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制背景
1975年商務印書館領回《普什圖語漢語詞典》的任務，商務印書館又找到了當時的北京廣播電台，國家任務交接給廣播電台的普什圖語組。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國內圖書市場書目稀缺，而辭書類圖書幾近成荒。從1975年5月23日到6月17日，一場中外語文詞典編寫出版規劃座談會在廣州召開，會議討論的內容，就是在1975年到1985年這十年間，規劃編寫出版160種中外語文詞典。
對於辭書出版來說，這次會議被認為是一次重要的辭書會議。著名的出版人、商務印書館原總經理楊德炎在2005年撰文提到，“這是我（中）國辭書史上第一次有關辭書編纂出版的規劃會議，也是至今業內最為重要的會議。”詞典規劃（草案）經會議討論後，部分地方的代表主動承擔下一些任務。國務院在下達的通知中，要求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區）有關方面加強協作，力爭提前完成規劃中提出的任務。《普什圖語漢語詞典》一類的，分屬小語種詞典，由商務印書館承辦下來。
編纂歷程
早期工作
商務印書館向車洪才提供了一本從俄語翻譯過來的普什圖語詞典。以這本詞典為藍本，車洪才和宋強民進行普什圖語詞典的編簒。但很快，車洪才發現，俄語的翻譯導致不少普什圖語辭彙的意思產生變化，藍本只能當做參考資料，不能直接使用。
在編纂中，為了讓每個詞的釋義都儘量準確，在原文解釋的基礎上，車洪才又找來普什圖語俄語、普什圖語波斯語、波斯語英語、普什圖語烏爾都語等多種版本詞典互校來確定。編纂詞典的內容涉及詞的搭配，還要列出適量的例證，其中包含了相當數量的成語、習語和諺語。除了要付出時間，詞典編纂工作幾乎沒有任何經費支持。兩個人，北京廣播學院5號樓一間不大的辦公室，一張桌子，一個手工做起來的托架，還有一台借來的普什圖語打字機。
為了排版和保存的方便，辭彙需要逐個抄寫在卡片上。團隊里，宋強民主要負責抄寫和中文的潤色，沒錢購買卡片，車洪才和宋強民托關係找到一個印刷廠，將印刷剩下的邊角料收下，再切割成10cm×15cm規格的卡片。
從1978年到1982年，車洪才的全部精力都用到詞典的編寫上。到1981年，3年時間裡車洪才和宋強民整理出了10萬張卡片，他們把卡片放在木製的卡片箱裡，塞進檔案櫃，足足裝了30多箱，這是詞典約百分之七十的工作量。
任務中斷
之後一系列的工作調動使車洪才被迫暫停了編纂工作，盛著10萬張卡片的檔案櫃在他的辦公室里安安靜靜地待了好幾年。車洪才不放心，有一次回去正好辦公室裝修，他發現卡片竟被工人們鋪在地上墊著睡覺，發了一通脾氣以後趕緊將卡片都拿回家，一一查驗後發現還是少了很多。此後，車洪才和張敏對毀壞遺失的卡片進行過一次補錄。10萬張辭彙卡抄寫完成，詞典的編著工作進度是70%。正當任務講稿完成時，車洪才與他的搭檔的人生經歷變化，任務漸漸被遺忘。在車洪才提交的《普什圖語漢語詞典》編纂材料中，團隊有6個人。車洪才與張敏是主編，最早參與進來的宋強民也在編纂團隊名單里。宋強民忙於工作，後又去了美國，車洪才自己的命運也因國家安排而不斷變化，編纂詞典的任務無暇顧及。其間，車洪才回校教書，參與新專業建設，借調外交部在中東從事外交工作。
2000年年初，車洪才和張敏都被返聘回高校教授普什圖語。其間為教學籌備編寫了4本普什圖語教材，但受限於普什圖語軟體的缺乏，文字書寫差異在編寫教材中難以克服。直到2003年，車洪才在瑞典的一個阿富汗語網站找到一款普什圖語軟體。
任務重啟
普什圖語詞典的任務也在2008年前後得以恢復。此時車洪才和張敏教完兩屆學生，正式退休。兩人沒有事務牽掛，一碰頭，決定就做了出來——將詞典剩下的部分做完。任務時間跨度近36年，中間經歷中斷，又被車洪才再度重啟。2012年，詞典編纂任務初步完成。交稿出版
2012年的4月，中國傳媒大學國際傳播學院特聘教授車洪才將他和張敏共同編纂的200萬字《普什圖語漢語詞典》交付商務印書館。車洪才記得，那一天帶著這本辭書的部分樣稿到印書館時，接待他的工作人員也一時沒有明白眼前這位老人和他所編纂的普什圖語字典是什麼。隨後的時間，車洪才與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多次溝通。編輯讓他放心，詞典已經通過選題。2013年6月，車洪才和另一位詞典編纂者張敏陸續補充一些新的詞條，此外，他還將自己編纂詞典時使用的普什圖語軟體刻入光碟，一併交付給商務印書館。詞典出版的契約簽訂時，當年參與過一段時間編輯工作的宋強民已經去世。輾轉取得對方家屬的委託書後，車洪才代曾經的同伴簽下契約。
車洪才看到過一次排版的樣本，但他一眼發現順序顛倒了。由於普什圖語書寫順序從右往左，排版和印刷過程中需要特別注意。這本詞典詞典字數在200多萬字左右，屬於中型詞典，將一冊付印。按照契約簽訂的規定，車洪才獲得每千字80元的稿費。
2014年4月，車洪才教授花36年完成編纂的《普什圖語漢語詞典》將要出版。36年的時間，車洪才最終完成了一項國家任務。然而，除了編纂者，已經沒有人還記得有這樣一項國家任務了。這項國家任務始於1975年的全國辭書會議；1978年，受命的商務印書館將它委託給了車洪才，然而直到2012年車洪才將他和張敏共同編纂的200多萬字的《普什圖語漢語詞典》交付商務印書館的時候，那裡的工作人員都不知道曾經國家還有這樣一項工作。
詞典主編
編纂故事
1975年，全國辭書會議將編纂《普什圖語漢語詞典》列為國家任務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國內圖書市場書目稀缺，而辭書類圖書幾近成荒。從1975年5月23日到6月17日，一場中外語文詞典編寫出版規劃座談會在廣州召開，會議討論的內容，就是在1975年到1985年這十年間，規劃編寫出版160種中外語文詞典。
對於辭書出版來說，這次會議被認為是一次重要的辭書會議。著名的出版人、商務印書館原總經理楊德炎在2005年撰文提到，“這是中國辭書史上第一次有關辭書編纂出版的規劃會議，也是至今業內最為重要的會議。”
詞典規劃(草案)經會議討論後，部分地方的代表主動承擔下一些任務。
國務院在下達的通知中，要求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區)有關方面加強協作，力爭提前完成規劃中提出的任務。列入規劃的160種中外語文詞典中，不乏寵兒。而像《普什圖語漢語詞典》一類的，分屬小語種詞典，則由商務印書館承辦下來。
1978年，受命的商務印書館將編纂任務委託給了車洪才
1975年領回《普什圖語漢語詞典》的任務，商務印書館又找到了當時的北京廣播電台，國家任務交接給廣播電台的普什圖語組。此時車洪才在北京廣播學院外語系，但已被借調到廣播電台的普什圖語組。
“當初沒有明確分工，負責普什圖語的有十幾個人，有些人做，有些人旁觀。”詞典的後期主要編纂者張敏回憶，後來，車洪才和他的學生宋強民慢慢接下這個任務。
1978年，隨著車洪才工作調動，國家任務被他帶回北京廣播學院外語系。他以前的學生宋強民成為助手，另一位編纂者張敏則偶爾過來幫些忙。
商務印書館向車洪才提供了一本從俄語翻譯過來的普什圖語詞典。以這本詞典為藍本，車洪才和宋強民進行普什圖語詞典的編簒。但很快，車洪才發現，俄語的翻譯導致不少普什圖語辭彙的意思產生變化，藍本只能當做參考資料，不能直接使用。
“詞典是後世之師，至少要影響後邊的兩三代人，有承前啟後的作用，而且，像普什圖語這樣的語種出版機會不多，所以，我們工作非常認真。”車洪才說。
在編纂中，為了讓每個詞的釋義都儘量準確，在原文解釋的基礎上，車洪才又找來普什圖語俄語、普什圖語波斯語、波斯語英語、普什圖語烏爾都語等多種版本詞典互校來確定。
編纂詞典的內容涉及詞的搭配，還要列出適量的例證，其中包含了相當數量的成語、習語和諺語。
“這本詞典雖然不是百科性詞典，但由於語言背景比較特殊，涉及歷史人物、風俗習慣及與宗教有關的詞條，也用簡單的文字略加介紹，免得讀者無處查閱。”車洪才說，自己有時候轉了一上午，為了確定一個詞，而有時，一天也搞不出幾個詞。
2012年，老人將200萬字《普什圖語漢語詞典》交付商務印書館
在1978年接下國家交給他的詞典編纂任務時，車洪才已近中年。任務時間跨度近36年，中間經歷中斷，又被車洪才再度重啟。
2012年，詞典編纂任務初步完成。這年4月，車洪才帶著列印好的詞典編寫過程、體例說明、幾頁已排好版的樣稿以及主編人的簡歷，獨身一人乘坐公交，從中國傳媒大學的家中出發，經兩次換乘，來到位於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務印書館。
他推門進入，卻不知道該找誰。
“你來這裡乾什麼？”門衛問。車洪才答，“我要出一本書。”得知車洪才要出的書是外文類，門衛建議他前往外文室。這是車洪才在1978年以後，第一次來到商務印書館。
其間走錯一次門，等車洪才尋對位置，編輯室一位小姑娘接待了他。車洪才說，要出一本《普什圖語漢語詞典》。對方一時沒有聽明白。在聽車洪才提到詞典的字數是200多萬字後，小姑娘起身叫來編輯室主任。
“這是國家交給我的任務，我現在來交稿。”車洪才將帶來的材料一併交給聞訊趕來的編輯室主任，兩人交談了約30分鐘，這位主任當場表示，會認真研討車洪才帶來的材料。
在闡述編寫過程的材料中，車洪才提到詞典經過商務印書館立項。商務印書館的工作人員隨後在館內資料室查詢，組織編寫《普什圖語漢語詞典》的任務記錄的確在檔，時間是197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