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歷史編撰是科學，還是藝術，或是二者兼之？這是歸屬歷史哲學本體論的一個命題。17世紀，法國哲學家、物理學家笛卡爾與義大利美學家、歷史循環論的創始者維科，曾先後作出了不同的結論，由此引發了西方史學界長達三百餘年的爭論。19世紀末，又有人提出要建立歷史科學，強調歷史學家應該“用精密科學的方法尋找它的事實”。持反對意見者則針鋒相對，主張歷史編撰要詩化，批評那些缺乏“激情”的史學家不過是歷史的“制模工”，不具備“學者的資格”。二戰以後，又有人扯起敘述主義史學的旗幟，要以語言文獻研究方法治史，直截了當地提出歷史編撰是門藝術，讓歷史學家“向敘事回歸”。1973年，美國歷史學家海登·懷特在其代表作《元史學》中不僅肯定此說，而且提出了“成文歷史”的新概念。他強調：“歷史作品以敘事散文的話語作為言語結構”，也就是，編撰歷史首先要“當作一種文學形式來處理”，同時，還應對“歷史感悟和歷史概念的性質和特徵”作“重新定位”。顯然，懷特對18世紀以來傳統史學恪守在科學規則框架內處理歷史編撰問題的治史方法進行了全面質疑。
《元史學》的出版，在西方史學界再次引發了“歷史是科學還是藝術”的大討論。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由於美國權威刊物《反思歷史》發表了著名史學家G·伊格爾斯的質疑文章以及懷特的回應批評，則將這場爭論推向了高潮。“歷史是科學還是藝術”又一次成為“世紀話題”而引起各國歷史學家的關注。所不同的是，這次爭論已由本體論的歷史話語，引申到歷史認識論、倫理學、美學、語言學與諸多學科領域，衍生出歷史編撰中的事實與虛構、描述與敘述、文本與背景、意識與科學等眾多話題的學術討論，涉及了“成文歷史”在走出中世紀以來傳統史學框架後如何在現代與後現代語境下構建治史思維方法、話語約定等史學研究目標的一系列重大課題。無論是伊格爾斯與懷特的辯論，還是喬·巴雷拉重申歷史編撰的“社會科學的基本原則”（《創造歷史與講述歷史》），波蘭學者多曼斯卡強調“歷史的崇高”在於“史學書寫的非審美化”，沃勒斯坦演繹“書寫歷史”與“虛構故事、宣傳、新聞報導”的同質關聯，都表現了西方史學家構建新史學的理論創新的探索精神。
可以說，這一“世紀話題”所賦予的意義將當下國際史學研究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無疑為我國的史學建設提供了可資借鑑的思想資源和治史經驗。
收入《書寫歷史》（“史學前沿”叢書第一輯）的諸篇經典論文對漢語學術思想界重新認識編撰、闡釋中國的歷史有著很嚴肅的啟示意義。筆者認為，至少在二個方面可獲得啟迪。一是新世紀史學研究和理論構建應是開放性的，也就是要自覺地置身於現代性的歷史語境，對傳統史學作全方位的反思，對歷史感悟、史學概念的性質和涵義的演繹需要貫注學術前沿性的探索精神和人文關懷的歷史文化意識；二是構建史學研究目標（包括史學理論的主體研究及文體書寫形式的探索）也應建立在跨文化、跨學科的學術比較的基礎上，在重視成文歷史的方法論創新與重建過程中，不偏廢歷史意識，唯此才能獲得歷史研究的科學方法和真理標準的共識。
當然，《書寫歷史》匯集當代西方歷史學家對“世紀話題”討論的最新成果，並不意味著鼓勵中國史學研究去照搬西方的史學模式和理論體系，而是提倡重在借鑑和參照。這也是出版“史學前沿”叢書的出發點和歸宿。
目錄
第一部分 地點的生產
第一章 歷史研究
方法問題以及意義問題
一、一個指數：論歷史中的宗教意識形態
二、歷史實踐和社會踐行
三、歷史、話語和現實
四、歷史如神話
第二章 歷史編纂行為
一、一個社會地點
二、一種實踐
三、一種書寫
第二部分 時間的產品：宗教考古學
導言方法問題
第三章 可想像東西的顛覆（Inversion du pensable）
17世紀的宗教歷史
一、古典時期的宗教
二、歷史闡釋
第四章 實踐的程式
從宗教體系到啟蒙時代的倫理（17-18世紀）
一、從“教會”分裂到“國家理性”（17世紀）
二、一種實踐的新程式：行為的政治化
三、遵守教規之人的“邏輯”：國家責任與先知主義（prophetisme）的輪換
四、哲學倫理：在18世紀的“合理性”和“有用性”
五、適用於宗教群體的法律：趨向沉默以及文化管理
第三部分 意義體系：書寫與口述
第五章 人種志
口述性，或他者的空間：雷利（L6ry）
一、讓·德·雷利的《寫字課》（1578）
二、文字的弘揚
三、野蠻人的闡釋學
四、撩人的話語
五、看見和/或聽見：眼睛和耳朵
第六章 變遷的語言
女中魔者的話
一、背反和禁止
二、嬗變的文獻：女中魔者們的文本
三、“是我非我”（Jeest un autre）：語言的倒錯
四、一個地點的構建和解構
五、專有名詞的表格：一個“變幻”的地名集
六、闡釋的假象
……
第四部分 弗洛伊德的著述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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