在人們的眼中正經的婚姻只一次”，反抗的結果就是“被生活、被人言、被唾沫活活淹沒，活活困死”。所以，在這種情形下，他們往往選擇忍受、逃避。因此，他們的行為，無疑再一次將認為自己跳出了樊籠，尋找到了真愛的女性們置於孤苦無助的邊緣。《冬日的季風》中的伊潔被推上了審判席；《尋夢》中的小薇失去了女兒，離開了驍馳；《秋戀》中的“我”永遠失去了愛人；《大雪有夢故里難歸》中的彷琿斷絕了自己無聊的婚外性關係之後，卻目睹丈夫的外遇，……。

通常，當個體無力抵抗外部力量的壓迫時，它會本能的轉向自身尋求群體的聯合與保障。當女性遭受來自父權制社會的種種壓迫時，她們可以與母親、親生姐妹、女性朋友等女性力量聯合起來，構建一個女性世界，從中尋找鼓勵與支持。但在朱曉玲的小說中，我們發現女性世界內部同樣充滿了矛盾、衝突與對抗。母女關係是世上最親密的關係之一，當父親“缺席”，母女相依為命，共渡難關，母親是女兒成長中的唯一保護者與引導者。同樣，女兒也是母親的精神寄託。由此說，母女感情理應堅不可摧。但事實呢？《冬日的季風》中伊潔與母親都不相信男人，兩人互相關心、一起過活。但她們同時又彼此蔑視，蔑視對方的輕佻，蔑視對方離不了男人的“賤相”；《尋夢》中小薇的母親一味的要她順從丈夫，明知小薇婚姻不幸福，也力勸小薇不要離婚。在過去，母親或許也曾抗議過這個社會，但現在，長期的反抗無效卻使她們成為這個社會的一名投靠者、服從者。她們反過來，將社會曾給予她們的壓力強加給女兒，要女兒屈服，並認為這是為她們好。同輩的女性呢？《大雪有夢故里難歸》中的彷琿，在大雪紛飛的一個冬日，震驚地發現丈夫婚外情的對象竟然是自己最要好的朋友“秋葉君”；《尋夢》中的小薇與茹雪是日記也能分享的密友，但卻兩度因男人產生隔閡；《冬日的季風》中的伊潔的女性朋友們同各自的男人經常發生戰爭，但又靠著男人過日子。她的姐妹們基本上與母親們一樣，自覺出演著男性世界為女性所安排的種種角色。可見，由於女性內部自我意識發展程度不一，個體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女性聯盟經常處於不斷分化瓦解的狀態。與父權制社會所具有的深厚基礎和強大滲透力相比，女性聯盟還十分脆弱，根本不足以成為女性反抗父權制壓迫的有力依靠。

父權制社會的外部壓迫及女性內部的參差不齊，使女性內外交困，孤立無援，女性似乎無路可走。那么，女性到底應該以怎樣的姿態面對社會？朱曉玲沒有回答，其批判的歸宿依然是一個大大的問號！有“破”有“立”，在“破”的同時為何沒有“立”呢？讓我們再回到女主人公身上。

獨立、多情、美麗是朱曉玲小說女主人公的共同特點，儘管她們有時不得不看男人的臉色，但她們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努力依靠自己的力量過自己的生活。她們有屬於自己的精神生活，無論從事什麼職業，她們都堅持讀書或寫作，她們有相當一部分都在業餘從事文學創作，有的就是小有名氣的作家，即使是女工璇麗和待業的伊潔也讀著戴高樂或米蘭?昆德拉。她們對於愛有著強烈的渴望和敏銳的感受，樂於行動，不迴避自己對性愛的要求，敢於去尋求婚姻以外的真愛。她們不是一群徒有外表，依靠自己的身體資本過日子的女人，她們都具有強烈的女性意識，對男性和男性的世界都表示了不滿與反抗。伊潔總是掛著一絲嘲弄的笑看著周邊的男人和他們的世界；小薇在疲勞的婚外戀中感到男性的霸道與自私，毅然退出；《顫抖的愛》中的“我”無法忍受無愛的婚姻和愛人的退縮，最終選擇死。但不滿與反抗之後，她們又轉回到了起點，命運並沒有任何實際的改變，她們仍要繼續在肉體和精神的囚籠里苦苦掙扎。女性看似不可抗拒的悲劇性命運，體現出朱曉玲對男性社會複雜性的敏銳洞察。她看到，具有數千年歷史的父權制社會圍困著女性，卻並不外在於女性。這種社會以家庭為基本單位，以婚姻為基本紐帶。女性與男性不僅在個人的愛與性上緊密聯繫，而且在文化、道德倫理、經濟、政治結構上也有著密切而複雜的聯繫。這種密切聯繫使得女性往往很難將個人的命運與女性的命運、兩性關係與社會權力關係結合在一起考慮。而且由於男權文化對女性的長期浸染，並內化於女性的深層意識，導致女性即使認識到這種聯繫對女性世界獨立意識的壓迫，她們也會因對這種男性中心文化與社會現有秩序的內在認同， 而使其反抗僅僅停留在個人的、表面的層次，甚或這種反抗只是一種意氣用事，而非理性、明智的行為。看看朱曉玲的女主人公們，她們仍然重視家庭，仍然甘願為家庭操勞付出，她們仍與男性社會一起維護著婚姻這層美麗但虛無的面紗，她們仍然為她們對丈夫的背叛有過自責、懺悔與自我懷疑，她們不滿於她們的婚姻，是因為她們與丈夫感情不和諧，不是因為她們懷疑婚姻本身的存在，她們心中仍是愛情至上，仍然希望有一個高大的男人可以依靠，理解她、保護她，儘管現實中男人那么讓她們失望。對婚姻愛情及其所附著的社會權力、道德倫理的信仰、敬畏與依賴，深刻的表明她們骨子裡依然存在對男權文化的相當認同。這種內在認同決定了她們對所處的男權文化的依附，也決定了她們的反抗是不徹底的。與此同時，這種認同也表明，在作家朱曉玲強烈的批判意識里仍存在著對父權制的部分肯定。這種肯定從而導致她的批判也不可能是徹底的。所以，在否定與肯定之間，作者陷入了困境，在批判父權制的同時，作者暫無能力為她的女主人公們指引一個更為光明的出路。

筆者並不認為：批判的同時一定要有新的確立，作家一定要為人物的幸福負責；恰恰相反，筆者認為：批判與批判的歸宿的落空真實的表明了作者思考女性問題時的真誠態度與直面現實的可貴立場。因為任何否定都是一種辨證的否定，女性問題是個十分複雜的問題，不是對父權制進行猛烈徹底的顛覆就能解決得了的，兩性關係只有在兩性合作的基礎上才能日趨健康和諧。批判的同時有所困惑，並將這種困惑一起呈現出來，較之立即跑到批判對象的對立面無疑更為真實、也更為明智。當然，若作者能在兩端之間尋找到一個平衡點，以自己睿智的思考為眾多的困惑者提供有益的啟示，那也同樣讓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