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歷
早年投身革命，解放初期以二野代表的身份，參加了《中國人民的勝利》一片的拍攝工作；
解放後從部隊轉業到地方，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的文教部電影處處長；
大區撤銷以後，任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長；
1958年幹部下放，指派朱丹南同志為下放幹部的領隊，到涼山彝族自治州會理縣勞動鍛鍊，地委安排其為縣委書記；
1958年底，被四川省委“峨眉電影製片廠籌備處”任命朱丹南同志為峨影廠廠長,並負責整個籌建工作；
1963年6月，在成都市召開四川省首屆戲劇工作者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中國戲劇家協會四川分會，選舉
朱丹南為主席。
個人回憶
（峨眉電影製片廠的建立）
(2004-9-30) 朱丹南(口述) 王林(錄音、整理)
（摘要）1958年，在大躍進的一片鼓譟聲中誕生了峨眉電影製片廠。長期在部隊和地方從事文化、電影工作的朱丹南同志擔任第一任廠長。峨眉電影製片廠自初創到文革開始期間，先後拍攝了在全國有一定知名度的《嘉陵江邊》、《達吉和她的父親》、《喬太守亂點鴛鴦譜》等3部電影片。當《達吉和她的父親》放映後引起文藝界激烈爭論時，周恩來總理實事求是對該片作出基本肯定的評價，以此鼓勵和支持峨眉電影製片廠的工作。
在進入正題以前，有必要先說一段引子。
解放初期史達林曾經派兩個電影攝影隊幫助中國拍了二部大型彩色紀錄片，一部叫《解放了的中國》，一部叫《中國人民的勝利》。《解放了的中國》偏重於經濟、政治方面，《中國人民的勝利》偏重於軍事、戰爭。蘇聯方面派出了強大的陣容：《解放了的中國》的總導演是戈拉西莫夫；《中國人民的勝利》的總導演是瓦爾拉莫夫。兩部片子的解說詞都由著名作家西蒙諾夫撰寫；攝影師許多都是史達林獎金獲得者。中國方面，《中國人民的勝利》的總代表是著名作家劉白羽；《解放了的中國》的攝影師是吳立本、徐肖冰。我就以二野代表的身份，參加了《中國人民的勝利》一片的拍攝工作；一野代表是陳播，解放後擔任八一電影製片廠的廠長，後來又當文化部電影局的局長；三野是蘇里，蘇里後來當電影洗印廠的廠長；四野是王地子，他以後沒搞電影，在總政文化部工作。
兩部電影都是從開國大典開始拍攝。我和蘇聯同志一起，拍攝了開國大典，還參加了毛主席的開國大典宴會。攝影隊里有蘇聯的同志，也有中國的同志。我們跟隨著二野的行動路線，補拍了挺進大別山、搶拍解放了的城市。解放廣州戰役是二野的陳賡部隊打的，我們就從北京趕到廣州，走到半路上廣州解放了，我們趕到廣州以後，廣州才舉行入城式，等我們拍電影。然後從廣州出發，沿著海邊到廣西的縣份。應該說這個時候沒有什麼大仗可打了， 但是廣西的桂系軍閥，比如白崇禧等，還有部分力量，所以桂南戰役是比較重要的戰役。陳賡部隊的任務是，把雷州半島的大門堵上，不讓國民黨的部隊往海外逃跑。因此我們的攝影隊也是從廣州出發，沿著海邊到了雷州半島，從廣東和廣西的邊境上，路過陽江、茂名到了廉江化縣。眼看桂南戰役就要開始，部隊已是劍拔弩張，突然接到通知，正好碰上史達林60大壽，讓蘇聯同志到上海去參加慶祝活動。那時候對史達林很尊敬，不參加不行，眼看著錯過戰役，心情很矛盾。參加了慶祝活動，從上海又趕到重慶時，重慶也解放了，也只拍攝了入城式，前趕後趕，總是沒有趕上戰爭場面。
在重慶時，考慮到二野進軍大別山是一個重大事件，蘇聯新聞電影是允許補拍的（我們不允許補拍的，認為是不真實了，蘇聯甚至可以請演員表演），所以蘇聯同志提出來要補拍二野進軍大別山，構想的這一段內容是，在大別山鄂豫皖老蘇區，一個紅小鬼當了團長又回到大別山，和他的媽媽見面，這是蘇聯同志設計的。我們就安排：部隊路過大別山，按照老區的樣子，把標語刷出來，“打土豪，分田地”等，這些都好辦，部隊好布置；團長由我們的演員演，這也容易；但是文工團里的女演員能夠在鏡頭前表演老太太的不好選。因此我就在重慶的大坪山坡上看中了一個地方，那裡的建築物和大別山一模一樣。因為四川人很多是湖廣填四川來的，所以建築物也有些相像。布置了環境，部隊行軍也布置好了。我頭一天晚上去看地形的時候，發現附近一個老太太形象還可以，就請她第二天參加我們拍電影。我告訴她，情節就是，部隊里的團長喊你“媽媽”的時候，你要用手拉他一下。只能這樣布置了。結果當拍攝開始以後這個老太太很動情，我們的演員一喊她“媽”，她的眼淚就掉下來了，抓住演員的手不放。蘇聯的攝影師不停地叫：哈拉哨，哈拉哨（好、好）。他對我說，你簡直是一個好導演。事後了解，這個老太太確實有一個兒子，被國民黨抓壯丁抓走了，沒有回來。看見這個“兒子”，就想起自己的兒子。真是碰巧了，事先沒有估計到。這件事與我對以後搞電影工作的興趣，很有關係。
解放後我就從部隊轉業到地方，到了西南軍政委員會的文教部。文教部下邊有電影處，我就到了電影處，當電影處長。那時候電影處計畫在重慶搞一個製片廠，已經劃好了範圍，在重慶的五四路、青年路、滄白路、臨江路一帶，西南電影公司已經籌備好了，文工團也找到了房子，電影修配廠都在那一帶，如果辦好了實際上是一個電影城，正要買那裡的一個教堂，大區撤銷了，辦電影製片廠的事不得不停下來。後來那一帶被重慶市公安局看上了，成了公安城。大區撤銷以後，我就調到四川來了，到四川省文化局。1958年幹部下放，指派我為下放幹部的領隊，到會理縣勞動鍛鍊，地委安排我為縣委書記。這時就沒有想到搞電影了，一心一意搞農村工作，勞動、大煉鋼鐵。到了年底，報紙上登出文化部放“衛星”的計畫：省省有廠（製片廠），縣縣有院（電影院），社社有隊（放映隊）。有了這三大目標，省裡邊開始籌備建電影製片廠。年底省委通知我回來，參加籌建峨眉電影製片廠的工作。所以，1958年年底我就回來了。
首先在鹽道街文化局的門口掛上“峨眉電影製片廠籌備處”的牌子，同時任命我當廠長，參加籌備工作，我還兼著文化局副局長。然後找地方，就找到現在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原來是兩個大隊的交界處，戰旗大隊和石人大隊。石人大隊是營門口公社的，戰旗大隊是蘇坡橋公社的。這個地方墳山比較多，因此不算是好地，修建的時候骨頭到處都是。電影廠當時和132廠同時建廠，132廠修了一條簡易公路，碎石路，我們走了幾年的碎石路，周圍都是耕地。那時候一環路剛有一個雛形。接著就開始廠子的建設。同時又提出，邊建設邊生產，當時正是大躍進期間，幹勁很足，所以在籌備期間就準備拍電影。峨影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拍了3部片子，第一部是根據沙汀的小說改編的劇本，沙汀小說的名稱是《這就是戰鬥》，寫隆昌氣礦一個模範工人。舊社會時他就在那裡當工人了，他很有技術，但是吃不開，幫人焊茶壺，所以電影最初的名字叫“焊茶壺的人”，拍攝過程中都叫的這個名字。還有一首詩：“老將躍馬上新陣，剪裁新事著新文，料得影片放映日，滿街爭說焊壺人。”電影拍成以後，請專家審查，蔡楚生提出意見，認為“焊茶壺的人”總是不那么高雅，他建議改為“嘉陵江邊”，因為故事發生在嘉陵江邊，後來影片就叫《嘉陵江邊》。
在拍攝這部電影期間，我去探望陽翰笙，他是四川人，有名的作家、戲劇家，我搞川劇的時候，經常到他家裡去，有時候我陪著演員去，他家裡我走熟了。他問我，你又搞製片廠了？我說，是不是請郭老題寫個廠名？他說，好哇。他就拿起電話，給郭沫若說，四川要建電影製片廠，請你給他們寫廠標和片頭。郭沫若說，好。過了3天，陽翰笙通知我去取，我就到郭老那裡去取的了。所以現在廠名這幾個字就是郭沫若的字。郭老不但廠標寫好，而且專為峨影寫了一個條幅，是他剛作的詠電影的詩，他的詩是很好的，現在作為峨眉電影製片廠的傳家寶保存下來。他的詩寫的是：
繪聲繪色流芳遠，有質有文著彩多。
銀幕平勻翻宇宙，明星灼爍耀山河。
剎那談笑成千古，世界和平共一歌。
打破紅黃棕黑白，永叫玉帛代干戈。
這首詩我拿到榮寶齋表出來以後帶回來。回來以後，我還不揣冒昧，根據郭老原韻，和詩一首，與郭老的詩同時在《四川文學》發表。拍攝《嘉陵江邊》的時候，導演本打算讓我扮演一個角色，因為我參加川劇團出國演出，沒有演成。當時由省委宣傳部明朗部長帶隊，他想帶一個熟悉川劇的副團長，就把我挑上了。1959年7月出國，年底回來，影片還沒有拍完，還是我收的尾。所以，《嘉陵江邊》的開始和結尾我都參加了。影片的後期製作是在八一電影製片廠，因為這邊的建設還沒有完成。
朱丹南拍攝的第二部電影是《達吉和她的父親》。高纓的同名小說發表於《新觀察》雜誌，在全國有影響，是一篇好小說，因此省委很重視。峨影有一個導演叫張波，很想抓這個劇。我剛從國外回來，《嘉陵江邊》還沒有完，這邊就在議論怎么改編《達吉和她的父親》。小說是很好的，但是我怕峨影廠的導演和攝影師達不到應有的標準，擔心弄砸了。不是好導演，好攝影師，再好的故事也拍不好。那時候彩色片很少，劇本經過文化部審查通過了以後，才能決定你是否能用彩色片。這個故事不拍彩色片很不夠味，因此我的目標是拍彩色片。但峨影廠的創作理念、藝術力量跟不上。因此我就想到了與長影廠合作。那時候《五朵金花》已經出來了，1958年拍攝，1959年放映，已經打響。我的目標是不低於《五朵金花》，省委非常同意我這個意見。1960年開第三次文代會，我去參加。長影廠的領導我很熟悉，我和他們廠長亞麻一說，他很同意。我點名要的導演叫王家乙，他是我解放區時候的老戰友。他們廠長說可以，王家乙也同意了。我和四川藝術院的院長劉蓮池說好，他出演員。我們倆在會議期間休息時坐飛機回到成都，向省委匯報交涉的經過。沒有想到，王家乙當著省委書記就提出來，要我當導演可以，我有個條件，讓朱丹南演馬赫，讓劉蓮池演任秉清，我才幹。省委書記說，你這一招厲害，一個是廠長，一個是院長，把兩個頭頭都拉去，我們這兩個單位怎么辦？省委同意了。王家乙事後說，他這一計是一條繩拴三個螞蚱，飛不了你，也逃不了他。
拍完這部電影以後，我也寫了一首詩：
為在銀幕映涼山，詩人急忙著新篇。
請個名家當導演，三個螞蚱一繩拴。
這部電影拍出來以後，正好文化部在北京新僑飯店召開電影創作會議。在這之前全國文藝座談會也是在新僑飯店開的，這兩個會議接上了。我從長影帶著樣片參加會議，並送到文化部審查。開始文化部一審查就通過了。通過以後，拿到會議上來放映。這一放映，引起議論紛紛。那時候主要是兩派，一派是“電影派”，一派是“小說派”。因為從小說到電影的修改比較大。小說是“爭女兒”，馬赫一聽說有人來找達吉，從腿上拔出刀子來，“哪一個要認走達吉，我就和他拼！” 我給高纓說，這個情節要改，現在講民族團結，要讓。任秉清的身份也要提高一點，他是個老石匠，支援涼山建設，就是土工程師；馬赫讓他當社長，已經是共產黨員了，都是共產黨員。小說派以李希凡為首，他是權威，紅學專家，調到中宣部任文藝處處長，又任人民日報社文藝版的主編。他在文藝報發表的文章題目是《是提高還是拔高？》，認為電影的改動是拔高了人物形象，當時好像趙丹也是傾向小說派。我們感覺到壓力很大，就提議把小說和影片都送給周總理，周總理原定的要對兩個會議講話，看周總理的意見怎么樣。這部影片是作為七一獻禮片準備在7月1號放映的，當時還沒有公開放映。周總理看了以後，於6月20幾號講話，才解放了我們。他首先說，小說電影他都看了，他認為小說比較粗獷一些，電影就細緻得多了。但是電影也有缺點，感情上還沒有放開，受著限制。導演和演員都有限制（這是因為那時候經常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人情味）。他說，有些地方好像是要想哭，但是哭不出來，因為導演把人限制住了。這個缺點確實存在。周總理對電影的評價基本上是肯定的，他的講話很有說服力。出版社曾經把對《達吉和她的父親》的評論出版了厚厚一本集子。當時爭論是很大的，集子裡的觀點也是一派說小說好，一派說電影好。周總理不是一棍子打，而是說小說和電影各有各的長處。
在全國文藝座談會和電影創作會議開完以後，大約6月29日或30日，周總理請了部分著名演員和電影廠廠長，有20多人到他家做客，吃飯和座談。周總理在西花廳門口迎接，同來賓們一一握手，夏衍作介紹。輪到我時，夏衍介紹說，這是朱丹南。周總理說，我認識，他就是馬赫老爹。夏衍又介紹說，他還是峨影廠的廠長。周總理說，好哇，我們就是需要領導幹部參加生產，領導生產。吃飯時，周總理舉著酒杯到我們這一桌，專門給我敬酒，並說，希望再在銀幕上看見你。我回答說，再拍三五部不成問題。遺憾的是，由於文革，這個願望沒有實現。
建廠的時候，文化部把西南雲貴川3個廠劃給八一廠，在藝術上由他們輔導，也調了一些人來，如攝影師、車間主任，選址也是他們幫助選的。華北幾個省劃給北影廠，東北的幾個省劃給長影廠，華東幾個省劃給上海的兩個廠。因此第一部影片我們是請八一廠的導演給我們導演的，那時候我們還沒有導演。《嘉陵江邊》是在八一廠完成的，《達吉和她的父親》中涼山的鏡頭只有幾個空鏡頭，邛海、涼山的外景大部分都是在東北拍的。故事發生的地方在公社駐地尼古拉達頓，拍攝地是吉林省的四道溝；達吉採花，山上已經沒有花了，都是塑膠花。更大一部分是在攝影棚里拍的，比如我扮演的馬赫救小達吉，當時下著雪，雪都是塑膠雪，都是假山樹林。電影不弄虛作假成本就太高了。
《嘉陵江邊》是八一廠幫助拍攝的，《達吉和她的父親》是長影廠幫助拍攝的，我們也配備了全班人馬，王家乙作導演，張波、張其作副導演。這邊的建設老是上不去，因為省委抓錦江大禮堂和錦江賓館的建設，又擴建飛機場，我們就掛不上號，材料也很欠缺。廠里的職工提出，我們要單獨拍一部片子。開始選的工業題材的劇本《十二個老礦工》；農村題材選了四川文學上發表的小說《東山女炮排》，但感覺條件還是不行。最後選來選去，我說《嘉陵江邊》可以算是工業題材，《達吉和她父親》也可以算是農村題材，是不是可以搞個戲曲片，因為我當過川劇院院長，一想就想到川劇。我當川劇院院長的時候，拍過一個川劇集錦，包括《秋江》、《五台會兄》、《評雪辨蹤》，還可以，但是沒有拍過整本戲。最後選到《鴛鴦譜》，這是個喜劇，演員現成，拍攝技術上要求不高，黑白片。那時候攝影棚還沒有建成，有個大食堂，就把大食堂當作攝影棚；錄音車間也沒有，就半夜錄音，因為半夜沒有雜音噪音；洗印也是臨時找間房子洗印，沒有空調，從肉聯廠拉冰來洗印片子，最後還是拍成了，名字改成《喬太守亂點鴛鴦譜》。用的成都市川劇院的原班人馬，效果也不錯，送審結果也很好，發行到港澳、東南亞華人比較多的地方。
這部片子還沒有拍完的時候，我帶著廠里的要求到文化部去請任務，這已經是1962年。省人藝演出《抓壯丁》，效果很好，我們準備用原班人馬拍《抓壯丁》。到了電影局，那時候電影局的局長是陳荒煤，他說，老朱阿，你野心勃勃，很可惜，國務院已經確定峨影廠下馬，各省廠都要下馬。而且這個題材八一廠已經定攝了。你說你們人藝演得好，八一廠定的是延安的原班人馬，把你們的“潘駝背”也叫去了，吳雪演李老栓，陳戈演王保長，你斗不鬥得過他們？結果完成了《鴛鴦譜》就下馬了。
1965年又重新上馬，當時的背景是，國務院決定上海遷一個廠到四川來。周總理說的，“海燕”就讓她在海邊，“天馬”行空就讓他到四川來。這是為了配合三線建設，遷一個廠到內地來。為了迎接天馬廠，原設計的攝影棚改成簡易棚很快建起來了，宿舍也建起來了。白楊、金焰、顧而已、項堃等都在天馬廠，項堃、顧而已等幾十人到廠里報了到，而且到農村去了。這已經到了1966年，演員正在鄉下體驗生活，搞基建的也鋪開攤子，有些機器也用輪船從上海運來了，包括食堂的板凳桌子，結果文化大革命一來，他們都回去了，只留下少數幾個工人。
文革期間，中央文革小組把峨影作為戰備廠，打起仗來新影、北影都要搬到這裡。峨影廠原來的人，特別是走資派，一個都不要，這時我才離開的。從1971年到1973年都是這個狀態。我走了以後，派了成都市委宣傳部的李映青到這裡任廠長。文革中也拍過片子，要求反映走資派，以支邊為內容，在雲南拍景，把李映青累病了，現在還是殘廢。又派杜天文來當廠長。滕進賢拍了幾部電影反應還不錯，後來成為第四任廠長。騰進賢調任電影局長，又由吳寶文任廠長，吳寶文調廣電廳以後由李康生任廠長，這已是第六任了。
〔口述者簡介〕朱丹南，原西南川劇院院長、原峨眉電影製片廠廠長、原省文化局副局長
〔整理者簡介〕王林，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中華文化論壇》副編審
朱丹南與馮喆、童恩正、楊昌林、雷蕾等
馮喆，對於五、六十年代的電影觀眾來說，馮喆確實是一住家喻戶曉，且為廣大觀眾所喜愛的著名表演藝術家，凡是看過由他擔任主演的《南征北戰》、《羊城暗哨》和《桃花扇》等影片後，無不為他那自然質樸、敦厚儒雅、英武果敢、從容瀟灑的表演所折服。三年困難時期，全國電影製片廠布局進行調整，上海的天馬廠與成都的峨影合併，在首批來峨影的主創人員中，就包括了著名影星馮喆。時任峨眉電影製片廠廠長的朱丹南非常賞識來到四川的馮喆，可說是他在電影事業上的最後一位知己。在牛棚歲月里，朱丹南也是陪馮喆一起度過的人，得知馮喆結局後無比痛悔，並盡力為他討要說法。
童恩正，曾在成都任教，同時在峨眉電影廠任編劇，既是學者，又是編劇，是著名的“兩棲人”；他是著名的科普作家，創作的《珊瑚島上的死光》被拍成中國第一部科幻電影，他也由此被譽為科普界“四大金剛”之一。1997年4月20日，我國歷史學家兼科幻作家童恩患肝病在美國住院治療，因換肝手術失敗猝然離世。
1959年夏天，童恩正跟著四川大學著名考古學家馮漢驥教授，到四川忠縣渰井溝考察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然後，他又和另外兩個對考古感到興趣的歷史系同學自願放棄暑假，到巫山大溪去參加另一處新石器時代墓葬的發掘工作。這裡的景色壯觀而驚人，“浩蕩的長江在這裡被兩岸聳立的大山束縛成一條狹窄的激流，紅色的山岩從江邊垂直矗立，高高地聳入雲霄，日光只有在中午才能射進這陰暗的峽谷。江水洶湧著衝擊在猙獰的礁石上，激起了翻滾的波浪，捲起了巨大的旋渦。瀑布從高山上傾瀉下來，在空山中發出可怕的轟鳴。險峻的高山下，奔騰的江水在這裡以它的粗獷、它的雄偉震懾著人，激動著人。”更為震懾人、激動人的時間是夜晚。當晚上八、九點鐘，一輪圓月在陰森的峽谷黑黝黝的大山後面緩緩升起，照亮了咆哮的大江時，童恩正感到了古峽的莊嚴、肅穆，對大自然產生了一種原始的敬畏。正是這種對大自然神秘、恐怖氣氛的原始敬畏，加上對考古學、冒險生活的熱愛，童恩正回成都後，在一個星期的時間內寫出了《古峽迷霧》。上海少兒出版社1960年出版了年輕大學生的作品。作品一發表，便受到了青少年讀者的歡迎。
《古峽迷霧》的出版，幾乎改變了童恩正的命運。1961年，童恩正大學畢業。那一年，著名電影演員馮喆由上海調到峨眉電影製片廠工作。他看到《古峽迷霧》以後，便去找童恩正。著名演員來找一個普通學生，使童恩正感動至深。交談中，馮喆稱讚童恩正有想像力，會編情節，這兩點正是一個編劇必備的品質。他建議童恩正去當編劇。後來，馮喆將童恩正介紹給峨眉電影製片廠廠長朱丹南。朱丹南很欣賞這位青年作者，童恩正大學畢業後，便將他要來峨影廠擔任編劇工作。他到峨影廠工作以後，開始改編《古峽迷霧》的電影劇本。改編還未完成，四川大學將他又要回學校，擔任馮漢驥教授的科研助手。從此，他開始在考古學和文學兩個領域裡縱橫馳騁，過起了身兼兩個工作領域的“兩棲人”的生活。
《古峽迷霧》的出現，在中國的科幻小說史上，是一個有轉折意義的事件。早期的科幻作品，與其說是科幻小說，不如說是兒童科幻故事，遠離文學正道，不理解科幻小說的本質。《古峽迷霧》則以小說的形式出現，文情並茂，在主題構想、情節安排、人物刻畫和意境描繪等諸方面都展現了小說和科學幻想的魅力，吸引了眾多的讀者。這篇小說的問世，猶如石破驚天，予人以震動和清醒劑的感覺，為中國科幻小說揭開一個新篇章。
楊昌林，1941年生於四川什邡的楊昌林，國小8冊輟學，於1955年5月考入什邡縣川劇團，師承生角名家趙炳益先生，專攻川劇正生。現為四川省川劇院國家一級演員，享受國務院政府津貼專家，四川省文化藝術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委員，四川省第八、九屆省政協委員。
朱丹南1971年，部隊在地方選招文藝骨幹，楊昌林被二炮調乾入伍，到昆明演出京劇革命樣板戲《紅燈記》《智取威虎山》等，楊昌林演李玉和、楊子榮，今天八一廠的徐光明則飾鳩山、座山雕，時人有稱妙配。此後，全軍在廣州演出，楊昌林匯報的節目卻只是唱歌了，是一個小合唱的其中一員。客觀地說，由川劇到京劇再到歌唱，川腔秦韻，使楊昌林開闊了眼界，積累了唱腔藝術經驗，但他的心底，總割捨不了他的川劇正生，畢竟他的根莖在川劇。趕巧，時任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長朱丹南在觀摩現場，他責備楊昌林：“你一個川劇演員，不去演現代戲，跑出來唱什麼歌？”當得知楊昌林願意回川演戲後，朱丹南旋即打報告給部隊，幾經曲折，得時任成都軍區司令員秦基偉將軍的特別批示，楊昌林方才回到四川省實驗川劇院，這已是1975年的5月。
雷蕾，著名曲作家，父親是更著名的作曲家雷振邦，雷蕾先後為《天音》、《熱戀》、《便衣警察》、《渴望》等影視劇譜曲，在社會上產生強烈反響，許多歌曲傳遍大街小巷，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的絕唱。還在雷蕾7歲的時候，《達吉和她的父親》的導演就選中了她，讓她扮演影片中的小達吉。有意思的是，影片中小達吉的養父、彝族馬赫老爹的扮演者朱丹南20年之後竟成了雷蕾的紅娘。經朱丹南牽線，雷蕾與她的丈夫李南岡相識並相愛，而朱丹南是李南岡父親的老戰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