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木叉麴多是唐代龜茲國（今新疆庫車附近）的一個小乘佛教高僧，住在龜茲國的阿奢理兒寺（奇特寺）。
當時，龜茲國盛行小乘佛教，而木叉麴多曾在印度研習佛法二十餘年，是當地的佛學領袖，深受當時的龜茲國王 阿耆尼王的尊敬。
木叉麴多聰慧無比，思維敏捷，精通《雜心論》、《俱舍論》、《毗婆沙論》等多部佛學著作，其中又以《聲明》這一學問見長，在當時的龜茲號稱“獨步”。
與玄奘龜茲辯經
根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二記載：玄奘西行求法遊歷到了龜茲國，按照禮儀，他去拜訪了一位名叫木叉麴多的龜茲高僧。這個木叉麴多不是個一般的高僧，他曾經留學印度二十幾年，而且根據記載，他博覽群經，特別擅長聲明之學（這裡所說的“聲明”和今天常說的“聲明”完全不一樣，它是指梵文語言學），所以得到龜茲國王和民眾的極度推崇。再說這位木叉麴多大概也是個恃才傲物的人物，所以他見玄奘前來拜訪，只是以一般的客禮相待，並不認為他對佛學會有什麼了不起的見識。因此，就對他說：
“此土《雜心》、《俱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學之足得，不煩西涉受艱辛也。”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意思是說：佛教的經典，如《雜心論》、《俱舍論》、《毗婆沙論》等，我這兒都有，如果你在這裡能把它們都學好的話，就已經很受用了，沒有必要再往西去受那種苦。
聽了木叉麴多的話之後，玄奘的回答很有意思，他既不說自己學過那些經，也不說自己沒有學過那些經，而是直接發問：
“此有《瑜伽論》不？”
玄奘所說的《瑜伽論》是一部佛經，全名叫《瑜伽師地論》，又名《十七地論》。在古代的印度，大家普遍相信它是由彌勒菩薩口述的一部經。在玄奘心目中，這部經在佛學上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猶如皇冠上的一顆明珠。他到印度去求法，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於尋找這部經。
對於玄奘提出的問題，我們當然可以作出兩種猜測。第一種，玄奘確實是在虛心求教，就是他到了龜茲這么一個比較大的西域國家，又遇見一位留學印度二十多年，在當地聲望非常高的高僧，他是真心想問問，您這裡有沒有這部《瑜伽論》。第二種，就是玄奘已經開始採用一種辯論技巧，先跳出對方的知識系統，不落入他的這個圈套。從道理上講，我認為玄奘還是虛心請教的可能比較大。而木叉毱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則充分反映出他居高臨下的一種氣焰：
“何用問是邪見書乎？真佛弟子者，不學是也。”
意思是說：你幹嗎要問這么一部觀點都是錯誤的書呢？真正的佛門弟子根本不會學這部書。
木叉麴多這句話是很不客氣的，同時也說明，他作為一位小乘佛教的高僧，在對待知識的態度上有欠開放。
一部被玄奘奉為佛學經典之作的經書，為什麼在龜茲高僧的眼中卻被視為無用的書？玄奘聽到這樣的回答又會作何反應？在《西遊記》中，唐僧是一個不善言辭的僧人形象，那么，在現實中的玄奘又會是什麼樣子？
這樣的回答當然是出乎玄奘的意料之外的。大家知道，小說《西遊記》裡面，玄奘的形象是比較窩囊的，除了念緊箍咒比較順溜之外，口齒並不那么伶俐。但是在真實歷史當中的玄奘，是一個性格非常剛強，決不輕易認輸的人。因此，他聽到這樣的回答以後，反應當然非常激烈。根據記載，玄奘在聽到這個回答的一瞬間，就對木叉麴多的印象徹底改觀，從原本的尊敬，一下子轉變為“視之猶土”，也就是說把他當泥土這么看。這樣一來，他說話當然也就不會客氣了：
“《婆沙》、《俱舍》本國已有，恨其理疏言淺，非究竟說，所以故來欲學大乘《瑜伽論》耳。”
意思是說：您剛才提到的那些《雜心論》、《俱舍論》、《毗婆沙論》我們中土都有，遺憾的是，我感到遺憾的是它們所講述的佛理比較粗疏淺顯，還不是最高深的東西。正是因為這樣，我才想西行求法，去學習《瑜伽論》的。
從中我們可以感覺到，玄奘已經視木叉麴多為敵體，開始平等地進行對話了。當然，玄奘的厲害還不止於此，他接下來說的話更是直指要害：
“《瑜伽》者是後身菩薩彌勒所說，今謂邪書，豈不懼無底枉坑乎？”
意思是說：《瑜伽論》乃後身菩薩，也就是未來佛彌勒親口所講，你居然說他是“邪見書”，難道就不怕死了以後掉到深不見底的地獄裡嗎？
玄奘的反問，使得根本沒把玄奘放在眼裡的木叉麴多落入了兩難的境地。因為他過於托大，口不擇言，犯了罵佛的大罪。對於佛教徒來說，這是不能原諒的。要是否認吧，那就犯了妄語罪，再說旁邊還有別人，以木叉麴多的身份地位，這是做不出來的。但是木叉麴多畢竟不是一般的人物，他馬上見風使舵，顧左右而言他，把話題給扭回來：
“《婆沙》等汝所未解，何謂非深？”
意思是說：《毗婆沙論》這幾部經典你還沒有完全弄明白，又怎么能說它不高深呢？
這句話是極沒道理的，等於是栽了玄奘一贓。顯然，木叉麴多對自己的佛學修養信心十足，他當時的心理是，玄奘的反應和口齒都已經領教了，但是總不見得具體到《毗婆沙論》這部經書，我也鬥不過他吧？因此，他把問題轉到自己有把握的一部佛經上，同時也使自己從已經失敗的原則問題上抽身而退。
話說到這個份上，玄奘也有些騎虎難下了。因為第一，玄奘剛剛出國，他對印度是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崇拜，這種崇拜有的時候甚至是無原則的。面對這么一個在印度有非常長久留學經歷的高僧，他心裡多少還是有點犯怵的。第二，玄奘雖然對佛學是下過苦功，但是具體到一部《毗婆沙論》上，他並沒有足夠的把握可以勝過木叉麴多。此時的他既不能講“《婆沙》我不解”，又不能說“《婆沙》我已解”，的確是很為難。
然而玄奘還是靈機一動，想出了一個好辦法。他先不回答木叉麴多的問題，也來了個反問：
“師今解不？”
短短的一句話，四個字，包含的意思卻很多：首先，不在你罵佛問題上糾纏，已經讓你一步；其次，稱你為“師”，表示尊老敬賢之意，同時也把木叉麴多托起來，看你下得來下不來；最後，用問句，看木叉麴多你怎么回答？
這下實在是把木叉麴多這位高僧給難死了。大家想想，如果他說“我不解”，不行啊，原來自己那么傲，對玄奘那么不客氣，自己的身份又是前輩，當著那么多人的面，豈不羞殺？如果說“換部經”，也不行啊，這可是他自己提出來、自己強調的經啊，玄奘這是在問其所長，所以這也實在說不出口。於是，擺在木叉麴多前面只有一條路了，他只能回答說：
“我盡解。”
這就等於堵死了一切岔道，而且被迫將提問權交給了後生晚輩，自己成了守方，玄奘則掌握著進攻的主動權。於是，玄奘就從《俱舍論》開始的地方發問。《俱舍論》全稱《阿毗達摩俱舍論》，共三十卷，六百頌，為小乘向大乘有宗（瑜伽行派）的過渡之作，基本反映了當時流行在迦濕彌羅的說一切有部的主要學說。這部經在中土有幾種譯本，後來玄奘的譯本出來後，講習很盛，成為一派，叫“俱舍宗”，玄奘的學生還對這不經做過註解。在藏傳佛教中也有自己的譯本和注本。當然，這都是後來的事情。
玄奘是大乘僧，至於瑜伽學派，他還沒有到達印度，自然還沒有來得及學；木叉麴多則是小乘學派，而且應該就是說一切有部的。所以，選這部書來進行辯論提問其實對木叉麴多明顯是有利的。但是木叉麴多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就在玄奘一開始“引《俱舍》初文問”的時候，就露出破綻（發端即謬），也許他還在為自己“邪見書”的失言耿耿於懷，沒有集中精力，以致又出現了差錯，這種精神狀態於辯論者來說是非常致命的。於是玄奘乘勝追擊，接著連連發問。大家也許都看過或經歷過辯論的場景，那個進行的速度是很快的，問題一個接一個地往下問的，直問到你瞠目結舌，來不及應對。這樣一方面可以檢驗辯論者熟練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考驗辯論者的聯想和觸類旁通能力。據記載說，在玄奘的接連問難下，木叉麴多“色遂變動”。至此，可以說木叉麴多已經輸掉了這場辯論，然而他依然不肯認輸並且開始耍賴了。他對玄奘說：
“汝更問余處。”
意思就是讓玄奘再問別的地方。於是玄奘再問，這個老爺子還是講不通，可能是之前已經被玄奘的連續發問給弄懵了的原因吧，被逼急了的他再一次口不擇言，居然說：
“《論》無此語。”
意思就是《俱舍論》裡面根本就沒有這句話。這也等於是在說玄奘胡說八道了。如果換在別的地方，此時在一旁聽辯經的人早就起鬨了，因為辯輸了還不肯下去的話，實在是太沒有風度了。可是木叉麴多在龜茲的地位實在太高了，一時之間也沒有人敢指責他。然而這一天也活該木叉麴多不走運，因為當時聽眾當中恰恰坐著這么一個人，他比木叉麴多的地位還要尊貴。
在龜茲國，除了國王之外，誰還會比這位龜茲國第一高僧的地位高？而且不管怎樣，此人畢竟是龜茲國人，玄奘卻是外來的僧人，他就一定會站出來為玄奘主持公道嗎？他的出現會給這場辯論帶來什麼樣的改變呢？
就在木叉麴多輸了辯論還在硬撐的時刻，當時正好在座的龜茲王叔叔智月出來說話了。這個智月因為出家修行（在當時信仰佛教的國家中，王族出家是很普遍的，而出家的這些人中，有時甚至是王族當中非常出類拔萃的人才。其實歐洲也有類似的情況，歐洲早期的貴族中，也有很多人去當修士），“亦解經論”，也跟著其他僧眾參加了這次會見。聽到這裡，同樣也是高僧的智月就聽不下去了，覺得木叉麴多實在有失龜茲國的體面，於是他亮出自己的王叔身份，站起來告訴大家，玄奘並沒有胡說八道，他問的話在經書里是存在的。
此時的木叉麴多還是不認輸，因此就只剩下最後一個辦法：把經書拿出來對。要知道古人都是把經典背誦出來的，因此到了把經書拿出來對的時候已經非常狼狽，這與木叉麴多的身份、地位以及威望都已經不太相符了。更何況一對之下，經書中果然有這句話。證據面前，木叉麴多只能找了個無奈的藉口——“老忘耳”。就這樣，玄奘的第一場辯論以大獲全勝而告終。
此後，玄奘還在龜茲停留了兩個多月。他之所以會在龜茲停留那么長時間，是因為大雪封路，一時沒有辦法走。從記載上看，玄奘在龜茲的時候，就四處看看，到處走走，好像並沒有把這場辯論的勝利太放在心上。所以他還經常去阿奢理兒寺（奇特寺）看望木叉麴多，找他聊聊天。但是那場辯論的慘敗卻給木叉麴多的心靈帶來了巨大的陰影，因此他看到玄奘總是很不自在，對玄奘的態度也變得很恭敬。比如他原本是大模大樣坐著和玄奘說話的，但是現在卻是站著和他對話。有的時候，遠遠地看到玄奘來找他，他乾脆就躲起來了，並且私下對別人說：
“此支那僧非易酬對。若往印度，彼少年之儔未必有也。”
意思是說：這個從中土來的僧人（用於指稱中土的“支那”一詞出自梵文，很早就有了，因此木叉麴多所說的“支那僧”並不含有貶義）不好對付，如果他去印度求學的話，恐怕在他的同齡人當中，還沒有可以跟他過過招的人呢。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么精彩的一場辯論，在《大唐西域記》裡面卻沒有留下絲毫的痕跡，就連木叉麴這個人都沒有在正文裡面出現過。因此，如果我們光看《大唐西域記》的話，就完全不會知道在龜茲國還曾經發生過這么一場轟動全國的辯論。我想其中原因可能有二：首先，《大唐西域記》這部書，實際上是玄奘取經回到唐朝以後，唐朝政府命令他寫的，其作用主要是為政府提供一些境外的信息，嚴格來講，帶有一定的情報功能。因此，玄奘在書中非常詳細地描寫了他所經過的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包括這些國家中一些比較險要的地理狀況，而較少涉及自己個人的事情。其次，也很可能是後來玄奘自己的佛學修為又提高了不少，因此當他再回過頭來看當年這場勝利的時候，就覺得不足掛齒了。要知道玄奘在印度曾經舉行過全國性的辯論會，他一個人舌戰群僧，在印度贏得要比龜茲漂亮得多。
（註：以上內容引用自錢文忠先生所著《玄奘西遊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