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英[革命先烈]](/img/c/edd/nBnauM3XzMDN1ATN0kDM1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5AzLzM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方英[革命先烈]")
生平
方英，幼年在鄉隨塾師讀書，後入瓦埠國小讀書。
1919年初，其考入安徽蕪湖公立職業學校。五四運動期間，方英主動聯絡學生舉行集會，遊行示威，進而抵制、焚毀日貨，聲援北京學生反帝愛國運動。
1921年3月，他同當時在蕪湖二農讀書的壽縣同鄉薛卓漢等人，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對外稱為“愛社”），秘密學習革命理論。
1923年，方英轉入上海大學學習，受到鄧中夏、瞿秋白、惲代英、蔡和森、張太雷的教誨。同年秋，方英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受黨（上大黨組織）指示回鄉建黨。同年冬，他在壽縣小旬集召開黨員會議，成立了安徽省第一個黨組織：中國共產黨小甸集特別支部，直屬黨中央領導。後以教書為掩護，深入農村調查，培養積極分子，發展黨的組織，開展革命活動。
1924年冬，方英在壽縣中學組織學生會，並以學生會名義編印刊物。因遭到校方阻撓，便與學生會負責人發動全校學生大鬧“飯場”，舉行罷課鬥爭。
1925年5月，組織起“壽縣各界‘滬案’後援會”，舉行遊行示威，聲討英、日帝國主義的罪行。揭露偽商會會長、大資本家劉作臣勾結壽縣北大街的英商“花旗公司”，背叛民族利益的可恥行為。事後，他與後援會人員還募捐銀幣100餘元，匯往上海援助“五卅”慘案中的被害工人。
1926年冬，前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與莫斯科紗廠女工柯勞娃結婚，次年生一子。
1929年，由於革命工作需要，他將妻兒留在蘇聯，以“第三國際”東方特派員身份回國。之後，方英即赴上海，擔任中共中央交通局秘書，負責黨中央與各地秘密交通聯絡工作，協助外交科主任吳德峰工作。不久，接任外交科主任一職。同年9月5日，指定為中央高級訓練班教務主任兼支部書記，主持第三期訓練工作。不久，以中共中央巡視員的身份，到安徽各地視察、指導工作。11月8日，成立獨山革命委員會暴動總指揮部，任總指揮和黨代表，領導獨山農民暴動。
1931年2月，被推選為中共安徽省委書記（未到職）。在巡視皖北期間，根據當時的革命形勢和鬥爭需要，在壽縣、鳳台、阜陽縣委聯席會議上，決定建立皖北（壽縣）中心縣委，管轄壽縣、鳳陽、阜陽、潁上、太和、霍邱、固始、新蔡、息縣9個縣的工作，屬鄂豫皖邊區特委領導。同年3月來到家鄉瓦埠，計畫發動武裝暴動。3月27日，在瓦埠上奠寺主持召開壽縣、鳳台、阜陽3縣縣委負責人會議，趁勢舉行瓦埠暴動，成立皖北紅軍游擊大隊。
1931年4月，參加了中央皖西分特委在金家寨召開的第三次擴大會議，並被選為皖西北特委書記，領導六安、霍山、英山、霍邱、固始、赤城等縣工作。創辦《火花》、《紅旗》兩種刊物，並親自擔任編輯委員。另外，還編印了《告國民黨士兵書》、《告紅槍會民眾書》、《反包圍會剿告民眾書》等10多種宣傳品。5月12日，張國燾在新集撤銷中共鄂豫皖邊區特委，成立中共鄂豫皖分局和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他被選為分局委員。6月下旬，鄂豫皖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召開，他率團參加了代表大會，並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7、8月間，皖西北特委改為皖西北道委，他擔任道委書記。領導了鞏固發展皖西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和支援紅軍的反“圍剿”作戰。不久，因懷疑、抵制張國燾推行“左”傾冒險主義方針，被張國燾批評為對肅反工作抓得不力，又強加給他“改組派”罪名，撤銷其職務。
1932年9月，張國燾擅自撤離鄂豫皖根據地，率紅四方面軍西進川陝，他被迫隨軍撤離。在入川途中，受張國燾之徒無情地折磨，要他背著沉重的米袋，翻山越嶺。由於長期操勞，身體虛弱，又患上瘧疾，方英於同年10月不幸死於途中。
事跡
方英，原名方運熾，化名高中林，1906年生於安徽省壽縣瓦埠鄉。童年在家鄉跟隨曾參加過辛亥革命、具有民主主義思想的張樹侯先生讀書。他學習勤奮，品學兼優，又樂於助人，深受老師和同學推崇。
1919年初，方英與志同道合的曹方化等結伴考入蕪湖安徽公立職業學校。由於他性格開朗，廣交朋友，同學們都樂於和他接近。
五四運動期間，他積極聯絡各校學生舉行集會、遊行示威，進而抵制、焚燒日貨，以實際行動聲援北京學生反帝愛國運動。他在參加社會活動的同時，廣泛結交進步師生，如饑似渴地閱讀進步書刊，不斷接受新文化、新思想。1921年3月，他聽了惲代英的演講，更加激起了探討社會變革的革命熱情。
1923年5月，方英與在蕪湖讀書的曹蘊真、薛卓漢等壽縣青年，發起成立了“愛社”，秘密學習革命理論，主張將來從事農村革命運動。他們經常郵寄《新青年》、《嚮導》、《唯物史觀》、《社會進化史》等書刊給家鄉青年閱讀。同年夏，他轉入上海大學學習，受到鄧中夏、瞿秋白、惲代英、蔡和森、張太雷等的教誨。是年冬，方英跟隨共產黨員曹蘊真等回到家鄉壽縣以教書作掩護進行革命活動。中共壽縣小甸特支成立不久，他經曹蘊真和薛卓漢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春，方英任小甸特支組織委員。不久，中共瓦埠國小支部建立了，方英任書記。
1924年冬，方英在壽縣中學組織學生聯合會，編印刊物，宣傳革命。面對基督教在壽縣的盛行，他聯絡各界人士，組成壽縣“非基督教大同盟”，揭露教會的虛偽和欺騙。五卅慘案後，他遵照黨的指示，組織了“壽縣學生滬案後援會”，在城鄉各地宣傳募捐，舉行遊行示威，聲討英、日帝國主義罪行，並在壽縣各商店搜查、焚燒日貨，聲援上海工人運動。
1926年冬，黨中央選派方英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留蘇期間，他與莫斯科紗廠女工、共產黨員柯勞娃結婚，次年生一子。1929年，由於革命工作需要，他將妻兒留在蘇聯，以“第三國際”東方特派員身分回國，改名方英。適逢黨中央第三期高級訓練班開學，他任教務主任，並由黨中央指定擔任該訓練班的黨支部書記。後來，他任中央巡視員到安徽視察和指導工作。這時黨的主要任務是組織農民武裝暴動，實行土地革命，推翻國民黨反動政權。方英肩負重擔，奔走於江淮之間。
1929年8月5日，方英以中央巡視員的身分在六安、霍山兩縣交界的豪豬嶺主持召開了六安、霍山、霍邱、壽縣、英山、合肥六縣黨的聯席會議。會議集中討論了武裝起義問題，決定採取以農民暴動為主體與民團起義相結合；以武裝起義為主體與民眾運動相結合的方針，積極從事全面發動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同時報請黨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六安中心縣委，以加強對六縣的統一領導。
1929年11月，方英親自參加並領導了六安獨山農民起義，起義勝利後，成立了三區(獨山)工農革命委員會總指揮部，方英任黨代表，鮑益三任總指揮。起義隊伍編為一支72人的游擊隊，又從農協會員中挑選出一批骨幹組成赤衛隊。為了反擊敵人的圍攻，方英和鮑益三率領游擊隊和赤衛隊，用僅有的長矛、土炮據險固守，使敵人數次強攻都未能奏效。11月17日，六安三區游擊隊分三路圍攻麻埠，因敵強我弱，雖經激戰，未能取勝。為保存實力，避免傷亡，方英將隊伍撤至龍門沖，攻打土豪張漢卿的圩子。張聞訊攜家眷、財物逃走。游擊隊攻進圩子後，打開張家糧倉，開倉放糧，賑濟民眾。同時派人去諸佛庵、流波與紅三十三師聯繫，準備再度進攻麻埠。11月22日，方英等率隊回到朱家灣，途中被敵陳濯漢旅包圍。游擊隊邊戰邊退，奮勇衝殺，突圍後退至河口，圍攻麻埠的計畫遂告結束。
獨山起義後，國民黨反動派加緊向獨山蘇區進攻，瘋狂摧殘革命力量，不少黨組織被破壞，有的人變節投敵。在這緊急關頭，方英召集六安中心縣委及暴動總指揮部舉行聯席會議，總結獨山起義經驗教訓，重點研究了整頓組織、擴大武裝、訓練幹部、清洗內部等問題。會後，方英等分頭深入各地開展工作。
1929年底，方英回到黨中央，被分配到中央秘書處外交科工作。他負責交通員的思想教育以及研究指導和檢查交通員地下工作的重任，不久接任了外交科主任職務。
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方英表現出高度的黨性原則和組織紀律性。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王明被選進了政治局。方英留蘇時，對王明極為了解，認為王明是一個沒有任何實際革命經驗而喜歡誇誇其談的人，不適合擔任中央領導的重任。他把自己的看法通過組織反映給黨中央。但由於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操縱會議，他反映的情況未能阻止王明進入黨的最高領導層。
1931年2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成立，此時化名為高中林的方英已由上海歸來，被推選擔任省委書記。在方英未到職之前，書記由宣傳部長王華(王步文)代理，組織部長賀昆榮兼任工運部長，郭春華任軍委書記。方英參加組建安徽省委工作不久即到皖西北巡視。3月27日，他根據當時的革命形勢和鬥爭需要，在壽(縣)、鳳(台)、阜(陽)縣委聯席會議上決定建立皖北(壽縣)中心縣委，管轄九縣工作。同時決定發動瓦埠農民暴動。
3月29日，參加暴動的隊伍千餘人，暗攜武器，裝作趕集，從四面八方雲集泰山廟。起義隊伍逮捕了豪紳地主10多人，繳獲長短槍20餘支，發動400多農民分掉地主糧食200多石。這次起義打擊了封建豪紳勢力，支援了紅軍粉碎蔣介石對鄂豫皖蘇區的第三次“圍剿”，揭開了壽縣人民武裝鬥爭的序幕。
1931年4月17日、18日兩天，中共皖西臨時分特委根據黨中央指示，在金寨召開第三次擴大會議，將中共皖西臨時分特委改組為中共皖西北特區委員會，方英任書記，楊季昌任組織部長，薛英任宣傳部長。特區領導六安、霍山、霍邱、商城、英山、合肥等19個縣。
為了搞好皖西北根據地的宣傳工作，特委組成編輯委員會，方英任編輯委員，創辦《火花》與《紅旗》兩種報刊。另外特委還編印了《告國民黨士兵書》、《告紅槍會民眾書》、《反包圍會剿告民眾書》等十多種宣傳品。特委為了加強對白區的宣傳，在敵人嚴密封鎖下，利用皖西北地區河流較多這一地理條件，發動民眾製作許多小木牌，在木牌上寫各種標語、歌謠或畫漫畫，放到河裡，讓這些木牌隨著水流方向，漂到白區去。此外，在政權建設、土地革命、民眾組織和地方武裝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績。黨員由原來的2400多人增加到5000多人，黨在民眾中的政治影響迅速擴大。
正當鄂豫皖紅軍和皖西北根據地進一步發展的時候，張國燾到了這裡。1931年5月12日，張國燾在河南光山縣新集召開會議，撤銷中共鄂豫皖特區委員會，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張國燾任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方英被選為分局候補委員。張國燾到鄂豫皖根據地後，全面推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各項政策，進行錯誤的軍事指揮。方英率領皖西代表團參加鄂豫皖省委在新集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就無意中觸犯了張國燾。會上，方英報告了皖西北地區的軍事形勢和鬥爭策略，高度讚揚了根據地的歷史作用，贏得了熱烈的掌聲。張國燾是抱著“改造”鄂豫皖根據地和紅軍的目的而來的，只有否定根據地的成績，才能投合他的心意。因此，方英的講話引起張國燾的嫉恨。張國燾遂於12月以所謂“肅反”不力，，撤銷方英的皖西北特委書記職務，後來又強加給他“改組派”的罪名，使他蒙受不白之冤。
1932年6月，蔣介石對鄂豫皖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反革命“圍剿”，張國燾拒絕正確的作戰方針，擅自撤離根據地，率紅四方面軍進川陝。方英被迫隨軍撤離。
在進川途中，張國燾一夥無情地折磨方英，要他背著沉重的糧袋，翻山越嶺。由於長期操勞，方英身體瘦弱，又患上瘧疾，不幸於9月病逝於途中，時年26歲。
全國解放後，黨組織為方英同志進行了平反，追認他為革命烈士，為其親屬頒發《烈屬證》。
革命歷程
方英，原名方運熾，1906年出生於安徽省壽縣瓦埠鄉竹園村。他少年時就有俠肝義膽，嫉惡如仇，雖出生於富庶之門，卻常為窮苦學生仗義執言，打抱不平，並經常在經濟上幫助窮人子弟，因此深受同學愛戴和師長推崇。
1919年初，方英考入蕪湖公立職業學校。他性情開朗，善於言談，喜愛體育運動，同學們都樂於和他接近，他在學生中也很有號召力。不久，五四運動訊息傳到蕪湖，他積極聯絡各校學生舉行集會和遊行示威，開展抵制和焚毀日貨的鬥爭，以實際行動參與反帝愛國運動。此後，他更加積極地投身於社會活動，廣泛結交進步師生，如饑似渴地閱讀進步書刊，自覺地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不斷薰陶。1921年初，他在蕪親耳聆聽了革命青年導師惲代英的演講，深受啟迪，思想發生急劇變化，從此開始秘密學習革命理論，並與志同道合者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經常利用在外實習的機會進行學習交流。同時，他還把《新青年》、《響導》、《唯物史觀》、《社會進化論》等進步書刊郵寄給家鄉的青年閱讀，播撒革命的火種。
1923年下半年，他轉入上海大學學習，受到鄧中夏、瞿秋白、惲代英、蔡和森、張太雷等人親切教誨。1923年冬，方英回鄉參加革命活動，同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春，他開始擔任中共壽縣特支組織委員，以教書為掩護，深入農村，培養革命青年，發展革命運動。1926年，黨組織安排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留學期間，他與一蘇聯女子結婚，並生有一子。1929年，黨組織派他回國，由於非常時期，他只能將妻兒留在蘇聯，自己以“第三國際”東方特派員身份回國。夫妻、父子從此天涯一方，竟成永別。回國後，他歷任第三國際東方特派員、中共中央巡視員、中共安徽省委書記（未到職）、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員、皖西北特委書記、皖西道委書記等職。他是獨山暴動、瓦埠暴動的組織者和領導人，皖西北革命根據地創建者之一。1932年，他被張國燾迫害致死，時年26歲。
